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葬礼的掺杂了个人理解的流水账式记录,以下所有记述皆为个人主观想法,本人未经过系统的社会学以及哲学等相关领域的训练,一些不太科学的地方还请各位指出。看看能不能重新拾起在机核的更新吧。
实际上对于从小就生长在城市的我来说,到目前为止乡下的亲戚去世是一件没什么太大感情波动的事,早就脱离了那种生活状态了,在初高中逆反心理微微翘起的时候甚至相当反感父上强制要求我陪他去参加乡下的活动。慢慢长大了,多多少少进一步理解了家庭这个概念后,只要不是频繁地进行这种活动,也能够接受了。而且这一次我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刚刚在家考完研,确实没什么事,如果是在初高中大学时期的话还能拿着学习这个借口搪塞过去。总之还是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
早在葬礼之前,一家子曾经一起去看过那位亲戚,那位亲戚是父上的叔叔,我应当称之为叔公或是叔爷吧,在印象里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年纪大了时不时下下地,有节日活动时就到各家之间串串门,穿着蓝色中式工装,戴一个帽子,搬一副板凳,衔一根香烟,和其他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聊时节,聊家庭,聊乡里邻里的八卦和日常。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突然咳血,被检查出肺癌晚期,综合身体情况后也无法承担其他的疗法来延长寿命,叔公的家里人骗他说是咳嗽咳猛了,感冒而已。靠着心态多活了几个月,至少不是医生当时说的三个月。据说在去世前几天,叔公虚弱地躺在床上恍然大悟,说自己是得了和自己兄弟一样的病。我们一家子去的时候,基本上没力气了,看到有人来,勉强地缩在桌子的一角喝肉粥,据说当时已经断食了几天了,那也是一个冬日的暖阳,喝完肉粥,就蜷缩在农家的坪地的一角看着自己的脚晒太阳。
所以当家人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个人其实还是有点感触的,那天去探望的时候,看着那个蜷缩着晒着太阳的躯壳印象很深,对于一个人的印象,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多少有些很奇怪的感觉。由于是有直接关系的亲属,无条件需要去露个面。
那块地方的习俗是办三天事,第一天入木,第二天摆堂,第三天吃席,第四天大早上上山,虽说第二天摆堂,但一般在第一天入木后晚上就会马上摆好灵堂,第二天更多的是第三天的准备活动以及等待一些远方的亲戚回家做一个碰头会,对于我这种隔辈的没有硬性要求参加第二天的活动,第四天上山主要是家族里的我的大一辈的亲属承担,而且现代化条件下都用机械搬运,对人力的要求不像以前,所以我是参加了第一天与第三天的活动。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那种相当肃穆的氛围,个人实际上还是相当拘谨的(事实上对于不甚熟悉的亲戚来说,我给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拘谨),但实际上整个氛围是相当非正式的。乡里的七里八邻已经围着火堆聊起来了,父上在老人的房间里打了转身,便出来和乡亲们聊起天来了。可能是被传统刻板印象和一些文艺作品影响,我感觉不太合适,也有点非礼勿视的意思吧,但又是第一次参加第一天的活动,只是远远地看着,或是通过房间里的镜子的反光看看房内的情况,老人躺在床上,用着那种白边的红被子盖着,全身都蒙着,躺地笔直。不久,老人的三个直系子女的两个拖家带口的回来了(老三一直在家)小孩中有一男一女,女孩长得清秀可爱但相当活泼,男孩更是调皮,很难想象男孩曾经得过比较严重的血液疾病。
