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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在波黑战争中失去一切的平民
谨以此文，献给在波黑战争中失去一切的平民
过路人偷窥钥匙孔，发现一桩罪行正在发生。女孩手无寸铁，面对士兵的猥亵无力反抗。士兵有一把AK47，路人只有一个开锁器和干瘪的胃，他躲藏着，害怕任何动静可能会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废弃小屋的墙上，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家庭合影，墙角边，藏着一封遗书：那群强盗来抢劫了这里，第二天他们杀了我可爱的女儿们，于是我开枪杀了他们所有人，我将枪埋再了后院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不用来找我了。
面对陌生人的突然闯入，寂静小屋里的老爷爷苦苦哀求：“请不要拿走我妻子的药。”拾荒者不为所动，两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对自己能构成什么威胁呢，他们拿走了所有的物资。几天后，他们再次路过了这里，看到两个老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父亲强颜欢笑，对小女儿说：“爸爸保证今晚睡前给你讲故事。” 第二天，爸爸为了给孩子带玩具受了致命伤，再也没有回来， 孩子耐心等待爸爸的出现，用稚嫩的粉笔画记录下自己的日常。
医院正在用剩下的药物治疗伤员，但你和同伴已经伤痕累累，谁更需要药物呢？你的朋友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没有进食就无法生存，谁应该得到最后的食物？
战争终于结束了，是时候重建家园了，他们还要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折磨。
这是发生在《This War of Mine》中的片段，在游戏中，你扮演的是脆弱的平民，你没有无限的弹药，你不能喘气回血，资源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游戏中的每一个抉择都像在逼你陷入伦理困境。11 bit studios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款生存游戏？他们明明可以用不那么刻意煽情的方式做关卡设计和游戏剧情。因为这不是讽刺功利主义的电车难题，他们的目的不是让你面对道德两难的折磨，而是尽可能还原战争环境下平民的真实处境。
这款游戏的背景源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萨拉热窝围城战役，作为波黑战争的一部分。 波黑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计划建立一个塞族人的共和国， 因此派遣13000名部队驻扎在萨拉热窝附近的山区进行围城，从那里，他们用火炮，迫击炮和狙击步枪向下面的平民无差别攻击。若干条街道在狙击手的威胁下变得相当危险，在这些道路边常能见到写有“小心，狙击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This War of Mine》里你只能晚上外出活动。
围城持续了3年又10个月，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城战役，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三倍，比列宁格勒还要长一年之久，13952人在围城期间被杀害，其中包括1500多名儿童。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在萨拉热窝的儿童中，至少有40％被狙击手直接击中，51％的人见过有人死亡，39％的人看到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被杀，73％的家庭遭到袭击或炮击，89％的人住在地下避难所。
郑秀文的《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以此事为背景：这对情侣住在萨拉热窝，男方是塞尔维亚裔，女方是波斯尼亚人，他们在逃离被围攻的萨拉热窝时被杀害。男方首先中弹身亡，女方稍后亦中弹，她爬向男方，拥住对方尸首，15分钟后亦气绝身亡，两人死时年仅25岁。因为这对情侣倒下的地点正好是交战双方僵持的战场，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军队均指是对方开枪，曝尸8日后才被塞尔维亚军队清理。
1995年悲剧再次重演，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斯雷布雷尼察为“安全区域”，但塞尔维亚军队没有理会， 塞族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发出指示，将“斯雷布雷尼察变成当地居民不能生存的地方”。7月，塞尔维亚军队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发动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这场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最严重的一次屠杀行为，被定义为种族灭绝。
萨拉热窝围城战役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南斯拉夫内战中的一个缩影，背后是巴尔干半岛几千年来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和领土争端，很难分得清谁对谁错。要了解巴尔干半岛艰难动乱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最好从头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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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巴尔干
何为巴尔干
“巴尔干半岛”，是一个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名词，它的范围超过了地理上的区域。
巴尔干半岛位于东南欧，地处欧亚非三大陆之间，是欧亚连接的路桥。在土耳其语中，“巴尔干”有山地的意思，巴尔干半岛以山地高原地形为主，平原稀少，地质构造为“喀斯特”岩溶地貌，因而不具备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条件，交通运输不便，很难形成统一的国家。
在十八、十九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欧洲的土耳其”是巴尔干地区最受欢迎的地理称呼，但随着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里亚和黑山等民族国家的兴起，“巴尔干半岛”成为了新的地理概念。
除了地理概念，“巴尔干半岛”还暗含着文化上的负面含义，在西欧人看来，遥远的东南欧象征着暴力和落后。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在游记《黑羔羊与灰猎鹰》中，写到：“暴力就是我对巴尔干所知的一切！我对南部斯拉夫人所知的一切！”
自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南斯拉夫的一系列内战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还新添了更多根深蒂固的含义：专制主义、种族差异，以及宗教和文化之间的长期历史鸿沟。“巴尔干化”这个地缘政治术语（ 一个国家或政区分裂成多个互相敌对的国家或政区的过程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巴尔干问题的起源
