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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虎作伥 [wèi hǔ zuò chāng]：【释义】 比喻充当恶人的帮凶。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四：“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 偏正式；作谓语、定语；含贬义。 ——商务印书馆《中国成语词典》
前言
前言
无情的讥讽和冷漠，似乎任何一种凡人的情感都是这位首长不能理解的。
——[苏联]《白海运河修建史》
一九九九年，美国历史学家安妮·阿尔普鲍姆女士由于工作关系，再次踏上广袤的俄罗斯大地。这次旅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她正在撰写的长篇史学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搜集材料。八月的一天下午，她来到白海运河的河岸漫步。在波韦涅茨，她与几位同行参观了一座小而简陋的纪念碑，碑上刻有简短的悼文：
“为了死于白海运河建设的无辜者，1931-1933”。
据阿尔普鲍姆女士回忆，运河的这段河岸像其他段河岸一样，颓废、荒芜、没有生机。“附近坐落着一个劳动新村。那些曾经结实无比的卡累利阿式木制大屋被木板封住了门窗。有几栋已经开始倾斜。”小孩子在游泳，向水里扔石块，奶牛趟着浑浊的河水，腹部的白毛被泥水浸湿，显得肮脏不堪。河道只有五米深，一天顶多走六七条船，运的只有木柴——大部分货物已经由铁路运输。偌大的运河，连观赏性都没有。
时间回拨三十三年，“俄罗斯的良心”，东欧知识分子中的争议人物索尔仁尼琴为了撰写他震撼世界的《古拉格群岛》，也来到这段河岸踱步。一九六六年，索尔仁尼琴在岸边度过了漫长的八个小时，只看到一艘船从波韦涅茨驶向索洛卡，另一艘从索洛卡驶向波韦涅茨，它们大小相同，质量相当，装的是同样的货物——木柴。他写道：
“两两相抵，等于零。而我脑子里老是想着那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这一百万人，是苏联受迫害作家团体通过查阅资料，求证得出的参加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的总人数，而其中的四分之一，是死在建设过程中的人数。
如果我们再把时针往前拨三十多年，也许会看到与悲惨苦难的古拉格历史格格不入的一个画面。就在两位作家踏足过的土地上，一个个子不高的小人物神奇地走进了历史，仿佛此刻一向严谨的历史之神向人类——至少是俄罗斯人民——开了个玩笑。他穿着带翻毛衣领契卡军皮衣，戴着拥军帽，“在运河工地上，一言不发地走向施工地段，倚着手杖，两脚一前一后站着，就这样几个小时——侦查员和检察长的眼睛，怀疑主义和讽刺家的嘴唇——他是具有权利欲与骄傲感的人。”就在他作为苏联北方建设管理局和白海运河的总负责人，站在河堤上挥斥方遒的时候，他面前匍匐着成千上万的劳改犯，他们穿着薄薄的单衣，没有任何工业机械，用铁锨、木镐甚至是手指，为伟大的苏联母亲建设着这条实际上没什么用处的大运河。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一个传奇的人，在苏联劳改营历史上也许只有弗拉索夫将军或者越狱者腾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但他的人生实在太传奇了，令同时代那些劳改营长老——无论是管理人员的还是犯人的——都肃然起敬，望其项背。他是苏联的红色妖僧。
可以说，只有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才能让他这样的刽子手有机会施展他们杀人的技巧，还不用担心被司法和公众道德谴责甚至剥夺公民权利。
我们审判坏人，因为坏人杀人。我们却没有审判过弗连克尔们，因为他们杀人，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们杀人。
“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如果生他的那个淫窝真的存在过的话，只可能是蛾摩拉或索多玛。”
——一位逃向西方的古拉格作家这样写道
关于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的真实来历，就连几位详尽了解古拉格历史和苏联劳改制度演变的苏联大作家们都没有一个统一、准确的答案。
索尔仁尼琴说他是一个“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犹太人”，马利萨戈夫在《孤岛地狱》一书中认为他是“一个匈牙利工厂主”，其他劳改营作家和古拉格研究者认为他来自奥地利、巴勒斯坦、甚至曾在美国的福特工厂工作过（可能这也是他后来发明的流水线一般残害劳改犯身体的可怕工作制度的灵感来源），而西利亚耶夫认为他来自乌克兰城市敖德萨。事实上，在坐上古拉格工业帝国的总设计师位置之前，他也是一名古拉格囚犯。讽刺的是，他立刻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剥削者的身份转变，快得让阿尔普鲍姆这样的西方学者惊异不已。
