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鸭绿江更东北方向的图门江两岸,一边是朝鲜贫瘠的东北道地区,另一方则是朝鲜族大量聚集的中国延边地区。在近现代,这两个地方皆因狠人频出而著称,就像韩国电影《黄海》和《新世界》里表现的那样,“高丽老棒子”,“延边老绵”,代表着让韩国黑道也畏惧的洪荒武力。
事实在历史上,这个区域确实涌现了一批莽撞的杀人犯,他们跨越国境的犯罪,引发两国的政治动荡,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中朝边境划定的诱发者。
1865年的八月,大火弥漫在鸭绿江两岸。在松木燃烧的味道里,无数民居,农田,被火焰吞噬。
江边的潜岸,站着顶戴花翎的是清朝盛京将军。他盔接貂尾,补绣麒麟,气势傲人。他随从的通译,不断向同行的朝鲜官员指指点点。而他的面前,摆放着刚被缴获的皮草和人参。
河岸上,有人高声呼喊着搜查的进展,骑兵猎狗一样驰骋。草木茂盛的草甸子里,不断有男女老幼被赶出,像被围猎的兔子一样四散奔逃。最终,三百多名朝鲜贫民在这场缉拿中被抓捕,他们将押进大狱,命运未卜。
满清的军队,为何会进入朝鲜的土地,在朝鲜官员的协助下抓捕朝鲜百姓?引发这一事件竟然是朝鲜人自己的国王!——历史记载,朝鲜王朝的高宗李熙、在即位的第二年,主动向清政府发了一封外交文书(移咨)。在文书里,他请求清朝皇帝——
“禁断鸭绿江边开垦的流民”。
这道公文在被皇帝阅览后,发给盛京将军的,变成了一条严厉的谕令:
针对朝鲜流民在鸭绿江边“所有偷盖房间,私开田地,敕令全行烧毁,不留存椽尺土。”【1】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的一幕,在清朝边关大员的指挥之下,朝鲜人开始在自己一方的边境,追捕朝鲜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丧权辱国的事件,请求他国政府,来国境线内缉拿本国流民。就如同请邻居来家里揍自己儿子。
一般情势下,出现这种奇葩情况,我们只能有两种猜测:
1、不听话的儿子:自明末开始的朝鲜流民越境,是一个十分频繁的现象。在清代,被称作“民人越境”事件,为此,清政府甚至在边境凤凰城,与朝方设立了司法协助的统巡会哨制度,专门处理此类案件。
2、强势的邻居:清廷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具有一定程度上干预朝鲜内政的权力。因为流民越境问题,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满清政府,无数次向李氏朝鲜的统治者,训诫、惩罚、甚至是战争……
所以刚刚上任的朝鲜高宗李熙,为了求得边务稳定,以这种方式主动献媚,或许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清与朝鲜,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独特的一组宗藩关系,二者之间,概括来说的话:亦父亦仇,貌合神离。
所谓父,说的是双方在东亚封贡体系内的位置,所谓仇,说的是这种结合并不美好。女真人起兵于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与朝鲜,原本都有同一个父亲:明。而讨好父亲的礼物是同一种贡品:人参。
满清的前身是建州女真,被当时的明朝官员蔑称为“建奴”,多说两个字的话就是:“建州参奴”,给皇帝挖人参的奴隶。
而朝鲜同样如此,明永乐年间,一份朝鲜礼部的上贡清单里,写着:“人参五十斤。”
所以,这对挖人参的“塑料兄弟”,因为这种“抢爸爸”的竞争关系,不止一次结下了血仇!
