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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之前我预备了两个话题来谈，一个是承接上周的，另一个是关于符号学的。我一开始准备再看点符号学和语言学相关的东西再来谈符号学，相应的准备也做了一些，比如说预备了一些相关的书。但是现在我准备先把它拉出来讲一讲。这就是说，看看我们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能谈到什么。
那么，我们就把这期的主题定为“符号”。在这上边，其实我要用到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那个比喻：吃水果的比喻。我们对于符号的使用就像是吃水果一样：一个人是在吃水果，一个人是在吃梨，彼此间完全不相交。我们彼此使用符号的情况其实和这种情况是重合的。
让我们先从大一点的来说：比如说观念或者理论形态。如果我们秉持着一种线性时间观，或者说牛顿的绝对时间观的话，我们会认为只有当下这点的理论才是最新的，而之前的都是些陈旧的东西，对吧？这说明我们进行了一次切割行动：我们把当下这个点——如果我们用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观的话——判定为“先进点”，而以往所有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或者说“过时的”产物。如果我们秉持着这样一种“进化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过往的一切理论彼此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就像是货架上同一排的商品——彼此间完全是等价的。就以我们的心理治疗为例：以现在为基准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对于某些人来说其实是同质化的——既然它们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因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说，在这两种商品之间做出的选择完全是无分别的：拉康和反拉康是同一种概念。这就像是在历史的垃圾桶里进行翻找——有人会很喜欢这种说法——无论里面的是什么，我们总是统而概之为“垃圾”。
这其实就是后现代理论的现状。之前我们已经聊过了现代性之为“除魔”时代：这就是说，一切必须遵从理性的序列进行排列，但是现在，这种排列有些失控了。就以我们最常见到的一种排列为例。有的人会进行这样一种排序：某些娱乐——比如说电子游戏——在价值序列的最下层，而阅读则会高一层；聆听音乐可能会高一层，而去迪厅可能是下层。他们在心里进行这种价值序列的排列，然后期待着一切序列都向之看齐。但是，生活中的事实必然打破他们的这种幻想。比如，有的人会发现：在一些直播平台上的人会比他的收入更高。他会去想：“怎么能这样呢？”或者“凭什么这样呢？”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在他的内心中，金钱的价值必须和他内心的序列是同样的。然而现实很快就会给他一耳光，因为世界上就是存在这种和他默认价值不同甚至反向的序列。毕竟，世界不是围绕他自己做圆周运动的。这时候，这些人就难免抱怨——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抱怨世风日下的一种态势。
事实上，尼采多多少少地预言了这种大一统价值序列的崩溃。如果借用韦伯的话说，这是“理性大一统”价值序列的崩塌。在这种崩塌之下，出现的是“除魔”的反面，我们可以用汉语称其为“走火入魔”。所有后现代的理论都难免如此：我们发现他们在疯狂地发明各种拗口的概念。就以拉康本人为例：什么“原乐”、“大他者”、“缝合点”……这种东西简直无穷无尽。他的反面呢？恐怕也一样。“欲望机器”、“情动”、“生产”……这些东西可能确实有意义，但是在我们不了解它们的前提下，它们就是货架上的商品。而我们对它们的选择——正如我们前面那个吃水果的例子揭示的——根本上毫无道理可言。因此，对此进行价值评断也就毫无意义，这就像是一个喜欢吃梨的人对一个喜欢吃苹果的人说“你吃苹果多么多么不好，只有吃梨的才是上等人”一样。这种活听上去即便不是有些无礼，也多多少少有些奇怪。
所以，接着上周的讲——我为什么在面对他者的言谈无动于衷——当然，这种“无动于衷”完全是我们在现在构建出来的——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话就类似于这种“吃水果诘难”，听上去不光可笑，而且毫无道理。
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把功能语言学引入《逍遥游》进行一次考察：这个叫“宋荣子”的人为什么能做到“见侮不辱”？恐怕就是因为他在用这种思路去处理问题。无论是用含蓄的方式说“我不喜欢你”，还是用激进的方式说“我要弄死你”，其本质上表达的都是一件事：我对你不满。这两句话在功能上是一样的——这就是韩礼德称之为“人际功能”的东西——它必须被放置在一个大的关系，即人际间关系下才能生效。当然，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理解，比如这个“比如”本身：从最开始到现在我说了很多个“比如”，这个“比如”必须被置入一个语篇内才能生效。又或者，我会在咨询里说无数个“嗯”，这个“嗯”什么意味也没有，它只是在语篇中才有意味——它代表说话者在思考——这就是话语标记语。我们说，单独理解这些东西是没用的，因为它本身不构成意义，而只有在一个框架、一个系统中才有价值。
我们可以设想：这是第一次咨询，在20分钟过后我说了这样两个字——“玩过”。这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单词。它到底代表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把他补完：“我玩过乐器”。有了这个句子，有了多添加的主语和宾语，我们才知道：这个“玩过”不过是个谓语——这就是说，我们要站在更高系统的维度才能理解它的较低层级。但是，我们平时说话难道是先建立系统吗？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我不是完全可以只说“玩过”这两个字吗？这说明，我们这种用系统理解语言的方式永远是一种后置的分析，而还不是我们日常的正常展开方式。而如果把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看做这个“玩过”，把我们的个体史看成这句话，那么我们就能知道：所谓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徒劳。
