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中华大地上向来被奉为顶头大事。被深爱或嫌恶的传统,几乎总可以视觉化一幅带有餐桌的画面。中华文化浸淫着宴席的规范,所有社会关系的缔结几乎都伴随着进食。落实到更加润物细无声的环节上,你自身的记忆图景伴随着家的风味,集中呈现在准备、烹饪、收拾等一系列饮食工序上。又有多少文明会把国民的数目单位冠以数张吃饭的嘴呢?这也不是调笑,在资源更加不足的时候,人口普查与地区的粮食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革命的平均本位实践下,“不劳动者不得食“得到空前强调,但这句话同样可以理解成劳动和餐食分配秩序的强调,你大致可以通过饮食在生活中的展开形式来判断此人的生活样貌:比如被外卖骑手消费的老乡鸡、从事体力活工人所吃的重油重盐的”垃圾食品“、某种撑脸面而吃的日料西餐、你无法忘怀的特殊味道…
湖湘川渝地区的辣味也贯穿了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你似乎难以启动温婉的淮扬菜受众爆裂地改造中国,醇厚稳重的鲁菜似乎可以跟随革命开展,但打头阵的可能还得是火爆口味和雷霆手段。当然,口味也是埋藏在烹饪和饮食之中的。
当然,在如今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深入情况下,口味还在继续变迁,人员流动和口味混合并生,“食过返寻味“一转,成为预制菜和连锁店齐飞,全球化的味觉逻辑从功能性上打败了家常小灶,可以说超大城市的口味又再次经历了一种”全国“化,正印证了内外双循环的结构。
革命鼎革的出发点,就在于让尽可能多的国民安居乐业、吃饱穿暖。无论革命理想如何高尚,总要配备一种脚踏实地的赡养计划。喂饱大众的是粮食蔬菜和肉食,同样也是生产和再分配秩序,滋养革命者的恰恰是后者。因为已经看到了更良善世界的面貌,被现状的贫瘠烧灼,品尝着革命的焦渴,他们以未来为食。
口味的习得是历史的,对个人来说,最根深蒂固的口味被早年记忆所锚定。最遵循原生家庭说的可能不是心理缺陷,反倒是口味习惯,如果在口味上离开根源几乎被视为背叛。家中菜品口味与你的生存历程深入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它已经长在你的身体上,而且属于极容易增生和复发的”病灶“,埋藏在脑区、嗅觉和记忆的深处。
此时你以昨日之粮为食。你和你的父母、先祖们共享同一个胃囊,同一副口舌。海德格尔所讲的共在从饮食上理解是显明的,共在的众人是可以一起进餐的。所以鲁滨逊的孤独处境是原子的,但他和他扮演的不同工序的所有工种共在,他仍然以更早时候所爱上的面包和葡萄酒为食。
当然,鲁滨逊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吃上面包。离开昨日之粮的缘由众多,这种离散标志着一生的重大节点,无论是口味、肉体的远离,还是精神、认同的隔膜。你可以心疼动物而茹素,或者因某人离世再也无法吃下某道菜,又或者你因为远走,遇到陌生的人,吃上陌生的菜,获得陌生的胃。
从这个角度看,革命者当然是远走的人。他们被蚀骨的饥饿驱赶,品尝着明日的甘醇,而这种甘美滋味的成立就取决于今日的实践,或者说,这种感受是由觉得美好的心理而成立的,尽管意识上这种感受应当在进食之后出现。所以大致可以说,革命者是明日的烹饪者。
当然存在一种典型的批评,革命者是过分浪漫主义的。他们轻视自己的来处,以明日之粮招摇撞骗,希望通过所有人的饥饿唤醒一种幻觉,即使这种明日从未到来,即使他们都在今天饿死,他们仍要继续品尝明日。更何况,今日并不会饿死这些人,品尝明日反倒更有可能。
这里当然可以继续延续这种反驳,这种右翼的反驳聪明且立体,但我想这方面的表述已经很充分了,大可不必狗尾续貂。革命者将时空尺度反转的直接后果在于,饱足感在实际进餐之前就被从虚空中变换出来了。即使这种叙事的闭合首先就需要相信此类秩序终将到来。
在计算机编程中存在一种典型的技术,即在于用计算机的存储空间来置换代码运行的时间效率,只要通过合理的配置程序所可能使用的全部资源,把实时计算的资源按步骤分摊进可以具象化的实际空间中,也就是说,这种空间的存在就代表时间的预支和使用。
