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往日不再》和《混乱之子》背后，真实的飞车党生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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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英文原文
原标题：I Was a Hells Angel for 40 Years. This is the One Time I Doubted the Outlaw Lifestyle.（我为地狱天使帮效力四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怀疑江湖生活的时刻）
作者：乔治克里斯蒂
背景简介：乔治克里斯蒂，出身于美国海军陆战队，1960年代以“潜在成员”身份入帮，1976年升级为“正式成员”，曾长期担任全美第一大摩托车帮派“地狱天使”文图拉堂口堂主，2001年远离江湖，金盆洗手，堪称美国地下摩托车帮派文化的活证人。著有《流落街头:我在“地狱天使”帮会内外的日子》一书。

“地狱天使”帮派是崛起于战后的美国第一大非法摩托车帮派，其早期成员主要是美国退伍军人，现在在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均设有分部。早期的“地狱天使”有着明显的嬉皮士色彩，但在越战高潮期，“地狱天使”高层提出“集体从军报效国家”，虽然被美国国防部拒绝，却也从此与反战运动分道扬镳。

“地狱天使”行事作风、穿着打扮等，对美国流行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彼得方达、杰克尼克尔森、丹尼斯霍珀等人都曾经在银幕上塑造过“地狱天使”成员的形象。到了现代，2008年美国FX电视台在“地狱天使”前成员大卫拉布拉瓦、以及力图洗清帮派的“地狱天使”现任总话事人桑尼博格的协助之下，推出电视剧《混乱之子》，由查理-汉纳姆主演，剧情即以“地狱天使”帮派的纷争故事为蓝本，讲述一个良心尚在的摩托车帮派少当家JAX的苦恼与挣扎，该剧在美国播出时叫好叫座，将Jax Teller饰演者查理-汉纳姆在美国捧红。而索尼PS4第一方游戏《往日不再》,在人物形象等诸多元素参考自《混乱之子》。

引子：一场群架

1977年春天，我和其他八位地狱天使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纳海姆参加了一场“鸿门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身处一片“蒙古帮”的地盘时，我们立刻警觉起来。当年“蒙古帮”还没有现在全美第二大摩托车帮派的声势，还只是南加州一家规模较小、较新的摩托车帮派，它策反了我们地狱天使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位成员切斯特格林(Chester Green)。切斯特丢了我们的脸，在碰头会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悄悄地向蒙古帮帮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地狱天使帮的成员们都是一群弱不禁风的菜鸡。”

我走在基德格伦旁边，他是一个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30磅的地狱天使，来自圣贝纳迪诺堂口。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也想知道我们走进了什么地方。基德的体格就像橄榄球后卫一样魁梧，他肌肉发达，没有肚腩，反应敏捷，笑容灿烂，是一个聪明的骑手，但以作风强硬而闻名江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发现局面很严峻。

“这些蒙古帮的家伙到底怎么了?我们又没做什么招惹他们的事情?为什么这些混蛋都在这里?“看起来，敌我实力对比悬殊，至少达到了五比一;执法部门后来说：当时蒙古帮动员了40名到100名帮众，而我们这边只有9条汉子。

“我不知道，基德兄”我回答。

他转向其他天使。“我们必须呆在一起，老少爷们儿们。如果他们向我们发难，我们就得顶住。”

每个人都点点头，站成一排。“老哥，咱没二话。”除了一位来自地狱天使帮洛杉矶堂口的兄弟——那兄弟身患听力障碍。

一群蒙古帮成员向我们走来，他们走过时人群散开了。但我们是地狱天使帮成员。我们从不给任何人让路。格林这个二五仔正好在蒙古帮队伍的正中央。他和洛杉矶的哥们儿对视着。一句话没说，只是看一眼。然后，他连一句“你好”都没说，就转身走了过去。

真实的斗殴比影视剧里的斗殴场面节奏更快，场面也更混乱。每个人都立即受到了肾上腺素的严重刺激，大家只依靠反应而非思考采取行动。现场完全是一片混乱。幸运的是，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兵力不足并不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只有区区几个人能同时找上你。如果你能保持冷静，你就能巧妙地调动对手，让他们互相妨碍，而无法给你一记重击。在像帮派碰头会这样的地方，也有很多你可以利用的东西。桌子和手推车既可以减慢敌人的速度，也能用作掩体。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东西都被用作武器。大多数地狱天使帮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致命的东西。尚未正式入帮的克里夫·莫厄里——我们后来发现，他是一名警方卧底——抓起一个结实的支架，开始摇晃。另一个天使拿起了一根活塞和一根杆子，装成了一根有致命杀伤力的棍棒。

