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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航空史，很少有军用飞机能享有“魅力非凡”的名声。军用飞机是战争的机器，因此大多都以杰出的性能而非美丽的外观而闻名于世。当然其中也有例外，像是名留青史的“喷火”和传奇的“闪电”战斗机。
但是对于战后航空的爱好者们、英国皇家空军的机组人员和地勤来说，只有“火神”才能作为优美的设计和纯粹的毁灭力的结合而被永远地铭记。其优雅的身姿使得火神轰炸机成为“表演秀的终结者”，无论是在英国国内的航展、世界另一头的军事行动或友好访问中，还是在典礼上飞越白金汉宫上空的时刻……
以上是Tim McLelland在其著作《Avro Vulcan》的序言中对 “火神”轰炸机的介绍。关于这架飞机的外观是否真如作者所言那般优美姑且不论，但她确实是英国核威慑力量与航空工业的杰出代表，活跃于20世纪50-80年代公众的视野中，其诞生、服役、作战，再到最终退役的历程同样见证了英国航空军用航空工业的兴衰，充满了传奇色彩。
本文将以阿芙罗“火神”的历史为主线，向各位读者介绍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要想探寻“火神”真正的起源，我们恐怕需从“终结一切战争”的武器——核弹开始说起。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迎来了其“至暗时刻”，但是高能物理学界却表现出了空前的活跃。彼时奥地利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应邀离开哥本哈根理论物理学会，前往英国，以在伯明翰大学继续他的研究。他和舅母莉泽·迈特纳（她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物理学家，曾和奥托·汉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一起做过实验）写了一篇报告，提出了铀原子核和中子反应产生钡原子的反应。弗里施和迈特纳基于这个理论做了更多的计算和实验，并得出了如下结论：“想要产生钡元素，反应过程中原子核必须被拉长”。
原子核包含了数量不一的质子，它们会因为电荷的作用彼此相互排斥；但是强烈的相互作用力一般会把它们连在一起。弗里施和迈特纳意识到拉长原子核会让电荷斥力克服相互作用力从而让它分裂成大小类似的两半。分裂的产物质量总和会稍小于反应前的原子核质量，而损失的质量（依据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会以能量的形式散发出去。通过计算，二人断定：整个反应过程所爆发的能量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量级。
至于铀裂变过程，弗里施总结道，是一个完全依赖于铀-235而发生的反应。
铀-235在裂变过程中产生中子，这些中子则会激发一连串的链式反应，从而释放出大量的能量。随后他和伯明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鲁道夫·皮尔斯一起继续研究，发现想要激发链式裂变反应所需铀-235的总质量小得惊人——不到500克（“只有大概一磅”，他后来回忆道）。显然，这个发现可能（也确实）奠定人类使用一种极为高效的能源和一种毁灭性武器的基础。
费舍尔和皮尔斯把他们的发现报告给了当时的防空科研委员会的主席，亨利·蒂泽德。他们在1940年3月向蒂泽德所作的报告中提到：
“……所附的详细报告涉及建造以原子能为动力源的‘超级炸弹’的可能性。这种炸弹爆炸所释放的能量大约等于1000吨炸药。尽管这种能量波及的范围不大，但是在释放的瞬间，这个区域内的温度能和日心的温度相当。这种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对一大片区域内的有生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尽管具体面积很难估计，但是应该可以覆盖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此外，这种炸弹爆炸之后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它们释放的辐射可以在数日之内对进去爆炸区的生物产生致命威胁；一些放射性物质甚至会随风飘浮，制造一个蔓延数英里的辐射带……”
不出所料，这个发现给蒂泽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穆德委员会得以组建，以发掘这个发现的潜力，进而为苦战之中的英国提供一种全新的战争利器。其1941年关于“铀炸弹”的报告提到：
