编者按:会不会有那么一群人,从未在战场上冲锋,甚至手无缚鸡之力,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未来?抗战期间,中国五所大学迁入华西联合办学。长江边的小镇,一批研究古籍、古建筑的知识分子默默记录历史,悄然改变着明天的方向。时间线上,起风了。
风起华西
慕明 | 科幻作家,谷歌计算机工程师,现居美国。其作品关注历史、艺术主题,融合信息科技产业前沿的技术细节,以大众的方式解读科技发展逻辑。著有《时间之心》《宛转环》等,其中《宛转环》一文获第五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最佳科幻内核奖。《沙与星》获第六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特邀评委选择奖。作品《假手于人》获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一等奖。
2018年初,我在报社的工作经历了一些变动,渐渐萌生去意。临行前,师父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太累了,先回老家休息一段,过了春节,再决定去留。
其实我俩都知道,真正的原因不是累,而是焦虑。进社的前几年,焦虑的是选题突破不了,后来即使突破了选题,稿子也常常发不出去。再后来,很多题连做都做不下去。现在早已不是师父入行的那个黄金年代,我常常在深夜的编辑部里,看着屏幕上那些永远也不可能发出去的文字发呆。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入行时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口号,如今显得无力。走的人不止我一个,事实上,远比留下来的多。师父和我都清楚。
我回到了成都,想着渐渐抽离,不再看稿子,打算出去走走。回乡于我本来只是暂时逃避,却未曾想,一段旅程,就从那时开启。
那天我信步而行,不知不觉,走到了曾经长大的华西校园。
晦暗天色中,有黄角兰若有若无的清幽香气。转过钟楼,荷花池里是满塘残荷,几位老人在池边的回廊里闲坐,有一搭没一搭地摆着龙门阵,一切都像小时候一样。
一阵风起,银杏叶纷飞,池边角落里,一块不起眼的石台慢慢现出形状。
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战事起......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先后迁蓉......联合办学......国难深重而弦歌不绝......
我念出了声。彼时我对历史不感兴趣,职业要求我更多地关注瞬息万变的当下,迫在眼前的未来。比起国计民生,那些故纸堆中的往事,不过是有闲阶级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
我忽然一阵难受。职业使然,我很容易分辨出那些想要讲述却无人倾听的时刻。
他显得喜出望外,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往事。我开始只是礼貌性地点头附和,渐渐地,却慢慢挺直脊背,甚至屏住气息。待到告一段落,我才恍然发觉夜幕四合,地面早已被细雨浸湿。
我伸手,慢慢摸索石台背后,试图从指尖的触感中重新拼凑出那行粗糙的字迹。
它的确在那儿。那个小镇的名字,以及那个意义重大却又语焉不详的指称。在罗老的讲述中,那是八十年前的往事留下的唯一印记。
“罗老,您,您能不能跟我去一趟李庄?我想重新查证一下......” 我激动万分,转过身,却发现罗老者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而我在这一年中,数次往返于成都与那个川南小镇之间,甚至还跑了几趟重庆和上海。我想从模糊不清的史料记载,当地零落的遗迹中,交叉验证信源,却最终只得到一个故事。一个过于离奇无法见诸于报章,又过于厚重无法完全视为戏说的故事。
犹豫良久,我组合了各种资料,以罗老的口吻写下了这个故事。我知道,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这都并非一篇调查报道,而更像一个老人的梦,却将深刻地影响我今后的人生轨迹。
我叫罗金福。民国三十九年,也就是1940年,我十四岁,在李庄镇张家大院的省立宜宾中学念书。学校是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空袭,在1939年迁到乡下的,可是在乡下的日子也不好过。那一年,春旱接着伏旱,水井用两根竹竿都扯不起来水。豌豆,麦子都颗粒无收,我们就摘了榆树叶蒸来吃,到最后,连榆树叶都吃完了。
6月份,宜昌沦陷了。到了10月中旬,就有木船装了一船一船,贴着“中央”字样封条的板条箱,从宜宾驶来,在李庄的木鱼石卸货,总数有几百个,开始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木鱼石是李庄板栗坳山下,一块形状像木鱼的江石。那时候,从长江上来的旅客与货物,都是坐了民生公司的驳船,溯江而上到宜宾,再转木船,到李庄。
