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网络吊唁”为例，聊聊社交网络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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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事实：到本世纪末为止，社交平台上逝去的用户数将会超过活人。
在古埃及和玛雅，人们会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缅怀死者。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会举办盛大的葬礼来告别哲学家和战争英雄。19世纪，巴黎的居民们自发性地来到大街上悼念维克多·雨果的逝去。1997年，英国的电视台为全球超过25亿人转播了戴安娜王妃的葬礼。2018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点蜡烛为霍金和李敖们的逝去吊唁。

时代在改变，纪念逝者的方式也在改变。人们常说，社交媒体已经从方方面面改变了人类社会。但是社交媒体究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呢？本文试图从“网络吊唁”（digital mourning）----即社交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缅怀逝者的行为----为切口，探讨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人类的社会行为以及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名人的逝去以及集体记忆的构建
对于名人逝去的网络吊唁行为而言，首先改变的是相关的经济模式。得益于社交媒体的特性，在此之上的所有行为都有机会利益化。以微博为例，如果一名大V在名人逝去以后发布了一条相关内容，那么他收获的是数以千计的转发和点赞，而这些都有可能转化成粉丝和阅读量。长远来看，这些粉丝和关注都将会转变成经济利益。

根据Vice在2018年3月6日发布的《当你往朋友圈转发 “6316” 的段子时，有人已经靠这个赚了一大笔钱》显示，在社交网络平台上，除了利用流量赚钱以外，还有更多相关的灰色产业。有些网站会在网络热点事件以后，迅速购买百度热搜指数，让自己的文章登上搜索引擎的首页，将网站变为流量大户。

因此，尽管发布人主观上并没有希望依靠悼念名人来赚取钱财，但社交媒体的相关特性已经决定了他们拥有这样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名人的网络吊唁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行为。

仅仅在100年前，葬礼还被认为是一种严肃的事情，或许只有制作棺材的工匠，讣告的撰写者以及火葬场的员工才有可能从亡者身上榨取钱财。但时至今日，秃鹫围绕着亡者的尸体，喝着他们身上最后的血肉，而名人的巨大影响力放大了这种效应。

在传播史上，上一个引起巨大讨论的名人逝去事件还是戴安娜王妃的葬礼。这也是电视时代最大范围的群体吊唁事件，全球有25亿人观看了她的葬礼，时至今日，英国王室成员在葬礼上的一举一动还被反复解读，无数的人仍旧在网络上缅怀着这名王妃。

通过电视的传播效应，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在人们心中构筑了一种“集体记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集体记忆拥有塑造人类认知，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功能。根据研究戴安娜王妃的相关学术文献记载，在戴安娜葬礼的1997年，英国人整体的社会情绪是抑郁的，自杀率也增长了18%。

与社交媒体相比，电视的传播是单向的，而社交媒体的传播是多向的。由于社交媒体的特性，人与人之间因此被连接在了一起，它也改变了人们抒发情绪，传达情感的方式。在电视的传播之下，虽然有25亿人得知了戴安娜王妃的死讯，但他们之间的交流还局限于朋友和亲友之间。

但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之下，现在每一个人的情绪都有可能传达到地球的另一端。如果你在推特或是Facebook上搜索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吊唁内容，你可以看到用各种语言和各种形式（文字/图片/视频）展现的内容，那么这对于集体记忆的构筑又有什么作用呢？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们正在将名人的逝去演变成大众娱乐的一部分。人们关心的并不只是他的逝去，而更关心通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相关内容来完成“自我呈现”。举例来说，如果你在朋友圈发布了一篇缅怀霍金的文章，那么你在潜意识里想表达自己是一个关心时事，关心科学领域的形象。

在这样的可能性之下，人们关于同一件事的集体记忆反而越发单薄，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关心的都是自己的账号，以及与这个账号相关的人。我们想要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打造出一个在网络上的Persona（面具）。与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相比，在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媒体，对于一件事的观察角度和看法自然也就不同。