这并不是一种wishful thinking的向壁虚造,而就是一种时空的交换,空间的换取让时间上的遥远变得可以接受,只要这种交互可以持续发生,就可以最终换取一个明确的结果,在计算机之中被当作程序的合规则运行,在人类政治实践之上,就在于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罗马、三代或诸神时代。
路线的可行性得到辩护之后,为何需要如此爆裂的处理方案?一如辛亥革命的剪辫、放脚,国民政府的反中医、殖民化,更后来的攻击父辈、冲撞传统?这并没有单一的解释方案,但如果革命者期待明日之粮的来临,其需要用一个时间上不可动摇的界标来明确自己究竟在之前还是在之后,所有爆裂的处理方式皆代表着一次主动的远离和告别,传统多深重,告别的仪式就越隆重,在阿隆的言中可能就已经滑落成为知识分子鸦片的吸食者,滋生出左派和无产阶经实践,因为如果不信赖,明日之粮必然落空,而自己相信的坚决程度就是在波涛中前行的小小扁舟。
你可以设想湖南红军在战斗和训练之余吃辛辣食物,但有些时候不太容易设想一个江浙军人在战事间歇吃扣三丝。当然,这里与其说是口味的差异,倒不如说是工序的差异,淮扬菜这种闲庭信步的吃法,大概只有在沦陷区或解放区腹心地带才有得做。
大致来说,在激烈转换的过程中,饮食基本上是无暇他顾的。这在现代的外卖配送和快餐逻辑下更加明显,高强度加班需要节省时间或者需要保证菜品稳定性的情况下,大概总需要诉诸肯德基麦当劳或方便面。于是你在繁忙工作之中抬起头来,心里嘀咕,这工作真那么紧要吗?需要我们吃这种战时口粮?结果当然是否定的,但你的工作和餐品配送都已经成了成熟的产业,实在遗憾…
从鲁迅接受旧式婚姻但绝不圆房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民族魂的肉体挣扎。但这些革命者们,他们即使在其耕耘的领域一日千里,他们的胃肠——和他们的文化归属感——仍然是忠实甚至有些保守的。汪曾祺这样热衷于描写饮食的文学家在和平年代显得愈发可亲,尽管在早些时候他与沈从文,都因为清淡的笔墨而有点边缘化(尽管从饮食来说,汪其实有些嗜辣)。
你可以从上面的描述中看到一种归类习惯,人的一致性在各个层面上都得到彰显和响应。天天吃小葱豆腐的人大发雷霆,在你的想象中,就不会特别剑拔弩张。甚至于说你在脑海中构想这个画面都会显得有些滑稽,口操吴侬软语的姑娘脸红脖子粗,就像是用南方的小碟子吃东北的铁锅炖大鹅。
从这个角度看,革命者多少有点心口不一。对革命者来说,潜移默化的一致性显得未经反思,当然也可能反过来,充分反思的前提是再也无法认同现状。这个时候心口的顺序出现了先后,心开始引领着口,革命者也许是眼高于顶的。
但标新立异和真实未来你要如何区分?是否应该把口的滞后当作革命者的阿吉利斯之踵?又或者此两者的不平衡本就代表人的僭越?
在心口不一的情况下,似乎只有按照某种罗尔斯的逻辑,按照字典序把心灵的习惯贯彻到陈旧的饮食、残缺身体之上,才具备十足的指引性。于是这个时候意识形态的征召要远远高过其他,这个时候你的饮食就如同中原汉民看到茹毛饮血的边民。于是你也发现,这时候的革命,是时间序列的飞跃和短接,也就是通过弯折未来和现在利用时间轴的张力,借此把你的头脑弹射出去,但你的肠胃并不那么敏捷和快速。
设想你刚刚读完彼得辛格的《动物革命》这本书,书中对饲养动物的悲惨境遇以及人类口腹之欲的价值衡量是如此有道理,于是你跃跃欲试想要控制饮食、甚至想要尝试素食,但从饮食层面上,这代表着对餐饮工业的背离。于是,你发现吃到有营养且有滋味的素食价位飙升,更别提很多店家不提供素食服务。当然最折磨人的是,你需要向你的朋友反复解释,你的饮食习惯为什么要发生改变,这时候吃素被迫成为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在餐桌上你变成了一个逃离者。
但最令人懊恼的一点是,即使你已经在理智上把吃肉的习惯放在较低的位置,但你的嗅觉和味觉仍然偏好肉食,就像性侵行为是绝对的罪恶,但单纯的性侵动作仍然能带来生理快感。当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节制这些习惯,就像上个世纪对精神异常者的电疗和白质切除。
人造肉研究仍在这个延长线上,具备真肉口感的蛋白制品被寄予厚望。从佛学来说,想要用素菜模拟除了杀生以外的肉类质感同样也是逾越。在这个时刻,生物技术和自我改造就显得十分可欲。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技术来断绝自己对肉的偏好?如果我从来就不会对恶劣的东西生发食欲呢?
