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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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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集已经添加了相关声明。由于这一声明是在创作中途添加的，为了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将在本篇文章中贴出该声明。之后的文章中，我将默认我的读者已经了解这一声明。
读者须知
- 本合集大部分内容为我个人咨询记录转写，但仅为凭记忆转写，我个人对于其“真实性”不予保证。
- 基于第1条，您应该将该合集内的所有内容视为“虚构作品”而非治疗参考或建议。如患有相关疾病，请自行寻求具有相关资的机构或医生进行治疗。我作为不具有从医资质的自然人，不对任何人给予相关建议，亦不对任何人的问题负责。
何为“回到”（基于10.19提前写下的导言部分）
何为“回到”（基于10.19提前写下的导言部分）
关于弗洛伊德，我们的所知实在算不上少。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弗洛伊德，他和他的理论反而离我们更远了。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对于弗洛伊德的了解是从“弗洛伊德——拉康遵循了性压抑的解释路径”这个短语开始的。这可能也是诸多人对弗洛伊德的印象。但是——我又要说这个词了——但是，弗洛伊德在我这里获得了新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我在阅读尼采，而弗洛伊德与尼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接受咨询，而咨询师的流派就是动力学，即源自弗洛伊德本人的学科。
关于弗洛伊德或者精神分析的种种意见自不必提，我也没必要再强调“你们应该去读《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这本书——因为它澄清了和精神分析有关的误会”。就像挂在我动态里所说的那样：我不关心别人怎么看我的阅读。如果说精神分析是一种伪科学（至少从拉康的意义上来讲，它就不应该是某种“科学”），那它也是一种强而有力的伪科学。你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和精神分析有关的话题下，恰恰那些反对者们的态度是最为模糊的。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精神分析，也不知道谁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谁？他们给出的答案无怪乎“支持性决定论的老头”、“隐秘的宗教崇拜者”、“权力狂”。在这里面，他们自己就上了精神分析的套——而且是最刻板、最典型的那种：就像某些刻板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一看到火车和桥洞就想到性，他们一看到弗洛伊德也会想到同样的东西——弗洛伊德就是他们的力比多。而“精神分析”这个名词就像巴甫洛夫的铃，只要把它摇响，就总会开启他们的“情色开关”，从而引发这方面的吠叫。
就像上面说的那样，无来由的反对并无意义，而且就算有，它们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毫无作用。比如，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不知道‘反俄狄浦斯’，你也没读过德勒兹，这是因为读书不够和智识上的短浅造成的。”要我说，还是算了吧。这种话实在没有意义，因为我也可以创造同样的句子：“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没有掌握希腊语，而这导致你不能从根本上进行细读。”这种指责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许多人不知道“参考书目”的含义所在——它不是一种代表着拒绝的权威象征，即：“因为我读了这些书，所以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们这些外行人最好闭嘴”；而是一种邀请和开敞，即：“我的精力和兴趣有限，我的视野来自这里。如果你享有同样的视野，那我们更好交流；如果你拥有更广阔的视野，那也欢迎指正。”因此，在这上面着魔的人多多少少也像他们批评的对象——权利狂——要我说，他们和自己臆造的弗洛伊德实属欢喜冤家。
在澄清这一件事情之后，我就要回到“我的”弗洛伊德这里。
为何“回到”（基于10.25进行的的咨询内容转录）
为何“回到”（基于10.25进行的的咨询内容转录）
【2023年10月25日咨询转录：个人部分】
其实上次就想说这个事的，但是上次去谈符号学的东西了，所以把弗洛伊德留到了这周。那这周咱们就从这里开始。上周其实提到过我读完了《导读弗洛伊德》这本书，但是当时没有做笔记。这周做了序言部分的，从这里面我找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这本书的作者是从“癔症”及其治疗开始切入的。他搜罗了同时代人对癔症的一些观点，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我把它称为“诈病”：因为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患有癔病的人是“没事找事”。这一点特别像现在许多人对精神疾病的看法：“你能有什么病呢？”或者“你就是在装病。”从这点来看，其实人们对于精神疾病的时代偏见还得到了完好的保留。第二类我把它称作“女人病”：这一类态度是通过历史和词源学追溯进行展开的。这些人认为：癔症从词源上来说和女人的子宫有关，因而是一种专属于女人的疾病。现代人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偏见”残余，比如“女司机”、“感性动物”之类的名词。第三类被我称为“机械病”：这方面的论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比如有些人会认为精神病必然是某种物理性病变导致的。这是一种传统的机械还原论观点。
