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开始，说说与游戏无缘的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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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考与高考，早已成为中国人每年一度的重要活动，且不可或缺，形同春晚一般。2015年，国产AVG游戏《高考恋爱一百天》在steam平台正式发售，将“高考”这一重要的中国元素，作为游戏的核心要素之一，成为了国产游戏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然而，同为考试制度，且已存在上千年的科举，却几乎与游戏无缘。很多人将科举视为高考的前身，但对二者的评价态度却十分迥异。“修仙”已经被搬上了银幕，荆轲被变成了女人。我们消费着各种历史和历史人物，却唯独忽视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与那些“炫酷的历史”相比，人们对科举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一百年前，显得相形见绌，与时代脱节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践行千年之久，当真一成不变？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赵嘏
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从周朝定宗法，到先秦奖军功，到两汉举孝廉，再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及至隋唐才有了科举制，大致能梳理出一条关于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脉络。同时，这也是中国的封建政治的消亡历程。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欧洲中世纪题材、日本战国题材，都是典型的封建时代。贵族世卿世禄，代代相传。各级领主依次附庸，互相权衡。但是科举的出现，从根本上消灭了这种封建制的基础。英文中科举一词为“Imperial Examination”，即为“皇家考试”之意。通过考试之人，即为天子门生，由皇帝任命为官。有这般正规而高效的上升渠道，知识分子们谁还愿做诸侯的附庸？谁还愿做贵族的家臣？“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在科举制面前，没有“附庸的附庸”，只有“皇帝的附庸”。没有了附庸的贵族，不能算是真正的贵族；没有贵族的封建，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封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举制瓦解了封建政治的一大基础，但这个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隋唐时期的科举，处于初创阶段，在后世看来还不成熟，且十分混乱，甚至显得很奇怪。

科举一词，本为“分科举士”之意。但看看中国科举历程，只有隋唐时期，称得上彻底的分科举士。隋文帝于开皇七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明经科，之后的俊士、明法、明算等科还算常见。至于唐代的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种类繁多的科目，不仅名称耐人寻味，且数量远远超乎想象。“只有文科，没有理科”“只考四书五经，不考真才实学”，后人这种对科举的负面印象，在隋唐时期不太适用。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科举制的改革。进士科成为了硕果仅存的考试科目，其他科目都因意义不大而被后代统治者纷纷罢黜。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寒窗苦读十数载，一张白纸定终身”，一考定终身，是所有中国考生们的无奈。但隋唐时期的科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考定终身。因为考生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达官贵人或社会名流，希望这些上流人士能向主考官推荐自己，以期在科场上获得名次，这种考场外的活动名曰“行卷”或“温卷”。这种等同于贿赂考官的行为，在明清时期是要杀头的，在今天也要记入诚信档案的，但放在唐朝时，却是合理且合法的，并不算走后门。而且当时没有密封阅卷制度（武周一朝除外），考生身份在考卷上一览无遗，使得主考官有着充分的操作空间。王维、白居易、杜牧等等，无数为官的唐代大诗人，大都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而且另一方面，笔试也并非唐代科举的全部。省试得中进士者，并不能直接为官，还须参加吏部的“关试”。而其重要的考核内容之一，即为面试。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就因为三次关试而不过，心灰意冷的投奔地方节度使了。这种制度的后果可想而知，无论是考场外的行卷，还是考试后的关试，士族子弟都拥有巨大的优势。而布衣出身的考生，缺乏上层人际关系，很难被考官相中；其形象气质、言谈举止，也难以和世家子弟相比，很难脱颖而出。所以，在唐朝的科举中，考试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考试的结果，早已在考场外决定好了。这样的考试，大抵流于形式，更谈不上一考定终身了。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隋唐的科举制，保留着两汉察举制与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影子，带有明显的贵族门阀色彩，与宋元明清的科举制大不相同，更与后人的印象相去甚远。这也证明了，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其内在变革十分明显，并非一成不变。