明万历二十三年,二百多名女真人越过边境,进入朝鲜境内盗挖人参。结果被对岸的朝鲜军民围剿,死了数十人 。【2】此事引发严重的外交事件,努尔哈赤几乎出兵朝鲜,在后来的交涉中。朝鲜的声明依然很傲慢:
“自今以后,我国与你们各遵天朝法令,不相逾越。”
“我的高丽则我禁之,你的鞑子则你禁之,各自保存,不相生事。”
这样的塑料兄弟关系,不会维持太久,随着女真在努尔哈赤时期的崛起,他们入关成为整个东亚大陆的统治者,清鲜之间原来的兄弟关系,一夜之间翻天覆地。
在大明的朝贡体系里,朝鲜作为“朝献之列国”,地位大大高于女真,后者蛮夷,不过是天朝眼中的“革心向面之部落”而已。然而一夜之间,后者贵为宗主,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朝鲜,心态复杂至极——
满清通过两次战争(朝鲜称为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强迫朝鲜称臣纳贡。但由于复杂的地缘仇恨,以及清政府以“剃发易服”为代表的野蛮文化政策,朝鲜从王室到大臣,对这个宗主国一直是畏而不服,充满抵触。
虽然在两次胡乱中,国都被险些攻破,南汉山城被兵临城下,王妃世子被清军俘获,朝鲜朝野却始终迷之自信:他们认为:
“胡皇窃据神器, 常怀胡无百年运之忧”,
这导致,当康熙削平三藩,征服台湾,满清国力进入鼎盛之际,在朝鲜国中,却弥漫着北伐派的喧嚣,他们在平壤周围训练新军,等待着“天下有变”,一旦满清崩溃,便发兵鸭绿江。朝鲜朝中“义理派”的儒臣,更是把“嘴炮王者”的姿态贯穿到极致,他们利用双方语言不通的情势,在文书上做手脚,表面称作“天朝上国”,私下里则称之为“胡虏鞑子”。
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凋敝,年赋只抵清松江一府收入的小邦,这是不实际的。
这种磨刀霍霍的抵抗姿态,就如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笔下的周颠:我打不过你,可我周颠就是不服,不可以吗?
17世纪中叶,不服的朝鲜王国,迎来了新的国王——李焞,庙号肃宗。出生于1661年。
鸭绿江对岸,满清也迎来了自己的一代雄主——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即位于1662年。
这两位“天子”在各自国度,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央视2001年拍摄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以13%的收视率,成为年度最热剧。而韩国人在近年,更是连续拍摄了《同伊》、《张玉贞》、《大发》这样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以正面或侧面的方式反映李焞的生平。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与李焞之间的碰撞,在双方的影视作品中都被回避了。
如果说对于波澜壮阔的康熙时代,清鲜问题不值一提的话,那么主要是在韩国方面,那种复杂的心态值得玩味。
影视剧中,李焞是一个因为“宫廷爱情”而极具话题度的历史人物。但在历史角度来说,李焞的一生,也是见证东亚强邻一步步霸权稳固,并将东北亚牢牢控制在手中的时代。与康熙的数次对话,让这位朝鲜人心目中的“明君”饱受耻辱。如果说在李焞之前,朝鲜王国还心怀“满清崩溃”的侥幸的话,在李焞的时代,朝鲜人才真正接受了作为藩属国的事实。
不过,蚂蚁有蚂蚁的烦恼,大象有会有大象的烦恼,如果我们把视线就聚焦到清鲜边境一隅,会发现,两位天子在边境问题上,遭遇了一正一反的困扰——
在狭窄国土上,如野草一般旺盛生长的朝鲜人口,并没有因为暗弱的国力,而失去他们的扩张欲望,尽管可能这种扩张可能是无意识的。
而对于满清来说,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拥有绝对碾压的优势,在边境问题上,却属于被动的一方。原因也很直接:空虚的边防,稀疏的人口。
