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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诺精神”
“洛迦诺精神”
法国——也包括整个协约国集团——当然不希望《凡尔赛和约》真的只能维系二十年脆弱的和平。但究竟是通过同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还是通过严厉地制裁德国来实现这一目的，英美与法国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1923年，法国联合比利时绕开协约国指导委员会的协商机制，借口德国在煤炭和木材实物支付上的严重违约，引用凡尔赛条约附录2第18段所赋予的权利，出兵占领鲁尔中立区。德国政府对此只能采取“消极抵抗”态度。最终，在英国的协调与干预下，两国撤出鲁尔区，决议重新调整德国的赔款额度与交付时间。
1924年，一直以来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态度暧昧的美国主张建立专门委员会审查该问题，“道威斯计划”应运而生。对于英美两国来说，对德国的惩罚虽然重要，但将它恢复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能够在国际经贸中扮演应有角色的正常国家则更为重要。随着美国资本对欧洲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威尔逊那一度遭遇失败的和平计划也开始逐渐复苏。虽然哈定政府仍旧反对加入国联，反对对欧洲安全做出承诺，但是在经济上加深欧洲国家的联系进而消除战争威胁，从利益和理想上都符合美国的要求。
最终，在1925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七国代表签署了旨在确认边界、建立正常关系、接纳德国进入国际联盟的《洛迦诺公约》。协约国还确认，其武装力量将于1930年结束与莱茵兰非武装区的占领。这种和解、合作、友善、和平的“洛迦诺精神”，一时间使世界舆论为之振奋，仿佛法律主义与道德主义确实能够为欧洲和平带来契机。
对于热忱的威尔逊主义者而言，道威斯计划与《洛迦诺公约》确实是公义与私利良好结合的典范。威尔逊本人在巴黎和会上就反对对德国施加过于沉重的赔款负担，也反对法国那种竭泽而渔的惩罚计划。无论是民族自决、主权平等还是国际和平的客观要求，都注定需要一个正常化的德国参与到国际联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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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德主义者没能在《洛迦诺公约》中看到的是，英法两国对德国构建起的制衡格局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法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了财政危机，不得不向美国寻求经济支持，其本国内部不稳定的政治格局也导致对德外交缺乏连贯性与坚定性。1923年的鲁尔危机表面上是英国协调，实质上几乎是英国胁迫法国让步，这本身就是对协约国同盟关系的破坏。现在，《洛迦诺公约》确认了德国的正常化，法国正在失去合法干预德国事务的权力。英美不愿，法国不能，阻拦在德国可能实施的复仇行动道路上的障碍只剩下国际联盟对国际舆论以及魏玛政府的信赖。
“洛迦诺精神”还在传播着，它的下一个里程碑是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这份由美国与法国政府领衔提出的条约旨在废除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战争。换言之，缔约国承诺“除非以和平手段，否则绝不寻求解决或解决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所有性质或来源的争端或冲突。”这是一项不存在例外的、完全将战争非法化的国际公约。当然，英国、美国与法国等国在批准前都做出了保留性声明或解释性声明，表明他们在殖民地问题、门罗主义以及自卫战争等领域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即便如此，《巴黎非战公约》也被视为是间战时期最伟大的和平主义成果之一——世界上陆续有63各国家批准或加入该公约，即便是德国与苏联这些被视为“战争隐患”的国家也做出了积极表示。有学者在当时指出，公约的缺陷在于过于依赖各国自觉履行——它没有建立强制执行或者制裁机制，也没有明确合法与非法使用武力的界限。不过对于已经在国际联盟计划中耳听“舆论与道德力量”多年的缔约国政府而言，似乎不存在强制也并非什么严重问题。毕竟，“洛迦诺精神”感染之下，欧洲与世界的和平已经可以通过各国友谊来充分实现了。
“德国人进入了自家后院”
“德国人进入了自家后院”
“洛迦诺精神”的光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仅仅有机会闪耀数年时间，紧接着便被席卷而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危机带来的民主制度危机所消磨殆尽。意大利最先陷入法西斯党徒的控制之下，接下来是令欧洲寝食难安的德意志——1933年开始执政的希特勒的首要任务就是实践他向德国人民作出的承诺：废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重重束缚。就在当年，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裁军会议与国际联盟，从法律上摆脱了国联集体安全制度对德国再武装的控制；到了1935年，德国直接违反《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德国国防力量的规定，重新启用征兵制，并且开始迅速扩军，重整国防力量，重建军工体系。1936年，德国以《法苏同盟条约》签订破坏《洛迦诺公约》为理由，派遣国防军重新占领《凡尔赛和约》与《莱茵安保条约》确认的莱茵兰非武装区，恢复了对西部工业区的实际控制。
