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not react.“(不必作何反应)
”Shoot the messengers.“(只管刺杀信使)
”This is a low flying panic attack.“(恐惧迫在眉睫)
”Sing the song of sixpence that goes.“(伴着点唱机 唱着一首歌)
1967年10月20日,陪审团做出决定:19名嫌疑人中7人被判处有罪,刑期自3年至10年不等。更确切的情况是,由于假释和减刑,7人中没有一人在狱中蹲了六年以上。比如普莱斯就在服刑四年之后顺利出狱,返回了正常人的日常生活。整起事件的组织者基伦,陪审团以1:11的表决结果判处他无罪释放。
美国和英国的法律体系都属于海洋法系,在判案过程中陪审团和法官的意见是最为重要的。辛普森杀妻案的判决结果就是在昭示全美:只要搞定法官和陪审团,你就可以超越法律。
1967年的这场审判也如出一辙,由七男五女共计十二个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负责案件的最终审理。这十二人的年龄在34岁至67岁之间,思想却无一例外的保守:一名男性陪审员甚至承认自己两年前还是一名3K党徒。而在11名陪审员中,来自梅里第安的薇丽·阿纳森(Willie Arnesen) 没有认定他有罪,她给出的理由是基伦是传教士,而且“基伦能够看着你的眼睛,其他人不行。”结果以1:11的结果释放了基伦。但事后,她为自己让这个恶棍逃脱法律制裁而感到后悔。
法官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先是拒绝了辩方提出的12名黑人作为陪审员的请求。而后当检察官对那位前3K党陪审员作为陪审团的资格提出质疑时,他果断发声把这件事压了下去。正如他说的那样:
“他们杀了一个黑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白人。我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了。”
这种法庭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走个过场,帮助杀人者重回南方社会的庇护下。
在这起案件中,当地的白人民众同情他们的邻居,密西西比州政府则和警察绑在了一起。为了顶住来自总统和舆论的压力,整个密西西比州空前团结了起来,大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势。
内秀巴县案件的第一次法庭审判以一个荒唐的结果为那个愤怒又喧嚣的夏天画上了句号,即使是贵为总统的约翰逊,也没能让暴徒得到应有的惩罚。以三名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确立起的民权法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生根发芽,为黑人以及少数族裔的权益保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持。
同样是在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四年之后他在田纳西州孟斐斯市遇刺身亡,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也就此告一段落。60年代的末尾,黑人民权运动向着偏激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像黑豹党这样的团体。三名大学生在内秀巴县的遭遇也伴随着愤怒和谴责的声浪渐渐归于沉寂。
随后到来的70年代,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太空计划和尼克松当政。摆在美国人面前的危机越来越多,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不断的转移。时代在前进,可是对于受害者的至亲们来说,时间永远停在了1964年的夏天。
施威纳的父母没有等到案件再次开庭的那一天就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去世了,他的弟弟成为了人文学科教授,曾经教授过有关民权运动的课程,而他的遗孀莉塔·班德搬到了西雅图居住,施威纳的死成为了整个家庭不愿提起的往事。
钱尼的母亲在民权组织的保护下在纽约度过了30年,随后和女儿搬到了新泽西州居住,他的父亲在离家出走之后下落不明。不幸的是,钱尼之死让他的弟弟本变的极度仇恨白人,他因涉嫌在1970年杀死三名白人而入狱13年。这肯定不是生前的钱尼想看到的。还好出狱之后,本的性格变的平和了许多。1989年,本以哥哥的名字建立了旨在维护兄长坟墓的基金会。