先生们也是在那时候来到李庄的。从10月底到12月初,木鱼石上的木船往来不断,羊街的姚家大院,麻柳坪的钟家花园,还有水井街的张家大院等等,渐渐住满了同济大学的师生,研究院的先生们和眷属们。当地人管他们叫做“下江人”。
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先生们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做研究。但是那时,战事节节紧逼,从东北到海南岛,国土沦陷了大半,谁也不知道长江天险能挡得到什么时候。就在几百公里外的重庆,大轰炸已经死了几万人。就连我们中学里,也没有几个人能安心学习。那些远来的先生们却不一样。
牌坊头有一棵大的桂圆树,每天早上,工友在桂圆树下一摇铃,分住在六七个大院里的先生们,就夹起书本稿纸,到研究所的各个办公室里上班去。每天下午,再一摇铃,就下班回家。他们各上各的班,比我们上课还清静。
我从窗缝里偷偷看过他们的研究室,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连个书架也没有。他们就整日坐在那里,读书抄材料。有时,还能看见那些拆了封条的板条箱,放在屋子昏暗的角落里。
那些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值得先生们冒着战火,一路颠簸,从卡车,火车,换驳船,木船,送到这山坳里?那时候,镇上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很好奇。
那是41年,春节刚过的一个早上,我照例从镇上的小石印社取了报纸。住在板栗坳的几位先生身体不好,托我帮他们跑腿。可还没等我爬到高石梯的一半,就碰上了给先生们送菜的老李,慌慌张张地挑着担子往山下跑。
“小罗,莫去!莫去!” 他不由分说地抓住我,“研究所去不得了!”
“怎么了老李?” 我莫名其妙。研究所的先生们个个文质彬彬,虽然不大与村里人交往,但平时待人也都和气,怎么把老李吓成这样?
“吃人了!下江人,吃人了!” 老李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那些板条箱子记得不?怪道他们遮遮掩掩,那里面,脑壳,肋巴骨,我看得清清楚楚,全是人骨头!”
“什么?” 我吓了一跳,“不,不可能吧......”
可是老李不听我说,径直下山去,一边走,还一边喊,吃人了!吃人了!
被惊动的四乡乡民,都拿出了竹梆,跑到山顶上使劲儿地敲。不到两个时辰,喊声,梆梆声就传遍了整个镇上。不少人家在自家门上挂起了照妖镜,点起了柏枝。镇上的老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关于沉塘的规矩,县长和驻军头目则如临大敌。
“嘭,嘭,嘭——” 我使劲儿地敲着板栗坳上,戏楼院的厢房木门。老李看见的人骨头,就是在这间屋里。
“小罗?” 开门的是梁先生,他一身长袍,身量很高,几乎从不出门,神情里却总是疲惫。
“梁先生,山下都在传,研究所......吃人。您......要小心。”
“谢谢你。” 他笑了笑,却并没有继续接话,准备关门。
“梁先生!那箱子里......到底是......” 我忍不住。
他顿了顿,瘦弱的背心耸动了一下。“这是我们不惜性命也要保护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武器。”
“武器?” 我迷惑不解。无论那个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先生们怎么也不像能拿起武器,上战场的人啊。
后来回想起来,那时即使梁先生向我解释了特别行动组的使命,限于学识与经历,我也不会理解。但是我记得梁先生语气中的敬畏与热忱。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在某些时候,甚至不需要打开门,只是在门口真诚赞颂就足矣。
空气中的不安持续了几个月。待到蝉鸣幽树,蛙噪稻田的初夏时节,研究所在李庄的田间坝上,举行了一场具有全国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那一个个神秘的板条箱被悉数打开,里面是殷墟的殉葬人骨骼,甲骨文碎片,还有各式各样的石刀石斧,骨环骨针,青铜鼎,盥,簋,觚。李先生,梁先生,董先生等大学者担任解说员,介绍考古和历史学工作的任务,性质,意义。海报从李庄到南溪,到宜宾,沿着长江两岸,顺着条条山路广为张贴,参观者不光是李庄的父老乡亲,就是成都,重庆,泸州等地的人们也都扶老携幼,纷纷赶来。乡亲们不再害怕吃人的“下江人”,柴米油盐又重新送进了先生们的院子里。
只有我隐隐觉得,在梁先生说的话里,还有另外一重我尚不能体会的含义。