在十七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几乎是不计代价而孤注一掷地强烈要求将莱茵兰地区“割让”给法国，或者至少脱离德国控制，建立一个类似于拿破仑所成立的莱茵邦联一样的附庸国，以便于一劳永逸地摧毁德国那自普法战争以来就对法国和整个欧洲构成巨大威胁的庞大工业体系。然而威尔逊的理想与劳合·乔治的均势思维均使得这一方案落空。法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同意“非武装化”这一结果。普恩加来与克里蒙梭看得很清楚：仅仅依靠一纸条约所划定出来的非武装区，对于法国的安全而言形同虚设。如果法国不能以切实的武装力量保证对德国的威慑，那么德国人进入莱茵兰不过是“进入自家的后院”。时间终于来到这一刻，现在面临危机的不再是遥远东方或者非洲某个半殖民地国家所遭遇的侵略，而是事关法兰西生死存亡的欧洲安全。人们并不怀疑——甚至包括希特勒自己也存有顾虑——法国政府不会对此坐视不理。
事实却令所有人——或许不包括法国人自己——大跌眼镜。在这个关系到欧洲和平的紧要关头，作为集体安全象征的国际联盟以及国联的核心——英法两国，对德国的扩张反应迟缓而无力。国际联盟几年前处理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事件在最后关头由于英法的绥靖态度而功亏一篑，它现在已经不再像当初一样成为中小国家寻求安全的可靠渠道了；英国人寄希望于德国的扩张野心是有限的，更何况它并不认为德国重新取得自己的领土控制权有什么大问题；法国人则在社会与政局的动荡之中，面对着左翼“人民阵线”政权与保守派的争吵不休、激烈内斗以及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日渐萎靡而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做出任何遏制德国的尝试。法国从纳粹党上台开始就一直在强化同捷克、波兰甚至是苏联的合作关系，并且试图推动本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甚至就在德国进入非武装区之后，波兰政府还向法国递交照会，重申“法波同盟的有效性”。躲在马奇诺防线背后的法国军队，以及捷克、波兰在东部集结的部队数量远高于两年前刚刚公开恢复正常化的德国国防军，德国人缺乏后备兵员、缺乏载具、缺少炮兵、缺少海军、缺少经验，更缺少盟友。它的周围是法国精心构建起来的包围网，东欧国家则在法国支持下成立了“小协约国”。希特勒自己与德军总参谋部都承认，法军的一次规模不大的治安战行动就足以将它们逐出莱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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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构建起来的“包围网”本身受到这个主导国家意愿的影响，它的成员们又各怀鬼胎，波兰与苏联之间更是冲突不断。所有国家仅仅是因为“恐惧德国”而形成了临时同盟。法国自身的军事力量，也伴随着马其诺防线的巨额消耗而陷入到停滞状态。就在德军进入非武装区时，法国政府和军方竟然对采取“最低限度的军事行动”都无法达成一致。将军们表示，如果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必须首先进行动员，否则法军目前的兵员、装备都不足以遏制德国，而低迷的财政又迫使法国政府根本无法承担干预或动员的代价。这种看似荒唐的逻辑，背后是法国政治、军事体系的僵化与落后，更是支撑了法国人度过一战最艰难岁月的那种精神的衰落。现在，德国人回到了他们的后院，扎紧了篱笆，并且挥舞着猎枪。法兰西的命运是什么？欧洲的命运又是什么？看来只有上帝能给他们回答。
“一代人和平”的终结
“一代人和平”的终结
时间来到1938年，或许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德国的领土诉求究竟到何处为止？他们或许会注意到卡尔·施密特在《大地的法》中提出的那些有趣的概念和理论，也会想起被重新提起的“势力范围”。他们必须承认的是，德国确实具有成为一个大国与强国的潜力，更有将理想付诸实践的雄心。英法的政治家们从维也纳体系那古老的欧洲均势与势力范围理论中得到启发：或许希特勒确实是一位独裁者，但他并不一定要对英法发动战争。或许希特勒所希望的是，夺回德意志的“大空间”，并且让中欧重新回归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如此说来，在当年二三月份发生的德奥合并便是如此合情合理，而德国对捷克苏台德区这一日耳曼人聚居区的领土声索似乎也情有可原。在德国军队占领奥地利时，国际社会对此保持沉默，现在英法也不希望因为一块与他们毫无关联的土地以及居住其上的毫无关联的人民而将自己的国民填到战壕中送命。张伯伦政府刚刚接受了强硬派外长艾登的辞呈，并且任命了亲德派哈利法克斯接任。在这件事上英国人对此可能更加心安理得：本身捷克同英国就不存在固定的同盟关系与安全保证，英国人更乐于看到“一小部分牺牲”得来的“更大多数和平”。