如果将电视时代比作广场，那么在网络时代，我们就像关在独间里的一个个独立个体，向彼此呐喊，但对方却充耳不闻。过去，名人的葬礼就是一个凝聚社会的仪式，由于传播的单向性，人们对于这件事的情绪与感觉也趋于类似。但在网络时代，名人的葬礼成为了网络用户的消费资本，一切都趋于娱乐化，以往凝聚社会的能力也消失不见。
“到本世纪结束以前，人类社交平台上的逝者数量将会超过活人”
电子吊唁影响的不止是名人，还有我们普罗大众。根据一项调查显示，Facebook的用户已经超过了十亿人，其中每天都有超过10000万名用户死亡。如果这一增长速度不变的话，那么到本世纪结束的时候，Facebook上的死亡账号就将超过活人。

除开Facebook，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推特，Instagram，微博以及微信之上。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却远远落后于现实，时至今日，人们还可以点开亡去之人的社交账号，看到这些头像永远不会点亮，却依旧横亘于他人的好友栏之中。

对于逝者社交账号的处理，不同社交平台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这方面，Facebook拥有比较妥善的处理方式，2015年，Facebook宣布了一项措施，允许逝者的亲戚或伴侣注销死者的社交账号。同时，如果Facebook确认账号主人已经死亡，他们就会在账号的时间流上自动发布一则讣告。

推特则会在账号主人6个月没有上过线的情况下自动注销账号。但在LinkedIn上，则没有类似的措施，这就使得如果账号主人死亡，那么生日祝福、工作邀请、好友申请以及邮件依旧会源源不断地发送到死者账号之中，在欧美研究相关现象的学者将死者遗留在社交账号上的内容称为“网络遗产”。

在人类以往的死亡文化之中，一个人的死去意味着关于他的一切都已经入土，活着的人只能通过照片和书信等内容来缅怀他。但在网络时代，即便一个人已经死去，他的社交账号依然有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当你点开微信、微博或是推特的时候，依旧有可能看到他的头像，一旦他被盗号，你甚至可以看到他在继续发布社交内容。在网络时代，一个人的社交账号就像他的幽灵一样，永远地徘徊在人间。

深层次看来，这一现象对于人类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一种说法认为，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在智力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智人之所以能在这场生存竞赛中胜出，依靠的正是对于“死亡”这一现实的认知。考古证据发现，在尼安德特人的习俗之中，并没有“葬礼”这一概念，但智人却会在亲友亡故之后，举办葬礼，纪念他们的离去。

在社会学的层面上，葬礼有着诸多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展示了我们对于“死亡”这一概念的恐惧与敬畏。对于智人而言，死亡是一个可怕的终点，因此我们需要远离它，凭借这一认知，智人对于生存的渴望更为强烈。另一方面而言，葬礼也有着凝聚群体的作用，它让活人用非破坏性的方式向死者致意，把由于人的死亡而被扰乱的社会关系重新平衡起来，它可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并防止社会崩溃。

在人类社会的传统概念之中，“吊唁”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人们通过葬礼和吊唁这样的社会行为，来消化一个人的死亡，从而让自己免于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网络时代之前，这样的行为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就可以让活人从失去亲友的悲痛中走出，但由于网络时代的特性，这一行为的时间扩展到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只要你打开社交平台，就能看见逝者，这样的事实对于人类的死亡文化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有意思的是，在科幻剧《黑镜》中，就有了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在黑镜第二季第一集《马上回来》中，女主角的男友因车祸死亡，极度思念男友的女主角在朋友的推荐下，利用他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信息塑造了一个具有男友性格的人工智能，但最终女主角认识到这个“假男友”不过是幻想，自己还要回归日常生活。

现在看来，这一集就是“电子吊唁”的现代寓言。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像是《黑镜》中的例子可能在未来十年之中就有可能出现。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通过相关技术，人类甚至能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永生不过是一种欺骗。它对于人类的葬礼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死亡不再是一个终点，我们对于逝去之人的感情可能也不如以往那么深厚，“电子吊唁”可能会让我们淡薄对于死亡的认知。另一方面，沉溺在这样的幻想之中不过是“饮鸩止渴”，死去的人已经死去，在人世间留下这样一个Avatar（化身）只会徒增自己的悲伤而已。

最后，我想用刘宇昆在他的科幻小说《终结历史之人》所写的一段结尾：

“过去从未死去，过去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被玻姆-桐野粒子环绕着，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历史，像看窗外的风景一样清晰。死者的痛苦与我们同在，我们听见他们濒死的嘶喊，行走在他们的鬼魂之间。我们无法闭眼不看，充耳不闻。我们必须为他们作证，代他们发声。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把事情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