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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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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篇文章
- 不稳定性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篇文章的特点，那就是“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首先是在时间上的：这篇文章的初稿在我接受这次咨询后的1小时内写就，但却是在第二个早上发布的，而它的内容则是我对更早之前的自我的追溯。在这里，时间并非牛顿意义上的绝对的、线性的时间，而是类似柏格森意义上的一种绵延，是一种扭曲和分化，也是一种重复与纠缠。 这种不稳定还表现在内容的不忠实上：这篇文章并非是对录像或者录音的转写，而是从我记忆之宫的提取和再加工：其中肯定有着用语上的改变和意义上的重塑。比如：我依稀记得，昨晚的对话中提及到了海德格尔的“诗性”，但是它却没有出现在这篇文章中——真正的原因在于，在我构建好的这篇文章之中已经没有地方摆放它了。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一内容去除。在今天的这份稿件中，我还额外添加了一些实际咨询中没有的要素。此外，内容的不忠实也反映在我创作的意外中：今天早上，我发现昨天夜里起来修改的稿件丢失了。因此，现在的这份稿件是我对昨晚初稿的第二次重新加工，而不是对夜里修正稿的继承——它是一种断裂和跳跃，而不是一种延续。昨夜的那份修订稿（或者那份真正忠实于对话的转写——真正的原稿）成了爱伦坡的一封失窃的信，成了拉康的丢失的关于镜像阶段的报告。我只能通过重构进行返回，而这返回则注定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 最后，这种不稳定还表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我身上：这是一个“被分析者”的记录，是一个“病人”的回忆，是一个“主体”的妄想。其中充斥着对各种术语的挪用、玩弄和误用：不单单是读者感到困惑，就连这个言说的主体——我——也不能完全把握它们的意思。因为我并不是哲学大师，也不是哲学学者。比如：我对拉康的理解仅限于吴琼的《阅读你的症状》，并且仅停留在下册第七章的第一节：“无意识的主体”，但是我会大谈特谈拉康。我不是像“某个大师”这样的完成时，而是一种像孩子一样的将来时：我还是一个探索者，一个有待存在的存在者。这意味着我对语言的使用总是凌乱的、尝试性的。这些凌乱就构成了一种断裂，而正是在这种断裂中，我们才窥见一个在思的无意识主体。 对于我的读者而言，他们最好不要与这篇文章有关——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和其相关。他们最好把这篇文章当成一个他人的案例，当成一个虚构的故事，当成一种诡异的幻想，跳过所有他们无法阅读或者不喜欢阅读的部分，直到关闭甚至拒绝阅读这篇文章——这时，这篇文章就得以完成了。
- 后续的文章 如标题所示，这是我的“第三次”咨询——这当然是一个虚指。我用尼采对精神变形的描述来概括我自咨询阶段：孩子、狮子、骆驼。你也许发现了，这种排序还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倒错：尼采用一种从年老到年轻的倒错描述了精神强力化的变形，而我则把它倒置了回去——这是对我咨询顺序的一种倒错。我将通过三、二、一的顺序来返回最初的咨询，来探究那个“原初的创伤”。而每一篇文章也许只是一次咨询中的节选（比如这一篇文章），也有可能是多次咨询的综合。总之，我会按照特定的主题和自己的意愿将它排列。 我会在这里给出第二篇和第一篇的标题：规训与惩罚中的狮子：怀疑者和镜子的照面、喧哗与骚动中的骆驼：病重者对治疗师的问询。这两个篇名此时就是一种指向：它们暗示了我曾经的状态，也暗示了我对于曾经状态的评价——正这是我对它们的结构化。 然而，这一创作仍然处在不稳定之中：我并没有许诺或创作它们。也许它们只是存在于这里的篇名。不过谁又能知道它们是否存在呢？就像这篇文章：在最初，我甚至都没有打算去写它，而是提前构思了一篇关于“如何阅读”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却比关于阅读的文章先问世了。
- 注：文章中会出现带括号的文字，该内容为咨询中实际出现的动作。
痊愈者和朋友的第三次闲谈
痊愈者和朋友的第三次闲谈
我：
那就接着上次我们的话题讲了。上次谈话我提到了海德格尔的“路标”。这并不是海德格尔的“概念”，而是他的一本书名——我甚至没有读过它。但是我可以调动这个意象：心理咨询就是一种彼此互为路标的过程。当然，他的理论过于庞杂，我认为并不适合在闲谈中去讨论，所以我们先聊您可能更熟悉的拉康：治疗师的言语、沉默或者打断都是一种回应，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而我则通过治疗师，通过这个他者来构建我自身。治疗师正是我的“他者之镜”。
朋友：
可以看出来你在用这些哲学的概念来整理自我的思路。你会提到拉康和弗洛伊德，可以讲讲他们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吗？
我：