今天很多人将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形象的比喻为“大V制度”，说明了这些孝廉名士之间有着一条完整而复杂的利益链，造就了一个以“商业互吹”为基础的关系社会。而隋唐时期虽有了科举，却仍然依赖于“互吹”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风气，极具戏剧性，非常适合作为剧本情节。但现实中的文艺作品，却并不太多见此类情节。可见我们对历史的刻板印象，严重限制了想象与发挥的创作空间。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有一些对察举制的描写。而在游戏界中的体现，当然是首推KOEI的《三国志》系列了。举荐名士、求贤若渴，都是系列作品的核心要素。随着游戏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举荐名士”的环节越发复杂和有趣，到了最新的《三国志13》中，虽然系统粗糙，这种“人物关系”的规模却被发挥到了极致，有一些现实中“大V互吹”的意思。也难怪这一代《三国志》，会被戏称为《三国立志传》......对于艺术创作而言，这不失为一个启示。

为社稷降人才，却有几分可行？
科举制，终究还是一种政府制定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官府招贤纳士，才是它的最首要作用。

有人说科举制很公平、很科学，让平民子弟得以正常稳定的进入上层建筑，为国家贡献了大量人才，理应算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人说科举制依然不公平、不科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底层问题，还将知识分子奴化成了统治阶级的奴隶。总之，是否真正促进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公平，今天关于科举利弊的争论，大多在于此处。其实，这一问题的争论对象并不统一，因为两宋之前后的科举制，有着巨大的变化。

唐代时期分科取士，但考中为官者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有资料表明，唐代平均每年的新科进士数量，约为20余人，如果再加上明经科，也不过百人。对于大唐庞大的官僚队伍而言，这点新进人员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其余的官位空缺，自然是广大门阀世族的势力范围。为何唐代的科举会那般胡闹，原因也在于此。

还有一点，都说科场得中者即为天子门生，但严格来讲，这必须有一道程序，那就是“殿试”。现在学界普遍认为首创殿试者，为女皇帝武则天（另一说为唐高宗）。中宗神龙革命后，殿试制度被废除。直至北宋改革科举制，殿试才得以成为定制。殿试，顾名思义，即为皇帝亲自主持，在皇宫内进行的考试。严格来讲，这才是真正的“皇家考试（Imperial Examination）”。但这样高端、有○格的考试类型，终唐一代，仅武周一朝真正实行，原因在于它严重破坏了原有贵族集团的利益。隋唐两朝都是以关陇集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所以朝廷的命运，很大一部分被门阀世族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的科举制，最大受益者必然为北方士族子弟。而武则天实行殿试，不免有为自己丰满政治羽翼之嫌。使得新进士子，经过皇帝亲自的严格筛选，进而完全效忠于皇帝个人，这是贵族们十分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李唐复辟之后，门阀贵族重新掌权，自然不愿保留殿试。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争灾难，北宋的统治者深刻意识到文官制度的重要性，所以钦定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于科举的重视，自然也不在话下。殿试制度得到确立，糊名誊抄等一系列反作弊手段也严格落实。隋唐以来习惯的各种考场外动作，也被彻底定为非法活动，遭到官府严打。除进士科以外，其他科目均被罢黜。但生员录取率却大大提升，使得宋朝平均每年产生约300余名进士，极大扩充了官僚队伍。至此，科举才算是一种成熟的考试制度。