在外面烤火闲聊了一段时间后,长辈们离座准备搬老人入木,我没去看,因为还是相当拘谨。这之后再进屋一两个人在老人屋里拆床,一些与老人同辈的亲邻们为老人包上宣纸(可能也不是宣纸,材质比宣纸还要轻薄,没有具体过问),左一下右一下,包成人字纹。此时一些稍微年轻有气力的亲邻在屋外的坪地搅拌石灰,石灰的量相当的多,用于填满棺木,盖在老人之上。搅拌时洒点水,石灰会结成小块状,填入棺木后可能是嫌不太好看,还要再盖一层上好的腻子粉。乡邻们七嘴八舌地把腻子粉抹平,聊起各种话题,话题的主体是对老人开的各种玩笑话,例如可惜没找美女续个弦(老人的妻子走的要早两三年),说在底下随便找,找三房四妾什么的,以及说腻子粉究竟怎么抹平最好。
整个过程没有所谓的法士或是道士指导,于是在下一个环节出现了一点混乱,抹完腻子粉后,要在腻子粉上写字然后用碳粉填黑,混乱的原因无非就是说谁会谁不会,写完之后直接上盖,棺盖很重,而且也不是滑盖式的需要胶合剂,众人花了大力气才盖上,还需要有人在棺材上站着摁几下才能完全闭合。然后这一天便过去了,剩下的就是招待客人吃饭以及围着火守夜了,倒是这个点乡里负责做法事的人姗姗而来,在大家的玩笑话中边闲聊边谈葬礼事宜,守夜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宵守夜,10点钟左右,便只剩下老人的几位儿子了。
我很久没有烤炭火了,小学的回忆倒是有过在父上老家的老屋的火塘里烤火的情景,在经历过南京的冬天后,湖南的冬天也没有记忆中的那样冷了,但总归还是爱往火塘边靠,一个坪里坐着二三十号人,火塘也是一口口生锈的大锅或是铝桶,自觉地按着年龄段前去属于他的那个火塘。老一辈早已做好,手抱着二郎腿上的骨头聊着天,女人们则坐在靠近茶水桌的小铝桶,瓜子时不时蹦出亮色的小火苗。湿重的晚间空气令人回味,说不上沁人心脾,但却是有点上瘾。
一套流程下来,我多少有点对第一天的无组织与非正式有点震惊,仿佛我才是整个现场最传统的人。这是一种隔阂,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从未真正参加过一场葬礼,导致我只能通过一种刻板印象的视角来看待整个流程,或许多少年前,我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是对的,较于以前乡村的葬礼早已崩解,这种主观的隔阂是另一种隔阂上升的体现,一开始我把这种崩解归因于城市化的进程,随之而来的便是宏大叙事对人的无情摧残与对乡村的毁灭。对于我父上一辈来说,这种仪式早已丧失意义,存在早已崩解,新式葬礼至少从金钱角度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来看更有优势,但是他们无论是从尊重老人意愿的角度出发还是什么其他的角度出发,这显然更加值得。这是一种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人们的一种适应机制。通过不像样子的仪式来聚合从家乡奔向全国全世界的个体,家庭或是个人。
第二天没有去,我直接参加了第三天的仪式,按照要求父上要提早到场帮忙布置会场和参加仪式,母上在早晨昏昏沉沉地醒来,在车上解决完一切之时,也到了会场。会场已经开始做法,比起前两天要热闹太多,低音炮与人头在被棚子覆盖的阴影下轰鸣,带头的是几位披着五颜六色袍子的大叔,大棚里摆着几张张桌子,五张用长木凳搭成一个小塔贴着纸符,写着五个方位的佛祖的尊称,正中的桌子上用大米摆出一个佛字,一张上放着纸扎的宝塔,另一张则被一位看上去昏昏欲睡的袍子大叔占领着,桌上摆着边角都被磨圆了的令牌和一些写了东西的黄纸。父上在和其他亲属围着五张桌子打转,见到我来便让我接手,去帮忙干其他的杂活了。
突如其来,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提前告知,当我诚惶诚恐不知这么做的时候,旁边人说跟着人流打转就行了,说着递了支香。于是便就着震耳欲聋的低音炮和各种燃烧着的东西弥漫的烟气开始参加法事。仪式要求沿着路线转九圈,一圈的起始由领头的决定。接近每一圈的结尾,低音炮的喉舌便发出高频的震动,人群不知是被带领着还是被追赶着,冲向灵堂,绕棺木一周,然后跪在纸塔面前和桌子之间,这时昏昏欲睡的大叔起身,用着乡音念读黄纸上的字,字看得出来是手写的,而且写得相当好,但是没有仔细看。夹杂着几个听得懂的音节,大体上是慨叹人生在世如流水,这时的低音炮稍微减少了点进攻性。然后又是一阵爆破音,开始又一轮的奔走,大叔也开始又一轮的休息。路过纸塔,看到一位袍子大哥把一张符纸往上挪了一层,暗暗数了数,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九转和九层宝塔。虽说是跪着,但是因为没有垫子,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其他亲戚只是蹲着,然后闲聊等待念经大叔放下话筒开始休息。
