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边环绕着无数人,我仍然感到无比孤单。”——夏洛特[1]
在《迷失东京》[2]的最后一幕中,比尔·莫瑞[3]饰演的鲍勃·哈里斯[4]将斯嘉丽·约翰逊[5]饰演的夏洛特紧紧拥在怀中,深情一吻,随后在她耳畔呢喃几句。这一吻和随后的耳语都不在剧本中,至于莫瑞到底说了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斯嘉丽和导演索菲亚·科波拉[6]三人知道。
影片的数字版本发行后,网上曾有几人利用技术手段对这段耳语进行还原处理,还原出数个版本。即便如此,在熙熙攘攘的东京街道上,这段台词也实在微弱到难以听清,于是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谜。
尽管拿到四项奥斯卡提名,并为年轻的索菲亚·科波拉摘得最佳原创剧本奖项,本片仍不乏批评之声,其中之一便称本片为那种基本没发生任何事情的电影。鲍勃与夏洛特虽然曾共处一室、和衣而卧,却并未发生进一步的关系。两个孤独的人在偌大的城市中于彼此身上寻到了片刻的慰藉,仅此而已。这短暂的一周似乎也并未在他们身上留下多少痕迹,鲍勃回到美国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当然,他也要再次面对自己的家庭;夏洛特或许仍将继续出发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她与男友约翰之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影片亦未予交代。
整部影片正如鲍勃最后这段不为人知的耳语一样,似乎讲了些什么,却又难以言明。留在观众心中的或许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那个霓虹闪烁的大都市,年方十七的斯嘉丽那略显青涩的笑容,以及两人之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却足够你咀嚼一生的对话。
夏洛特:那么,你在这儿做什么?
鲍勃:呃,几件事。离开我妻子一段时间,把儿子的生日忘到脑后。还有,呃,拿出在别处演一场戏剧的时间,喝一杯威士忌,挣两百万美元。
夏洛特:哦。
鲍勃:好在威士忌不错。
五十五岁的美国影星鲍勃·哈里斯远赴日本参与三得利出品的“響”牌威士忌广告,因为不适应日本文化,既闹出了不少笑话,也在此感受到了深深的隔膜。刚刚毕业、结婚不过两年的夏洛特,随三十岁的摄影师丈夫约翰来到东京出差,后者无比忙碌,注意力全在工作上,夏洛特既感到自己不被重视,也因这个喧嚣不已的城市感到无比孤独。两人都居住在新宿的柏悦酒店,百无聊赖之际结识了彼此,在这场遍及东京的携手冒险之后,两人越走越近,居于异国他乡的不适感也渐渐消散,反倒有些不舍起来。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无论如何定义两人的关系,它终将走到“尽头”,而故事也就在上文提及的最后一场戏后落下帷幕。
鲍勃和夏洛特直到影片开始半小时后才初次对话,在此之前,镜头主要集中在鲍勃身上,这位难算过气(两百万美元一条广告)的影星只身一人前来接拍广告,显然是首次来到日本的他闹了不少笑话,不仅连筷子都不会用,找不到能够理解的电视节目,无法舒服地淋雨,就连在本应轻车熟路的工作上也因为语言障碍闹得非常不快。这种难以融入异国文化的困境让他备感挫败,远在家乡的妻子则以种种琐事步步紧逼,令其更加狼狈不堪。
比尔·莫瑞的喜剧才能在影片这部分展露无遗,他并不依赖夸张的肢体表演来搏观众一笑,亦无须刻意扮丑,仅仅是将人高马大的他扔到挤满普通日本人的电梯中去,便足以让你不禁莞尔。种种看似细微却让人颇感不适的错位、误会、不合时宜,总会让你回忆起身在异乡时那种焦灼的不安之感。这种失意与来自家庭和事业的负担混杂在一起,令这段旅程更加难以忍受。
现在的生活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如果不是,为何会一步步走到现在?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走到这里,还能回头吗?如果抛弃现在的一切,又该走向何处?在人生各个阶段,危机感都有可能突然蹦入意识,让人质疑自己过往的一切选择,以及未来的一切可能,异国环境屏蔽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突如其来的迷茫。
如果说鲍勃在质疑的是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夏洛特则在这条路的起始处徘徊不前。耶鲁哲学系毕业的她对周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通透之感,面对丈夫的事业,她并无太大热情,对他服务的明星们更是好感欠奉。与此同时,刚刚毕业的她尚未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相比东京街头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方式,她显然对古朴的日本传统文化更感兴趣。但这种生活方式显然已经在现代社会中近乎绝迹,只可远观,也不可能解决她面临的实际问题。
两人都处于某种层面的迷失中,如果说鲍勃的迷失是在语言和生活细节层面,夏洛特的迷失则是在文化层面。但在不同的表象之下,两人面临的困境却又有着相似的内核:他们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安放自己的灵魂。迷失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失去对自己所处位置的认知之后,人才会陷入迷失(无论是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但对鲍勃和夏洛特而言,她们并非不清楚自己人生的现状为何,这种迷失更多的体现在对锚定位置的判断标准失去掌控这个层面上。
鲍勃:你能保守秘密吗?我正在策划一次越狱。正在找共犯。我们先逃出这个酒吧,随后逃出酒店,再逃出这座城市,最后逃出这个国家。你来不来?