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及圣彼得堡纪念协会档案馆，分别保存着关于弗连克尔的入狱资料。在他的囚犯登记卡上，清楚写明他于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的海法——当时巴勒斯坦尚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他从那里（可能是经过敖德萨，也可能经过奥匈帝国）来到了沙皇俄国。在这里，他说自己是一个“商人”。
至于他的成长经历，以及来到俄国之前的“从商经历”，我们只能从古拉格小说和回忆录里那些老犯人道听途说的故事揣测了。在这些书籍中，索氏的《古拉格群岛》给出了一个最为传奇（索氏可能有意挑选了一个最为荒谬大胆的故事，也可能将几个故事中传奇的一部分拼接在一起，因为他当然想表达“斯大林信任的人大部分都是疯子和狂徒”这样一种看法）的弗连克尔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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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索尔仁尼琴所写，弗连克尔毕业于俄国一间商学院，后从事木材贸易，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木材进出口公司。他显然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没过几年他就成了“黑海木材大王”，拥有自己的船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专门负责抹黑打压他生意上的对手，辅以淫荡的黄色笑话提高购买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看到战争有机可乘，在加里波利做军火生意发了笔横财。一九一六年革命前夜，他预感到俄国将发生史无前例的风暴，在二月以前就把自己的资本转移到了土耳其，自己也在一九一七年逃到了君士坦丁堡。
至于为什么他后来又回到俄罗斯，众说纷纭。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苏维埃中央加紧对海外俄侨的宣传，许多流亡海外的俄侨开始憧憬社会主义俄国，认为自己处在一个新时代，应该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事实证明苏联中央只想要他们的钱，大部分人拖家带口，从美国、加拿大、芬兰、法国甚至中国东北回到苏联，还没有掸落肩头的雪花就被投进劳改营、监狱、流放地以及限制居住，他们的财产，当然，成了国家的财产。
从几本涉及弗连克尔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弗连克尔在土耳其的几年思想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投机商人逐渐转变为爱国者。最终，可能是于六年之后，他回到了苏联。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六年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否则很难猜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回到苏联后，他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本人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珠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可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策源地）。
关于苏联的黄金储量和有关的神秘背景，中国知网有一篇论文《黄金在苏联》，有兴趣的朋友如果有知网账号可以下载下来看一看，苏联自30年代起就严禁公开有关黄金开采、储备和销售的数字和任何信息,即使在倡导公开性的今天,有关苏联黄金的秘密仍未见诸报端。1988年,当时的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在回答苏联《论据与事实》周刊记者问时承认,苏联不仅是世界上黄金储备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仅次于南非共和国的世界上第二大黄金开采国。苏联历史上到底拥有多少黄金目前还是未知数。
他所接触的生意人和经理人都曾是他的熟人，国家政治保卫局也信得过他，于是那些俄侨家庭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黄金珠宝通过一系列合法或非法手段，流进了保卫局的金库。