杰西，一个矮胖的、沙色头发的地狱天使帮年轻成员，当他被一个蒙古帮壮汉冲撞的时候，他就在我身边。蒙古帮的这家伙虽然是个胸大如鼓的怪物，但不是一个聪明的战士。他既没有抓住杰西，也没有把他摔倒在地，而只是猛击了杰西的胸部，把他往后撞去。我用眼角余光看着杰西飞过一张维修工作台。工作台塌了，杰西倒在地板上，周围是沉重的锻铁链轮。这是一个幸运的机会。杰西抓起手边最大的齿轮，跳了起来，然后开始拼命地挥舞。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打架，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

机械加工而成的摩托车齿轮的齿缘锋利得很。齿轮本身又重得要命。那位撞飞杰西的蒙古帮壮汉是第一个知道杰西有多善战的人，因为齿轮在这厮的脸上豁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从眉毛豁到下巴。杰西给了其他蒙古帮成员更多可怕的伤口。当他向一个又一个蒙古帮打手猛击时，四周血肉横飞。他周围的蒙古帮帮众一个个鬼哭神嚎，他们不仅身负重伤，而且都破了相。
和大多数群架一样，这场群架迅速开始又很快结束。当蒙古帮帮众溃逃的时候，九位地狱天使坚守住阵地，但是在网络时代，最终我们居然还是成了输家。我们似乎确实很弱;尽管我们把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蒙古帮成员打跑了，但是蒙古帮那帮怂货在网络论坛吹牛灌水的本事远远超过了我们：噼里啪啦一打键盘，硬是把一场可耻的败仗“反败为胜”：“当年是我们蒙古帮坚守了阵地。”

恶战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蒙古帮继续向我们挑衅。我们的新扛把子雷伊是个瘾君子，留着油腻的马尾辫，对色情小电影行业充满渴望。他不仅不懂如何带好队伍，还是个糟糕的谈判者。在那场群架几个月后，蒙古帮决定向我们挑衅。他们的话事人告诉我们，他们很快也会在自己的夹克上缝上印有“加州”字样的补丁——我们在夹克后背上缝着它来显示我们在加州的卓越地位。在古惑仔的世界，面子和地盘至关重要;这显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挑战。

1977年的劳动节周末，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之后，我们地狱天使帮打破了沉默。一群蒙古帮帮众在南加州蜿蜒的高速公路上胆大包天地炫耀他们帮派新配发的“加州”补丁。他们也得到了回应——一阵机枪扫射。

两个人被杀，这起谋杀案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如果蒙古帮帮众因为雷伊的糟糕领导而误认为“地狱天使帮是好惹的”，他们现在就会意识到他们错了。地方和联邦执法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不是警察局长和联邦探员喜欢读的那种消息。杀人案在传媒中引起了轰动。公众和每个摩托车手都知道他们。

知情人士纷纷预计蒙古帮会报复，但地狱天使帮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两天后，在柠檬林的殡仪馆，蒙古帮为两个在劳动节周末被我们枪杀的喽啰红胡子和叮当出殡。我们圣迭戈堂口的一名兄弟把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大楼旁边——直到今天他的身份仍有争论——。他走了进去，把一束红白相间的康乃馨放在了叮当的棺材上。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地狱天使帮成员的标准献花程序。我猜蒙古帮成员要么误以为我们低头求和，要么被这一大胆举动吓得呆若木鸡。我们这位兄弟毫发无伤地离开了现场，而且没有暴露具体身份。几分钟后，他远程引爆了藏在轿车里的炸弹，爆炸造成三人受伤。他把车停错地方了;否则损失会更惨重。

炸弹是摩托党最喜欢的武器。很容易搞到炸药，给一颗简陋的炸弹装上电引爆装置并不需要什么天才。炸弹可以造成真正的伤害和恐惧。摩托党的帮众中也有很多退伍军人，他们都是有着丰富的使用爆炸物经验的人。但我讨厌炸弹。它们既肮脏又残忍，造成人们致残的次数和被杀的次数一样多。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造成平民伤亡。滥用炸弹不仅会让帮派暴露于警方和公众的关注之下，而且会伤及无辜。这似乎很愚蠢。更不用说，你可能因为一时失手就把自己给炸了。炸药以我的口味来说太难以预测了。
我的观点并不受欢迎。蒙古帮葬礼爆炸案发出了一个人人都想要的信息:“老子饶不了你们蒙古帮，这事儿没完。”“对大多数帮众来说，再来一个炸弹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在葬礼爆炸案发生几天后，我走进本部，发现雷和其他几名成员以及一些来自圣地亚哥堂口的人在开会。我花了大约30秒才意识到他们打算炸死更多的蒙古帮帮众。
“你们听说过附带损害吗?”?我问道。“如果你们继续设置这些炸弹，这该死的东西会惹出大麻烦的。”