“自1939年以来，关于将铀的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的调查一直在进行，现在似乎已经到了报告进展的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调查的问题，在参加这个项目时，我们对其成果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然而随着我们的进展，我们越来越相信，大规模释放原子能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可以选定一些条件，最后使“原子炸弹”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战争武器。现在的结论是，利用25磅左右的活性物质制造出一枚有效的铀弹，并不是不可能…… “我们认为，尽管这种炸弹花费巨大，但是鉴于其能给敌人带来的巨大损失——无论是物质还是意志，因此应尽一切努力生产这种炸弹……在没有不可预见的重大风险的前提下，我们估计估计第一颗炸弹的材料可以在1943年底前准备完毕……即使战争在炸弹准备好之前就结束了，这一切努力也不会是无用功，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冒着没有这种决定性武器的危险贸然发动战争——除非出现彻底裁军的情况（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该计划的一个突出困难是，主要系统无法进行小规模的试验论证 ：即使是生产一枚最小临界尺寸的炸弹，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我们相信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我们认为，目前的证据足以证明有理由大力推行该计划。 “关于235U的制造，我们在实验室规模上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该方法的原理是确定的，而且作为一项化学工程，其应用似乎并不困难……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重要的是应该决定是否继续扩大工作规模；而如果我们希望将其作为这场战争的有效武器，就必须扩大这样做。现在的任何重大延误都会使该武器生效的日期推迟同等的时间。 “正如我们在关于铀作为动力来源的报告中所讨论的那样，美国人在铀的应用问题上更加偏向能源，而非军事用途。事实上，我们正在与美国合作，交流信息……我们认为，无论最终决定将分离铀-25（235）的工厂设在何处，大西洋两岸的研制工作都应继续进行；为此，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应该访问美国。我们获悉，处理这一问题的美国委员会成员将欢迎这种访问。”
1940年9月，弗里施和皮尔斯的研究成果随着亨利·蒂泽德的出访任务被提交给美国。尽管当时英国深陷战争的泥潭，美国依然保持着耐人寻味的中立态度；而随着战争形势的逐渐恶化，英国政府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聚焦到了大洋彼岸工业资源丰富的美国身上。蒂泽德在美国大力宣扬“以英国的科研成果，换美国工业的经验和资源”的概念——而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贸易”行为，不会因此把美国卷入战争。
这个概念并不新颖，想要建立起双方互利的关系往往也非常困难；但是蒂泽德相信，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英国的技术透露给美国，然后只要希望合作项目出成果就行。不同领域的关键技术——比如喷气式发动机和多腔磁控管——就这样来到了美国手上。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因此而获得了巨量的商业机密；但是这次任务也成为了美国和英国延续至今的“特殊关系”的基石。
此外，蒂泽德的代表团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和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讨论了里施和费舍尔的备忘录。直至此时费米依然对裂变的民用潜力（烧开水.jpg）方面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对备忘录中提到的内容表示怀疑。
核弹的研制也在蒂泽德代表团返回英国后没了下文。有意思的是，虽然当时费米对裂变武器不感冒，其他科学家却已经得出了“裂变的原理完全有可能做成炸弹，用于战争”的结论。在伯明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马克·奥利芬特在1941年八月访问美国之前，双方在合作研究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美国已经组建了一个“铀顾问团”以探讨关于核裂变研究的相关事宜，然而该顾问团完全忽略了穆德委员会的研究成果。
换言之，他们一直在各自为战。
即使是“铀顾问团”成功建立、关于核裂变的研究徐徐展开，美国政府也没什么理由去迫切地将原子弹这一概念变为现实。就算是欧洲已经陷入苦战之中，大洋彼岸的美国（至少暂时）不会受到波及。直到1941年十月，时任科研和发展办公室主任的万尼瓦尔·布什说服罗斯福全额拨款，进行原子武器的研制。此时来自科学界的呼声、穆德委员会的报告和日益迫近的战争风险合在一起，终于让美国政府行动了起来。政府组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以进行原子弹计划，该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委员会确定的第一次会议举办的时间正是1941年12月6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战争的前一天。