今天我们常常把清鲜关系,看做是满清咄咄逼人,朝鲜懦弱不堪。但实际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17世纪,人口大爆炸成为世界的主旋律。马铃薯等新农作物的传播,新农业技术的运用,以仅能“糊口”的方式,养活了更多人口。在朝鲜,由于水稻种植技术“移秧法”的推广,贫瘠而日益拥挤的土地上,无数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之间的饥民出生。这成为了朝鲜文明的一种武器!以人口移民,寻求实际控制的拓边方式,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作“北拓政策”。而这一政策,所直接挤压的,就是部落化女真的生存空间,前文所发生的“采参人冲突”事件,即代表这种矛盾。
后来的故事我们知道了,女真完成军事进化,携八旗部族入关建立满清。也把自己空虚的“龙兴之地”,留给了虎视眈眈的邻居:沙俄哥萨克人,偷渡的山东汉人,饥肠辘辘的朝鲜流民,都在试图跨越那浅浅的边境,填补这片空白区域。
对沙俄,军事征讨,雅克萨一战,签订《尼布楚条约》,暂时阻止了沙俄军事移民扩张的步伐。
对汉人,严厉禁止进入关外,实行东北封禁政策,筑柳条边,实现对“龙兴之地”的封锁。
但是朝鲜越境流民来说,他们前脚进,后脚出的,满清空虚的边防根本无力阻止。
康熙玄烨——肃宗李焞,两国天子的名字中,都带着“火”字。
这仿佛是寓意着,终将有一场火焰,燃烧于两国边境……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鉴于两国边境在图门江上游的混淆不清,康熙下旨、命令驻防协领勒楚,带领数十人的官兵,前往图门江上游勘察边境,缮画舆图。
中朝两千里边境,并不是一条平滑的纬线。实际上,从黄海之滨开始,就似乎不怀好意一般向上斜挑,切入富饶的中国东北腹地。
北拓政策,是朝鲜数个世纪奉行的边疆政策。到了明代,这条边境线逐渐推进到鸭绿江和图门江一线,原来繁衍生息的女真部落,被驱逐到了两江以北以西。而最大的混乱区,是窄窄的图门江上游,与河道清晰的两江下游相比,两国的边境线随着河流脉络的收窄,变得逐渐暧昧。
从这里越过浅滩、低矮的林地。就是丰饶的海兰河和布尔哈通河,它们浇灌出延吉地区山清水秀的冲积平原。十七世纪,那尚是一片没有垦殖的处女地。只要刨开草甸,挖出水渠,引来河水,就能在此种植水稻,生存下来……浅浅的国境线,对擅长水田的朝鲜人充满诱惑。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勒楚一行人来到今天的吉林省临江市一带,这里与朝鲜的咸镜道隔江相望,与宽阔的鸭绿江相比,此处水面狭窄不过二十米左右。勒楚等人没有想到,此时,正有一伙朝鲜人,泅过这段窄窄的江流(今天当地称之为中江),深入清朝国境,寻找参场。
朝鲜人最先发现了勒楚一行人,看到牵马行进的清人全副武装身穿绵甲,带有火器和弓箭,并不是通常遇到的旗人拉帮(满人采参队)的样子,朝鲜人骚动了。有人无视首领的指令,滑下山坡以求脱逃,背上的参筐扯动了野草,摇曳出很大的动静。
一名本地旗丁最先发现了异动,他大声呼叱着,取下弓箭向山坡处撵去。其它旗兵也迅速取下弓箭,朝山坡处射击。混乱中,数名朝鲜人被弓箭射中了,朝鲜首领名叫韩得完,是咸镜道的一名贱民领袖,眼见形式危急,他取出鸟枪,向勒楚的方向开枪了。
一般来说,越境的朝鲜民人并不与清兵交火,一旦纠缠起来,清人就会通报边境地方官吏,通知朝鲜当地官员协助缉拿。不过,这些来自朝鲜东北道地区的莽汉,之所以敢于频繁越境,也说明他们并不害怕对面行动笨拙的旗兵。
首先,巡逻情况下的旗人小队,人数通常不超过二十人左右。这与当时东北人口凋零,大量人手需要驻防柳条边有关。当时吉林地区第一大城吉林市,也不过有在籍旗兵两千人而已(能战之兵恐怕更少),日常巡逻人手自然不足。而灵活的朝鲜越境流民,依据这种情况,通常纠集起二三十人的小队越境。数量上并不吃亏,又不失灵活性,面对更大的旗人百人队,也可以分散逃脱。
