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按」
「爱是有远见的……爱不是盲目的接受。爱是看到、听到、触摸到和闻到他者的正当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每个人都在相互尊重和身体接纳中产生了自己的正当性。」
对于人类之「爱」的探究，是贯穿马图拉纳学术生涯的暗线。纵观其一生，马图拉纳的生物学理论之中始终映射着伦理关切：「人类如何在其构建的社会系统中与他者合谐共存」。而由此引申出的关于观察者与社会责任的洞察，被海因茨·冯·福斯特引入二阶控制论（请见控制论的控制论），并对之后的系统学和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图拉纳一直在尝试将这种关切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并强调「爱」的现象在其中的重要性。然而直到其晚年的《人性在爱的生物学中的起源》（The Origin of Humanness in the Biology of love）一书中，他才正式将「爱」作为一个主题。甚至在90年代中期成书时，马图拉纳仍坦言自己「不完全清楚如何将爱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在该书中，马图拉纳和格尔达·维尔登-佐勒（Gerda Verden-Zöller）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进化史的非传统观点：他们不认为环境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容器」（container），生存在其中的人类通过基因的突变和重组来适应它，从而形成人类如今的生命特征与生活方式。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生命系统）和环境（生命系统的媒质）在人类代际生殖的历时性动态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两者产生一致的变化（结构耦合）。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那些促进双方一致性的变化特征（既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通过人类代际间学习被保留，并逐渐形成人类世系的种系和社会。简言之，基因突变是系统性变化被保留后的结果而非原因。在此基础上，马图拉纳认为「爱」是被人类族群繁衍和社会组成所保留的一种系统性特征，有助于人类与族群中的其他实体共存，而这又反过来使人类种系和社会成为更适合爱产生的媒质。换言之，爱是一种在不同尺度生物系统之间的递归正反馈形成的系统动力。因此「爱」既是身体性的，也是文化性的。马图拉纳进一步指出，正因为爱构成了社会性、关系性的共存，所以对于个体来说，爱是一种伦理性的选择，它意味着选择一套生活方式，实现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他/她与共存的他者一同确认了一个世界，并在其中一定程度地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性。因此爱扩展了意识，增进理解了对方所处的环境，所以爱是唯一能开启智慧和扩展认知的情感。在转述马图拉纳思想的过程中，虽然我力求使表述简洁，但是仍不免出现结构上的「冗余」和词语上的「反复」。该书的编者皮尔·布内尔（Pille Bunnell）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认为马图拉纳的写作和思考中包含学许多循环、生成的过程（冯·福斯特认为循环性是二阶控制论的核心特征，请见伦理学与二阶控制论），这一方面让文字本身变得艰涩繁复，一方面又会使试图简化的转述大大损害原文所要表达的整体动力性。因此对于马图拉纳的思想最好的解释，并非对理论的转述，而是根据读者自身的生活经验提出见解。布内尔提出了一种阐释马图拉纳的开放性方法，但这无疑为其理解和传播带来了困难。或许文本语言并非表达马图拉纳思想的最好媒介，但文本又是必须的起点。既然如此，那么在阅读时就要解决经常会遇到的两个问题：如何理解出现在语句不同位置的同一概念所体现的不同含义？如何在阅读中不掉入循环嵌套的句子结构？首先，在马图拉纳的文本之前要具备两个意识：一是要意识到他所使用的一部分概念具有双重性。即这些概念在使用时既指对象本身，也指该对象所涉及的过程。例如自创生（autopoiesis），既可以指具有自我生产特性的系统，又可以指系统自我生产的过程。二是需要想象静态语句所暗示的动态过程，即概念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程序空间」，因为只有在运行中才能理解循环所生成的动态整体。结合以上两点，马图拉纳的每一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自我递归循环的意味，它既是这个词所指涉的对象，又被这个词所指涉的过程所不断作用，产生变化。其次，在此基础上要厘清一些马图拉纳常用的概念，例如：媒质：medium，所有与生命系统相互作用的系统，都可以被称为该系统的媒质。也可以理解为系统所处的动态环境。区分：distinction，基本的认知操作，既将一个复合系统指定为不同于其环境的实体，又规定了指定该系统的过程。操作/运行：operate，既指系统自身所产生的系统行为，又指系统在包含它的外部媒质中的动力状态。