收购的生意做完了，苏联公民没有黄金了，为了表示感谢，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
一九二三年，当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如果胡佛档案馆和索尔仁尼琴都没错的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苏联司法制度的随意性和弹性，一个人回国后从商多年安然无事，最终却以迟到的“非法入境”宣判入狱）逮捕了他，判处他在索洛维茨基集中营服十年苦役。他从此开始了传奇的古拉格人生。
没有收益的索洛维茨基
没有收益的索洛维茨基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就榨取犯人的一切，过后他们就没什么用了。
——《古拉格群岛》
想了解弗连克尔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小囚徒转变为索洛维茨基集中营负责人，又以此地为起点，向着古拉格工业顶点发起冲锋的，着实困难重重。这与苏联整套逮捕、审讯、收监、流放的混乱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想尽可能地确保每个囚犯都来之有因。另一方面，中央下达的目标人数往往是地方死活也抓不够的。
这造成了各个环节上出现怠惰现象，浮皮潦草、敷衍了事，把人毒打一顿、随便罗织个罪名，三五分钟的审判（当然没有人民陪审员。证人？证人倒是有，不过他们可不会为你说话，因为那样做会让自己也遭受牢狱之灾）以及三个比你儿子年长不到哪里去的法官（按照苏联刑法典的规定，反革命罪即刑法第五十八条诸款项的审判须由人民法院委派一名法官为第一法官，由新组建的革命法庭委派一名党员法官，再由犯人所在市县苏维埃主席指派一名党员旁听。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由于每天都要抓几万人进监狱，造成了司法人员数量的吃紧，某些偏远地区出现了三位法官都还只是共青团员的荒唐局面）写成的歪歪扭扭的审判书。我们根本不能从现存的材料看出弗连克尔在地位飞速上升时期究竟都向当局耍了哪些花样。
不过依据官方的入狱及释放材料，以及其后的官员职位记录，犯人口中的一些传闻的确得到了验证。
在讲述这些传闻前，我想先介绍一下索洛维茨基这个地方。
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y”，俄罗斯北冰洋白海沿岸岛屿，位于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所属群岛。在奥涅加湾口。它由大大小小六个岛屿组成，每个岛上都存有不少历史遗迹。
在索洛维茨基群岛，公元前三千年就已有人居住。十五世纪开始，这里成了东正教修道院活动的重要场所，大量建设于十六到十九世纪的教堂被保留下来（当然，坚固的石制结构很容易改成监狱或集中营）。
在这里建设集中营不是苏联首创。在沙俄时代，被捕的十二月党人就曾流放到这里，那时索洛维茨基除了寒冷几乎可以说是度假村，丰富的物产、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优美的北国风光让许多政治犯印象深刻。即使到了斯大林执政时代的早期，索洛维茨基依然是一个不那么像监狱的地方。
一九二三年，捷尔任斯基同志亲自说服苏维埃高层将索洛维茨基群岛的房地产交由契卡——后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再后来又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理。据此，诸多苏联作家和历史学者一致认为，索洛维茨基是苏联的第一座劳改营，也是日后庞大的古拉格群岛的雏形。实际上，在同时代这里绝对不是苏联的第一座监狱，也不可能是第一处苏联专属的流放地。但恰恰是在这里，秘密警察们学会了通过强制犯人劳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
在劳改营最初建立的时刻，因为并未把犯人纳入任何一个类似于“体系”的范畴予以安排，所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劳动带有任何盈利目的。
这里主要关押两类罪犯，一类起初根本不参加劳动。这类罪犯就是一九二三年六月以后陆续来到岛上的大约三百名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他们来自罗明斯克集中营、布特尔卡监狱或附近的其他监狱。
在被捕于一九二四年的年轻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艾莉诺·奥利茨卡雅看来，这里“根本不像一座监狱”。她的囚室以前是修道士的单人居室。“明亮、整洁、刚被粉刷过，有两个宽敞通透的大窗户。房间光线充足，空气清新。窗户上当然没有装护栏。”