巴尔干问题的起源
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自古被看作是各路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地缘政治的焦点。这里是东正教和天主教接触的地方，也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相遇的前线。
罗马帝国时期，东西罗马的分界线正好穿过巴尔干半岛，将其人为地分成了两个部分，象征着这片地区悲剧命运的开始。这是一条文化区域的分界线，也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界线。
斯拉夫人的迁入，标志着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起源。公元6世纪的欧亚民族大迁徙，驱使着斯拉夫人南下进入巴尔干半岛，人数众多的他们逐渐同化了当地的罗马居民。这些斯拉夫人在征服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及保加利亚人。
此后数个世纪，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分别统治这个地方。公元12世纪，塞尔维亚人摆脱了对拜占庭的依附，宣告独立。塞尔维亚王国逐渐壮大，1331年，趁着拜占庭忙于应付奥斯曼的威胁，大败保加利亚和拜占庭联军，一举成为了巴尔干半岛上最强大的帝国。几百年后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正是源于此。
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塞尔维亚人的巴尔干半岛统一美梦破灭。塞尔维亚人顽强地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在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拉扎尔大公统御的联军杀死了苏丹穆拉德，但最终还是不敌土耳其人，由盛转衰的塞尔维亚在1459年沦陷。此后没过几年，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也灭亡了。
奥斯曼帝国给巴尔干半岛带来了深远影响：
- 土耳其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形成了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三足鼎立的局面，整个巴尔干半岛被划分为西欧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教文明，大大加剧了半岛的宗教矛盾。
- 奥斯曼为了巩固巴尔干半岛统治，调动了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不仅如此，战乱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互不相容文化的各民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近现代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冲突正是源于此。
巴尔干问题的激化
巴尔干问题的激化
16世纪的巴尔干半岛处于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1529年，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守卫维也纳，抑制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扩张，将其挡在中欧，并且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后两个世纪，两大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就像两块大磨盘。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在帝国的连年征战中被利用，在帝国势力范围的变化中被分割，他们的命运被磨碎了。
奥斯曼帝国在碰撞中走向衰落，1699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卡尔洛维茨和约》，象征着奥斯曼在巴尔干半岛的衰退。
沙俄抓住了这个机会，率先登上了角逐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舞台，提出了“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帝国几度与奥斯曼作战。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期间，沙俄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且成功向黑海和巴尔干推进。
诸列强紧随其后，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878年，为了抑制俄罗斯，解决分赃不均的问题，他们在柏林召开了会议：
- 保加利亚分为三部分
- 俄国仍持有比萨拉比亚，英国获得塞浦路斯，波黑在实际上归奥匈帝国
- 承认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及黑山的独立
柏林会议肢解了巴尔干半岛，不仅没有解决先前的巴尔干民族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领土争端和民族冲突。巴尔干从那时起开始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
这残暴的欢愉，终将迎来残暴的结局（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
长期的压迫和不平等，孕育出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巴尔干半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从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独立。其中希腊于1829年独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和罗马尼亚在1878年独立。
这些新生的民族国家，一方面遭受列强的利用和干预，另一方面也在互相争夺领土。它们都同意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但又想以自己的民族为主导。这种大民族主义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四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瓜分了奥斯曼在欧洲剩余的领土。 尽管战场上取得了成功，几个国家对马其顿的统治权产生了分歧，保加利亚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向昔日盟友宣战，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最终却战败了。
塞尔维亚经过这次战争，变得更加强大，它想要恢复14世纪的荣光，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引起奥匈帝国的不安，两国间的敌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保加利亚战败转向复仇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同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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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中的尝试