夏洛特:我加入。让我收拾一下行李。
鲍勃:最好带够酒。这事儿需要点胆量。
对于索菲亚·科波拉镜头中展现的究竟是真实的东京,还是美国人眼中的东京,争论颇多。来自日本的影评人大多认为她的猎奇视角过于偏颇,并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既未能正面描绘日本现代社会的状态,对传统文化的描绘也充满西方固有的傲慢,更不用提对日本民众的刻意矮化。但抛开政治层面因素不谈,本片从来都不是一部关于东京社会现状的纪录片,而是透过两位主角的视角去观看这座城市,并通过这种观察中的取舍与好恶,反过来展示两人的内心状态。
在这部完全不以叙事驱动的影片中,角色之间的互动,角色与场景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叙事,但这种叙事一定是主观的,也一定是充满独特情感和独特视角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鲍勃和夏洛特眼中的东京,也在影片过程中,随两人的情感联系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影片开始处,鲍勃闹出的种种笑话,以及夏洛特的一次皱眉,往往展示着这座城市对于他者的欠缺宽容。东京似乎有着自己的意志,并不会因两人的不适而改变自己固定的行事方式:广告导演和摄影师并不会因鲍勃的名气而对他太过客气,更别提任其发挥,而是有着自己的目标;那些在电玩店玩乐的青年和地铁上阅读《攻壳机动队》的少年,也不会在意夏洛特的眼光,她就像那只于若干层楼高的液晶屏上走过东京街头的恐龙一样,与身侧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但这种身为“他者”在城市中的疏离感,在两人结识后渐渐消失无踪。
影片后半段,鲍勃已经能熟练地使用筷子,学会了和在各种环境下(医院、餐馆、卡拉OK)中的日本人进行不完全依赖文字的交流,此时你会发现,一旦抛开对语言的依赖,在一座非母语城市生活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样艰难。至于夏洛特,也在鲍勃的陪伴下不再如此孤单,她终于走出酒店,和自己的朋友们一同享受日本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乐趣。陌生环境固然强化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在影片进程中反过来改变着两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换言之,他们在彼此的身上重新发现了生活的锚点,由此固定住了这座漂浮在风雨之中的城市。在迷失了许久之后,两人终于找到了自己。
夏洛特:我困住了。以后的日子会容易一些吗?
鲍勃:不。或许会吧,会变容易。
夏洛特:真的?看看你自己。
鲍勃:谢了。
《迷失东京》在讲的并不是所谓“中年危机”的故事,更不是“婚外恋”的故事,它真正想要展示的,其实只是两位主角间这短短一瞬的相遇,如何改变了其人生轨迹。不论迷途抑或知返,都并不依赖于言辞,而只是依赖于那一瞬间的心照不宣。鲍勃未必不清楚自己面临的究竟是怎样的问题,夏洛特也不至于对自己的困境毫无头绪,甚至两人都完全可以看穿彼此的生活,但仅凭他们自己,却无从解决这些的难题,或许这就是影片原名“Lost in Translation”的真意,当我们试图以语言、言辞去表达自己时,往往会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没有人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无论词汇有多么丰富,都不可能表达细微至极的人类情感,试图抗拒这一点,只会让我们更加绝望。
但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理解彼此所思所想,同样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心跳。当我们放下对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规则的一切期待之后,往往能够在彼此的陪伴中寻得真正的理解。鲍勃和夏洛特两人的交往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并排躺在床上那寥寥几句对话,以及对话之间的漫长沉默,同样是一种交流,对彼此困境的体察和共情,本身不仅是一种沟通,也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
这种感情或许不会持续太久,也绝不会强烈到值得人们万世歌颂,却足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
夏洛特: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鲍勃:你会想明白的。越了解自己,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越不容易心烦意乱。
对鲍勃来说,夏洛特不仅是一个“外遇对象”,她的角色更像是一位朋友,甚至可以说,她就像是三十年前自己;他可以在夏洛特的身上看到自己曾经的挣扎,也能看到走上今日这条生活之路前的状态。面对夏洛特的提问,他同样无法给出过于完美的答案,只能简单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在重新发现着自己一路走到今天的理由。
对夏洛特而言,鲍勃则是未来版本的自己,尽管年过五十,他仍旧保持着幽默感和魅力;自己是否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亦或逐渐在无趣的婚姻生活中被彻底磨去棱角?鲍勃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能在未来降临到自己身上,而倾听他人生经历的同时,也在印证着她对于未来的设想。
床上的这段对话或许是整部影片最动人的一刻,此时的两人并不是一部以“婚外恋”为主题的影片中一定要纠缠在一起的主角,反倒在跳出往常叙事套路后进入了对于人类生活方式更具洞察力的探讨。他们在述说的或许是再寻常不过的人生体验,但这种沟通本身,也许便是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
正是一个个像这样的瞬间,让我们再普通不过的人生,突然拥有了光彩。
鲍勃:我不想离开。
夏洛特:那就别走。留下来陪我。我们一起建个爵士乐队。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索菲亚·科波拉同样承受着“迷失”之痛,追踪比尔·莫瑞行踪固然困难,但比起影片的小规模投资,在日本拍摄时的沟通难题,甚至主题层面对自己过去情感经历的映射,都让这部作品对她而言有着别具一格的意义。
至于鲍勃和夏洛特究竟能否走到一起,亦或就此在茫茫人海中彻底失散,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判断和希望。鲍勃最后的耳语源自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的处理,索菲亚也坦诚了这一点,或许这种模糊的处理,对于言语的刻意回避,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和着本作的主题。
不论鲍勃说了什么,不论两人未来的生活是否还会有任何交集,他们共处的这短短一周,都彻底改变了彼此。仅仅是这一点,便足以让两人在放开对方后,仍能笑着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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