但是弗洛伊德在这上面的处理和他们都不同，这个不同也被我分为两点：时间的不同和治疗维度的不同。从时间上来看，其他人的治疗是从现在面相未来的：他们需要治好“当下的”病人，从而让他“在之后”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点在现在的循证医学里很常见。但是弗洛伊德的治疗是朝向过去的治疗：他认为人们会因为过去的回忆而得病——这就是他最知名的“创伤理论”。从治疗维度上来看，其他人的治疗是面向躯体的：比如，有一种静息疗法就是依靠限制病人的活动和饮食从而试图让他们恢复健康。现代医学的治疗方式和这一方式也很类似：比如，医生会给你制定运动或者服药的规定，你需要遵循这些规定的限制来获得健康。但是，弗洛伊德的治疗方式是相反的：他是通过倾听来治疗。这就是说：治愈患者的材料不在医生那里，而在患者自己那里。
基于这一点，他早期提出的一个理论引起了我的注意：诱惑理论。这一理论中有两个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权威者”，或称“上位者”，他们是患者的病原。另一部分是“屈从者”，或称“下位者”，这就是患者本人。弗洛伊德认为病症的诱因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权威者——他们当然是有罪的加害者；但另一方面还有受害者——这可能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最令人不快的地方——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有罪论”。尤其是弗洛伊德还把这个理论和“性欲”联系起来，这让它几乎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理论。那么我们的分析就从这个令人难以忍受之处开始。
对于我来说，弗洛伊德这这套诱惑理论无疑揭示了一种被我们忽视的权力关系。而且在我看来，他的这套包含了“性”的解释可能更为有力，因此我需要顺着这个点进行分析。弗洛伊德的诱惑理论认为，创伤是由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完成的，这一创伤源自于上位者的压迫和被害者的引诱——这意味着这其中包含着两个“主体”。我们可以用现实当中的事件做例：性犯罪者是如何诞生的？一般我们会认为这种惨案之中必然包含着两个人：受害人和犯罪者。事实上，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而且这一法律也很合乎我们的直觉。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在从事这种犯罪的同时又不让自己成为罪犯？——这就是我们关于性的幻想。但是我们还可以说：没有凭空而来的幻想。那就让我们追溯自己曾经消费的色情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作品中都有着虚构声明——没有人受到真正意义上的伤害、所有人都为成年人、血腥暴力以及色情镜头是借助道具完成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演戏。这就是说，这些作品中出现的压迫关系是“演出来的”，是假的，这里面没有真正的“屈从者”。我们可以顺着这一点再推上来：也许我们之中的一些人会有着类似的狂野幻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被关进牢房。尽管某些卫道士可能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应该被判处死刑，但请注意，我说的并不是应然问题，而是实然问题——并没有人仅仅因为自己脑子里的这些幻想而被判有某种思想罪（尽管存在着道德方面的审判）。这就是说，一个人仅仅通过想象自己在实施侵害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罪犯的，因为他缺乏自己的受害人，他形成不了一种压迫式的权力关系（这其中当然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他竟然愚蠢到把脑子里这些令人作呕的东西实施了。如果他这样做了，毫无疑问，他只能、也必须得到现实法律的审判）。这种下位者的缺乏导致了权力关系中压迫的消解。
这种方法被我们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比如“归隐田园”，比如“裸辞享受生活”等等。这些都是对权力关系的放弃。但是，更多的人会面临着这样一种境地：他不得不服从于某种权力机构——比如我不得不上班。有些人手停口停。这些人该如何获得自己的自由？
在这种条件下，获得自由的方式和我在上面提到的“不犯罪的犯罪者”所采用的是一种方式：即消灭权力关系的一方——压迫者。这种方式下最为激烈的反抗方式就是暴力革命。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奴隶举起鞭子，抽在压迫他的奴隶主上——这是最传统，也是最为直接的反抗——通过直接消灭压迫者的肉身而消灭压迫。但是现实中（或者说现代生活中）的压迫并非这样：更多的压迫是通过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方式进行的。
现代的医学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我在总结关于弗洛伊德的那本书时所提到的那样：病人是通过服从医生来获得健康的——他必须放弃错误的生活方式来获得正确的生活，比如放弃高油高糖的饮食来获取正常的血压和血脂。这时候，病人会要求他的医生是一个权威：医生当然要更懂如何治病。一个自己都罹患三高的医生有什么资格告诫患者注意饮食呢？——就算这个“三高医生”说的话是对的，但是这样一种情形无疑会让他的话更“不可信”。