但是，这种严格的制度足够公平吗？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了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得中进士者尽为南方士人，引起北方举子大哗，严重危及了官府形象。经过一番权衡，朱元璋不顾青红皂白的诛杀了一干涉世人员，牵连入狱者无数。经历了多年残酷的暴力式矫正，明廷才开始实行“南北分卷制”，将会试考卷按南、北、中三个大区区分，制定了分区定额的会试录取制度。清康熙年间，开始实行“分省取中制”，即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分配录取名额。这种“分省录取”的制度，直至今天依然影响着高考的录取模式。若问公平与否，实在是众口难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考试制度在维护公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制造出另外的不均衡。因为有了科举，全国的人才被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导致地方人才资源空虚，发展困难。强大而先进的中央政府与贫穷而落后的地方单位，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但这就不是考试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科举是个很奇怪的产物。当其他民族还在为封建权力斗的天昏地暗之时，中国早已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消灭了封建斗争的可能性。周边的越南、朝鲜、日本，都曾不同程度的引进过科举制，但还是中国将其放阳光大，并以此光辉了一千年。而西方世界，更是很晚才意识到，通过考试来选拔行政人才。个中原因，说来复杂却又匪夷所思，在史学界尚无公认定论，更不用说在文艺作品中找答案了。描写古代中国的策略类游戏也不在少数，但还没有一款能准确表达出科举的特殊概念。4X类型代表的《文明》系列，几乎每代都有中国文明，但其文明特性和天赋树，并没有体现出多大的政治特色。至于P社四萌中的《欧陆风云》、《维多利亚》、《王国风云》系列，都有古代中国势力的登场。其特点之处可圈可点，但依然走不出“神秘的东方”形象。在大题材游戏中要准确的体现出中国特色，现在看来还是太难。毕竟，个中奥妙之处，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为自己谋出路，究竟是福是祸？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北宋·赵恒《励学篇》

为什么要读书？宋真宗的一番回答可谓简单粗暴，在今人看来，也未免过于露骨且功利。但是，何错之有呢？今天的学生历经大考小考，走上社会还要继续深造，不也是为了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吗？很多人说，高考就是今天的科举，我认为这比喻并不恰当。参加高考的学霸，再怎么努力也只是个名校大学生，毕业后还要自己找工作，想要逆天改命，可没那般容易。但科举制下的士子们，一旦高中，便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被统治阶级摇身一变成了统治阶级。即便是名落孙山者，也享有不少特权，而且还有机会再考。今天的高考可没有这些待遇。

“百无一用是书生”本是清代文人用以自嘲的诗句，不想却被世人传为口头禅，成了讽刺知识分子迂腐、无用的俗语。类似的俗话也非常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人情纸半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等等，似乎在世俗百姓眼中，书生、秀才这种所谓的低级知识分子，永远都是社会底层的可怜虫，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般。但是从原则上讲，明清时期的秀才头衔，可能远比今天的高考状元更为实在。

秀才这一称谓，久已有之。汉代就有秀才头衔，但属于察举制的范畴。隋唐行科举之后，制定了秀才科，属于常科考试的一种。我们印象中的穷酸秀才形象，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明清时期，已通过地方院试的生员，即俗称为秀才。他们可能正在积极备战地方的乡试，准备考取举人。而远在京师的会试、殿试以及进士头衔，可能还稍显遥远。如若不能顺利通过乡试，则依然是秀才出身，还需参加每两年一次的岁试，否则就会被革去秀才功名。可以说秀才是科举社会中最底层的阶级，他们数量众多，分布于全国各地，也承担着教化一方的责任。虽然待遇不会太好，但他们一样享有着不少特权，例如：免除徭役、见知县不用下跪、县府不得随意对其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享受额外津贴等。而且身为秀才，还可以用自己的身份直接赚钱——为他人作保。在地方县府的童生试当中，每个考生必须有人当场为其作保，考生方能进入考场。作保这种琐碎的基层工作，一般都是当地的秀才来承包。只需举手之劳，便可赚得一笔保费。虽说算不得大生意，但每届考生众多，也能营得一笔小利。今天的高学历文凭随处可见，但有几个学位文凭可以合法的直接赚钱呢？

基层的秀才尚且拥有这般待遇，通过乡试的举人则更为精英；通过会试、殿试而金榜题名的进士，那便是“人上之人”了。这般巨大的待遇落差，也难怪广大文人士子会趋之若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自古比比皆是。但是，有过寒窗之苦的我们都明白，这种过程是痛苦至极的。即便高榜得中，也未必会有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古人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诞生了很多科场失意的名人。