领域：domain，生命系统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领域，同时它对环境进行操作/运行的过程（即不同的行为）也会产生新的领域。后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假想的 n 维矩阵的切片或视角」，便于生命系统和观察者理解并进行局部行动。一般来说每一个领域会揭示生命系统所处环境的某些规律性，但同时也会掩盖其他规律性。关系行为：relational behaviors，系统中发生的一切都由其与外部环境（媒质）的关系所决定，因此被区分为一个实体的系统，在媒质中体现的所有行为都是关系行为。而被关系行为所区分出的领域就是关系领域（relational domain）。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一个系统与其媒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引发并选择对方的结构变化。还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篇文字是《人性在爱的生物学中的起源》一书的附录8和10。该书2008年由系统生态学家皮尔·布内尔编辑出版，她认为这该书尝试传递「一种既能保持反思又能维持爱的思维方式」。最后，祝愿各位都能习得「爱」这种不惮于接纳他者的勇气和能力。大目妖
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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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14日-2021年5月6日，智利生物学家与哲学家，同时也与海因茨·冯·福斯特等人同样被认为是二阶控制论社群的成员。他在1960年创办了智利大学认知生物实验室，并在皮诺切特政变后坚持留在智利大学进行教学工作。马图拉纳的研究涉及生物学、神经科学、语言学、控制论和系统论等领域。他与J·莱特文，W·S·麦卡洛克和W·皮茨共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为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甚至神经网络都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基于实验提出了神经科学的认识论关联，并将其工作延伸到哲学、认知科学甚至家庭治疗。马图拉纳还提出了认知生物学，创造了「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继承了他的思想，发展出了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等理论。格尔达·维尔登-佐勒
德国儿童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毕业于慕尼黑大学，在大学期间学习发展心理学和深度心理学，尤其关注运动和音乐对儿童的影响。1973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小学的音乐和运动，对儿童沟通和创造力教育的贡献》。1978年，她与丈夫共同创立了幼儿生态心理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儿童的身体意识与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之间的联系」，并希望让父母和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身体意识的眼睛看到人类幼儿期意识感官和运动的构建过程。从1989年起，她开始与海因茨·冯·福斯特，温贝托·马图拉纳一起研究工作。
温贝托·马图拉纳，格尔达·维尔登-佐勒
The Origin of Humanness in the Biology of love, Humberto Maturana Romesín, Gerda Verden-Zöller, , Edited by Pille Bunnell, Andrews UK limited, 2008信任的生物学 Biology of Trust
「信任」（trust）当然是观察者对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区分（distinction）。用生物学术语来说，观察者在分辨信任时所区分的，是一个生命系统在没有恐惧、疑虑、傲慢或侵略的流动中与媒质的一致运行。从生物学角度讲，信任是任何生命系统在与媒质合谐一致（comfortable congruence）时的自发存在方式。当这种合谐一致消失时，另一种关系方式就会凸显，我们就会分辨出恐惧、怀疑或侵犯，而非信任。不信任的情感意味着紧张和系统性盲目，以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可能关系领域中的扭曲。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其结构包含着一种运行性的信任（operational trust），即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满足它生存所需的一切。同样，婴儿在出生时也会产生一种运行性的信任，即这个世界随时准备以爱和关怀来满足他/她生长所需的一切，因此他/她并不是无助的。事实上，如果婴儿是像上述那般出生的，那么婴儿和母亲（以及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自然都是幸福的。人类的许多痛苦都是源于对生物圈和宇宙的自发系统一致性失去信任。当我们处于紧张状态，或生活在不信任中以至于我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系统性扭曲时，我们就会遭受痛苦。而这种信任的丧失，大多源于我们的父权制文化带来的盲目，这体现在对我们作为生物圈和宇宙中动物世界的自然成员，所应当归属的系统一致性的无知。