之前看吴琼那本书，有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认为，拉康和弗洛伊德的革命性就在于他们不像传统医学那样认为医生或者治疗师是一个绝对权威，而是认为治疗师和治疗者的位置是不稳定的。换句话来说，治疗师本身的权威也是不确定的：他在治疗里的位置并不只是分析，而是也会躺在躺椅里，处于被分析的位置。所以，我比较想知道您从一个从业者、一个权力高位的分析师的身份是如何看待这种权力关系的。
朋友：
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处于被我分析的状态时，或者说处于权力关系的下级时会感到愤怒吗？
我：
并不是，或许我可以用一个别的例子来表明我的看法。上周和您说我发布了一个关于罗兰巴特符号学的文章。我当时把它发布在了一个类似论坛的地方，在那里发生了一个对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您等我先拿手机找一下。
（翻手机中）
（念了一遍下图中的对话）
我：
我觉得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先来看对方的第一句话：“萨特《局外人》，萨特西西弗斯？大哥你给我看傻了，这种常识性错误都能犯啊。”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批判。比如说，对方在发布这个评论的时候，也许心里会这样想：“这个蠢货还装文化人跟这发呢。这种文化常识都有错，他有什么资格发？他有什么资格作为一个自诩的‘文化写手’，在这个平台上搞这种‘让我教教你’的举动？”但是，在下面的第二句，他使用了一种更缓和的语气，并且加上了一个表情符号——也许这是他想缓和语气的表示。再下边他的话语气就更缓和了。再靠下甚至分享了他关于存在主义的知识。
我认为这段谈话中的重点在于：我如何去把握他人的批评，并使之与我有关。我可以简单把对方的言论分为两部分：感情态度和事实依据。从感情态度的角度来说，对方无疑是对我的错误不满的。这背后指向了什么？也许我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对我的攻击。但是它可以指向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想象，在这背后是一位对文艺学和存在主义葆有极大热情的人。他的态度正彰显出了他对于文艺学和存在主义的极大热情和至臻追求：这正是他不能允许这类低级错误出现的原因。
而我呢？很明显，我的目的并非“我来教教你”。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或者从拉康的角度来说，我也无法在乎别的“主体”。我的阅读和写作，从根本上来说只是参与了“我”这个不完整主体的构建，而与其他的主体无关。因此，我所要表达的并非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一种从容的自我漫游。这种指责本来与我无关：我甚至都不在乎存在主义，不在乎《局外人》和西西弗斯是属于萨特还是加缪——我不正是在这个文本中把他们弄混了吗？
但是这一批评如何与我有关呢？我会让我自己直视这批判之后的严谨与激情——它将成为一个警醒、一种助力、一次鞭打，好让我在求知的路上得以提升，让我驱逐在写作的自满时产生的傲慢。
而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就更简单了：因为我本来就混淆了这两者，接受批评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更正，或者说一次记忆的强化——它只会增长我的知识。
所以，我以内化的方式把它变成一种属我的东西——正是从对这个批判的接受和拒绝中，我使之与我有关。
这时候可以再考察一下我和他对话的反面：我完全有可能在看了第一条回复之后就开始和他对骂。比如，我可以说：“你点赞有我多吗？你有什么资格批判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但是我拒绝这样做。我认为：正是在这种看似对自己的捍卫中，我才丢失了获得自我的可能——我在用羞辱与谩骂保护一种虚构的主体，我的暴怒和喝骂就是使之显明的尝试。但正如上面分析的一样：如果我如此做了，我也就丧失了对这种热情和精进的态度的获得，也就失去了对存在主义的认知——恰恰是在主体的这种喧闹的在场中，它才隐匿了自己的身形。在这点上我们又回到了拉康：也许间性主体的在场只是通过一种离场才得以可能。
不过，有一种流行的解释就是把这种接受当成一种谦逊和表演：比如说所谓的情商、所谓的人情世故。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越是谦逊的艺人越好——最好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这才是一种“聪明”，一种“处世之道”。而对我来说，这种态度显然与我无关。或者不如说正相反：我是一个极大的傲慢者。我不屑于隐瞒和遮掩，我也不屑于排斥。也许我还会犯，并且正在犯着许多错误，但这于我而言都不重要——我只在乎我自己的漫游。我不是哈姆雷特，我的胃口足够好，我有着空前的野心：我意图吞食并消化掉一切的否定与批判，使之屈服于我的意志，并将之作为我的养分，促进我权力的增长——这正是来自尼采的超人之声。
朋友：
（思考）
我感觉在最近这几个月来你的思考更加精进了，或者说……更加结构化了……
（沉默）
我：