其次,满清士兵的战法和装备落后,在小规模冲突上,并不占优势。当时的朝鲜民间,已普遍使用鸟铳,擅长射猎的朝鲜人,在火器使用上,早已超过满洲八旗士兵。
朝鲜鸟铳技术,最早是在万历壬辰倭乱期间,朝鲜王朝跟着入侵的倭寇学到的。1592年的壬辰之役中日本以鸟铳为主要火器,对明朝和朝鲜的军队造成很大威胁,朝鲜很快发现这种射程远且携带方便的鸟铳“其致远之力,命中之巧,倍徒于弓矢”。于是第二年,朝鲜大臣柳成龙便募兵数百人昼夜习放鸟铳,数月之后,
其射击术与“降倭及(中国)南兵之善鸟铳者相较,无不及而或过之”。
17世纪后期朝鲜所用的煮硝法有别于中国,发火和铁信炮不同于中国模式:朝鲜从中国多次引入煮硝方后,经过焰硝提取术的四次变革,焰硝的纯度和产量均得到很大提高。后来随着朝日民间交流的深入,以及朝鲜民间自发的学习,朝鲜士兵在火器技术上,具有善射的优势。
在满清两次入侵朝鲜期间,朝鲜火器兵给努尔哈赤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围攻沙俄远征队的征战中(朝鲜称之为罗禅征伐),康熙专门调用了不超过三百名朝鲜鸟铳兵,加入联军。数次战斗中,这些朝鲜射手以极低的战损率,击毙了大量的沙俄哥萨克,极大的弥补了清军火器方面的不足。
最后,清人赖以为优势的骑兵,在地形崎岖的山林地区,毫无用处。至少在小范围冲突中,轻装而行的步兵,比骑马武士更加具有速度上的的优势。
最终在这场冲突中,一名清军士兵被鸟铳打死,一人重伤。还有十二匹马被打死打伤。
在山坡下面,勒楚一行发现了一具穿短衣,扎灯笼裤,戴草笠的朝鲜人尸体,这是他们此行唯一的所获。其它凶手,早已泅过小河,回到朝鲜境内藏匿。
清廷凤凰城统领佟保闻讯不敢怠慢,立刻奏请礼部行文知会朝鲜国王缉拿人犯。消息传入北京时,康熙震怒了。罕见的,在这起民人越境事件中,康熙把外交事态升到最高级,他饬谕朝鲜肃宗:
“你国人屡犯罪条,敕遣大臣往勘”。
康熙表示将组建专案组,由北京方面与朝鲜共同审理此案。 除了缉拿人犯之外,专案组另外一层使命就是追究朝鲜肃宗疏忽边防的职责。
此时的朝鲜政府,已经乱作一团,他们深感事态深重。迅速分付咸镜道、平安道监司,扫庭犁地缉捕罪犯,
“凡可以捕获犯人之道,宜无所不用其极。”
一定要赶在清廷敕使到来之前,拿获犯人。避免国王受辱。
王令一下,朝鲜边境一片大乱。江边各邑张榜悬赏,鼓励边民告发越境者。沿江各户人家,被翻箱倒柜,一旦发现藏有清人服装物品(乔装之用),尽数缉捕,严刑拷问。
此次缉捕,牵扯之广泛,以至于“三甲之民,举皆骇怖逃散。”京城典狱署人满为患,边城相关涉案的地方官员,因监察不力,也悉数解职,押往汉城囚禁候审。而涉责的厚州军官、土兵及佥使先后自杀。
在此天罗地网之下,涉案的韩得完等二十七人,先后落网。涉嫌开枪的六人被处斩,
朝鲜方面表现出最大的诚意,是想极力避免肃宗“奉旨受辱”,但清朝使臣依然不满意,一方面通过礼部对朝鲜方面罚银两万两,还要求肃宗李焞拟定一份“谢罪书”。朝鲜方面以右议政郑载嵩为首的三位使臣据理力争,却被康熙怒斥为“主弱臣强”,直接抓捕后移交朝鲜。
在康熙玄烨强硬态度的压迫下,朝鲜的情圣天子李焞,不得不叩头谢罪:
“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于此,莫非禁令不严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
此事让肃宗李焞深感屈辱,满朝上下普遍的看法是,这是“丙子胡乱”之后,朝鲜王朝所遭遇的最大羞辱。民人越境,却让国王受辱,为此,朝鲜政府迅速制定了史无前例的边界禁令,力求彻底禁绝这一事件的再次发生——
1、重惩越境:颁布《康熙丙寅禁参事目》,将民人越境事件的处理制度化,犯越者不分首从、情节,一律被枭示境上。
3、多般设伏,东北六镇鸟铳收归官藏并严加管理,并对持有鸟铳的边民实行定期点考的制度。
4、禁绝南北人参交易,境内采参一并禁止。传统采参区赋役山税参改以税米。
朝鲜政府推行如上政策,畏边如畏虎,禁参如禁毒。那么,是否能阻止汹涌越境的杀人犯们呢?
