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土大唐而去：那些盛唐时代的外来宗教（上）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人类很多的文化现象，都有着非常有趣的联系，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会过多琢磨。
比如你翻出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看张无忌在光明顶决战群雄，肯定没想过光明顶上燃烧的熊熊圣火，是怎么被中亚拉骆驼的弄到福建深山的（当然原著记载光明顶在昆仑山里）？
你打开电脑，在宫崎英高的《黑暗之魂》世界里，与某boss决斗，磋上一把，你也用不着想，余烬与寂静高塔的这个黑暗世界，是不是有人真的见过？
到了晚上，发现《长安十二时辰》更新了，打开一看，正好看到蒙着脸的袄教祭司被凶徒劫持。追凶而来的张小敬，却被人按在地上，嘴里神叨叨的念叨着：阙勒霍多，黑色的骨头……
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样三个不同的文化世界，居然会有着同一个源头？是的。
历史有时候，比艺术还要有趣啊。
1、大通道The Silk Route

公元前174年，一只鸟飞过祁连山的草场，有人在雨中哀伤的唱到：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安息。
教科书里记载过这首歌，这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时，被霍去病驱逐出河西的匈奴人所唱。但在甘肃张掖的祁连山下，比匈奴人更早唱这首歌的，是被他们赶走的另一支游牧族群——大月氏人。
不过大月氏同样是这片土地的客人，祁连山下，被他们赶走的有乌孙人、塞种人……大概汉武帝也是觉得牧民们这样冤冤相报何时是了，不如我们把祁连山拿来种田。
祁连山，河西走廊最重要的山脉，在秦汉时代，这里是经济开发的前沿！这里有能源（战马）、商贸、土地……是中原文明与游牧部族竞相追逐的膏腴之地。河西走廊，就是汉朝的改革特区。
秦汉时期南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因此河西走廊的经济盛衰，不仅关乎区域，还直接关乎国家的整体战略。随着汉匈战争的兴起，名将霍去病闪击河西，一系列城、驿、隧、道的建设工程开启，河西走廊成为汉家内土。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东西经济贸易流通起来。
走廊西段的敦煌，到了汉武帝晚期，已经是“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大月氏人作为游牧于河西走廊的过客，离开河西走廊是一段很凄惨的记忆。国王人头被匈奴做酒杯，不得不像曾经被自己赶走的乌孙一样，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
但这群向西迁徙的游牧流亡民，迎头撞上了后世欧洲人为之汗毛耸立快感澎湃的时代——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末，流亡的大月氏人南下，进入了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搅动了塞种人的世界，占领了原希腊巴克特里亚属地，至1世纪初，大月氏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Kadphises）吞并其他四位翕侯，形成了贵霜王国。此后又进一步攻占帕提亚东部的喀布尔河流域，向东则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和北印度。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粟特人、开始流离失所，他们驱动骆驼，向东方走去。
贵霜王国，崛起于中亚大通道与印度次大陆之间，这里是一个文明竞雄的熔炉，有的民族消亡，又有新的民族和文化形态诞生，在这场洗礼中，贵霜崛起。
一个公元三世纪的旅人，徜徉于贵霜王国的国土上，会发现这里除了没有魔毯，可能是一片比天方夜谭更加魔幻的土地。帕提亚帝国（安息）在他们西边，汉帝国在他们东边，南方是诞生过孔雀王朝的印度诸城邦。 
古希腊的众神混在在古伊朗的神祗里，亚历山大大帝的剑盾，被铸造在流通的钱币上，拜火的信众传播着光明之主阿胡拉·马兹达与黑暗之主安格拉·曼纽的故事。而国王屠龙的传说（贵霜王迦腻色伽）则由佛教的僧侣们口口相传。
希腊、伊朗、印度，不同地区的艺术，披着不同宗教的外衣，在这片土地上交融。
暗流涌动中，新的信仰也在不断涌现、诞生，除了希腊/波斯的古神、流传数个世纪的拜火教新神，还有尚未传入这片土地的基督，摩尼，伊斯兰等宗教，也在酝酿之中等待降临。
诸多宗教在此完成汇聚，集合，然后随着商队的驼铃东进。在中亚的文明通道上，一个个绿洲之间，浩瀚荒凉的群山之间，随着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到了公元3世纪左右，一个宗教和艺术的大通道形成了，它们主要是自西向东，穿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域，穿越河西走廊，抵达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
他们，无论是佛陀、耶和华，还是圣火，谁先到达长安，谁就将改变中国。