我看到了大家的表情。在帮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提出指控:“哦，这家伙不想让炸弹在洛杉矶市中心爆炸?这厮一定是个叛徒。不然就是一个卧底警察。或者他只是一个他妈的怂货。”

我知道他们都这么想，还在我背后叫我懦夫。但我无力阻止。我没等听到更多就离开了。几天后，俱乐部里传出消息说，他们在高地公园一家名为“陷害”(framup)的摩托车店的屋顶通风口放了一枚炸弹。这家商店由两个蒙古帮帮众所有。雷管或炸弹出了问题。炸弹没有爆炸。老约翰，前地狱天使帮大佬，把我带到帮里并一直罩着我的那个人，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必须把它找回来。

“你在开玩笑吧?为什么不把那炸弹撇在那儿呢?”

“乔治，你必须这么做，”他说，70岁的脸上的皱纹就像地图一样密密麻麻。“人们需要知道，不管你怎么想，你都能履行帮派成员的义务。帮派利益必须是第一位的。现在有些人在说你的闲话，你必须证明他们是错的。我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现在你得说服他们。”

投身“地狱天使帮”意味着“以身涉险”。参与帮派活动将成为取得信任的凭证。稍有动摇，你就会变得可疑。很多时候，在帮派文化中，说“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其中之一。

“好吧，约翰，我会搞定的。”

“带上杰西，把那破玩意从屋顶通风口拿出来，拿到车库去。这就是你要做的。帮里将另派专人负责拆弹，”他说。

这就是我要做的。

杰西和我一起从基层小喽啰做起，我俩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向老成员证明。我知道，约翰在用他自己的方式照顾我。他想让大家知道，我就是他看到的那个正直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把工作做好。重要的是要确保每个人都明白谁可以信任，谁不能信任。

所以那天晚上10点，杰西和我去了炸弹安装现场。这家店位于汽车维修厂、金属加工店和垃圾场的附近。我们把杰西的超大型轿车倒在大楼旁边的小巷里，检查周围有没有看门的狗或人。屋后墙上挂着一架向下拉的梯子，杰西把我扶了起来，这样我就能抓住梯子爬上去。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通风罩，而装炸弹的绳子被绑在屋顶的通风管道上。我解开绳子，慢慢地把炸弹拉上来。炸弹不可避免地左右摇摆。这就像一场操作游戏，每次炸弹撞到金属板组成通风管道壁上，我都以为它会爆炸。

我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搬到屋顶边上，就在杰西站着的地方。我开始把绳子放低。当距离他几英寸时，炸弹开始摇摆，撞到通风管道壁上。

“天啊,乔治!”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都吓坏了。但我最终把炸弹交到杰西手里了。我爬下来，我们把它抬到车上。

“你想把它放在哪儿?”

这是个好问题。我看着杰西，摇了摇头。我没想到的只是把炸弹从屋顶上取下来。我们还得开30分钟的车。

“靠，我忘了。后备箱? ?”

“后备箱底下就是油箱，老哥，”他说。“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咱俩就得像独立日焰火那样飞上云霄啦。”

“那放在哪里?后座?”

“我认为后座最好。”

我们找到一条毯子，把炸弹放在上面，好像这样就能阻止炸弹爆炸。我们俩都站直身子，看着这束炸药棒，它们是用管道胶带绑在一起的。它看起来很卡通，就像一个糟糕的电影道具。我们突然大笑起来。这种情况的荒谬，加上极度的紧张，已经发展到只有大笑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那是歇斯底里、疯狂的笑声。我们弯下腰，眼泪顺着我们的脸流下来。我们平静了很久，在车里安顿下来。我踩下油门，开到外面的大街上。过了一个街区，我们穿过了一段铁轨，这段铁轨的间隙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它真的把汽车撞得嘎嘎作响。我们面面相觑，又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就笑到了旅程结束。