从古至今,人类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点,背叛了人民诉求的禁令,脱离了现实规律的法律,无论设实行多么恐怖的政策,都不能阻止民众的背叛。而且禁令愈严,反因操作起来脱离实际,导致法律的威信迅速丧失,事与愿违。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颁布的禁酒令,催生出一批无法无天的私酒贩子。中国古代的禁盐令,则让一帮绿林好汉行走于刀剑。这群法外之徒,写成美国故事叫黑手党,写成中国故事,可能就成了一本名著——《水浒传》。
如此看来,发生在18世纪中朝边境地带的流民故事,也可以写成一本另类黑色的“水浒”,图们江的水,国境线的浒(浒有水边的意思)。
朝鲜与清朝相临的近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从事农业生。为了防止清朝的不满,李朝政府干脆禁止边民迁入附近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北四郡、东北六镇地区居住及耕种。除此之外,朝鲜政府严行禁止居民随意移住其他地区,朝鲜法律规定,
“凡移来移去之民,必有时居官公文,然后臼移去官,见其公文始为容接,若无公文者,全家徙边,乃是户籍事日也。”
因此对于咸境道边民来讲,只能依靠在本地采参来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当朝鲜境内的人参资源枯竭时,只能向北寻求活路,也就是越江前往清朝境内偷采人参这是造成咸镜道居民频繁越境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咸镜道,盐和棉花十分稀缺、贵重,咸镜道边民往往依靠上山采参、贩卖,甚至变卖牲畜、家人的方式来交换这些生活必须品。亦因于此,咸镜道居民与朝鲜参商之间的贸易、交换行为十分频繁,久而久之,导致负债于参商。
在这种情况下,肃宗李焞颁布彻底禁绝人参贸易的禁令,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极大恶化了咸镜道边民的生存处境。
为求生计,男人们铤而走险,只能寄下项上人头,继续北行,向洞若漏斗的清朝边境涌去。——求生柳条边!
所谓柳条边,是指满清从山海关到凤凰城,建起了插满柳树的边壕,称之为“柳条边”,边外各门设置卡伦,由八旗官兵驻守,禁止一切汉人和朝鲜人进入禁区。只有打牲乌拉和八旗贵族,拥有入内的特权。
不过,靠柳条守护的土地,永远不如由人来填充的踏实。仅有少数旗兵和具有采摘特权的旗人,守护着富饶的参山、围场、采珠场。
这些清国人,在朝鲜边民眼中,是“天龙人”般的存在,他们中有些,成为不法之徒的侵害目标,还有些,则利用优势的地位,加入到这场边境水浒传的博弈中来。据记载,当时很多在顺治时期“辽东招垦令"的号召下前往关外开垦,以及后来各关卡私放入的内地民人,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中有很多人冒险深入到中朝边境地区,从事非法采参、打猎、采捕等活动,然后利用栅门后市与朝鲜使团中的商人潜相交易。这些内地偷采、偷猎者往往于参季,亦即每年1月到九月间,前往参场密布的江边设幕,白天结伙进入参山、围场采参、打猎,晚上则在帐幕内居住。他们为了获得米、盐、酱等生活必需品,往往用所得人参、鹿皮等物,与近边居住的朝鲜人相交易,甚至招引其过江进入清朝境内交易。
一条黑暗的地下走私链条,沿着图门江边境蔓延开来,清人与朝鲜人共同参与其中,构成了一个小型的边境丛林社会。这里表面波澜不惊,但就像是沙漠里的芨芨草一般,根须纠缠,一逢野火,便能烧出滚滚浓烟。