比起前两个家庭,古德曼的母亲更具有战斗力。儿子的惨死促使卡罗琳·古德曼(Carolyn Goodman)积极投身于民权事业。她以儿子的名字建立一个基金会,还完成了一部关于这起谋杀案的纪录片《现在的正义》(Freedom Now) 。
面对这起惨案,三个家庭都以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去消解这份失去至亲的痛苦。即使兑入再多的糖,苦胆汁也不能变的甘甜。自从1967年那个荒唐的无罪判决之后,受害者家属开始了与密西西比州政府的赛跑。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向州检察官提起公诉申请。
2005年1月7日,在自由之夏过去41年后,戴着手铐、穿着橘黄色囚服的基伦终于出现在了费镇地方法庭上,此时的他已经79岁了。
自打重获自由之后,基伦似乎就没打算藏着掖着。对于各路媒体的采访,基伦有些受宠若惊。在各种采访谈话中,自以为逃过法网的基伦表达了对三名受害者不屑和嗤笑。毫无同情心的发言让本来就对基伦恨的牙根痒的人们对他的罪行深信不疑。三个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和基伦的惬意舒适(基伦后来还有了一个锯木厂和20英亩的农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费镇还是那个费镇,但美国很快不是那个美国了。
可能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细节:在这场谋杀中基伦担任的职务是总策划,这起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塞缪尔·鲍厄斯。这位作恶多端的“帝国巫师”,不翻车那真是天理难容。只要塞缪尔被捕,费镇的真相就会被彻底揭开,基伦也就在劫难逃了。
1998年,塞缪尔终于被判处了终身监禁。把他送进监狱的是他在1966年1月10日烧死了NAACP领导佛农·达摩(Vernon Dahmer)的事件。第二年,一份对狱中塞缪尔秘密采访的文件摘录出现在了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报纸上。在采访中,塞缪尔承认自己指示基伦在1964年的费镇下手这件事。
这一突破性的证据为正准备重新调查此案的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吉姆·胡德(Jim Hood)提供了关键信息。毕竟这可是当时最后一起悬而未决的密西西比民权案件了。2004年9月,总检察长吉姆和古德曼夫人一起用餐,这位老妇人对这位新上任的检察长提出了平静而有力的要求:为整起案件画上句点。同年十月,上百人在杰克逊市游行要求政府对此案采取行动。大陪审团于2004年年底成立之后,费镇案再一次摆在了民众眼前。庭审于2005年6月再次开始,遗憾的是由于已经过去了41年,许多案件亲历人都已不在。当年的19名嫌疑人如今只有8人在世,庭审中作证的目击证人也大都辞世,法庭上只能播放他们的作证录音。
经过12名陪审团成员(九个白人三个黑人)一天一夜的激烈辩论。最终,密西西比州法院于2005年6月23日作出裁决,前3K党成员兼浸信会传教士埃德加•雷•基伦(Edgar Ray Killen)3项非预谋杀人罪成立。陪审团对戴着氧气面罩,坐在轮椅上的基伦宣读了判决结果:三项罪名分别处以20年监禁,刑期累计为60年,且20年内不得假释。
至此,背负了三条人命,逍遥法外20年的基伦被送进了监狱。虽然由于人证物证的严重流失,以及缺乏案发时基伦的在场证明,基伦没能被判处谋杀罪。可三位民权工作者的家属却有了如释重负之感,他们为新一代陪审团做出的决定感到欣慰。
”谢天谢地,我们今天终于看见他(基伦)身穿囚衣,从法院被推向监狱。“——钱尼的弟弟
”希望能通过对这些历史冤案的审理使人们改变对密西西比州的看法,白人陪审员和黑人陪审员合作良好,这是2005年的密西西比,而不是1964年的密西西比,种族歧视已经没有了市场。“——基伦案的陪审员之一帕普罗茨基
”今天对我们大家来说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其他几位犯罪嫌疑人也应受到制裁;而且,当年对审判进行过阻挠的那些人也应该对3人的冤案负责。"——施威纳的遗孀
欣慰是欣慰,满意是满意。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放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就是:基伦的被捕着实令人感到欣慰,但不足以令人感到满意。施威纳的遗孀瑞塔很高兴看到基伦受惩罚的一幕,既然基伦已经入狱,那他的那些爪牙是否也应该被送上法庭呢?只有这样,才能确确实实的说案件终结了。
联邦调查局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案件是自己起的头,总要有一个交代。半个世纪前他们守法办事却被当地政府和民众拒之门外,今天的调查人员试图寻找新的证据证明其他嫌疑人的身份。于是在经过六年的调查之后,他们放弃了这个念想。