但是在精神疾病及其治疗上就不是这样了。病人渴求的不是医生，而是另一个病人。这句话多少有点反直觉，但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也许见过这样歇斯底里的病人：他要求医生住口，因为后者“根本不理解他”。他当然知道自己是病人，对面坐着的是医生，但是这种想法导致他无法痊愈：假设他的思维模式是A，那么一个“非病人”的思维就是非A——A与非A之间是有着绝对的间隔的，是绝对不可能联通的。这就是说，一个精神正常的医生绝对不可能治愈患者，除非他也是精神病者——尽管这种极其危险的想法很有可能医学事故，且绝对违反医学伦理。其次，病人需要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这一点也和我们的直觉相反。我们会认为：一个外在的权威更能治好无知的病人。然而事实也许正相反，就像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那样，精神病并不是一种“病”，而是存在方式的一种（虽然这种说法已经脱离了弗洛伊德的解释）。这种存在方式就是如我上文所说的“革命”或“反叛”。患者不是缺乏正常，而是拒绝正常。因为正常就是对他的压迫本身，而他需要从非正常中获得自己。比如，有些人会认为比起篮球、足球等体育活动，“电子游戏”这种娱乐方式是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因此他们会禁止自己的孩子玩电子游戏。但是他们的孩子恰恰是因为父母的反对而爱上了电子游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为了打电子游戏而在升学考试前的复习阶段逃了两周左右的学）。把这个例子带到精神疾病中也成立。尽管医生口口声声说着要“治好”病人，但实际上，医生不过是把玩闹的孩子送回到他的父母——他的压迫者那里。从这个角度来讲，孩子确实是在“装病”，确实是在拒绝正常。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医生和压迫他的父母是一路人——他们都是他的敌人——只要他们试图理解他，想让他恢复正常。事实上，医生在这方面也做不了什么：他们的手不可能伸进别人的家庭里。就算他们想这样做，那也是违法行为——更别说他们根本不想多管闲事。用更加“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阻抗 ，而且这种阻抗在以往的治疗方式中几乎是必然发生的。
因此，精神疾病的治疗就剩下了这样一条道路：它的主治者必须是一个病人，且不能是旁人。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能治愈患者的只有他自己，而这就导向了动力学和精神分析。这也就是我对动力学和精神分析的“辩护”。无论从实际就医体验还是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尽管我不认为这种文字垃圾能被称为“学术”）来说，我都必须维护它，我不得不维护它——尽管我对它的理解有限，且对我臆造出来的敌人（即精神科学）的理解更有限，但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是我的一线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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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这就是我对您之前的不满：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对话是“治疗”。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了，我早就被“治愈”了。如果您还认为这是治疗，那我只能说：您的进度已经落在我的后面了。现在的咨询对于我的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检验：我需要一个门内人做我的检验者——咨询师肯定比患者要有着更多的动力学知识背景。我需要检验我新获得的东西，并且通过您这面镜子的反馈进行自我的再构建。还记得我刚才提到过的“诱惑理论”吗？这是我对您的邀请。邀请这个词在英语里还可以做成形容词形式：Inviting——这也是一种诱惑。这就像那种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洛丽塔》的读法一样，是洛丽塔在邀请亨伯特·亨伯特 ——我邀请您作为我心理学上的指导。不过，这种指导既不违法，也没有什么浪漫情调——您不是什么精神分析领袖，我也不是什么名人大师，我们只是俩个普通人。而我们的对话就在这一“普通”当中度过。从这个普通中，我恢复成了常人。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权力关系之中：这难道不是又构成了一种上位者和下位者的对峙吗？但是谁说不是呢？这难道不就是正常吗？不就是我们日常最能接触到的事情吗？这就是一个病人在请医生给他治病，他正是从遵守限制中获得健康的自由。只不过这种遵守是一种有策略的遵守，是从“我”这里开辟而出的。这就是我治下的心理治疗的规矩：如果不满意，我有权随时结束咨询。我之前说过，精神分析的路径是一把夺权的摇椅，其用意就在这里——我们之间的权力是双向的。这就像说话一样：同一时间内，总要有一个权力高位者把控话论和说话，也要有一个权力低位者附和话轮和听话，这样交流才得以进行。但从整体的交流来看，对话双方的权力高低位是交替的：他们通过有意识的彼此交换权力位置而达到平衡。在这样一种模式里存在权力、存在高低差异，但双方的权力关系是健康的。因此，消解被固化的消极关系的手段并非短时间内对领导者位置的争夺，而是长时间内对主导位置的轮换。这就是说，自由本身就是从压迫中而生的，它是一种双向的制服——就如同小王子与狐狸那样。
话又说回来，这个自由能在哪里找到呢？恐怕还是精神分析这里。只要存在着外在的治疗，恐怕就永远会有更多的患者。这种指向自我的疗愈当然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是一种诚实的宗教。事实上，科学也是一种宗教，只不过许多人把它忘了而已。
对的，我需要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巫术的人，需要承认自己的理论是假货的人，我需要真诚者。我对那些傲慢者和遮掩者总是缺乏兴趣——就像他们对于我那样。这确实是一项复杂的苦功：连海德格尔、索绪尔都不懂的人根本不配懂精神分析——这就是专门为他们筑起的高墙，为的就是避免过多的渣滓进入这一事业。这一点就戳中了他们的痛处，用一种“刻板弗洛伊德式”的方式来说：他们之所以被激怒，其背后不过是担心被人看出自己的无知罢了。既然他们爱这种解释，那我就给他们这种解释：他们就是这种女人——当他们说“不”的时候，他们的潜意识在说“是”。而在这上面我和他们是不同的，精神的治疗总也是我的治疗，精神分析总也是我的分析——这正是我之为生的一项隐秘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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