“雍正十年(1732)八月十四日夜,朝鲜平安道高山里镇人金世丁、金永昌、晚金等十余名相约越境。该人等由朱蛤坪越入清朝境内罗多乃洞地方时,偶遇境偷采人参的同乡徐富成、韩以建等人,经其告知,得悉清朝采参人帐幕所在,约定一同杀人劫参。二十一日黄昏,该人等持械闯入清朝采参人所设帐幕,杀三人,并于抢夺帐内人参后,放火焚烧帐幕而去。同月二十六日,金世丁约同时兴、李日金、金一柱、金贵同等人再次越境,前往清朝细洞地方,杀死江边幕的清人六名、抢夺人参后,返回朝鲜境内藏匿。”
“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十五日,朝鲜钟城民人赵自永、韩成昌、韩成民、金奉德等六人,由图们江上滩越入清朝境内剥取松皮之时,路遇设幕于江边的清朝打牲人十余名,遂以所带粮米向清人换取鹿肉等物,宿夜而还。同月十八日,该人等再次越境寻至清人江边设幕处,发现帐幕内除留有两人看守之外,余皆出猎,遂起歹意,合谋将二人杀死,将帐内所存鹿茸、鹿皮、鹿肉等一应物件悉数抢夺而还。”
这些杀人案大多是图财害命,但也有一些是黑吃黑,揭露出当时的清鲜边境走私网络的一角,
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清朝盛京、乌喇、宁古塔等地民人共计七名,违反封禁政策的相关规定,偷往位于中朝边境的厚春等地采参。该人等返程设幕夜宿于江边时,遭到朝鲜柔远镇士兵金仁述、张汉伊、张成群、张厚昌等人入帐袭击,七人中仅1人得以逃还,报案于厚春境内卡伦把守。厚春卡伦接报后,随即派员前往勘查案发现场,勘得:帐幕内清人尸体五具,俱有斧斫的痕迹;一人一马失踪,(后失踪者被发现冻死于江边);案发帐幕位于柔远镇越边三、四里处,且帐幕外雪上人迹指向朝鲜柔远镇。
据此,厚春官员派员过江将案情告于朝鲜地方官,请其缉拿罪犯。稳城府使闻报后,随即遣人于沿江邑镇稽查,将行踪可疑的柔远镇士兵金仁述等人悉数捉获、囚禁。经初步推问,金仁述等人供述:上年十一月十三日,金仁述、金斗石、张成群、张厚昌、张汉伊、张贵安等人越江前往清朝境内大洞口地方取柴时,遇有七名清朝采参人,以人参、鹿皮等物要求交换粮食,当双方按约定进行交易之际,清人不守承诺,受粮而不偿其值,并将朝鲜人等驱赶过江。金仁述等不忿被骗,于次日夜约定张汉伊、张厚昌等人挣鸟铳、斧头等武器越江寻仇,打杀帐幕内清人,抢夺财物之后逃还。
康熙四十九年(1710)九月初九日,清朝采参人二十八名乘船越江往朝鲜渭源郡,宣称该郡人李万枝、李万成、李万建、李先仪、李俊元等人,趁清人大部于外采参之际,杀害其留幕同伴五人,并抢夺帐内人参、鹿皮等物,要求朝鲜查办该案。前来报案的清朝民人,群情激奋,甚至将出来了解内情的朝鲜巡逻将捉拿,以示威胁。清人后虽将朝鲜军官放回,但仍于十三几至二十二门间,连续出往渭源郡北门外,要求朝鲜惩治凶犯。这一情况经江界府使、平安道观察使、节度使分级上报后,得闻庙堂。
后案情查明后得知:越境罪犯李万成等人,居于江边近处,与清朝采参人所设帐幕隔江相对。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清人经常越江而来,与李万成等潜相贸易,用人参换取粮米、盐、酱等物。交易日久,李万成至有负债,清人为了逼其还债,常以向朝鲜官府告发相威胁。慑于与清人交易情节为政府发现,难免死罪的下场,李万成遂约同兄弟李万枝、李万建、李俊元等人,以及同样负债于清人的宋兴准、尹万信等人杀人灭口。八月初四日夜,李万成以贸易为名,将二名清人诱往朝鲜境内,于隐僻无人的江边近处,以木椎椎杀二人,尸体投入江中。之后,该人等越江往清朝采参人结幕处,将帐内守幕人三名亦悉数椎死,抢夺帐内人参、衣物、鹿皮等物后,逃回朝鲜境内藏匿。
这两桩案件中,作为受害人的清国人,都有依仗清廷支持,胁迫欺辱朝鲜人的情况。也可以由此一窥两国之间不平等的法务关系,官民关系。