事情的原因是复杂的,总检察长吉姆·胡德表示探员们在调查中一无所获,而且一名重要的证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退出,使案件陷入了僵局。无奈的胡德表示:“我相信,在过去的52年里,调查人员在法律范围内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一切。我们已经确定,没有任何额外的定罪可能性。”于是在2016年的6月21日这一天,胡德代表调查组宣布该案就此封卷,不再对费镇谋杀案进行调查。
胡德有自己的无奈,他一开始确实希望能为受害者主持正义,不然就不会选择在41年后对基伦开刀。奈何案件已经过去了太久,太多的物是人非,真相早已经掩埋在时光的尘埃中了。更何况,《密西西比在燃烧》等一系列电影对密西西比州良好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是时候翻过去这一页迎接新时代了。选择在第52个6月21日结案,也是他对受害者表达尊重的一种方式。
胡德的无奈是真的,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也是真的。古德曼的长兄大卫和马丁·路德·金的私人律师克拉伦斯·琼斯听说了这个消息后表示非常气愤。大卫表示:“该案直到它能愈合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才能结束。即使你已经用绷带绑好,也不能掩盖过去的伤口,它总会裂开的”。
曾为马丁·路德·金担任律师的琼斯,从当下社会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这起案件。他指出,密西西比州近年来有采取措施压制黑人的迹象。即使是今天,没有盾牌和警察的保护,民权人士很难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主张联邦政府针对此类事件设置一个专门的调查机构,州政府更应该保证警察不会随便开枪——尤其是对黑人男性。
“某些人愿意采取暴力行为解决问题,以显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占据主动地位。杀死我兄弟的人是这样,在奥兰多、夏洛特和北卡罗莱纳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大卫·古德曼
“这个故事属于美国,这是属于美国的悲剧。这样草草结案,美国政府对暴力事件的纵容必将付出代价。”——克拉伦斯·琼斯
大卫和琼斯的话,在对案件草草了结的不满之外,也包含着对美国当下社会的担忧。基伦的被捕再怎么大快人心,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1964年6月21日深夜密西西比州内秀巴县费镇外的19号公路路边,三个无辜的民权运动者被残忍的杀害了,大多数施暴者或多或少的都逃掉了法律的惩罚。
凶手的逍遥法外意味着对法律权威的挑衅。费镇事件作为一个由政府、警察、特工、民众各路势力组合而成的时代悲剧,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妥协和无奈。那具沼泽里捞出的黑人尸体属于谁?那天到底有谁参与杀戮行动了?普莱斯他们出狱后回到正常社会之后又怎么样了?那些没被抓到的杀人者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个告密的人是谁?2016年的调查中知情者又知道什么?这一切都随着案件的封档而不了了之了。
在2016年案件了结的同时,枪杀黑人青年迈克尔的白人警察达伦被免于起诉。美国警察枪击黑人的事件至今仍时有发生,也许胡德的说法是对的——把那一页翻过去吧,现在还有一大片烂摊子需要现在的人来收拾。
种族裂痕和种族歧视伤疤总是会裂开的,能做的只有一代人补一代人的洞而已。
在争取黑人投票权工作成效甚微的情况下,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SNCC)领导人罗伯特·摩西决定邀请北方出身名门的白人学生参加他们的斗争。
在自由之夏开始前,他告诉SNCC的其他成员,“这些学生将把整个国家的注意力一起带过来,他们来自名校,而他们的家长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整个国家的兴趣将被激发,而当这种(暴力)情况发生时,政府就会对这一问题作出反应。”
他分析认为:“如果这些白人学生也遭受到与黑人同样的残酷对待的话,整个国家就会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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