但这种设置方式,是否恰恰就是对心口关系的更彻底背离?我不想要让我的口来干扰我的心,那么我就直接用心的秩序来驾临口,于是口完全变成了心的附属物,这种情况下,心灵的暴政凌驾了你的胃口,生命政治将会剪掉你的不满和怪异形状,于是你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就会恶心。
这种机械降神的行为来自于主动的呼唤,即使你不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即使你对美好未来抱有一种无所乐观的希望,只在这个时刻,你相信对自我的高度控制,某种人类的信心高涨。此刻,我有点像是阿隆。
但我得从反面说,如果只是最佳平均值的餐饮,太过寡淡而无生气,真的有人能完全放弃烹饪自己的生活吗?似乎又是雅各宾和吉伦特人的拉锯,你怎么知道你的积极自由实践会带来什么或好或坏的成果?如果心口不一就一定要回落到口的秩序上吗?
于是你还是去赌了,每一步的小心谨慎下,掩藏着最澎湃的野心,因为你知道,你要吃到明日的食粮。
过犹不及这个词汇,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直观的味觉体验。你看到一块焦黑的肉,大致就知道什么叫过火了。相反,你看到一块带血的牛排,直觉上会觉得有点野蛮。火候在中文语境下,是种对时间位置的特殊在握感受。哦,稍等,三..二..一,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现在你可以尽情品尝明日之粮。
烹饪实在是奇妙的过程,在你口中活色生香千奇百怪的菜品,就是在几眼火孔上面通过几口锅烹饪而出。各种不同的口味源自调味料、食材、烹饪手法和时间控制,于是,厨房就是口味调制的特殊空间。
一种爆裂的辣味可以通过烹饪诞生,也可以通过烹饪变得温婉羞涩,或者听从厨师的调遣成为某个隐秘角落的刺客。烹饪的技术性手段背后,含藏着生熟之间的分界。腌制熟成不需要动火,风干晾晒仍需要泡水,烹饪的流程是与自然的一次互动。革命者的烹饪理念可能要比之前的各种意识形态厨师都要大,尽管这盘大菜最终可能远远小于厨师的预想。
甚至于说,新的烹饪方法就意味着新的生熟界定,必然带有一种食品观的变迁。喂养众多人的同时,也伴随着重新界定喂饱和吃好的行为。当然,如果这便成了又一个屠龙勇者变恶龙的故事,那就实在悲惨。
但我们的朋友,亲爱的革命者同志,他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未来的口粮尚未到来,而许诺的出餐时间已经临近。
于是他就这样开始着手烹饪了,尽管餐具不全食材不齐,他开始尝试着照着要求做出很多中间产物,这是他的盆,那是他的锅,这里是战争,那里是农业,远处是外交。一种疑惑和距离感就从这里诞生了,谁也不能说这条路径究竟能不能再走一次,这种烹饪的火工控制仅仅在毫厘之间,而且作为烹饪者的革命者是首次烹饪这道菜。
当然,现阶段存在把临时食谱纲领化和法典化的倾向,但设想所有成立的菜品都脱化于次次的冒险之中,但承平时代认为冒险首先是一种僭越,就如同大疫时候对野生动物可食用性的限缩,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在激烈变动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达成或完工的余裕。
于是你发现,革命者并不明确指出什么时候已经烹饪完成,甚至反过来说,烹饪的开始也变得模糊。于是你发觉,生和熟向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过程,它一直是对可吃与不可吃的界定和变动。
你发现烹饪其实向来就是在滑动肠胃的接受能力,这是思维认识过程和物理过程的合作,最终这个过程的产物继续回馈到你的肉身之上,于是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环。
我当然也发现了这一点,餐食和思维的相互关联几乎总是直觉的。虽然已经有卡尔维诺提醒过我们,我们就是我们所读的书所造就的,媒介理论也早已有俗谚,你是你所接受媒介的造物。但这种描述为何就能成立呢?
可能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直气壮的论证,但我想,在这个饮食和餐饮的大国,口味上的移风易俗和中西结合,相对来说更忠实、也更直率。即使你在意识形态上讨厌美国,但你可能不会排斥麦当劳的风味和快捷,又或者,你可能非常中意德意志观念论,但你可能也吃不惯酸菜肘子。
使用这种日常视角,也是我的一点私心,在我们头脑的猛进之后,仍然有一个需要喂饱的胃。即使你要一日千里地飞往圣城,你同时还要注意到,你并不是一个在真空中光速移动的光子,你要吃下你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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