政治犯在这里享有跟沙俄时期政治犯一样的待遇，可以读书、看报、写东西，甚至可以在没有看守陪同的情况下在岛上瞎转悠。索洛维茨基有剧场、图书馆、犯人俱乐部，甚至还有自己的报纸和地方志（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北方专设集中营印刷厂设法为索洛维茨基地方志协会出版了二十九期刊物，该协会甚至深入研究了群岛生态、地貌、物产以及自然特征，并发表各类自然科学论文，现在这些论文也是研究俄罗斯北部自然生态的重要历史文献，讽刺的是，写论文的人大部分都是犯人）。
![[法] 奥利维埃·罗兰 《古拉格气象学家》](https://www.gcores.com/link?target=https%3A%2F%2Fimage.gcores.com%2Fd0c9adfe-d010-45ce-bb79-431f2026dd47.jpg%3Fx-oss-process%3Dimage%2Fquality%2Cq_90%2Fformat%2Cwebp)
但是形势很快就恶化了，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囚犯数量的大幅增加。一九二三年群岛上只有几百名囚犯，到了一九二五年迅速增长到六千人。他们当中有白卫军官、前贵族、参与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普通刑事犯以及弗连克尔们——“投机商”。集中营很快就人满为患，政治犯们发现自己曾经恬淡的流放生活逐渐变成了苦行，曾经茶叶随便喝，如今连糖块都找不到一颗。囚室也人满为患，政治犯赖以生存的“个人空间”被打破。最重要的是，刑事犯和政治犯开始逐渐统一关押。这给政治犯带来了灭顶之灾，刑事犯不乏真正的恶棍、狂徒和淫荡之人，他们殴打政治犯，抢夺他们的财物，把他们一步步逼向死亡。
另一个原因，是管理层的改头换面。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第一任负责人这样对他的犯人讲道：“欢迎你们。正如你们所知的那样，这里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维茨基当局。你们应该忘掉以前的所有权利。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法律。”
正如他说的那样，索洛维茨基管理层奉行着一种地头蛇式的残酷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完全不以创造经济效益为宗旨，而是满足管理人员个人的残虐欲望，他们命令犯人在大冬天把一堆木头从岛屿一头搬到另一头，第二天再搬回来，因为这样做有意思。他们让犯人砌石墙，过一周又推倒重砌。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叫“海豚”的游戏，看守在海堤或桥上看到一个犯人，大喊一声“海豚”，犯人就必须立刻以滑稽的动作跳到冰冷海水里，不这样很可能遭到毒打。
弗连克尔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索洛维茨基的。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当他看到管理当局以一种毫无收益的愚蠢做法管理这座本应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集中营时，那种困惑和气愤的心情。
这种集中营显然赚不到钱，实际上从一开始也赚不到。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白俄罗斯戈梅利的契卡负责人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要求得到五十万卢布紧急财政补贴，当地集中营的建设由于缺乏资金已经陷入停顿。在之后的整个二十年代，争夺集中营和政治保卫局控制权的权力斗争蔓延到整个苏维埃高层以及政府各个部门管理机构，在没有角逐出最终赢家之前，为了减轻监狱系统负担，当局只能用大赦节约资金。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苏维埃当局终于意识到“更有效地利用囚犯”的必要性，皮亚塔科夫——一位日后将要担任一系列对经济对有重要影响力的职务的布尔什维克——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写到：
“我已得出结论，为了给劳动文明创造最基本的条件，必须在某些地方建立强制劳动定居点。”
最初由于捷尔任斯基去世，这些声音没有得到响应。但是逐渐地，各地集中营管理层彼此达成共识——强制劳动，的确能缓解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监狱必须自给自足。而弗连克尔就是在此时，嗅到了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他看够了索洛维茨基低下的效率和荒谬的劳动制度，决定通过行动，改变古拉格的命运。