是这样的，但对于我来说，这种智识上的增长本来也与我无关。事实上，我是今年七月份才再捡起来海德格尔的。在之前，我也看过陈嘉映，看过张汝伦的一本特别厚的解释书，但是我并不能“理解”海德格尔。那时候我给自己下了个死命令：不管能不能读懂，每天必须读40分钟。但是从结果上来说，这种阅读方式并没有“增进”我对海德格尔的理解。如果说今年和去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我真正地投入了这个心理咨询，使之与我有关。一年多来，我没有碰海德格尔的书，但是一年之后我可以拿起来就“上手”，这对我而言就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情：真正的“理解”并非智识上的增长，而是一种“去生活”。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去存在”。关于这一点上其实可以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他曾讽刺康德那种对先天知识的考查，称这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显然，我们都是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而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学会生活。而这些的前提就是这个心理咨询，这个我用来分析自我的“场”。
朋友：
（点头）
嗯。我在思考，再消化一下你的话。
（沉默、思索）
（点头默许对话可以继续）
我：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远程咨询也挺好的，因为我可以用电脑再翻翻文档。比如说，我可以照着图片去谈关于拉康的这些东西。再接着上面说：我提到我是要用治疗师来构建自身。那么这个建构可以被当成一种历史的建构。许多和弗洛伊德有关的、和心理动力学有关的理论都认为：应该通过追溯被分析者的童年来揭示他的“原始创伤”。但这个创伤恰恰是无法被揭示的。拉康会认为主体当然是通过一种历史构成的，但是这个历史并非他“真正的历史”，而是一种扭曲、变形的历史。
（查看电脑上的截图）
吴琼的书是这么写的：“拉康的所谓个体的‘历史’并非个体或病人曾经的经验或童年记忆本身，而是个体或主体在语言和言语中，且通过语言和言语回溯性地建构出来的某种‘现实’，是个体或主体借助言语对无意识经验的一种‘读取’，是其当下的经验在无意识结构中的一种‘注册’，就是说，个体的历史是在‘另一个场景’中构成的，是被写在‘别处’的。”
所以我会认为，我的这种构建当然是一种主体的幻想史，而我是在咨询的这个场中用这种“幻想”来完成主体的：过去的事情当然已经离我而去了。对我而言，它们永远是记忆中的碎片，永远是一种扭曲的符号。我对待它们的方式永远只能是一种描述的尝试，永远只能是一种虚伪的阐释，而正是这不真的阐释构建起了我的主体。
朋友：
既然你提到了他者之镜，不如谈谈你对我的看法。正如你所说的：你也是我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
我：
在谈话当中您会尝试去询问我的意见，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权力的让渡。就像我们在最开始谈的那个网络上交流的例子一样：只有这种让渡才能构成一个“场”。在现实当中，我们当然很少会遇到这种机会：比如说，我可能需要维护自己在科层制度里的权威——是一个“拉不下脸来”的领导。又或者，某个人就是要通过欺凌来损害我的现实利益——那么，我会认为反击是完全合理的。我会运用斥责、谩骂乃至暴力去捍卫我自己。但是网络提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可以拒绝。比如：我拒绝了把对方的话看作对我的一种攻击，而是把它转化吸收成我的养分。在生活中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假设我是一个警察——这正是通过我拒绝成为一个医生或老师的可能而得来的。又比如在网络上：正是通过拒绝我不喜欢——也就是对我无用信息，接受我喜欢——也就是有意义的信息才得以可能。当然，我对这方面还没有太深入思考，而只是在现在把它笼统地称为一种“拒绝的艺术”。
朋友：
你提到了“权力的让渡”。那么，不如谈谈在什么时候我让你感受到了“我处于权力高位”的感觉，以及这时候你的感受。
我：
我打算先讲一个例子。之前我有跟另一个人聊过，他也是一个接受咨询的人。他跟我说：他很感激他的咨询师，因为这个咨询师能跟他聊歌德。这在我看来就是属于一种异化的权力关系。他的咨询师更像是他的精神导师、心灵牧者。而这种高位的权力恰恰是异质性的。比如说，我也可以期待我的咨询师是精神分析的大师，是拉康的学徒，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正如我在最开始说的一样：别人对存在主义的追求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他的漫游，而我和他的路径彼此不重合。因此，我和他只是在存在之路上照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成为彼此的路标，照亮对方前往林中的道路。而在最差的情况下，我们是各自眼中消褪的符号，最终还会沉沦到平均状态，直到最后彼此遗忘。这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主体性只有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才能在场；而当它以在场的方式显明时，它恰恰是不在场的。