2、莫高窟Mogao Caves
最先到达东土的，是佛教。
它可能是跟着东进的粟特人，带着骆驼热烘烘的味道，在东方停留了下来。
《汉书》里，记载了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被看作是佛教到达中国的标志——因为在梦中收到佛意的感召，皇帝派遣了一批使者前往西方月氏国迎请佛经，三年后，佛教的使者们，携带着《四十二章经》来到中国，住进了皇帝为他们修建的洛阳白马寺。
但实际上，这可能是被杜撰出来的神圣传说之一。学者马伯乐认为，这个最早版本在《四十二章经·序》里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充满年代错误的，带有传教性质的传说。”
自公元3世纪开始，佛教徒们参与到了中国人的观念构建里。“神迹传说”的种子，被他们以各种方式，埋入了官方史书里。
大家看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一定注意到了马伯庸写的烧尽世界的黑色火焰——阙勒霍多。但在《汉书》这种正经史书里，“阙勒霍多”竟出现在了汉明帝开凿昆明池的时的长安：
“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
——《汉书·卷六》
这种创作手法，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汉人史官所掌握的，其杜撰的痕迹很明显。
类似的神迹传说还有很多，比如下面这个故事就很金属朋克：以室利房与大批僧侣被秦始皇投入监狱，到了晚上，一个身高接近五米（丈六）的金属人打破牢房，僧侣们脱困，而始皇帝则为此叩头谢罪。
佛教高僧们自西而来，自北而来（有一路是最先进入蒙古高原），一路上他们说服了无数国王，教化了西域无数小国，“降梦”与“神迹”是常见的手段，僧侣把上一个国王身上的传说，作为新的神迹降临给下一个国王，目的旨在于说服他们支持传教。在这场人间造梦的运动中，佛教开始自上而下征服中国。在这场思想征服运动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1、胡人大师，三代祖传
佛教来到中国并不是像玄奘求法一样一蹴而就，而是从西北，甚至是蒙古高原，慢慢渗入，早期中国佛教的信仰和传承者是来自境外的多种族胡人。他们在中国生活，立足扎根，也把信仰向下一代传递下去，那些出生在中国的胡人二代，甚至是三代，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慢慢就找到了撬开入口，传播佛教的方法。
最早的几位佛教大师：支谦、竺书兰、康孟翔，都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胡人二三代，而非入境外国人。这些在华胡人后代，组建了中国最早的僧团组织，以僧团为单位，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展开了，数量繁多的伪书（伪史），也是在这场运动中被制造出来，掺沙子一样掺进了中国史书里。偷偷落巢于官方意识形态里。前文提到的“夜梦金人”和“昆明池业火”，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2、中国化
佛教最初君临中国的时候，是以一种“胡人天神”的姿态而来。这也受到了中国士人的强烈抵制。面对质疑，早期佛教选择了道家作为自己庇护的法衣，在译经过程中，他们大量借用诸子术语，尤其是道家术语。
他们甚至和早期道教密切合作，默契的共同宣传老子“函关化胡”的传说（这一点成为后来两教辩论的火线），把自己包装成受到古圣人感召的“中国产物”。
而传教行为，则模仿仙家方士，以解决“长生不死”问题的专家身份，找到了切入点，进入了显贵们的后院和祠堂。以至于后来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有样学样，装扮成佛教，自称景教僧。