美国参战以后，罗斯福写信给丘吉尔，提出核武器的研制工作需要“双方的协调，甚至是共同努力”。考虑到英国恳求，甚至几乎是哀求美国政府加入核武器计划的努力，丘吉尔居然还能保持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度，这实在难能可贵。英国政府的反应也不外乎是与美国合作的一般意愿，其反应可能是由于他们认为美国的研究还是会聚焦于能源开发，而不是制造一颗核弹；然而丘吉尔温和态度的背后却很有可能是英国政府低估了制造核武器的难度和成本。在这种情况下 “一意孤行”的态度大行其道，虽然英国科学家在1942年上半年到访美国并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被美国在此领域高速的进展所震惊。
此时英国的处境变得困难而微妙。一方面，国原子能计划“管合金”的成本和复杂程度变得逐渐明朗，除了美国通力协作之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时美国的核工程研发进度已经将英国人远远甩在了后面，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和英国在核武器问题上保持合作。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陆军已经几乎全权接管了原子弹工程——“曼哈顿”计划——所以英国的一切信息渠道都缓慢地干涸了。最后罗斯福正确地接受了事实，即尽管美国关于信息泄露的担心主要集中于战后原子能的经济应用上，但是英国还是更专注于“怎样造出一颗原子弹”的问题。当丘吉尔向他保证这确确实实就是英国所面临的窘境（而且英国对美国核能利用方面的数据一点兴趣都没有）时，问题就迎刃而解。在一系列外交会议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九月十三日签署的“魁北克协定”，则是局势破冰的关键。协定中写道：
“鉴于在目前的战争中，尽早实现管合金项目对我们的共同安全至关重要；以及 如果把英国和美国现有的所有科研能力和资源集中起来，也许会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以及 由于战争条件，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大规模兴建工厂是对战争资源的不当使用，因此，美国承担了更大的费用； 我们之间商定 第一，我们绝不会利用这个机构来对付对方。 第二，未经对方同意，我们不会对第三方使用这种武器。 第三，除非经双方同意，否则我们任何一方都不会向第三方透露任何有关管合金项目的任何信息。 第四，鉴于美国因明智地分担战争压力而引致沉重的生产负担，英国政府承认，任何工业或者商业性质的战后利益，应该按美国总统向英国首相提出的具体条件，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处理。首相明确表示，除了美国总统认为公平、公正和符合世界经济福利的情况外，不对这些工业和商业应用方面有任何兴趣。 第五，我们将做出以下安排，以确保两国充分和有效的合作，使该项目取得成果……”
在“魁北克协定”签字以后，大量的英国科学家就参与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曼哈顿计划”，和他们的美国同行紧密合作。研究人员的信息交换依然被严格限制在“须知”级别，但是这只是一种一般的安全措施而已。事实上，当时英国和美国的合作到达了一种空前的高度。而1944年的一场会议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基于之前魁北克基础上签订了另一个协定，“海德公园备忘录”。备忘录提出美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全面合作应该在战后继续进行，并且出于建立国际核军控条约的目的，打消了“将‘管合金’项目的成果公诸于众”的念头。
尽管在政治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英国参与曼哈顿计划由此于尘埃落定，并且在核武器的研发上取得了飞速进展。最终在1945年7月16日0529hrs，，世界上第一个“原子炸弹”（远比以往人类制造的“炸弹”更加巨大、笨重、精密）成功在沙漠深处，现今的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试验场深处引爆。这个名为“三位一体”（或音译为“崔妮蒂”）的测试设备采用了内爆式的结构，以钚元素作为其裂变材料。钚被认为是一种比铀更高效的裂变材料（并且也比铀-235更易获得），但是反应堆生产的钚元素裂变效率却比预想中要低得多，因此传统的枪式内爆结构根本不适用。钚裂变产生的额外的中子只会导致提前爆炸，从而让整个炸弹的效果大打折扣。
解决办法就是研制一种传统爆炸物在引爆瞬间压紧钚核，从而激发反应的装置。将不同反应速率和反射特性的材料制成一系列的“透镜”，就可以使一部分的冲击波发生反射，保证钚核在各个方向同时压缩，最大化反应的效能。最后的结果就是仅需10cm直径、反应堆纯度的钚球，就可以引发剧烈的爆炸。钚核装药内爆装置的另一个优点是相比于非常容易被以外引爆的枪式装置而言，安全得多。但是因为爆炸透镜的制造需要大量的理论论证和极其精密的加工工作，曼哈顿项目的科学主管J罗伯特·奥本海默决定，立马将内爆式装置投入大规模生产是不明智的。“崔妮蒂”测试由此诞生。