41年夏天,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对重庆的轰炸更疯狂了。镇上虽然没有敌机轰炸,但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中学停了课。我却不想回到乡下老家去。
战火虽未燃烧到山坳里的小镇,但早已打碎了这里千百年来的平静空气,也打破了我的生活轨迹。看着那些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大学生们利用铁棒固定滑轮,做上下起吊,用圆木固定滚筒,前后平移,把东岳庙里的古老神像请出去,开辟出一片课堂,又从下游运来直流发电机零件,自行组装,供应全镇照明和机器打米,即使是大字不识的乡亲们也能体会到,声光电化具有的奇妙力量。
而更吸引我的则是南华宫。我常常混在学生堆里,去听理学院里那些南腔北调的先生们讲课。我在中学只学了初等的算学,国文,对于课程大多数是听不懂的,好在我认识了程大哥。
程大哥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助教,曾经留学德国,37年底回了国。他为人开朗,一头自来卷,每天都用梳子沾了刨花水,梳得油光水滑,穿着一身格子西服,很是洋气。我和他是在镇上的石印社认识的,他来给学校自己的油印报社采买工具。后来他见我好学,就破例帮我办了旁听生的身份。他常常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我讲解那些奇妙的知识,讲人是如何由猴子进化而来,时间如何与空间相互变化,也讲飞机为什么不会掉下来,甘油又是如何与硫酸化合形成炸药。他说比起现代西方文明,中国在科学上实在是落后太远,所以面对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我们不得不东躲西藏,从南京上海,到成都昆明,再到李庄这个山坳里。每当说到这里,他都会神情激动,握紧拳头,像个随时要奔赴战场的士兵,而我也往往被他的情绪感染。
在这样的情况下,板栗坳的先生们,在我眼中显得越发不合时宜。国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那些关于几千年前的文史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虽然仍帮他们跑腿,但对那些板条箱中的事物,渐渐失去了兴趣。
只有那一次,梁先生所说的“武器”,依然让我有点放不下。
41年秋季的一天,我照例从石印社,给戏楼院上的梁先生送材料。梁先生此时已经卧病不起,他在病榻旁放置了几张台面,堆满了书稿和资料,又弄了一块木质写板,可以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他那天兴致出奇地好,竟然叫我进去坐坐。
“小罗,你不是对考古感兴趣?” 他垫起后背,一边在写板上的纸上描画,一边说,“你看,你刚送来的这部印好的书稿,咳咳,就是关于仰韶,龙山,和殷商文化叠压关系的,咳咳,考古报告。从错综复杂的地层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判断出来了,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迷雾一样的历史节点,就在我们的记录中,渐渐清晰了——咳咳——”
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话,我赶忙给他倒水,多时的疑惑脱口而出,“梁先生,你都病成这样了......现在这个时局,这些研究......就是印出来,又有几个人看呢?”
咳嗽声更剧烈了。我后悔不该说那话,不敢抬眼看他。待到他终于平静下来,我却惊异地发现,梁先生消瘦的面容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
“小罗,我,咳咳,现在没法儿告诉你全部,但是,我们这些故纸堆中的功夫,也是有一些用处的。假如一切顺利,12月,咳咳,12月初,格局,就会有转机。”
我那时以为他是发了烧,开始说胡话。直到41年底,一封封重庆发来的电报,突然在小镇凝重的空气中激起了一波又一波涟漪。程大哥带领油印社的同学,连夜推出了一张张传单,在人们手中传阅着。人群议论纷纷,有兴奋,也有焦虑。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场席卷全世界的,艰苦战争的走向,可能就在1941年12月上旬,那个冰冷的早晨悄悄改变了。
我紧紧握着传单,三步两步地跑上高石梯,直奔戏楼院。我想要跟梁先生通报,更想知道,难道那些板条箱里,真的隐藏着他所说的秘密武器,可以让他在几个月之前,就能知道千里之外的太平洋战场上将要发生什么?
可是我没能见到他。戏楼院厢房门紧闭,站在门口的,是另一位先生。他与梁先生长得很相似,也是高个子,圆眼镜,不过没穿长衫,而是穿着西装马甲。年纪不过三十多岁,背却驼得很厉害。
“我要见梁先生!” 我挥舞着手中的传单,“他跟我说过的,他是对的,对的!”
他诧异地看着我,“三哥刚发了高烧,肺病很凶猛......可是......难道他告诉了你......”