既然已经掉入陷阱，不如就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陷阱。抱着这样一种想法，他向当局——也许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层——写了一封信，信中丝毫没有透露自己对判罚的不满，而是详尽列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细致分析俄罗斯北部各劳改营的现状和改进措施。
在索洛维茨基，犯人们寄出的信件无非分这几种：1.我是冤枉的，我要求重新审理；2.亲爱的妻子，不要为我担心，这里一切都好；3.他们每天都在杀人。除了第二种，很少有信件能及时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契卡人员每周都会拆开信件检查内容，个人隐私形同虚设。六十年代研究人员在索洛维茨基一间修道院的暖炉里发现了几百封个人信件，原来当时的管理人员把不合规定的信扔进炉膛里，却忘了点火。
而弗连克尔的信却与众不同，它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管理人员之间互相传阅着这封信，担心它有可能损害他们赖以为生的贪污行径。
也许弗连克尔很早就看透了苏联政府的行政习惯和官僚作风，所以才对自己的信能否寄出抱有极大信心。苏联的官僚制度既不明朗也不规范，权利不仅从上至下传递，也在同级别间横向发展，官员们不知道他们的同事、上司、下属背后都有怎样的背景，更不敢轻取妄动。他们也许唯一能显示权力的地方，就是劳改营犯人身上。
面对弗连克尔的这封信，连契卡信件检查员也犹豫了。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怎么对这里这么了解？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出索洛维茨基长官拿着这封信，愁闷地抽着纸烟的情景。他左右踱步，一边看信一边嘴里骂娘。但他更害怕这个弗连克尔比他认为的还要有城府——在劳改营还能说实话的人不是圣人疯子，就是有深刻背景的“中间人”。最终他决定把信寄出去——去他妈的吧！就让中央去定夺吧！
这封信，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启了苏联劳改营的一个全新时代——一个通过强制劳动泯灭人的灵魂的疯狂时代。
机器装上了发动机
机器装上了发动机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的发展进程。
——[德]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972年版
前文描述的这封信，经过层层上递，最终送交到一位名叫亨利希·雅戈达的布尔什维克手里。据一位同时代的人（姓名不可考）说——弗连克尔也这么说——他被火速送往莫斯科。可以说在整个弗连克尔发迹史中，雅戈达是他的第一位伯乐。
他不是什么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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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1938）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首脑，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国家安全总政委，一级集团军级政委。
一九二六年，捷尔任斯基逝世，全俄肃反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国家政局保卫局，雅戈达平步青云，成为了这个国家最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机关的领导人。尽管记录显示弗连克尔在三十年代确实会见过斯大林，尽管他在苏共大清洗时期受到了斯大林的保护，但是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二十年代他去见斯大林的档案记录。这不是说会见没有发生过：只是当时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罢了。
雅戈达最不同于前任捷尔任斯基的一点，是他在用人制度上的大胆。捷尔任斯基是前白俄贵族，关于斯大林“清洗”的目的，他一清二楚，他能在政治沙场上没有因出身被洗掉，反而成了执行这次清洗的急先锋，归因于他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而雅戈达是钟表匠的儿子，是工人之子，出生在革命前夜，十六岁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与高尔基是终生挚友，可谓根红苗正。他没有什么顾忌的，他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也不允许他有所顾忌，上任伊始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扭亏为盈——此前集中营根本没有盈利！
据说雅戈达激动地攥着这封信，立刻叫助手将它全文誊抄下来转交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并要求马上安排将弗连克尔从牢狱中请出来。