在炸弹引爆前已经有人拿爆炸结果开玩笑打赌，预测结果在完全的失败和18kt TNT当量的爆炸之间。这个装置由起重机吊运到了一座100英尺的高塔上，以便最大化对下方目标区域的毁伤，此外也减少了冲击波扫过地面残骸而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一个巨大的钢制容器，“巨无霸”，包裹住了整个装置，以便于链式反应失效后常规炸药的回收。然而科学家们对于爆炸的效果信心满满，导致这个安全壳备受冷落，最后以被吊在爆炸后800码处的钢塔上用于测试核弹的威力而告终。
从结果上来说，这次测试成绩斐然——一次22Kt TNT的爆炸。整个试验场被比正午的太阳还亮的光芒笼罩，爆炸后的40秒内一股强烈的冲击波飞掠10英里外的观察哨，向沙漠深处席卷而去，甚至让200英里外的窗户嘎吱作响。
一个士兵随后在报告中表述道：
……照明效果无以言表。整个区域被灼热的光线照亮，其强度是正午太阳的许多倍。它是金色、紫色、紫色、灰色，继而是蓝色。它照亮了附近山脉的每一座山峰、裂缝和山脊，清晰而美丽，无法描述，但必须亲眼目睹才能想象……
沙漠中的沙子熔化后成了一种淡绿色的玻璃（被命名为三硝石）。尽管“巨无霸”依然健在，但是承载它的铁塔被爆炸所形成的高温完全蒸发，不见踪影。
为了掩盖这次历史性爆炸的真相，阿拉莫戈多陆军空军基地发表了声明，" 一个位于偏远地区的弹药库发生严重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炸药库外的财产损失也微不足道。” 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在目睹爆炸时，他想到了印度教圣书《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我已经成为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测试主管肯尼斯·班布里奇的评论则更加简明扼要：“我们现在都是婊子养的了”。
杜鲁门总统上任时，他还对原子弹的发展现状一无所知，但是一旦了解了曼哈顿计划的进展，他就立马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探讨原子弹用于对日作战、结束战争，或者至少是减轻计划中进攻日本本土的重大并且绝对是不可接受的伤亡的可行性。众多当代学者对于此事的解释是，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仅仅只是测试而已，用于评估核武器对于人和目标的毁伤效果。但是事实上，总统显然在考虑原子弹的打击地点之前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计划。
奥本海默预计一颗原子弹就有可能杀死20000人，并且坚持核弹应该用于对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的轰炸。其他人则认为应该事先声明核打击将至，并选择日本的乡村作为展示原子弹威力的舞台（并且极有可能使日本在不遭受任何后续打击的情况下主动投降），但是主动宣告战略轰炸的方位和时间也有可能激得日本直接将轰炸机击落，让整个计划落空。当然万一做了事先声明而炸弹并未爆炸，那对于盟军来说将是一个笑柄。用于计划的核弹仅仅只是枪式引爆的铀弹，这种设计简直成功到让曼哈顿项目的研发组相信即使不对原子弹进行试投实验，这些炸弹依旧会正常引爆，但是对于装置的种种疑虑依然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呼声也甚嚣尘上——如果不对日本的城市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当局会考虑投降吗？而当曼哈顿项目的研发人员报告说能在1945年八月以前完成时，似乎也没有任何推迟核打击的必要了。
在1945年8月6日，一架隶属于509CG的波音B-29轰炸机由提尼安岛的机场起飞，飞往1500英里之外的日本本岛。装在B-29弹仓之内的就是一颗重达9700磅的铀原子弹，“小男孩”。
之所以轰炸目标选定为广岛，主要由于它是军事重地和交通枢纽的地位，以及该城未被常规轰炸波及的状态（这将凸显爆炸的毁灭性效果）。在一架观测机的协同掩护之下，这架名为“伊诺拉·盖伊”的死亡天使在31000英尺的高度接近了目标空域，并且在当地时间08：15释放了核弹。大约43秒后，装载着气压计和近地雷达引信的原子弹在1900英尺的高度爆炸。剧烈的爆炸和炽热的焚风横扫了整座城市，瞬间就导致了7万人的死亡。
在“伊诺拉·盖伊”远离原爆点的时候，机长保罗·蒂贝茨回忆道：
城市被那团丑恶的云所笼罩……它就这样升腾，变成蘑菇的形状……
最终这颗核弹造成了20万人的死亡，5平方英里的土地完全被毁。杜鲁门总统随后签署了关于使用核弹的声明，并宣称如果日本不按照波茨坦公告立即投降，更多的日本城市将遭受类似的毁灭性打击。
8月9日，另一颗核弹被投入到了对日本的打击之中。另一架名为“博克之车”的B-29轰炸机装载着昵称“胖子”的钚内爆原子弹，由提尼安岛起飞，前往小仓。但是由于当时较差的气象条件，该机将轰炸目标改为长崎，并在当地时间11：01投弹。爆炸点偏离目标大约2英里，而且由于该地的群山避免了当量21kt TNT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将整座城市毁于一旦。即便如此，爆炸产生的毁灭性后果依然令人难以忘却。倘若日本不当即投降，核空隙计划中在八月底的一次打击、九月和十月的六次打击对本岛造成的伤亡恐怕难以估量。也正是这两次核打击，让日本认识到除了投降以外别无选择。在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中他这样写道：
