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时候理发从来不用花钱。原因很简单,我的阿姨开了一家理发店。理发店坐落在西湖边山脚下。我童年的许多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在我们这儿, 理发叫剃头。逢年过节,我父亲都会带着我,坐半小时的公交到阿姨家作客,顺便让阿姨帮我剃个头。阿姨一家就住在理发店的二楼。二楼的空间很小,于是他们在楼梯间里搭了一个简单的灶台。楼梯间倾斜而狭窄,剩下的空间单人通过都显得拥挤。每到饭点,姨父一边做菜,一边还要让出身子来给上下楼的我。通道里烟雾缭绕,让记忆中的厨房显得愈加模糊。
我那个时候还不够高,坐不了大人的椅子。剃头的时候需要在椅子上再摆一张小凳子。小孩子天性好动,理发时偏偏需要坐定。阿姨经常用“再动就要剪掉耳朵”来吓唬我。来剃头的都是常客,偶尔也能认出我来,同我打招呼。理发店的一角挂着一台电视。有时赶上电视台放送当下热门的剧集,那些常客也会“赖着不走”,等播送片尾曲方才离去。意犹未尽的,还会留下来和阿姨讨论剧情。从白天到黑夜,理发店的每一天都在电推子和吹风机的声音中开始,在人们零落的闲聊中结束。
等我再长大一些,姨父也开了一家理发店。在我印象中,他们家就是理发世家。直到多年后我爷爷去世,我才知道其实不只是阿姨一家会剃头,我父亲、我父亲的兄弟姐妹都会剃头。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按照习俗家人都要剃头。原以为要辛苦阿姨了,没想到我的二阿姨也拿起推子,帮我的父亲剃了头。我正疑惑,我母亲告诉我,我父亲以前也学过剃头。
原来,早年爷爷曾将他的儿女送到村里的剃头师傅那里当学徒,祈求他们能在困难时期有一技谋生。他说,无论在什么时候,人都要剃头。几十年过去了,姨父关了理发店,去做别的生意。阿姨的理发店几近搬迁。兄弟姐妹们都临近退休的年纪。我记忆中最初的那家理发店,也不复存在了。
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1],在家多日的我顶着一头蓬松杂乱的长发,萌生了为自己剃头的念头。即便事先看了许多教学视频,第一次剃头也持续了快一个小时。
在家剃头的准备工作就十分复杂。为了方便事后清理,我剪开几个垃圾袋,平铺在地上和水池上。我又取了一条毛巾,铺在肩膀上,在上面再披一个垃圾袋,用夹子夹紧领口。这样,剪落的头发也不会粘在衣服和身上。我一边参考教学视频上的内容,一边回想小时候剃头时候大人的动作。有这两种来源作为参照,总不会错。
本以为准备工作做好了,就万无一失。可曾想剃头的过程更需步步为营。先保守地轻推侧边,再慢慢减少推子限制器的长度,在剪得太多和看不出变化之间来回试探。剪完侧边,再打湿头发,用梳子整理一番。待头发一簇一簇并在一起,用手指夹住一排头发,剪刀咔嚓。如此往复,来回折腾了约两个小时,总算是完工了。
初次剃头,虽然手法生疏,但是过程中往往有那么几秒钟觉得似曾相识。好像镜子里的自己,不是那个因为疫情需要为自己剃头的年轻人,而是那个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生怕耳朵被剪掉的小学生。隔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我在镜中重叠在了一起。我仿佛又能听见电推子的振响、客人们的欢谈。这些模糊朦胧的声音又将我带回了我爷爷的葬礼。那时的我正试图想象,当年他和奶奶是如何一起带大五个孩子,又送他们去学一技之长。
早年父辈们学理发,是为讨个生活。如今我为自己理发,是迫不得已。我不禁感叹,家族技能竟然以这样的方式传递了下去,使三代人在几十年后再度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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