一个科举士子的奋斗历程，想来都是辛酸泪，说来却又很无聊，恐怕没有哪个文艺作品愿以此为主题。像KOEI的《太阁立志传》那般积极而正能量的奋斗史，如果完全照般过来描写书生秀才的功名历程，那画风实在不敢想象……相反的，科场失意的故事，自古却颇受追捧。例如唐伯虎的风流史、《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等，有着一系列演义的故事、小说，直至今天依然是个不错的选题方向。2015年亮相的国产公益动画“中国唱诗班”系列，其第四集《饮湖上初晴后雨》，便讲述了一个科场失意的故事。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娄坚年轻时热衷举业，后因屡试不中，遂绝意科场，寄情于山水书画，终成一代名士。全篇节奏张弛有度，出场角色均有据可考，台词内容极为考究，非常符合嘉定文派的艺术形象，可见制作团队之功底。

为后世留佳话，端的是真是假？
“金榜题名时”，正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很多人将“金榜题名”完全理解成高中状元，其实并不一定。殿试之后，得中进士者，已是“金榜题名”，即有做官的机会。而状元、榜眼、探花，则是这诸多进士中的前三名，是国家新进官僚中的佼佼者，自然也是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关于他们的千秋佳话实在太多，甚至远远多于讽刺书生秀才的段子。

状元是科举金字塔中，身处塔尖的存在。在世俗眼中，这是人中龙凤；在读书人眼中，这是最高的荣誉。自行科举以来，共诞生了552名状元（另说为592人），他们基本均有名在册，但名臣贤相却屈指可数，青史留名者寥寥无几，其余的大多数则籍籍无名。他们在考场上都是才华横溢，但考场外的成绩却不太符合这个学历。也许能考中状元，便已耗尽了自己的才气。他们人生价值的巅峰，可能多半到此为止了。

在民间传统观念中，能迎娶公主的驸马，往往都是新科状元。著名戏曲作品《铡美案》《状元打更》《女驸马》等，都反映出了人们的美好向往，但这仅仅只是个传说，历史上迎娶公主的状元，只有唐武宗年间的状元郑颢一例。但是郑颢本人十分不满这桩婚事，结合史料来看，可能公主也有些娇惯任性，导致二人的婚后生活很不幸福。郑颢为此满腹怨念，一心要报复当初做媒的宰相白敏中。为什么现实会这般反转呢？隋唐时期的门阀世族强势，与世家大族通婚，往往比皇族婚姻更能获得权力的保障。而郑颢即出身官宦世家，且已有婚约在先，宣宗皇帝一心要将公主嫁与他，这反而干扰了其家族权势的发展。到了宋元明清之时，皇权越来越强，对于外戚干政的预防更加防微杜渐。若得皇亲，便基本远离了政治实权，只有虚职可做。忍受那么多年的寒窗之苦，谁愿只得一个虚衔呢？

状元与公主的故事不靠谱，但文人士子们的爱情故事却是有着不少。著名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讲述了结发夫妻的忠贞不渝。不过这种“王宝钏式”的故事充满了说教气息，很难被今天的观众完全接受；同为王实甫的名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歌颂了青年情侣的爱情坚贞，更为脍炙人口；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描写了一段美轮美奂的人鬼之恋，可谓传奇剧本；而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一篇，至今依然在传颂；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民间早已传唱了上千年，可与莎翁的悲剧相提并论。这还只是古代戏曲中的翘楚，大多以演义为主。如果深扒那些文人名士的诗文，会发现其中不乏风月之章，而且有不少是与风流场所有关的。细节在此不便多说，但可以确定，即便是苦读诗书的文人士子，一样有着七情六欲，一样拥有对爱情的渴望，甚至是对爱情有着更高级的追求。这个领域里其实大有文章可做，文艺作品对其的开发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结语

科举制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今人很难一言蔽之。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不足，缺乏深度的解读，没有形成文化概念。所以在游戏中的中国，永远都是那么奇怪，甚至让我们倍感尴尬。文化的传播在于包装，文化的传承在于解读。在呐喊着复兴传统的同时，也有必要重新正视一下自己的历史，重新反思一下什么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