弗连克尔没有闲着，早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方专设集中营当局已经为提前释放他提出了申请。一九二七年申请得到批准，他当上了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的经济科科长，并开始了他所谓“彻底变革集中营制度”的经济实验，那时他的信还在俄罗斯大地上四处游走，他的未来命运还未最终确定。可这时他已经显示出自己精明的商人意识。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声称，弗连克尔本人首先发明了根据劳动量给犯人分发食物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可以使虚弱的犯人在短短一周内迅速死去——后来造成无数人的死亡。虽然当今俄罗斯及西方的历史学家对弗连克尔的重要性表示怀疑，但根据近几年公开的资料，尤其是卡累利阿共和国——索洛维茨基所在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相关文献显示，弗连克尔的确找到一种把集中营转变为貌似盈利的生产单位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
- 分级灶：顾名思义，伙食按劳分配——只不过是按劳动力分配，实际上两者没有多大分别。在大批犯人被押解到某一集中营后，管理人员仅通过简单的（有时有医生陪同，大部分地方医生根本不管）健康判断标准将其分为三类（没有必要分第四及更多类，反正不管哪类最后都是要死的），壮劳力、劳力和弱劳力。壮劳力一般是青年男性，他们是劳动的中坚力量，是“保质期”最长、出力最多的群体，根据一九二八年格别乌的官方文献（此后数据同出于此文献），他们每天每人可得800克黑面包、80克肉类、一碗杂菜汤（通常没有菜只有汤）；劳力包括绝大部分女性、青少年以及身体略微虚弱的中年人，他们每人每天可得500克黑面包、40克肉类、一碗杂菜汤；最惨的就是第三类，弱劳力，他们一般是老人、病人、残疾人或任何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犯人，他们每人每天可得400克（对重量没有概念的朋友：500克=1斤）黑面包、40克肉类（偶尔有食堂吃剩的咸鱼骨头或者其他边角料）、没汤。
这种伙食分配方式基本上贯穿了古拉格从诞生到消亡的整个历史，它也确实将老马提倡的按劳分配理念发展到极端高度，它完全忽略且蔑视了人的生存需求及提出这些需求的权利。那些因疾病或衰老无法劳动的人会因为没有东西吃很快死去，而女人很容易为了讨口饭吃去当男人们的营妓。更可怕的是，因为它的高度概念化和简略化，没有任何细致的标准去定义何为“壮”何为“弱”，造成地方在执行时产生大量受贿行为，许多青壮年因为没有给管理人员行贿或顶撞了管理者，被分到第三类，他们很快就会衰老虚弱下去，加之极北环境的险恶和整个营房的粗制滥造，很多人熬不过头一年。
- 作业班：它规定劳改犯人要在管理人员分配下组成许多人数相等的劳动班子，以班为单位进行劳动。听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军队、工厂不都是这么做的吗？不，古拉格作业班制度与现代管理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将劳动责任置于班级集体，而不是参与劳动的每个人。
在弗连克尔众多创举中，作业班制度堪称最“伟大”的发明了，虽然它在杀人效率上比它的哥哥分级灶略逊一筹，但它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分级灶所不能及的。如果说分级灶还停留在罗马后期或所罗门王国罗波安时期对北方犹太部落的残酷奴役水平的话。那作业班制度就称得上空前绝后跨时代的“先进”管理制度了。
这是一种古老的“连坐制”，当一个班的某个人达不到工作定额时，整个班都要为之付出代价，所有人的伙食标准都会下降。反之，当一个班超量或提前完成定额时，该班所有人都会享受奖励伙食。个人的意志被彻底磨灭了。在这样的劳动集体里，必须有人先死掉！因为他不死，会拖累整个班组，导致大家都没饭吃。同时，作业班长面临两种选择——为了自己吃好玩儿命压榨底下人，或为了让全班人活命玩儿命讨好上面人。为了不让自己的班子（或者确切讲是他们自己）没饭吃，健壮的犯人会想方设法赶走新来的瘦弱犯人，实在不行就弄死他。在古拉格中期及后期，出现了全部由第三类人组成的“病班”，这些人十分凄惨，大部分人很快就死去了。
- 两个管理班子：一个是生产管理班子，一个是监督生产管理班子。这两个班子的关系像铁砧和铁锤，而犯人就成了他们中间被来回捶打的铁料，真应了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本著名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生产管理班子通常由被释放的前犯人或善于钻营的现犯人组成，他们负责压榨手底下的各个作业班，制定各种无法达到的生产计划。“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是斯大林的原话，在没有先进设备的矿山、没有拖拉机的冻原上、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荒野，怎么完成实际只能用四年时间完成的生产任务呢？很简单——用人堆！一批批囚犯从苏联各地拉来，再运到各个无人区，在那里挖金矿、修大坝、建铁路，就像人肉组成的洪流，冲刷洗涤着荒野，鲜血在俄罗斯大地的各处流淌。