二次大战中的尝试
1914年6月的萨拉热窝，费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身亡。这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奥匈帝国获得了对塞尔维亚作战的战争借口，亲自点燃了“巴尔干火药桶”，却没想到爆炸的威力竟将自己炸的粉碎。
巴尔干各民族站在废墟之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独立国家。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宣布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也就是南斯拉夫王国的前身。
新的国家刚成立就面临着政治危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是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问题。新政府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基本国策，宪法确定了塞尔维亚统治集团在王国中的主导地位，无视了各民族在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实力强大的克罗地亚人心生不满，以武力刺杀、政治抗议的手段要求民族自治。
显然南斯拉夫王国不仅没有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还使民族矛盾更加锐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这个内乱不断的弱小国家解体了，它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分割。
纳粹德国利用多种手段统治巴尔干半岛：
- 种族灭绝。每一个德国士兵受伤，处死50个南斯拉夫人；每一个德国士兵被杀，处死100个南斯拉夫人。
- 扶植傀儡政权。利用“克罗地亚独立国”挑起民族矛盾，加剧民族冲突。亲克的“乌斯塔沙”和亲塞的“切特尼克”政权互相残杀，无数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惨遭屠戮。
面临国土沦陷、民族灭亡的危机，铁托带领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条民族统一战线。在苏联的帮助下，1945年铁托重建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包括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六个加盟共和国和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这些地方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由于第二南斯拉夫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尊重不同民族特性，巴尔干民族问题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缓解。
新国家，新希望，新问题
新国家，新希望，新问题
一个联邦，两种文字，三种宗教，四种语言，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
二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与铁托发生政治分歧，苏联延续沙俄干涉巴尔干的政策，想要将南斯拉夫变成苏联的卫星国，铁托亦欲控制巴尔干半岛，打算建立巴尔干联邦：南斯拉夫合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整合保加利亚，建立一个不受莫斯科控制的东欧集团。
1948年，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南决裂，南斯拉夫人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使铁托为南斯拉夫赢得了民族尊严。南斯拉夫遭遇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开始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多年卓有成效的努力，南斯拉夫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建设成果，成为当时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铁托领导了不结盟运动，其种种政策被统称为“铁托主义”。
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再度激化，其根源在于联邦政策制定的严重失误：
- 联邦制国家邦联化。苏南冲突后，为了否定斯大林体制，南斯拉夫的联邦制由中央集权转向地方分权，导致联邦职权不断削弱，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各自为政。1974年宪法进一步扩大地方的自治权，地方可一票否决联邦中央的决议。联邦议会和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地方利益的协调机构。
- 过于分散的经济体制。联邦分权使中央失去了宏观调控的能力，经济体制的改革又使联邦逐渐下放经济管理权、收入分配权，全国的统一市场分割为各个相互封闭的地方经济体系，这破坏了联邦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面对经济危机时，联邦中央得指望地方自救，各共和国的独立性随着不满增长。
- 民族政策矫枉过正。南斯拉夫追求各民族的绝对平等，忽视了经济水平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没有重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各民族对联邦的认同感缺失。此外，铁托吸取历史教训，着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压，却忽视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
南联邦已经积重难返，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塞尔维亚意欲反弹，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得寸进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也蠢蠢欲动。铁托还在世时，这些问题还能靠铁托本人的威望暂时压下去，那么在八十年代失去铁托后，面临长期积蓄的民族矛盾和外部政治动荡，南斯拉夫只能自求多福了。
步入深渊
步入深渊
1991年10月8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率先宣布独立，并正式组建了自己的军队。
1991年11月20日，马其顿议会宣布该共和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1992年3月，波黑举行全民公投，几乎全票通过，然而塞族拒绝参加投票，最终波黑政府正式宣布独立。
1992年4月27日，事实上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南联邦议会通过宪法，宣布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即第三南斯拉夫，简称南联盟。
铁托等南共领导人创建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至此划上了句号。
兄弟阋于墙
兄弟阋于墙
内战首先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爆发，战争的瘟疫随后扩散到波黑和科索沃。