相比之下，法国的达拉第政府在良心上或许难以自安。法国在巴黎和会上创造了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了它的安全保证者，并且同捷克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几年前的莱茵兰事件已经让法国在同盟之中颜面扫地，声望尽失，如果再明目张胆地出卖一个盟国，那么什么法波同盟，法捷同盟与小协约国都将化为泡影。法国也比英国更明白捷克的军事价值：捷克在多山地的苏台德地区构筑了完善的防御体系，并且有几十个装备精良的师驻守其中。这意味着，德军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威胁，从而无法集中全力实施它对法国的攻势。失去了苏台德的捷克几乎成为待宰羔羊，法国的安全也就越来越失去同盟的援助保障。
达拉第政府并不乐于妥协，但是在英国已经决定让步的前提下，法国没有能力，更没有勇气拒绝发出咄咄逼人战争威胁的德国。他们不知道的是，国防军总参谋部曾经告诫希特勒，如果英法拒绝退步，那么面对法国、捷克的陆上力量与英国的海上力量，德国没有胜算。但我们毫不怀疑，即便英法两国的领袖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两国仍然会选择慕尼黑而不是一场战争。决定他们外交决策的不仅仅是两国的武装力量——更何况这一点并非精确到可以一目了然——还有根植于一战巨大损失的社会厌战情绪。两国的右翼媒体这样质问主张对德强硬的政治家：他们还能够承受另一次马恩河、凡尔登吗？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失去了勇气与精神的法兰西，以及以盟为壑、置身事外的英国，确实有能力在1938年阻止德国吗？
无论如何，历史的车辙凌乱地延伸下去。希特勒再一次违背了他“最后领土诉求”的承诺，在不久后便完全吞并了捷克。再之后，德国俨然成为了中东欧事务的仲裁者——它继续兵不血刃地向立陶宛索取了梅梅尔地区，并且主持了一系列东欧国家的边界仲裁。最终，在“但泽还是战争”的威胁中，德国同苏联瓜分波兰，通过最极端的方式到达了英法政治家们希望德国能够停下脚步的终点。从张伯伦首相带来的“一代人的和平”，到和平的破灭，时间只有短短的五个月。
和平的代价：道德主义与均势外交的得失
和平的代价：道德主义与均势外交的得失
欧洲为了一战的和平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此他们谨小慎微而处处设防。但结果证明，他们的谨小慎微摧毁了处处设防，并且让他们付出了比绥靖主义出卖盟国利益更惨重的代价。福熙元帅有一点是正确的——这恐怕也是巴黎和会各国心照不宣的共识——对德国的战后处置，对世界经济的安排，对欧洲安全机制的设计，本身是两套互不相容理念奇诡的折中产物。它既没有做到真正尊重德国，接纳德国，也没有做到彻底摧毁德国，瓦解德国。道德主义者如威尔逊，现实主义者如克里蒙梭，都不得不承认，《凡尔赛和约》提供的并非是和平计划，而是一套优先考虑战胜国利益划分，其次才尽可能维系和平的方案。在和会上各国的争论没有被“洛迦诺精神”所消弭，反而在经济危机与法西斯主义的衬托下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被进一步放大了。
盟国的进退失据加剧了这一失误：莱茵兰危机后，在希特勒冠冕堂皇的“德国不会破坏和平”的宣誓之下，法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开始崩溃，各国纷纷转向德国寻求安全保障或主张中立，失去盟友支持的法国则进一步陷入到无力干预，只能妥协的境地之中。大洋彼岸的美国，更是由于大萧条与孤立主义情绪而对欧洲局势敬而远之。对德国提出的每一次领土诉求都是“最后的领土诉求”，国联无能为力，英法也只能幻想能祸水东引或以邻为壑，在战争阴影下实现自保。
然而我们仍然要问，这是如爱德华·卡尔所说的，“乌托邦主义的失败”与“现实主义的写照”吗？如果没有威尔逊，没有“十四点和平计划”，也没有《洛迦诺公约》与《巴黎非战公约》的和解、合作，完全代之以卡尔·施密特所主张的“大空间”、“欧洲公法”、“战争重新合法化”，欧洲的格局就能够拥有更好的结果吗？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通过重现来加以考察，但我们清楚地了解的是，至少间战时期的思想遗产与教训，为我们提供了下一次大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宝贵经验。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道德主义与法律主义的重大失败，本身就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英法两国恢复均势的尝试使他们躲避在防线背后，对德国的扩张心存侥幸，希望希特勒每次索取领土的诉求都是“最后一次”。然而德国本身就没有遵循均势——当它牢固地控制了中欧并且同意大利结成同盟之后，他的选择并不是与英法苏共存，而是消除他们的生存空间。而在这一过程中，饱受抨击的集体安全制度与道德主义原则尽到了最大努力——甚至将合法干预、阻止德国的一切法理基础拱手送到他们面前。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就像爱德华·卡尔或者摩根索一样，认为乌托邦主义本身就难以在权力主导的国际社会之中存活。但是凡尔赛体系的失败向我们证明的是，完全的均势、赤裸的权力政治并不能给和平带来更多的机会。这恰恰是那句名言所提醒我们的——“没有武力的正义是无能，没有正义的武力是暴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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