虽然关于法事流程与细节也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违和感在这里浮现出来,大叔们的袍子形制很像道家的袍子但是颜色也不是常见的蓝黄色而是红绿色。在整体偏向于道家的法事流程之中,不见道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反而五尊佛祖占据主要地位,灵堂里菩萨也是熠熠生辉。同时道佛两家其实都崇尚相对安静的环境,想着一个低音炮已经足以震怒天庭,更何况三四个外加一个乐团。
男人们做事,准备食料安排会场,女人们做事,管理流水,不仅是用来喝的还有用来花的。十里八乡,亲戚朋友都得准备点现金,一天下来能够满足农家两三年的收入。对于大多数的新一代来说,这是相当讨厌的,不仅是一种扰乱日常生活的开支,也是一种进入到无穷无尽的人情陷阱之中的风险。坐在礼房旁边,看着人来人往,虽然还是不喜欢这种行为,但也多多少理解这种现象。物质上人的消失也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削弱,传统农业生产哪怕到现代中国的乡村都有着氏族公社的色彩,一个人的消失带来的是全公社的补偿义务,用来接济个人家庭的延续,完成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这是一种劳动的再分配,无论是红事白事,在这些活动之中产生的送礼行为最开始都是一种对于因为自然原因产生的不平等的对抗。而为了更好地履行公社的义务,每个人给了多少礼金都应当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应缴税款。混乱的组织形式甚至是无组织并不意味着公权力的消失缺位,至少在这一种场景下,所有人都是公权力,同时承担着公社内个人的死亡。
结束复杂的思绪的是红烧肉的香气,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乡宴恐怕是唯一有好感的活动环节了。不得不说虽然我的肠胃本身不好,事后胃绞痛和紧接而来的发烧更是说明猪油与辣椒对我的肠胃进行了一次无情打击,当我浑身发毛感觉不到自己究竟烧到多少度时,我还是在回味红烧肉那猪油与甜味伴随着一点点的干辣椒的香气的均衡风味。
必须指出的是中午还是不算正式吃席,更多的是一种招待,吃完以后住得近的回家,其余人围着火堆又开始了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我坐不住,出去转溜了一圈。采石场的白崖映着日渐西沉的太阳,以及丘陵之间断断续续的平原上,那断断续续的林线。这儿在我的印象之中从来就不是存在于别人的摄影作品以及山水画作之中的中国农村,零八零九年长株潭地区扩张迅速,林木需求大,一般人乍一看林木单颗收益高,比起稻谷蔬菜要方便打理,而且距离城市比较近,大量的农户忽视基本农田的要求,密密麻麻的种植林木,一团团地种起月桂和红桎木。城市冷静下来,农村陷入两难,砍也不是,种也不是,撂在那儿懒得管了,成为了事实上的荒地。本身种的又多又密,从远处看平地上突然拔起的一团林子颇有藏着一座公馆的感觉,只是走几步便又稀疏成留着稻秸的湿润土地,然后又是一团林子,在断断续续的幻想之中,溜回了会场。
人围着大锅,大锅围着火,两位袍子大叔在上午做法事的坪地上搭起台子,竟然讲起相声来,也说不上台子,就是在中午吃饭的餐桌上放个小桌小椅。我从未在当地长时间生活过,自然也听不懂口音,只能从时不时蹦出的官话中,听到几句玩笑话。男人们聚集起来,有什么动作,之后便一大帮子呜呜啦啦的走了,父上让我跟着帮忙搬纸扎。纸扎的大小尽其所能的大,只要出得了门就行,先搬到灵堂弄点仪式,再搬到山下焚烧,说不上精美,但是结合了农村人生活所有的生活期望,一个四四方方的屋子,一个自带亭子的小院,以及其他细节配件。搬纸扎的不少大叔对纸扎的细节还挺兴奋,说着家具配置,以及亭子里等待伺候老人的美女。