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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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这种名为核弹的武器终结了——至少当时看上去，它会继续终结“一切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并新建了一个研究未来核政策的委员会。时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在1945年八月对委员会成员说道：
“当务之急是制定有关于原子弹的主要政策。在这之前，民事和军事部门的规划工作无法进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武器的出现使原先制定的大部分战后计划都过时了。 “我们明白，大规模轰炸只能以另一场大规模轰炸作为报复，我们是对的：柏林和马德格堡的轰炸是对德国人轰炸伦敦和考文垂所做出的反击；而相应的，对伦敦的核轰炸也只能以同等的核轰炸作为回应。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定会及时发现这个秘密。我们最多只有几年的起步时间。问题在于，我们将怎么样用好这几年呢？”
艾德礼首相着手于建立政府的核武器政策的同时，总参谋部的官员们也在仔细地考虑这种新武器在未来的进攻和防御政策中能起到的作用。审议的直接结果是，他们建议技术战争委员会将原子弹的发展纳入未来战争的研究范围，并以此为依据修改蒂泽德委员会关于未来战争方式发展的报告。尽管如同前文所述，蒂泽德接触过原子能的相关研究，但是他和他的委员会成员在写就报告时并没有得到关于曼哈顿计划的任何消息，因此他们的报告甚至在1944年十一月完成之前就过时了。但是报告中确实提到了采用高空高速轰炸机携带原子弹进行核打击的方法，也提出了核威慑的概念：
……能预想到，对我们而言，核弹的唯一用途就是核反击。如果知道我们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国家也不敢轻易发动核打击。
修订过后的蒂泽德报告使得参谋部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包括以下关键的几点：
如果在和平时期有足够的数量积累和足够的运载工具，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可能在不进行主要军事力量的交锋和制海权争夺的情况下，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对一个国家的平民人口造成决定性的打击。五颗或十颗原子弹的轰炸，在后续打击的可能性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很可能造成城市的疏散，其程度足以严重削弱任何没有心理和物质准备的国家以常规手段发动战争的能力。抵御入侵或者发动反击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歼灭，依靠军事力量而存在的心理防线就会被彻底瓦解，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分崩离析；而另一方面，数以百计的核弹也有可能不会使准备充足、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心理后盾的国家屈服。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蒂泽德报告的初稿，也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苏联的身上。尽管曼哈顿计划和管合金计划最初无疑是为纳粹德国而准备的，但是随着二战即将胜利，对于苏联入侵的恐惧已经慢慢超过了对于德国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担忧（尤其是在1945年5月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丘吉尔就在1945年5月写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中表示了他的忧虑：
“我现在对于欧洲局势表示深重关切。我之前获悉，欧洲战区一半的美国空中力量已经开始启程前往太平洋战场；新闻上到处都是美国部队大批撤出欧洲的行动。我们的军队也在按照此前的安排，撤出欧洲大陆。加拿大军队也肯定会走；法国元气大伤。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在将来很短一段时间内，除了驻守德国的部队，我们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就将荡然无存。同时苏联会发生什么？我担心他们对雅尔塔会议内容的曲解，他们对于波兰的态度，他们在巴尔干半岛——除了希腊——日渐扩大的影响，他们在维也纳的发难，俄罗斯和其控制和占领区的力量，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以及最重要的——他们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保持军事力量的能力。假如1945-46年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尚未形成战斗力的时候，苏联人还有两三百个师整装待发，那又会发生什么？一道铁幕已经缓缓落到了他们的前线上，而我们对铁幕后的事一无所知。”