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医疗护理不信任我们动物本性的生物一致性，而使分娩失去了自然性，因而成为女性分娩吃力且痛苦的根源*。然而，当其他女性的温柔和爱抚陪伴（爱的生物性）使产妇产生信任时，甚至无需麻醉，吃力感和痛苦就会大大减少或消失，分娩便会成为一种不费力、充满爱和快乐的经验。 此外，如果有了关爱的信任，当新生儿被放在母亲的肚子上，他/她就会像表现得非常舒适和幸福，他/她的运行性和关系性知识使他/她得以找到并触摸母亲的乳头（如果母亲的乳房没有被清洗过，且母亲在分娩时没有被麻醉的话）。婴儿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她一出生就拥有了一个足以适应其生长的结构。对于刚出生的婴儿来说，出生并不是一种创伤，除非我们在文化上将其定义为创伤。
*译注：此处是应指流程化的医疗服务中医护人员的例行公事，导致忽视了女性分娩时所需的与其他个体的情感链接，而非提倡自然分娩，否定剖宫产。
我认为，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生理和关系方面的困难，即便不是全部，其中的大多数也都是在孩子成长为家庭、学校或成人社群成员的过程中，爱的生物性受到干扰的结果。当一个孩子被爱时（必须至少被一个成年人爱），他/她就会表现出我们作为友爱人*（Homo sapiens-amans）的生物性构成的具身知识，并成为爱的生物性的递归系统性保存的基本参与者。
*译注：马图拉纳提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将爱的留存作为合作的基本领域，通过相互尊重、关心、接受和信任等情感表达的智人被称为友爱人（Homo sapiens amans），而以竞争和侵略做情感表达的智人则是侵略人（Homo sapiens aggressans）或傲慢人（Homo sapiens arroggans）。我们的父权制文化通过对母亲和孩子提出竞争和成功的要求，通过美化暴力和侵略，持续不断地渗透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干扰了亲子关系中爱的生物学，也干扰了孩子的成年过程。因此，不信任、侵略和傲慢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中反社会行为的主要根源，因为它们完全违背了构成社会生活的情感——爱。
爱的维度 Dimensions in love
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的爱似乎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形式或层级。这在以下两种情况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母亲之爱」、「孝顺之爱」、「积极之爱」、「兴趣之爱」、「纯真之爱」等形容词式的表达中，或者在旨在恢复这些形式的爱的体验的治疗实践中。然而，我认为，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不代表「爱」这种情感的不同形式、种类或层级，它们实际上只意味着我们作为有爱的动物的生活的不同关系维度。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通常将自己所指明或暗示的事物当作某种独立的实体，而当我们谈论爱时依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我对情感的主张发表以下评论。1. 爱是那些关系行为（relational behaviors）的领域，他者通过这些行为成为具有正当性的他者（legitimate other），与自己共存。因此并不存在不同种类的爱；然而，爱作为关系行为的一个领域，却包含许多关系维度，爱可能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关系行为构型（configurations）之中。2. 根据发生的关系空间，爱可能涉及共存的几个或多个关系维度。例如，在共同使用一条街道的情况下，由于我们是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运行的，因此很少涉及相互接受的维度。相反，在友谊中，则涉及到许多关系维度，而当我们坠入爱河时，我们希望在所有可能的相互接受的维度上，与对方共同生活。精神体验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爱的扩展经验，我们在其中敞开了心扉，完全接受与自己合一的宇宙。我在此想强调的是，在所有发生爱的情况中，现象都是相同的：即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领域中与他人产生关系，通过这些行为，他人，无论他是谁或是什么，都会作为一个正当的他者与自己共存。3. 