波黑共和国素有小南斯拉夫之称，它的民族关系、宗教、历史、文化是整个南斯拉夫联邦的缩影，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这里混居。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44％是波斯尼亚穆斯林，32.5％是塞族人，17％是克罗地亚人，6％的人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在如此复杂的民族背景下，波黑各民族竟能和谐相处，甚至铁托也称赞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民族取得的最大成果——兄弟友爱和团结，也是整个南斯拉夫坚强和稳固的一个重大因素。”
然而，各方势力都想在波黑分一杯羹，当激进的民族主义抬头时，和平的表象被撕破。塞尔维亚领导人米舍尔维奇重新提出了“大塞尔维亚主义”，他认为塞尔维亚要对境外的塞尔维亚人负责，要让波黑境内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与塞尔维亚合并。大克罗地亚主义者也抱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转向波黑是为了用波黑弥补我们失去的领土，我们要通过波黑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来加快这一步伐。”伊斯兰各国也不甘示弱，他们从外交、经济和人力方面，全力支持“穆斯林兄弟打赢这场圣战。”
想要寻求独立的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同反对独立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嫌隙加深了。两族人民不顾塞族的反对，进行了独立公投，公民投票率为63.7％（塞族没有参与公投），92.7％的选民投票赞成独立根据投票结果宣布波黑独立。塞族极为不满，于1992年4月6日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立了“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这意味着波黑战争的开始。
战争从1992年持续到1995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92年4月到1992年年底，主要是波黑塞族武装与穆、克两族武装之间展开激烈的战争，前者得到塞尔维亚方面支持，后者获得克罗地亚方面的支持。战争开始不久，因为塞尔维亚为波黑塞族提供先进装备和部队，而波族军队训练度较低，克族兵力不足，所以塞族一下子就占领了全国六成的领土，并且包围首都萨拉热窝，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年半的围困。
5月份穆族、克族达成协议，决定同克罗地亚建立邦联，同时克罗地亚军队进入波黑同塞族武装交火作战。到年底，波黑三族武装占据地盘的基本态势己确定，塞族、克族和穆族分别占有波黑的70%、20%和10%左右的领土。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初到1994年年底，国际社会开始介入。西欧国家一开始力图由自己来解决这场欧洲的地区冲突，但他们对战争有关各方明显持以双重标准，反而使战争局势火上浇油。最后，国际干预的主导权交给了美国。1993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武力保护6个设定的安全区。与此同时，联合反塞的穆、克两族武装为争夺地盘反目成仇，波黑出现三族混战的局面。
1994年3月，穆、克两族接受美国提出的“穆一克联邦加邦联”方案，达成了和解。8月塞尔维亚在国际压力下与波黑塞族断绝了关系。年底在美国的斡旋下，波黑塞族和穆族达成了4个月的停火协定。
第三阶段从1995年年初至同年年底，暴风骤雨突然停歇。1995年2月波黑塞族与克罗地亚塞族结成军事联盟，3月穆克联邦也与克罗地亚正式结成军事联盟，双方形成新的力量对峙。停火协定一结束，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波黑政府军即向塞族开战。此时的战斗已经不只在波黑境内，也扩大到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区。
7月6日，塞族为了报复穆族对塞族的虐杀，开始进军斯雷布雷尼察，将在此地居住的波斯尼亚男性居民全部屠杀。
9月8日，在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下，波黑、克罗地亚和南联盟就最终解决波黑冲突达成原则协议。终于在1995年12月14日，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巴黎正式签署波黑全面和平协议。历时三年多的波黑战争结束。
后记：
后记：
萨拉热窝的悲剧，斯雷布雷尼察的惨剧，乃至南斯拉夫的解体，都是巴尔干半岛数千年来遭遇的缩影。地缘政治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数不胜数的痛苦与磨难，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上，他们很少获得安宁，从出生起，他们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踽踽前行。他们的邻居，可能是另一个民族，信奉另一个宗教，不会理解他们；他们的政府，可能由外邦人统治，不会为他们争取利益；他们的诉求和对命运安排的申诉，可能不会被国际社会听到，因为他们的声音太微小了。
有人说忘记过去是可耻的，也有人认为，只有忘记过去才能重新开始。他们没有忘记过去，但也没有对过去耿耿于怀，他们相信在未来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经过他们二十多年的努力， 萨拉热窝逐渐恢复原貌。这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复杂的民族背景能够爆发冲突，同样能孕育出多样的文化。
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城市仍存在着子弹墙和迫击炮玫瑰，这些伤痕警告我们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社会冲突日益尖锐，在一个“复兴”语境下的国家，转嫁国民矛盾的最廉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鸡血”。尤其是在世界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下，我们应该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保持警惕。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到，大屠杀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将行为或者道德上丑陋的结果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地方。结果就是，在网上涌现出大量对自身行为缺乏直观认识的人，他们可以轻易地喊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潜在的道德后果，从来没有承担过相应道德责任。这种道德盲视就是汉娜阿伦特所称的“平庸之恶”。
至于战争？战争，战争从未改变，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游戏。Fuck the war.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巴尔干八百年》
《喋血巴尔干：南联邦解体与波黑冲突》
余建华;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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