当时英国和美国对于在核武器问题上达成国际军控协议一事抱有十足的自信，但是英国的总参谋部却没有这么乐观。在1945年10月提交给首相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
我们必须争取国际军控——这可能是除了‘相互摧毁’之外的唯一选择。我们加入的任何国际协定中，都需要有最明确和全面的监查权利，对此事的共识是国际管控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的根本。然而俄罗斯是一个同时拥有制造核弹的自然资源和隐秘地点的国家。我们和美国同意不生产原子弹，而俄国却在苏联偏远的地方秘密地进行原子弹的研发和生产，这绝非不可能。不全面的监察权不能提供任何保障。如何对目前体制下的苏联实施明确全面的监督是就是症结所在。
在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总参谋部进一步阐明了英国未来进攻和防御战略的基础：
毫无疑问，在国际核武器管控协议落空的前提下，核武器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防御新武器的最佳方法很可能是报复手段对潜在侵略者的威慑作用。因此总参谋部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推进核武器的研发工作，并且尽快投入生产。在有关国际管制的谈判结果出来之前推迟生产，很可能对英联邦的安全造成致命的影响。
至此，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实施这一计划的政治意愿也逐渐显现出来，英国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手上野心勃勃，复杂而又昂贵的核武器研究工作上。虽然英国科学家在曼哈顿计划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理查德·格罗夫斯将军事后回忆说，如果没有“英国活跃而持续的合作”，那么恐怕就不会有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的头上了），战后的国际环境使得美英关系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而拜阿拉莫斯基地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所赐，英国还没有掌握自主研制核弹所需的全部技术。
毋庸置疑，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战争期间经受了种种考验，并且两国之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依旧存在，但是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又开始再次将美国推回到孤立主义的道路上。
在1946年英国科学家秘密地把美国核科研资料出卖给苏联特工一事被披露之后，美国人对英国新政府的政治观点只会变得更加刻薄和复杂。当麦克马洪法案由美国参议院传给英国政府时，英美合作研发核武器的想法彻底地破灭了。新的原子能法案完全无视先前的海德公园备忘录及魁北克协议，从各个方面禁止向外国透露任何有关原子能的科学信息。麦克马洪参议员在事后表示：
英国在我们的战时原子能计划中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但是由于一系列的不幸事件，在1946年制定法律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对于那些使英国的贡献成为可能的协议一无所知。
这究竟是肺腑之言还是信口开河已经无从考证，不过也有可能只是英国的投入被美国庞大的政治官僚体系忽视了。
艾德礼首相对原子能法案的实施表示强烈的愤怒与不解，并立即给杜鲁门总统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在原材料方面的持续合作应通过信息的交换来平衡，而根据协议文件和我们过去研发核弹的共同努力，我们认为我们有这种权利。
但是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杜鲁门甚至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封电报。不管英国是否继续希望与美国合作以及多么希望与美国合作，这可能就是显示英国只有自主研发这一条路的最终信号。艾德礼首相评价道：
……我们不能在局势总是不明朗的情况下，被他们（美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美国总有可能继续退缩，重新回到孤立主义的道路上去。因此英国的核弹生产在这时就对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
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英国对于原子弹的态度：
我们不仅要拥有它，还要在它身上刻上一个显眼的英国国旗。