我们把炸弹开回车库，然后把车停在俱乐部会所，我在那里买了一辆1942年产的黑色哈雷戴维森平头摩托车。当我终于把车开进车道时，我花了一点时间来喘口气。

无辜少年的丧生刺痛良知
我们地狱天使帮的人真是坚持不懈。蒙古帮的葬礼爆炸案刚过三周，二十多岁的托马斯·希斯(Thomas Heath)就把一个瘪了的摩托车轮胎装到了车架上。希斯是个矮胖的职业罪犯，当时属于有待考验的“潜在成员”。布雷特·伊顿(Brett Eaton)在轮胎里安装了一枚炸弹，这样当轮胎阀门拧开时，炸弹就会爆炸。一个小时后，希斯给蒙古帮经营的摩托车修车行打电话问轮胎是否补好了。他和蒙古帮成员亨利·希门尼斯交谈。他们激烈地交换了意见，希斯迫切要求把轮胎修好，以便在天黑前把它装上哈雷摩托车。希门尼斯终于告诉他，他会完成的。希门尼斯并不孤单。一个名叫雷蒙德·赫尔南德斯的15岁男孩在店里闲逛——这男孩的哥哥是蒙古帮成员。

一个15岁的孩子还没开始刮胡子。他和一个他一定很尊敬的人在一起。他在换油，或者尽他所能一边帮忙一边学习。想想吧，很快他将拥有自己的摩托车。这个孩子很清楚他喜欢哪种哈雷摩托。也许他可以在那里亲手装饰一台手工装配的BOBBER型摩托车。和其他在车手兄弟或父亲影响下爱上摩托车的青春期男孩一样，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坐骑会是什么样子，骑起来会有多酷。

但他再也不会有机会打造或驾驶摩托车。他甚至永远不会有机会考取驾照。亨利·希门尼斯稳住轮胎，开始拧开阀门，这就意味着炸弹的引爆电路被接通，蒙古帮成员和一名少年立即在爆炸中丧生，商店两边的窗户都被炸飞了。一个小时后，希斯又打来电话。别人接起了电话。警报声和混乱的声音充满了背景。

“是啊，你的轮胎准备好了，混蛋。下来拿吧。”

希斯挂了电话，笑了起来。这对他来说是个玩笑。几天来，他一直在谈论爆炸:“你应该听听那个该死的家伙说的话。我敢打赌他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他说这话时几乎笑得直不起腰来。约翰最后不得不叫他闭嘴。

几十年后，正义得到伸张，年迈的希斯卷入一场江湖纷争而被捕，由于这是希斯的“三进宫”，法官从重量刑：判处35年至终身监禁。也就是说，即使这厮争取到了假释或减刑，也得在大牢里先坐满35年之后才能享受。

但对帮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重要。火并就是火并，伤及无辜是预料之中的。几天后，蒙古帮圣费尔南多谷堂口的堂主路易斯·古铁雷斯走到自家车道上，准备上车。他打开门时，炸弹爆炸了。他比那个十五岁的孩子幸运;他带着自己的生命和完整的身体逃了出来。

暴力事件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执法部门并不关心飞车党的自相残杀，但他们不希望无辜的孩子被炸死。所有摩托车爱好者都被连累了。从那时起，在南加州的柏油路上，你不可能不穿着摩托车爱好者常穿的黑色夹克而不被警方拦下搜身。我无法把这个15岁的孩子从我的脑海中抹去。

几个晚上后，我在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前回到家。那时我已经离开两天了，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有个小仪式。我在客厅里坐的是一把又大又黑的安乐椅，扶手又大又圆又厚。我会让一个孩子坐在每一边，用双臂抱住他们。六岁的莫利亚刚刚洗完澡，她向我挤过来，一边读一本小人书，一边哼着歌。她的头发闻起来有孩子们洗发水的香味。我抱着婴儿乔治，他在另一边玩玩具车。电视开着，但我没有注意。我很高兴能回家。

那一刻，家庭成了避难所。我的妻子谢丽尔从来没有为难过我。没有人要我玩弄炸弹、开枪杀人、或者掩盖重罪。这里没有疯狂的毒贩。我一直把古惑仔浪漫地视为英雄，但这种观点正在经受考验。任何通情达理的人迟早都会问自己，他正在陷入何等境地，而这又如何影响了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简单的美好时光的想法。和兄弟们一起聚会，一起出去玩，一起建房子，一起骑摩托车，一起享受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国梦。俱乐部似乎在一眨眼的功夫就偏离了正轨。

我坐在四英尺见方的安乐椅上，心想自己虽然没有被派往越南当炮灰，却怎么能在厮杀中回到了家里，置家人于变幻莫测的风险之中。我想到一个15岁的男孩，他可能从来没有享受过烈酒、直线加速赛车或性——而且永远也不会。最后，我不得不问自己:“我还能在江湖里坚持多久?”我告诉自己要珍惜这一刻和平的时光。一个月，我可能会坐牢。也可能已经死了。谢丽尔可能会为了孩子拼尽全力把我踢出这个家。我把孩子们抱得更紧了。乔治在我的胳膊里扭动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