“先生也知道,对吗?梁先生说过,这就是你们的秘密武器,那些几百,几千年前的古书,文物......” 我兴奋得语无伦次,“你们都知道......”
他举手示意我不再说话,同时接过了我手中那张简陋的传单,只是匆匆扫了一眼那行粗糙而醒目的大标题。如我所料,他并没有太惊讶。
“既然如此......” 他沉吟半晌,“你到月亮田来吧。我们那儿正好需要练习生。写字,画画,你都会一点吧?我和三哥做的东西不太一样,不过也相通。”
我心脏怦怦直跳,感觉在慢慢靠近一个巨大又难以言传的秘密。梁先生,还有眼前这位陌生的先生,都极其瘦削,不要说战场上冲锋陷阵,就在平时也是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在他们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某种我尚未知晓却又极其向往的力量。
我就这样成为了营造学社的一名练习生。月亮田在板栗坳还要往西,竹阴丛里,有几间张家以前的老房子,营造学社人不多,都安顿在这里。最大的一间房是从南到北打通的一个工作间,放了些桌凳,画板,我们写作和绘图都在这里。穿过院子走廊,两间朝南的卧室,一间是梁先生的孩子们的,另一间,就是梁先生和梁夫人的。
和板栗坳的先生们研究文物古籍不一样,在月亮田,梁先生的板条箱里全是墨线图,上面描绘出了遍布全国的古建筑结构,平面,立体,剖面,比照片还要详细精美。我就在这里开始学习中国古建筑的绘图。梁先生从绘图板,丁字尺的使用,到削铅笔,擦橡皮,蘸墨,拭墨的小技巧,都手把手地教给我。营造学社的其他几位更年轻的先生也对我进行了细致的指导。那时候,我只是个中学肄业的农家少年,但他们那种耐心,细致的态度,是我难以忘怀的。我跟随他们调查川南民居,测绘旋螺殿,渐渐喜欢上了这种紧张清苦,却又无比充实的生活。这让我不去在意盘旋在头顶的阴霾,也摆脱了那种无所事事的迷茫空虚。
我没有再去问梁先生,关于1941年12月7日那件事。我注意到梁先生每隔两周,就会夹着一沓刚刚整理好的资料,往镇上的邮政所去。我想,那大概就跟那件武器有关。
我相信,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在合适的时间,梁先生就会告诉我。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梁太太。和一般的主妇不同,她和梁先生并肩工作,甚至比梁先生更卖力。那时她也患了肺病,在冬天,大多数时候都得躺在床上,却在能坐起来的时间里,点着油灯校阅,写作。在她的房间里,常年放着几张唱片,我就是在那间阴冷潮湿的小屋里,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梁太太最喜欢的是劳伦斯·奥利弗的莎剧台词录音,我进去送资料,取画图时,常常听见她在独自念诵,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听得多了,我也不知不觉地跟着模仿,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想学英文吗?我教你。” 她显得很高兴,勉强支撑起来,“首先,得从字母开始......”
就这样,我在营造学社进修了将近两年,渐渐把这里当做了家。到了1943秋季,梁先生和梁太太合著的《中国建筑史》已经大致完稿,书中尚有八十幅图需要校订,誊清,定稿。他们每天都工作到半夜,我和另外几位老师作为辅助轮流值守。
也就是在那个深秋,“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正式启动。
“国将不国,何学术为!爱国第一,抗日为先!” 省军管区参谋长亲自到转移到三台的东北大学演讲,演讲全文印发全省各校。
消息传到李庄,同济的学生们纷纷报名,就连在板栗坳的研究院,那些埋首于古籍中的,年轻的先生们,也有人陆续请缨。如同古井中投入石子,我再也坐不住了。那种放下笔和尺,扛枪赴前线去打仗的冲动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我无法忍受。
怀着惭愧,我向梁先生请辞。我知道现在是学社的关键时刻,最缺人手,但是比起那些千百年前的记录,一寸寸染血的山河,在此时,更让我感到切肤之痛。
“小罗,你还记得,我们见面那天吗?你说,你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武器......”
“你觉得,那是什么呢?” 他问我,镜片后的眼睛闪亮,“我们所珍视的,随着我们颠簸流徙,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那一个个板条箱里的,或者是我们为之呕心沥血,想要寻找,测量的,想要从不确定性的迷雾中分辨清楚,记录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历史。” 我不确定答案。梁先生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可是......