实现这个目标却并非易事。英国的第一反应，就是由战时建立的美英联合储备项目保证铀矿石的供给。美国政府相信英国可以凭借与葡萄牙、比利时、南美和其他英联邦国家良好的关系获得不错的铀矿——他们是对的，尽管实际上这种渠道远远不能和美元的购买力相提并论。美国政府暗地里试过让英国的核弹项目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但是英国政府实现目标的决心并没有因此有丝毫动摇，关于铀矿供应源的行动便是其明证。加上美国国内也开始认识到英国对于曼哈顿计划的重要意义，美英关系在麦克马洪法案颁布的一段时间之后不可避免地开始回暖（当然，它也不可能变得更糟糕了）。在1948年一月的一系列磋商会谈中美国和英国又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美国将得到由英国的库存中获取铀矿石的权限，而作为交换向英国输出相关技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次年这种合作关系又一次破裂了。杜鲁门总统宣布：
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信息。由于英国（在战争中）可能被占领，我们也需要确保他们没有建造原子弹的情报。
当然杜鲁门的担心为时已晚，如前文所述，英国早已下定决心，建造自己的核武库了。
1946年8月9日，空军参谋部签署了OR1001，要求研发一种“遵循核裂变原则的炸弹”。当时炸弹的尺寸和重量尚不清楚，但是在数年后该需求文件重新签署后，炸弹的详细技术要求被确定了下来：长度不超过290英寸，直径不超过60英寸；重量不超过10000磅，并且要在20000-50000英尺之间以150-500节的速度投放。遗憾的是，在1946年还没有任何轰炸机能携带这种尺寸的炸弹，因此也需要设计这种炸弹的搭载平台。顺便一提，OR1001最后演进为了著名的“蓝色多瑙河”，而相应的平台最后成为了大英帝国在冷战早期核力量的支柱——“3V” 战略轰炸机。
1947年1月8日皇家空军元帅、原子能生产总监查尔斯·波特尔于唐宁街10号呈交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认为，我们需要就在我国研制原子弹一事做出决定。军务部门已经着手于这个项目，并且也有一些媒体对此表现出了兴趣。我的组织只负责核原料的生产，即计划生产的炸弹中的材料。除此之外，炸弹的结构是一个需要经过精确计算、花费数年研究时间并且非常复杂的核物理和工程学问题。我认为目前我们大概有三种选择：a.完全不考虑研发原子武器；b.依靠普通军需部门研发这种武器；c.在特殊的安排和最为严密的保密措施之下研发原子弹。 “在以上选择中，我想a在缺乏关于原子弹的国际协议的情况下，不会被陛下的政府和内阁青睐；如果我们选择b方案，那么就完全不可能隐瞒原子弹的研发进程。这个过程牵扯到了各方利益，并且需要和我的部门做大量的咨询工作——这会导致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更何况美国的情报部门肯定会很快就知道我们正在以“常规渠道”研制原子武器，这又会给他们以进行技术封锁的口实，到时候恐怕就连生产裂变材料的基本技术都难以幸免。 “……因此我想请示两点：第一，相关研究是否需要进行；以及第二，如果需要，那么上述事项应不应该采纳。”
在各位大臣的支持下，原子弹的研发工作终于缓缓启动；而就在此前一天，空军少将约翰-布斯曼恰巧苦恼地向空军元帅威廉·迪克森抱怨，尽管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空军总参谋部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手头上关于在原子能领域研究进展的信息非常有限，这令我感到担忧。您也知道，我们在去年九月向军需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原子弹的需求文件（注：指OR1001）。CS(A)立马和原子能部门接洽并且讨论了整件事。但是现在看起来整个英国都没有任何组织来研究原子能的军事用途，根据那里面的一个人说，就算是以后有没有也很难说。军需部门也收到了通知， 说是如果在他们最后完成炸弹的尺寸设计之前就定下未来轰炸机的弹仓尺寸，那就太不明智了。 “……我们就在这件事上陷入了混乱：我们需要远程轰炸机和能塞进弹仓的原子弹；但是能满足我们需要的那个人却因为没有生产必须物资的机构，以及一些战时的什么承诺而不能开工。鉴于我们对于未来战略的理解完全依赖于原子弹，以及我们在原子弹的数量上和其他国家匹敌的时间，因此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我需要您的指导。”
一桩大事确确实实在发生。一个原子能研究委员会被组织起来，负责原子弹项目的威廉·彭尼博士也向波特尔元帅发出了相关提议。在博士的领导下，大量的初期工作得以完成，包括皇家空军核心研发小组的建立（驻地位于肯特郡的哈尔斯特德堡）。其他设施也不断地建立并且参与进这个项目里来，包括奥尔德马斯顿的后勤设施（负责原子弹的总装工作）、斯普林菲尔德的工厂（负责生产原子弹需要的铀），以及汉堡罗的设计机构（负责设计原子弹的弹体）。为了解决钚元素的问题，英国在坎伯兰的温斯凯尔（现称塞拉菲尔德）建造了其第一座核反应堆。
1948年冷战开始，国际局势就变得更为凶险。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空军B29在英国的部署以及西方-柏林交通的限制使得全球紧张度直线上升。而1949年八月苏联引爆其第一颗原子弹后，英国越加清楚原子弹计划的敏感程度和必要性，也进一步坚定了把核弹工程推行到底的决心。为了加速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用以生产钚的新核反应堆也被提上日程。艾德礼首相评论道：