坐在火堆旁,蜂窝煤稍微有些出力不足,乡里随手在角落里捡了根木棒扔了进去,那木棒上带着花纹,是之前拆掉的床。在跳动的火焰中,看到一点不一样的光景。农村的结构就是一个个火堆组成的同心圆,从外走向里,最后蹦到火堆之中,成为火堆的一部分。仪式就是火堆,各种仪式把所有人拢在一起,围绕着火堆进行交际与连接,社会节点实体上消失,形式上变为火堆的一部分,成为联系节点的通路与语言,火堆的温度靠着一步步走向火堆的人来维持,所有人在无组织的共识中维系着农村的无组织。农村的生活是有其固定节奏的,仪式与火堆的作用不在于强化这一种节奏,而在于打乱重建一种新的节奏,用来适应因为个人关系变化而产生的进一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出生、结婚、死亡、以及年例活动,这是静态的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手法,与红头公文科层规章具有同等的效力或是说是公文规章在“无组织”状态下的一种表现,反之亦然。而进一步的,父上一辈对于早已经崩坏的传统看似无意义的明显与市场经济条件脱节的坚持,是农村出身的人们适应变化的社会的一种自己的动态适应手段,是一种动态适应手段的言传身教的尝试。他们在用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方式适应世界。
而进一步的,道佛之争的问题也得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假设。在没有强力的宗教权力控制下,仪式本身,其意义形式字符颜色并不重要,归根结底都是农家适应环境的手段,所有都是为了农家而服务。佛家的大慈大悲的确是令许多中国人心神向往,可惜佛家的法事流程对于文化水平多多少少有些要求,而且念经打坐的形式也着实不是那么讨喜。与传统官僚制度有着相似之处的道家体系相比之下就显得热闹一些,虽然也免不了念念经文,但是大量的可供实操的仪式道具能让每个人都能用一种相对新奇的态度坚持下去。作为宣告新乐章的转场,自然也不能安静下来,喧哗就是对于平静地撕下日历的最好反叛,反叛不再适用于当下的节奏,反叛尝试控制生活的形式,在一种又当又立的反叛中建立新的节奏。把人埋入坟包,永远只有农民在胜利。
吃完席,又是一轮守夜,和已经工作的表姐聊起天来,虽说是姐也只不过大几个月而已,我们谈论起各种事情来,她对办公室政治的感觉,对河西生活的感觉,我对仪式的看法,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喝了点酒的姑爷突然坐到我的身边,向我和表姐抱怨自己女儿我也应当称之为表姐的各种不是,慵懒的日常生活,日趋增加的体重,以及对仪式的反感。姑爷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肯来,这让他很苦恼,想着兄弟姊妹能不能开导开导。翻来覆去的聊,我也必须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任何岔开话题的尝试都会被酒精的兴奋作用化解,成为单行道,因为我的搭话表姐倒是解压了,低着头偷偷地笑。强行灌下几杯茶,冲入厕所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小戏班子演着戏,先是一个女演员领着一家子哭,然后再是杂技表演。夜深,我和表姐回到本家的房子休息,等待仪式的结束,也基本上是十二点,母上也来了,是时候回家了,父上留在会场,准备第二天抬棺上山。
道路向前延展,在车里聊着天,聊表姐的近况,聊仪式,聊当下青年状态,今夜无人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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