“不错。但是历史,又是什么呢?一片空白无法告诉我们历史,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无法告诉我们历史。历史只因为坚实而确切的记录的存在,才切实存在。没有记录,我们的过去将不再唯一,而是无数条分叉的小径的集合。” 梁先生的声音变得很飘忽,很远。
错综复杂的地层中,我们第一次判断出来了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
利用有年历根据的甲骨文,把商代晚期二百多年的历史轮廓扎扎实实地重建起来......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古建筑除了审美和欣赏价值,更反映当时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有时可以佐证文献和考古发现,有时是历史事实仅有的遗存......
“可是......可是,这和12月7日那件事......” 我张口结舌,心中隐隐有雷声碾过。
“......这就像一条由许多个点组成的墨线。当有足够多的结点被确定,墨线的另一端,也就会显现出形状。” 梁先生缓缓说,“这是李庄特别行动组成立以来的重要使命。历史的重要性从来不只在于过去,而在于当下,在于未来。”
“你也是其中一员,快两年了。” 他莞尔一笑,“别看我们在这山坳里,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战场上。是和敌人的对抗,也是和自己的对抗。虽然隐秘,但我们的笔和刀一样锋利。我不能说更多了。”
我怀着无法言喻的心情回到李庄镇上,穿过高喊着口号的人流,在南华宫找到程大哥。他正在赶制新的传单,“国破家亡君何往”的口号用鲜红的油墨印刷,在阳光下闪耀。
“程大哥!我记得你讲过......” 我气喘吁吁,“有一种观察者效应......对于,对于时间,也是成立的吗?假如......假如对时间的记录,观察影响了时间本身,会怎么样?我们的过去,未来,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他一愣,显然没想到我会在此时此地,问出这样的问题,手中的工作也停下了。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良久,他摇了摇头,重新露出开朗笑容,“爱因斯坦都说过,时间是一种幻觉。我们能够决定的,是此时此刻,也可能,是每时每刻。”
那天晚上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去报名参军。回到营造学社,梁先生仍伏在案前画图,为了缓解颈椎病,他用一个小花盆支撑住下巴,见了我,点了点头,就又俯下身去。
“我们的武器......除了确定未来,还能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能做。不过,它能给人们最好的东西。比飞机大炮都更强大。”
“是希望。小罗,等着吧,那一天,虽然艰难,但是并不远了。”
梁先生没错。在熬过了惨淡的1944年后,西南方面的补给线终于全面贯通,印度的输油管道一路修到了昆明。而湘西战场奇迹般的节节胜利,更是给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希望。防御终于变成了反攻,胜利,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线,虽然单薄,却是不折不扣地照进来了。
我仍旧在营造学社工作。我并不清楚我们的工作具体是如何转化成为了那条时间之流上的细小节点,梁先生没告诉我更多。但是,我知道,那一组组经由我们整理,记录的微缩图样,会和那些来自板栗坳的,从故纸堆和古文物中探求所得的文字一起,由李庄发往重庆,发往华盛顿,甚至,发往某个我们所不知道的虚无尽处,经过汇总,加密与计算,成为一张更为宏大的版图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一个个细微的局部,让一种描绘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庞然模式成为可能。每当这时,我就会感觉到手中的鸭嘴笔格外沉重,我知道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条线,即使现在无人阅读,但是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力量。
在千百年间的长夜里,那些甘愿承受生命威胁或者精神屈辱,在竹简上秉笔直书的记录者们,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们是否也出于同样的心情?他们的观察,梳理,记录,阐释,是否正是我得以存在于此处的原因?