我认为这个拓展的方案与原方案一样重要并且紧急。我希望没有什么会妨碍这个项目的实现。
在以上关于原子弹的各项生产研发工作安排妥当之后，英国开始寻找原子弹的试爆场所。 由于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缺乏开阔的、人口稀少的地区，在海外进行原子“装置”实验似乎成了必要的举措。 首选地点是美国太平洋试验场，1949年英国政府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使用它的请求，但是在次年被驳回了，随后英国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纳入了考量范围。彭尼与加拿大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奥蒙德-索兰特进行了交谈，他们安排了一项联合可行性研究。研究报告指出，试验区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 下风向100英里内无人居住，且相对孤立；
- 面积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可以在数年内容纳十几次爆炸实验；
- 盛行风能将尘埃吹到海上，但该地点本身需要远离航道；
- 在引爆区上风向至少 10英里处需要有条件建设临时营地；
- 在爆炸区上风处至少25英里处需要基地营区，有容纳实验室、车间和信号设备的空间；
- 到1952年中期可投入使用。
1950年9月，海军部提出，澳大利亚无人居住的蒙特贝洛群岛可能是合适的实验场所，于是艾德礼首相获得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的许可，派遣一个调查组去考察这些岛屿。调查结果证明，蒙特贝洛是进行海上核试验、评估舰载核装置毁伤的一个理想场所。为了协调这次代号为 "飓风行动 "的核试验，飓风执行委员会（英方）和澳大利亚飓风小组（澳方），随后被建立起来，并且开始安排实验的各项事宜。
英国为 "飓风行动 "组建了一支小型舰队，以 "坎帕尼亚 "号护航航母作为旗舰， "纳尔维克 "号、"泽布鲁日 "号和 "追踪者 "号坦克登陆舰负责伴随和协同。炸弹除了放射性部件以外的部分在孚内斯岛组装，然后在1952年6月5日被带到河级护卫舰普利姆号上运往澳大利亚。坎帕尼亚号和普利姆号避开苏伊士运河，绕道好望角以免受到埃及局势的波及。
这次航行花费了8周的时间，最终舰队于当年8月8日到达指定的试验场地。最重要的钚和相关元件则是由温斯凯尔运输至奥尔德马斯顿，在此处组装并由卡车运输至莱纳姆空军基地。在此处钚核被装上了一架“黑斯廷斯”运输机，前往新加坡的实里达机场。最后由一架桑德兰水上飞机运往蒙特贝洛群岛，在那里隶属于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11艘舰艇将加入舰队并且负责试验场地周围的警戒工作，其中包括驻有805和817中队的 "悉尼 "号航空母舰及其4艘护航舰："托布鲁克 "号驱逐舰以及 "肖尔海文 "号、"麦奎利 "号和 "默奇森 "号护卫舰。同样也是在舰队到达之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将会在“普利姆”号上把炸弹组装好，进行核试验。
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1952年10月3日早晨，炸弹在停泊在特里穆耶岛外1150英尺处的 "普莱姆 "号船体内成功引爆。地面站的观测人员此前预想会看到一朵再熟悉不过的蘑菇云，但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朵异常庞大的、裹挟着巨量尘土和残骸的花椰菜状的爆炸云——总的来说，这次爆炸的当量达到了25kt TNT的级别，炸弹的性能完全符合，甚至超过了预期。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彭尼秘密地对炸弹装置的结构进行了改良；安装小组的成员们也没想到“这个装置居然会炸得那么干净彻底”，并对自己两个月的工作“感到惋惜”。
当然，“普利姆”号被完全摧毁了。爆炸后的她剩下的只是一种 "胶状黑色物质"，被冲上了特里穆耶岛的海岸。在“泽布鲁日”号上观察爆炸的皇家工程师德里克·希克曼后来在谈到普利姆时说："她剩下的只是在爆炸以后雨点一般落下来的几块拳头大小的金属碎片，护卫舰的形状在海床上烧焦了。"残骸在爆炸的四分钟之内就飞到了10000英尺的高度，足见炸弹的威力之巨大。
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他又回来了）给彭尼发了一封以“威廉先生，干得漂亮”开头的电报，同时唐宁街10号也发了一篇公文，宣布授予威廉·彭尼博士“大英帝国骑士勋章”。在下议院的演讲中，丘吉尔首相提到：
原子弹在10月3号的早晨被引爆。爆炸将数千吨来自海底的海水、岩石、泥土被抛向高空，创造出了一场巨浪……
英国终于步入了原子时代。为了这种炸弹而诞生的“V系列轰炸机”们，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作为英国皇家空军核威慑、常规打击以及力量展示的支柱，活跃于欧洲的天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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