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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链接：《红妖传·上》
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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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长满青苔的峭壁和平静的水面，在那里，由于劳动的力量，工厂将被建成，市镇将会诞生。
——梅德韦德科夫，一名白海运河劳改营囚犯，一九三四年
一九二九年，莫斯科。一架灰色的飞机从阴霾云层中缓缓露出面目，机翼上醒目的红色条纹和五角星预示着它的乘客并非等闲之辈。在经过跑道上短暂的滑行后，它停在一座军用机库旁边。舱门打开，一个留着卫生胡、穿着契卡军大衣，面容貌似十分精明的小眼睛男人走下飞机。
在与跑道上等待着他的契卡官员稍作寒暄后，他坐进早已预备好的汽车，直奔克里姆林宫而去。
这个男人就是纳·阿·弗连克尔，稍早前，他接到集中营管理高层发来的电报，叫他收拾行装，即刻启程前往莫斯科——他将会见一名从各种意义上都称得上身居高位的人。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最近的政治斗争和他自己在北方专设集中营中地位的节节攀升来看，他推断此行应该是自己命运的转折点。
一方面，他推行的激进措施诸如分级灶、作业班和两组班子的制度大大节约了管理人数，导致基层看守叫苦不迭。同时，他精明的商业头脑也不允许出现任何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虐待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既产生不了利益，更迅速破坏了犯人的身体，导致他们不能继续上工，这是把金钱和数字看得重于一切的弗连克尔所不能容忍的。
实际上，虽然同时期许多集中营都尝试改革盈利，但索洛维茨基的“成就”是最显著的。在索洛维茨基的短短几年，他着手组建了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贸易部，并以此身份试图使索洛维茨基不仅像关于集中营的法律所要求的那样自给自足，而且要做到盈利——简单讲，他开始让集中营以不同于其他国有企业的方式做生意。
这里有一个事实是，尽管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竞争的因素仍然存在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经济中，他利用了这个因素。他的经济贸易部以远低于另一家公司的价格中标了卡累利阿十三万方木材的采伐权，并且开始投标凯姆至北方城市乌赫塔的公路建设权。
这些行为让卡累利阿当地的掌权者感到十分烦恼——弗连克尔的敌人包括卡累利阿地方领导人、当地契卡部门官员以及国有卡累利阿贸易公司。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卡累利阿人民委员会议上，尤日涅夫同志（地方领导人之一）愤怒地说：“北方专设集中营是个滥用巧取豪夺手段的商人，而且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赚钱！”
犯人经济之所以被当代国家所禁止，不仅是因为它是对人类权益和地位的否定和蔑视，更是因为它能够产生极端不平衡的成本竞争——犯人根本不需要报酬，而且随时都可以加班干活。更恶劣的是，北方专设集中营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系密切，有后者作护盾，前者可以无视地方法律，不向地方财政纳税。
这种敌对关系甚至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以至于弗连克尔意识到自己必须窃取更大的官位，离开卡累利阿，不然早晚会被谋杀。
这不是耸人听闻。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一次充满敌意的索洛维茨基共产党员大会（敌意之强烈以至于会议记录至今被卡累利阿当地政府视为机密文件）上，集中营的负责人之一亚申科同志不满地说，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贸易部已经形成了太大的势力：“所有事情都在它的权限内。”
他还攻击弗连克尔是因为管理人员人手不够而在“劳动三年后释放的犯人”，亚申科抱怨说（其语气带有强烈的反犹情绪），弗连克尔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当谣传他将离开时，人们就说‘没有他我们不上班。’”亚申科甚至动过谋杀他的念头。
另一方面，弗连克尔确实是个合格的商人。他就像一个接管了濒临破产的家族企业的华尔街经理人一样，使集中营的各方面都趋向合理，逐渐抛弃了一切不利于提高收益的东西。所有形式主义的教育改造很快就取消了。这也是他被人诟病的另一点——他满脑子都是赚钱和完成指标，而对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建设漠不关心。他停掉了地方志协会、犯人剧团、一切集会和索洛维茨基期刊，剧场和俱乐部保留下来，只是为了应付检查。
与此同时，肆意施虐行为明显减少。甚至在一九三零年，政治保卫总局特派沙宁委员会上岛调查虐待囚犯行为，并处死了九十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凶者。这不是为了主持正义，而是显示总局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将劳动能力放在首位的决心。
最终在弗连克尔的精心照料下，以索洛维茨基为起点，遍布整个卡累利阿共和国的犯人帝国——北方专设集中营成了疯狂敛财的怪兽。
当他坐在汽车上，看着窗外逐渐繁华起来的莫斯科城市时，他已确信，自己终于在这个红色帝国站稳了脚跟。此次旅程是次赌博——如果幸运，他将受到高层人物的重视（很可能是雅戈达同志），如果不幸，那就是他的敌人们联合起来，将他再次投进牢狱。