在当时,由于朝鲜人越境犯案过于普遍,清鲜两边巡捕,形成了一套识别罪犯的经验和手段。
比如在一桩杀人事件中,罪犯由于使用了朝鲜特色的“高丽镰刀”,留下了独特的伤口,被巡捕确认了犯人的朝鲜身份,从而促成了追捕抓获的快速完成。
有些犯人会留下朝鲜特色的参筐,衣物,而被锁定身份。
在李万枝杀人案中,凶徒使用的是一种朝鲜农夫常用的木椎,这种工具是极少会被清朝采参人或捕牲人使用的。
而对于朝鲜巡捕来说,最有效的缉捕方式则为“鼓励首告”,以及入户搜查,尤其是私藏了清人服饰一条,可以看做是入境乔装的铁证。
直至今日,韩国电影对延边朝鲜族的印象,依然是狂野和粗放——
随着这群杀人犯引发的中朝边境交涉日益增多,中朝两国的领土意识最终得以促成。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吸取了以往查界失败的经验,秘谕乌拉打牲总管穆克登等人,借对李万枝杀人案的会审之机,溯鸭绿江而上堪明中朝边境。
这次定界之旅,被称作“长白山定界”,由于当时勘界技术和意识的不足,为为日后两国在领土、民人越境开垦等问题上争端的发生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在此不提。
民人越境问题,是大变革时代前,东亚封建体系下的一枚体制窥视镜。视民为寇的两国政府,尽管怀着不同的诉求在边境线博弈,但他们的对手其实并非对方,而是两国如野草般蓬勃生长的民众。在这场与民众求生欲望的博弈中,他们也最终宣告失败。
首先是,朝鲜的禁绝人参交易之政策,纯属甩锅之举,于国于民毫无利益。原本朝鲜通过人参交易,可以创造大量外汇。
比如在釜山的倭馆内,两国商人每月有6次贸易活动。朝鲜商人以人参交换铜和银,政府每10斤人参抽税1斤。同时逃避征税的黑市贸易也很盛行。18世纪中叶后,朝鲜对日贸易进一步扩大。日本商人带来的苏木大量积压,鲜朝人参的价格飞涨,以东莱商人为首的一部分富商获得了不少利润。
但李朝政府大量罔顾民利的禁绝政策,让民生凋敝,国力虚弱,更是让自己民心尽失,一遇内忧外患,则迅速崩溃。成为东亚地区最早沦为殖民地的区域。
满清政府在这一政策上,最大的失误在于其“封禁”政策带来的边防空虚,试图依靠制造无人区来维护边界,毫无疑问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而这一政策的根结,在于其皇室的私心:
东北封禁政策,为禁止民人(汉人和朝鲜人)为入禁区采猎定居,践踏“龙脉”而设。
但所谓的“禁止践踏龙脉”,只是信仰原始宗教的满洲贵族的说法之一,但真正核心在于,他们的两个真实目的:
1、尽量让八旗维持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留有一个强悍、纯粹的八旗兵源基地;
2、优先保证八旗子弟的经济利益,也就是入关之前传统的“参山珠河之利”;
在乾隆15年的一条奏折里,山海关监督高恒写道:“奴才自乾隆14年11月起,至乾隆15年9月止,正取正额银34,436.1两,人参税1981.5两,貂皮税28.7两……”人参税作为独立出来的税支,价值远超其它种类。
有人统计了乾隆朝的内务府记载,发现人参收入在乾隆朝超过一千多万两白银,是内务府收入的支柱。
康熙们通过包衣奴才,以关税、变价(变卖)的方式,通过人参攫取巨额的收益。
汉族与一般旗人都被剥夺了采挖的权利,《辽左见闻录》中说,康熙二十三、四年,“参价每斤止值数金,宁古塔、乌喇诸处每荷而鬻诸市。 ”
这也导致冒险偷采人参的事情,除了越境朝鲜人,一般的贫困旗人,闯关东的汉人,也在偷偷参与。这也是当时中朝边境走私网建立的主要原因,这些“法外之徒”,实则是在愚昧政府治下,不得以的挣扎求生者,对他们的行为,实在不可苛求。
在满清贵族们精心筹划的这盘棋局里,没有赢家,随着风起云涌的19世纪到来,大人们发现,时代变了!