就关系行为的构型而言，爱出现在所有的生活情景中，它作为一种情感，绝对信任实际生活所处的存在领域的一致性，以此使生活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当我们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不同关系情景下的爱时，我们经常会把爱这种情感与每种情景中的关系行为所采用的不同特殊形式相混淆。4. 爱，作为关系行为的领域，他者通过爱成为与自己共存的正当他者，而不会扭曲关系中预期或希望发生的事情。因此，爱是「有远见的」（visionary），并不盲目，它要求看到（或听到、触摸到、闻到、感觉到）完全正当的他者。此外，由于爱是有远见的，它需要「看到」，并因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在一段关系中，目的、目标或期望的存在否定了爱，因为它们成为了关注与关心的核心。 它们会使关系中的参与者变得盲目，无论参与者是谁或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仅关注一方对另一方的期望，那么另一方就会从视野中消失，这种关系不会发生在爱中，而是发生在利用和操纵之中。5. 爱不是盲目的接受。爱是看到、听到、触摸到和闻到他者的正当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他者是母子关系中的孩子，那么爱就是一种关系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每个人都在相互尊重和身体接纳中产生了自己的正当性。在爱中，孩子以孩子的身份出现，其身份的正当性没有被否定，与此同时，母亲以母亲的身份在这种关系中具有正当性地存在。如果他者碰巧是一只有毒的蜘蛛，那么在爱的过程中，我们的行为方式会让蜘蛛以一种动物的正当性出现，我们会让它在其存在的领域中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我们以承担全部责任的形式摧毁它。6. 当两个人的行为不否定对方与自己共存的正当存在，且在此基础上直面冲突时，冲突就在爱中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暴力对抗，冲突也是在相互尊重中进行的，因为否定的是对方的行为，而非其存在。7. 作为观察者，我们只能对生命之间的任何特定关系情境中所涉及的情感做出评价。但评价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观察者在关系发生的那一刻，根据自己的生活情景对某些关系特征所做的区分。因此，评价显露的是观察者自身的关系动态，而不是被评价的一方。毫无疑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知道这一点，因为「评价」一词所包含的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一旦我们对所处关系中的情感做出了评价，我们就会生活在自己声称看到的情感所带来的现实之中，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踏上这条路，无论他者是否认为我们的评价是有效的。8. 在这种情况下，在两个生命系统（人类或非人类）互动的瞬间中，最要紧的并非真诚，而是每一方生活于其中的情感形式。只有通过这两个生命的生命历程中发生的事，真诚和诚实才可能得以显现并变得至关重要。我们人类必须生活在爱中，相互信任，才能保持生理和心理健康。因此，如果在人际关系中见不到「爱」的行为中的真诚，而且这种缺乏在生命历程中逐渐外显，从而打破溯及既往的信任，那么就可能会发生生理或心理上的崩溃。一般的动物关系，当然也包括人际关系，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在心理层面，都是建立在对生活中外显情感信赖的隐性信任之上的。当爱因信任的丧失而终结时，痛苦就会产生，而治愈这种痛苦，只能通过在失去信任的同一关系领域中重建信任。此外，只有相信关系参与者的真诚，并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系统地维持双方在爱中重建的关系一致性，从而使上述恢复成为可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具体的人是通过身份而实现的，无论这种身份是什么，它都是系统的且被系统性的维持着的，而非人身体的固有特征。我们人类在生物学上是爱的动物，因为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要求我们终生生活在爱中。 但是，我们作为有爱的存在而活着，并非人类可能有或无的固有条件，而是一种系统动力，它通过我们在有爱的生活中活在爱中而得以系统地保持。我认为，要理解情感动态的流动性特征，以及作为关系行为的不同领域的情感并不一定构成统一的关系种类，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的分类态度。在西方文化中，我们的每一次区分都似乎是在指明某个定义明确的独立实体，而且我们期望区分出的实体的边界在本质上是整齐划一的。在这种态度下，我们看不到正是我们所进行的区分操作规定了我们所区分的实体的边界，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所区分的实体的身份是系统性的，因此它的存在仅仅取决于产生它的条件。在生命系统关系动态的持续流动中，我们所区分的不同情感是作为不同的关系种类而产生的，这些关系种类在相关生物的系统发生史中得以保存，但其出现的形式却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