毕竟，这个国家拥有历史最悠久的现代秘密警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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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担心不是荒谬的，有人可能认为专门把一个偏远共和国的集中营管理人员用专机接到莫斯科再实施逮捕完全是浪费资源，但在苏联逮捕的历史中，这样以委任为幌子实施的逮捕司空见惯。
彼得·伊凡内奇曾是一名契卡机关的小官吏，在受够了上门抓人的鸡飞狗跳和上司明暗莫辨的阴冷表情后，他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有人满面春风地递给他一张去索契的疗养证。
他欢天喜地收拾行李，买了两张去索契的车票，到索契后，他催促着笨手笨脚的老婆赶快下车。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伊凡！伊凡内奇同志！我的天啊真是巧遇。怎么？您不认识我了吗？”
他挠着头：“好像没，虽然——”
年轻人亲切地说：“可不，可不，多少年了，我来提醒您吧！”
接着，他向彼得的妻子恭敬地点头哈腰：“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就回来。”
妻子允许了，这个年轻人就像知交一样拉着彼得·伊凡内奇的胳膊把他带走了——十年、二十五年，唉！谁在乎呢！这多好，连去集中营的车票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呢。
就在弗连克尔扶着额头，沉思着关于彼得·伊凡内奇的故事时，几十俄里之外，一位年届五十的小个子老人划燃火柴，点燃了烟斗里蜷曲的烟丝。
他刚刚结束与苏联外交部人员和苏维埃人民委员的会议，漫长的会议让他有些疲惫——会议上并没有什么好事情。由于欧洲各国在买苏联产出的木材、矿石、大理石等自然资源，在他以新身份开始工作的头几年国家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在重要的经济水准。但是最近世界上出现一股新的风潮让他忧心忡忡。一开始，世界对苏联集中营的关注仅限于人权问题水平，尤其是部分作家和脱逃到英法等国的集中营囚犯出版的书籍，如法国作家雷蒙·迪盖的《红色俄国的一座苦役犯监狱》（该书异常准确地描述了一九二七年索洛维茨及集中营的真实情况），以及C·A·马利萨戈夫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孤岛地狱》。这些书籍当然不会被苏联国内民众读到，但着实令苏联外交部好一番慌乱，解释和无视成了那个时代苏联外交的基调。
不过这都是围着犀牛屁股乱飞的虻虫，因为人权呼声不涉及经济利益时就不构成威胁。可是当二九年集中营开始改革扩张后，西方国家对它的兴趣从关注社会主义囚犯的命运转移到苏联集中营对西方商业利益逐渐形成的威胁上来。
老人吸着淡蓝色的烟雾，坐在位于大楼二层的一号办公室里，办公室宽敞无比，却空空荡荡。他看着办公室墙上的苏联地图，越想越焦躁不安。早晚有一天，不是由英国，就是由美国提出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包括禁止进口疑似由犯人加工制造的木料、钢铁和矿石在内的各项措施，他高瞻远瞩地想到，自己需要一个有真才实干的人，能让索洛维茨基模式迅速适用于全国，越早越好。
同时，他也想找到一个源源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他从政以来就朝思暮想的伟大工程。他看着地图，思绪在俄罗斯大陆上飞驰——要有一条运河，从白海之滨一直到列宁格勒，河上将响起长盛不衰的汽笛声，北方优质的木材和黄金日夜不停运往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运往彼得罗扎沃茨克、运往列宁格勒。他的目光扫到了索洛维茨基群岛，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
“进。”
一名文官打开门说道：“主席同志，您想见的人已经到了。”
“太好了，我这就来。”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放下烟斗，微笑着走出房间。
与此同时，弗连克尔在两名沉默的红军军官带领下，走进了克里姆林宫高大的宫墙。他越发焦虑不安——我究竟要见谁？他们要把我带到哪？要知道，作为一个苏维埃人，还是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国家政府办公机构，除了它童话般的古罗马式穹顶，他们对内部到底有什么机构、什么样的机构一无所知。
但弗连克尔感觉到他赌赢了，他正一点点靠近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他凭直觉推断，要求会见他的人一定是雅戈达，这位高居保卫局第一交椅的领导人。
走进总统楼，保卫人员对他进行了极其严苛的安全检查。检查完毕后，他被命令在一楼一间会客室里稍作等待。他坐在白色天鹅绒沙发上，只顾着盯着墙上一张领导人画像疯狂思考，根本没心思惊叹会客室的豪华装饰。
脚步声由远及近响起。
“起立！”红军军官低声命令弗连克尔站起来，“要注意你的言行。”
就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门外，小个子老人笑吟吟地走进来。
弗连克尔差点没尿了裤子，霎时间，他以为那画像上的人物活了，自己从相框里蹦了下来——但他与画像相去甚远，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除了标志性的小胡子，他与画像最相像的地方恐怕就是秃鹫般坚定敏锐的目光了。老人身后，陆续走进包括雅戈达在内的几名声名显赫的保卫局高官，他们的表情没有老人和蔼，而是带着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看来您就是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同志了！”老人走上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快请坐吧，我们有太多事情要聊啦！”
这位老人就是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苏联大元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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