上面那个咨询者的实际情况也跟我说的差不多。我还跟其他几个人谈起过他，他们普遍都对他印象很差，认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说什么他都不认可，他总认为别人都是蠢货，他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好的。在闲谈中，他总是喜欢彰显自己，总喜欢一句话给别人噎死才开心。这就又回到了我上面的话：他就是那个喧闹的在场的主体，也正因为此，他永恒地离场了。
我认为他的咨询状态也是如此：正因为他的咨询师是他的牧者，所以他永远是仰视他的咨询师，而不可能构建起一个平等的、可以映出主体的他者之镜。所以他的咨询永远是一种异化的状态，他的咨询永远与他不相关，也就因此永远无用。
说回到我自己。我会把从现在到去年接近一整年的咨询做一个模糊的分期：前半段是消极期，后半段是积极期。
在前半段我有着这样的思想：我把心理咨询看成一种类似物理疾病的治疗、一种完全机械性的治疗，认为它就跟吃药一样，吃了就该好了。在这个阶段中，您在我这里的形象就是一个医学权威：就像医院的医生——他对自己的患者进行判断，然后开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离场”的：我虽然参与了治疗，但是我是自己的冷眼旁观者——我只是交付了自己的身体，把它提供给医生去治疗，而怎样治疗却与我无关——这完全是医生的责任。这就是一种喧闹的在场：看似我是隐而不显的，但我的这种冷漠恰恰是我的喧哗与骚动，是我的辱骂与褫夺，是对“主体性”的迷恋和渴求。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即主体性却离场了。之前还谈到过“诚恳交流”或者“真诚交流”这个话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就像最开始您让我回忆之前的一些不快经历一样——不是我感到彼此生疏所以故意隐瞒，而是我自己也不能想起来自己的历史。就像我去年焦虑症最严重的那段期间一样：我简直手足无措了。
但是在后半段中，我把心理咨询看成一种属我的东西，把咨询师看成一个指示我存在的路标，看成一个可以显明自我的镜子，看成一种非异质性的存在，因此我才愿意、才有能力去交流。在这时候，您的地位也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了，而是另一个可以构建场域的间性主体，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就能产生。而我的主体性也就可以通过这个镜子而得以构建。在这个构成中，我放弃了传统意义上认为健康精神就是“一个完整精神个体”、就是“精神的整合体”的这种想法，而是选择去直面和接纳这种断裂和虚无，而我的健康恰恰就是从这之中诞生的。我就是这种虚构的在场。一切实在和历史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如何被我把握，如何作为扭曲的符号加入幻想的主体。
所以这其实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在前一种情况下，我处于一种傲慢中，因而失掉了自我，但是这种傲慢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谦卑；而后者则是一种谦卑，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张扬的权力意志。还记得我提到的另一个咨询者吗？他虽然呈现出自我中心的状态，但他的主体永远处于一个权力关系的低位——他以在场的方式离场，因此他也就总也没有他者的镜子，也就总困死在自己回环里。而我现在的情况则与他相反：我不需要所谓的导师。我就是自己的分析师，而您只是一种在场的离场。在离场的您这里，我构建起了我的间性主体。而另一位咨询者永远是被分析者，永远被异质化的权力所掌握，也就永远处于一种绝症之中。这就是拉康说的：“痊愈的本质揭示了疾病的本质”。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导向了一种悲观主义的结局，那就是：咨询师并不能为分析者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的只有他们自己。就像我的情况一样。这种“变好”情况我实在无从言说，或许它只是一种突变，是一种“独化”。拉康声称要让被分析者直视自己的欲望，但是这如何得以可能呢？这是一个可以被过程化描述的事件吗？我表示怀疑——拉康自己不也只能用各种神话和谜语来把握这个主体吗？这正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
不过这不正是分析师的价值所在吗？只有在他们离场时，患者才是健康的；而他们的在场则显示出患者的病重。在分析中也是这样：分析师就是一个通过少量话语、沉默和偶尔打断和存在的主体，是一种离场的在场。最终，当病人痊愈时，他们离开。而这时，他们才真正出现在患者的生命中——他们以成功治疗者的身份离场，因而又在场。
如果一定要用通俗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或者“做些什么”去讨论精神治疗，那么治疗师确实是“无用之人”，确实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或许，最终咨询师能做的只有爱与相信。这像极了我之前提到过的《基督山伯爵》里的那句话：“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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