事实上，我们的状况可能更糟。比如，我用的是汉语，你用的是英语。如果就把“玩过”这两个汉字扔到英语系统里面，那它只能是垃圾——我们必须先把它转化为“played”，它才能在英语的体系里生效。但是这个转化真的可靠吗？如果我们知道沃尔夫假设就会知道：这种转化的效力是存疑的。或者我们干脆就用汉语的例子：让我们假设有两个年轻人正在交流失恋的话题。其中的一个人——也就是那个失恋者说：“我失恋了”。这是情况1。而我们可以把它推倒重来，这时，这个失恋者引了一句元稹的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情况2。如果我们秉持着一开始那种功能语言的思维去考虑这两句话的话，那么情况1和情况2都是同一种情况——都是在表达失恋这个事实。但是，这句诗好像跟之前的那个短句并不相同。这个“巫山云雨”和“失恋”似乎有着绝对的差异，它们下面流动着截然不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一定要用弗洛伊德或者拉康的话来说，这个流动的东西就是“无意识”本身。这好像又把我们拽回了最初的起点：似乎语言的背后有着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在作祟。
然而，“无意识”这个词本身也是靠不住的，也不过是“权且为之”。比如，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它：所谓的无意识不过是一个人的过往史在他身上的某种效力。这一效力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他，并且在他生活的某一刻爆发。这一爆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让他以为存在着某种恒常的作用之源。当然，这种描述也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像是《知北游》里所描绘的那样：这个叫“知”的东西或者生物三次问“道”，第一次没有得到答复，第二次对面要回答却忘了，第三次对方完整的说明了其中的道理：行而不言者得道，告而忘之者近道，口若悬河者则是远道之人。关于这个“无意识”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言说，但是我们言说得越多，就错得越多。我们越以为自己知道，我们就离它越远。在这个上面，我们能使用的只有一种“效果力”：比如，拉康的口号是“回到弗洛伊德”，但是他真的在乎弗洛伊德吗？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我——拉康——现在要借助弗洛伊德这个符号进行言说。”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打旗帜”环节：弗洛伊德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着这个符号，且它曾经辉煌过。这就像《书库》一样：它的作者叫伪-阿波罗多洛斯。这个“伪”，这个“ pseudo- ”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是假托阿波罗多洛斯之名写作，而被假托之人一定是有着某种光辉的——尽管往往不过是落日余晖。因此，我们对这些旗帜和名号的拜倒不过是一种重复，这种重复蒙上的是一层诗学的狂热，因而完全是非理性的。
在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接受功能语言学中的那种悖论：一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先知晓整个系统才能知晓下级系统，就像必须先知道完成的句子才能进行成分的分析；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日常的语用则是完全反体系的，是间断、不连续的。更别提我们之间还操着不同的语言：我是汉语，你是英语。如果我们接受之前我对“无意识”的定义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之间的交流——这种“双语种”转化——不过也是一种幻觉。语言之间唯一存在的特性就是不可译性。即便我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论述，但这不过只是1个小时，而我一天有24个小时要活。并且，促使着我说出着一个小时话语的是更为庞大的时间，更为庞大的无意识。说到这里，甚至连“无意识”这个词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假言”了，因为我的无意识和你的无意识是不同的——当然，这里还藏着一个他心问题，我们之后有机会在谈。
提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再回到《伊利亚特》里。荷马的诗句最能说出语言的这种特性：有翼飞翔。而根据查证，这种东西不过是一种“套语”——这就是说，它是诗人为了方便记忆长诗而记下的特定段落。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了荷马问题：荷马究竟是谁？是一个人吗？是多个人吗？如果这首长诗真的是某一个盲诗人或者诸位诗人写就的，这难道不是说明了这样一件事：创造了“有翼飞翔的话语”这一真理的乃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不过，我们倒也用不着把上面的论述当真。如果我们之中的谁知晓维特根斯坦的大名的话，他就应该知道：一切伪装成严肃的论述，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场语言游戏。而在这场游戏里，最忌讳的就是把什么当真。我们之间同一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达到——当且仅当我们都喝醉了，且步入共同的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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