那是1945年8月的夏夜。梆子声和呼喊声突然打破了闷热的空气。呼喊声由远及近,从一座座农舍,传到一个个大院,我忙不迭地冲出门去,加入人群中,拉起一双双手,敲开一扇扇门,传递着那条早已默念了无数遍,如今终于变为现实的消息。
梁先生微笑着,朝我眨了眨眼。我激动地冲他喊着,声音瞬间淹没在梆子声,和人群更大的欢呼声中。
李庄的使命结束了。先生们收拾好行李,陆陆续续地启程了。
给先生们送菜的老李,最后一趟生意,是帮研究所搬迁。从板栗坳到木鱼石,一天要跑四五趟,那些曾经神秘莫测的板条箱,如今又被仔仔细细地封好,码放整齐,堆在了木船的甲板上。
住在戏楼院的,考古所的梁先生已经病得不能起身,平躺在滑竿上,从高石桥一直抬到了木鱼石,又上了船,去重庆治病。
程大哥没有跟学校一起回上海。他也去了重庆,却没告诉我他要去干什么。
特别行动组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在过去几年里,我渐渐体会到,我们所做的工作,其意义,甚至不单单是一件武器。
我无法忘记在1944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梁先生交给我一沓没有地名标注的晒蓝图纸,让我按他用铅笔标出的符号,画出古建筑文物的分布位置。
那不是任何一个中国城市,而是日本的京都与奈良。那是为反攻的空袭提供的豁免区域地图。
在梁先生的心里,那个封存于古籍与古建筑之中的,描绘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庞然模式并不单单为某个人,某场战争,某个国家服务,而是为人类共有的,对这个世界的本质的描述。而一旦选择成为了时间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就需要有守护的责任和勇气,跨越一切。
我跟着他们去了北京。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为着古城墙,古长城,古运河,尽了一点自己的力。可惜啊,有太多的东西,没来得及拍一张照片,画一张图,写一行字,就永远地消失了。
罗老的故事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为了查证他讲述中的细节,跑了许多次李庄。我看到了那块江边的木鱼石,以及石头后面那蜿蜒的高石梯,与川南的青翠山岭一般,千百年来,未曾改变。我也看到了营造学社的旧址,梁先生的卧室如今变成了鸡舍,工作间则变成了堆杂物的房间,地板腐朽,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冒起阵阵呛人的烟尘。我甚至在重庆渣滓洞纪念馆里,发现了程大哥的名字。在陈列烈士遗物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张写满量子力学公式的泛黄稿纸,在阴冷的囚室里,显得有些突兀。
但是我无法找到任何关于特别行动组的资料。确凿事实与外围证据编织成的茧壳犹在,但茧中的虫,却不知何时,已经长出翅膀,消失不见了。中国李庄的故事,变得比英国的布莱奇利公园更神秘。
我试图联系当年的先生们。然而故人早已离去,即使是他们的孩子,如今也是耄耋之年,他们没有听说过。
走投无路,我找到了一个在成都的老同学。他自小喜欢物理,如今是某大学的科研人员。他听了我的讲述,沉默良久。我以为他觉得这太荒诞。
可是没想到,他说,这很像量子力学中的延迟选择实验。事件的观察者,对于我们称之于“过去”的事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过去不是实在的,唯一的,而是无数种可能性的集合。我们在“现在”所做的观察,或者说选择,让这无数种可能的过去坍缩成唯一的解。除非“过去”存在于一个观察记录中。假如宏观世界真的具有量子本质,那么考古学者,历史学家,古建筑专家,就是写下那些观察记录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确造就了世界的模样。
“那么,时间......的确有可能......不存在?” 我听不太懂他的解释,只得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最简单却最不可思议的问题。
在近一年的调查中,我慢慢重新找到了写作的意义。比起八十年前那不为人知的煌煌伟业,我所做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在面对国脉民瘼之时,曾经流转于前人手中的一支支史笔,如今,可能有极小的一部分,也如接力棒一般,存在于我敲打出的一个个方块字中。
我给师父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很快就会回去。只是还要完成一件事。
一年之后,又一次临近春节。我再次徜徉在华西钟楼后的荷塘边,抚摸着那块石碑背后不为人知的刻痕。春节本该是辞旧迎新的时刻,我却被一桩旧事困在这里。
枯坐良久,天色渐渐转暗,银杏叶在风中簌簌作响,一圈圈涟漪在塘中荡漾开来,就像那我无法理解的量子涨落的海洋。
历史只因为坚实而确切的记录的存在,才切实存在。没有记录,我们的过去将不再唯一,而是无数条分叉的小径的集合。
也许的确有特别行动组,也许没有。但是只要我把这一年来的观察,思考,如实记录呈现,那么或许,在冥冥中,那场隐秘的战役,那支没有番号的部队,就会切切实实地存在于某个时空之中。而那些充满了智慧,热忱和勇气的心灵,也就会如星光闪耀,光芒将跨越无数层叠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哪怕,来自那个时空的光,只照耀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历史枝蔓丛生,未来早已确定。虚无消解时间,记录指引永恒。
附记:本文中的史料主要参考自 岱峻著《发现李庄》,《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等。
评论区
共 20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