另一个管理班子——监督者。他们与生产管理班子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级的兄弟。因为他们的利益来源和压榨对象是一个——犯人。一个是要求把工资额度订到最低的生产计划，一个是把劳改营物资定额提到最高的内务部计划，两者之间得冲突越大，管理者所能搜刮的资金、物质就会越多。就像老虎的上下颚，把犯人榨干，把血喝下去，骨头渣吐到无人知晓的荒山密林里。
正是弗连克尔发明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古拉格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发动机，压榨犯人的巨大齿轮终于从制度徘徊的齿轮油里缓缓转动起来。在索洛维茨基担任经济科科长期间，他思想的冷酷无情就令人印象深刻，甚至那些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官员也从未见识到如此没有人性的人。他不关心人，只关心物质，只关心数字，只关心生产定额是否能完成，至于要为此死掉多少人，他根本不在乎。
一位回忆录作者说“他穿得像个花花公子”。一位极其钦佩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对他精确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赞不绝口：“他从来不在纸上记任何东西。”苏联官方的宣传也为他“记忆力惊人”的传闻增添了一丝传奇色彩，并提到他“在林业和伐木领域具有真知灼见”、他在各种工业和工程领域的知识之广博让人赞叹：
“例如，有一天，他与两名负责生产肥皂、香水和化妆品的工人谈话。他很快就使他们默不作声了，因为他显示出在香水调制方面的丰富知识，甚至证明自己在世界市场和马来半岛居民喜好或厌恶的气味特性方面是一位专家。”
——《白海运河》马克西姆·高尔基编著。
其他人则对他又恨又怕。一九二八年，在索洛维茨基基层党组织的一系列特别会议上，弗连克尔的同事指责他私自组织自己的情报网，“因为他比别人更早地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早在一九二七年，他的事迹就传到了遥远的巴黎，在一本法国出版的记述早期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的著作中，一位法国反对共产主义作家提到了弗连克尔“由于他令人发指的冷血建议，无数人被残酷折磨和奴役着”。而这只是在索洛维茨基，很快，这些建议会因为中央对他的重视而传遍整个俄罗斯大陆，更多的人将因此白白死掉。尸骨将铺洒在科雷马、白海运河、西伯利亚铁路以及任何有劳改营存在过的地方。
为什么他要研究出这一套杀人的制度？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吗？他不是已经得到释放了吗？这么做良心不会受到谴责吗？我们不知道，也无从探讨。我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纯粹仇恨和纯粹罪恶的，这种纯粹的仇恨和罪恶，有时披着“国家”“民族”的外衣，让人难以分辨。在弗连克尔的制度下，没有人可以以完整的人存在——犯人不是人，是工具，是“劳动力”。借由制度暴力，个人的暴力以集体名义释放出来。虐待有了新的含义——“劳动消灭”。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画面（实际上可能真的出现过这种画面）。冰天雪地，极地的寒风携卷着刀片般剌人的雪花。一列队伍，从前方缓缓走来，黑压压的脑袋一眼望不到头。组成这列队伍的不是人，而是一种类人生物，它们穿着根本称不上衣服的破布，手里拎着破旧的铁锨锄头，浑身肮脏不堪，双目突出，尖牙利齿，木讷的双眼闪着饥饿造成的凶光。它们扛着铁轨和枕木，在钢铁般坚硬的土地上行走。它们身边是一群同样尖牙利齿却脑满肠肥的管理者（或者你可以直接认为是饲养员），他们挥着棍棒，对每个掉队的类人生物拳打脚踢。他们猩红的嘴里冒着白色哈气。
“拿罐头盒子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后来，当索尔仁尼琴回忆起弗连克尔以及与他有关的传闻时，陷入了深深沉思，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险恶到如此地步。他说：
“我想，他大概是太恨这个国家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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