首先就是通过包衣奴才们国手的“人参变价”。(所谓人参变价就是由包衣们把上贡的人参,发往各地市场去卖,收回的利润上缴内廷)
“道光五年(1825) 之前, 两淮及粤海关尚能完成内务府所交付的人参变价任务, 但其变价之困难已初步显示。在这五年中,粤海关的情况稍好, 尚能按时完成变价任务, 并将变价银两按时解交内务府广储司。而此时两淮盐政的人参变价困难已经显现出来: 道光元年 (1821) 该处变价人参银两至道光四年(1824) 方将其解交内务府, 其后各年都不能年清年款。
内务府认为将原有的两处人参变价地方变更为二十一处之后, 除两淮、长芦等地外, 其余各处 “每年仅交价银八千余两, 较之以前发交变价参斤大相悬殊”, 其人参变价活动将会更为顺畅, 实际情况却令人大失所望。 “自二十四年 (1844) 起至二十七年止, 共应发两淮等二十一处参四百五十一斤十三两八钱五分, 按照例价应得价银一百一万四百七两, 各关已领参三百八十三斤八钱五分, 未领参六十八斤十三两, 已交价银二十六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二钱五分, 未交价银七十四万四千二百二十七两七钱五分。 ”迫于无奈,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内务府再次降价,但其人参变价活动毫无起色, 并且人参变价的情形更加窘迫。 至咸丰时期,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内务府的人参变价活动无法继续开展下去。”[3]
——1848年是什么时代了,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已经叩开国门了!隔壁东瀛邻居磨刀霍霍的倒幕运动,已经开始了!
而更大的问题,不是人参,自同治年间开始,在整个光绪年间延续,边境的朝鲜人越境事件越来越烈。这一次,他们是冲着土地而来了……
近人吴禄贞曾在《延吉边务报告》对东北封禁政策评价如是:
“夫吉林南部为国初封禁重地,魁定制之初意,原以留有余之地利,以待后人之开发,今乃为韩民消息尾闻之地,以坐收农耕收获之原利,此岂列祖列宗意料之及哉?"
光绪十一年,珲春副都统依克唐伊在向将军衙门的咨文中说道:
“(朝鲜垦民)皆于兵到后随即迁移,似乎顺手。然其江北原无长物,江南各有故居,随去随来,本属易事。前报所称兵去复来者,盖恐官兵拔队向前,而后路之已经迁回者,仍复渡江,势难兼顾,不必待撤兵归伍而后复来…当播种之后,良苗在地,舍之必有不甘,若必使之绝望,则非焚其屋舍,毁其田禾不可。”
终究,满清的边界拿这些汹涌而来的朝鲜饥民毫无办法,随着灾荒、战乱,以及日本侵朝之后有意的指引迁徙。先后有数百万朝鲜人跨过那道边境,在爱新觉罗们的故土上开拓耕地。
危机不止来自于南方,1858年和1860年,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了我国外兴安岭、库页岛等地近10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方向,中国曾经无限的接近大海。最终,却只能站在珲春的土地上,向大海遥望。
后院着火的八旗贵胄再坐不下去了,意识到人口才是解决边境问题的真正答案。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
在图门江的这条小小边界上,清政府一边放弃驱逐之策,就地安插越境而来的朝鲜垦民,使之隶属为中国子民,一边前往山东登莱等地区,大力招募汉人流民,移民实边。仿佛是放开了两道闸口,两股人潮涌动而来,向铺开的水流一样填满延吉山河的空隙。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是闯关东流民的后裔,也许是前文中,朝鲜咸镜道那些跨国罪犯们的子孙,也许是旗人贫贱的底层打牲人。
他们曾经是贱民,是被两国权贵清扫的尘土。但这不重要了,经历过战火,灾荒,无边的驱逐。最终,是他们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息……
2、 渭源事件,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百名女真人前往朝鲜渭源地方采参时被朝鲜官兵杀死。努尔哈茨就此欲对朝鲜兴兵报复,朝鲜畏惧之下请求明朝驻朝鲜游记胡大受予以调停。参见(韩)崔豪均《十六世纪末采参事件以及对女真政策》
3、《道光朝内务府人参变价的困境》; 滕德永 ;2012 年 4 期 《满族研究》
4、《清乾隆朝的税关与皇室政策》;赖慧敏;2004
5、《清朝前期与朝鲜边务交涉与合作研究——以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审理为中心》;王燕杰 ;2012
6、《浅议近代东北社会与朝鲜移民的互动关系》;彭 怀 彬;《朝鲜·韩国历史研究》 2016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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