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首先得承认“贫民窟”这个词是我们生搬硬套的。华沙城怎么能有贫民窟呢。那我们这个地点在游戏里怎么称呼?蘑菇。华沙城里的蘑菇工人住宅。
华沙真正的“贫民窟”是底城区。那些清理旧华沙的清道夫,和被流放者所居住的地方。他们有些人会使用高科技,但大部分是和上方社会隔离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部落,使用着夜视设备进行侦查,并通常来说对来自上方的“客人们”不抱好意。
当局意识到需要建造能够容纳上千万人的新城市。垂直的城市,无比庞大的高塔在当时已有范例(例如新东京),所以也不算是闭门造车。
高塔建造的问题在于,为了建造地基必须清理掉大部分旧华沙城区,而这自然也招来了本地居民的抗议。
来自首都的工人自然不愿意干活,但部分移民接下了这份工作,他们也因此遭到白眼。随之而来的就是暴力袭击。负责建筑的公司不得不修建了防御性的工人宿舍“蘑菇”。
想象一下,雨后蘑菇一样从旧城区废墟中修建起来的建筑,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最中间的高塔地基拔地而起。
当雄城落成,蘑菇自然不再被需要。它们的菇盖甚至还没有城市最低的马路低。它们现今大多被荒弃,因为底城区蛮人们不知道如何攀爬它,城里人更是懒得下去。但是如果真的有人造访这个130年前的古建筑,就会发现其中装点着诸如旧教堂彩玻璃等各异旧华沙建筑元素。
建筑工人用这种方式来报复那些憎恨他们的华沙居民。蘑菇功能本身是普通的住宅,类似工人卧室,有床,家具,厨房。这块无人问津的地方完全属于工人们,任由他们肆意打扮改造。
“贫民窟”也常被用来称呼那些无人前往的下城区底层街道。游民有时会短暂聚集在那里。他们搭建避难所遮蔽脏雨,但无法久留,因为警察偶尔会来驱散人群。
22世纪华沙城的历史确实独特,但住在贫民窟里的又是什么人呢?
研究群体:7-17岁青少年,出身孤儿,位于下城区街巷,都至少露宿街头3年以上。数量:45名儿童 (15女孩,30男孩)。
实验对照组: 45名同龄同性别儿童,出身下城区完整家庭。研究旨在确定述情障碍(无法辨识并理解对话者和自身情绪)的严重程度,重点集中于对话者的面部表情。研究群体中的儿童均表现出了中等到严重程度的述情障碍。
研究发现研究群体的述情障碍严重程度与街头生活时间呈正相关。在极端案例中(五名男孩,年龄分别为11、12、13、15与16岁,以及一名16岁女孩),研究群体只能辨别出展示全息影像人脸的“有威胁”和“无威胁”。他们无法辨识诸如恶心,恐惧,愤怒,好奇和羞愧这样的表情。他们将这些表情都归类为“有威胁”。他们将表现快乐的面容归为“无威胁”。
声明性测试显示这些儿童在发现“无威胁”面容时会采取欺骗策略:与其进行交易(常见说辞::“我会卖垃圾给他”,“我会从他那便宜买东西”),骗取情报或任何可以拿来卖钱的东西。”
扫描结果发现研究群体在大脑负责感受愧疚和羞耻的部分出现了退化。调查对象在被问及是否会对“无威胁”者进行欺骗时都毫无恐惧地回答了“是”。在被问及事后是否会感到不好时,他们的回答是负面的(“这是他自找的”,“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有人都这么干”,“这就是街上的规矩”)。
二十名儿童 (17名男童3名女童)将愤怒与恶心分为“极有威胁”,将尴尬和好奇分为“有威胁”。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快乐分为“无威胁”。
剩余对象 (19名调查对象,11名女童和8名男童) 在面部表情辨识测试中表现出了中等述情障碍: 他们通常会将恶心理解为愤怒,同时和其他儿童一样,难以辨明自己的情绪。
独自在下城区生活,缺乏成年人的引导,被恶劣环境驱使生存,以及缺乏正面社交导致了这种“精神变态综合症”。症状包含了一系列特质,例如无法辨识和理解他人及自身情绪,伤害他人时缺乏愧疚感,以及对遭遇者的主观判断。
自由欧洲当局应该开始加大对这些大都会内无家可归儿童的管理,因为他们是犯罪组织的理想扩招对象,并可能对自己和其他下城区居民造成严重威胁。”
如您所见,华沙城的社会历史背景非常深厚,等待着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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