3、三级路线
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三级分层”——皇权、知识精英、民众。
佛教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传播策略——
在上流社会，扮演时尚大咖，引领生活方式的潮流；
在中层智识阶层，提供观念更新（生命哲学和源自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庇护通道；
在底层社会，通过公共造像，接管死亡仪式。
我们可以简称为：包装皇帝；第三通道；图像造神。
包装皇帝
在贵霜王国，僧侣们歌颂的贵霜王迦腻色伽是屠龙者。而在中国的人间造神运动中，最突出的流量的明星，应该是南朝的佛教国王—梁武帝，他多次“弃位出家”的行为艺术表演，创造了皇帝的新时尚。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僧侣诱导下，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君主，变成了举手投足都有无数人追捧的明星，掌权者人性深处的表演欲被激发出来，形成佛教的传播氛围。
这样的宗教狂热不只在南方，北方，鲜卑豪门将洛阳打造成了一个巨型佛教圣城。《洛阳伽蓝记》声称，在6世纪中叶的洛阳城内：“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就这样，佛教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皇帝明星，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场大型的宗教综艺秀场。
第三通道
佛教以生命哲学和磅礴体系为引，组成了一座意识形态的秘密花园，直通掌权者密室。借助“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青云之力，高僧们在朝与野之间，开通了第三条通道，缺少上升通道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可以以之为接触更高阶层的跳板；权利边缘的贵胄子弟，可以以此作为彰显清高的退路
这一点在早期的诗歌中反映了出来：轮回，空无，生命的意义，这一切浸入了退入林泉的士人精神深处。借助“清谈”式的哲学讨论，不同阶层的人以更安全的方式被维系在了一起，这一组织方式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独特术语：“士大夫佛教”。
图像造神
在底层，佛教使用了了“图像传教”的策略。
所谓的图像传教，就是用你前所未见的艺术征服你。
前文所说的北印度，贵霜王国的那片文明大通道上，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等诸种文明，早已交流融合了数个世纪，形成一种前所未见的美学体系。它们被佛教消化，沿着丝绸之路滚滚而来，演化成壁画、佛窟、浮屠塔等公共景观。
公共景观这种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新产物。大到建筑工程、小到平面纹饰，这些中原人前所未见的审美图像，与大规模的石窟造神运动一同兴起，从公元3世纪——最晚到公元14世纪，从阿富汗的巴米扬，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一条佛教公共造像的文明轴线生成了。
而它们中的集大成者，就是世所周知的——敦煌。

还记得那只飞过祁连山的鸟吗？公元4世纪的某个傍晚，它穿过历史的火雨，带着夕阳的金边，再次飞临了河西走廊。
在敦煌，它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场面：开凿声响起，丝绸之路上诸方的工匠云集，他们中有安息人、粟特人、龟兹人、汉人……辉耀的墙壁，在夕阳下，有人跪拜，浑身沐浴着佛光。此刻，一个贵霜商人，牵着骆驼走过敦煌。
多么奇异的轮回啊，月氏人离开祁连山，西去阿姆河；粟特人离开阿姆河，东来祁连山。这一次，他带着一个新的神祗归来——胡天神。  
3、胡天神 Tengri

公元四世纪初，一群西域人的后裔，在河北建立了一座国家。史书上称作后赵。记史的幕僚，向名叫石勒的主君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谁？你的家在哪里？面对史官的询问，石勒犹豫了一下：我本胡人，又是奴隶出身，这个问题是可否不回答？”
“不！一定要回答！”史官以炯炯双目逼视。
家园，一个让人莫名心动的词语。一个人的星球是家。一群人的星球就是家园。漫长流血的人类历史，就是家园的漂流史。古老的华夏民族，尤为珍视作这一份奢侈，纪传体史书，就采取独特的编码方式。让姓氏带着空间的信息——其人，其姓，其氏，其族。
石勒沉思许久，他对家园的记忆模糊破碎，只有部族老人口中的只言片语……也许应该从匈奴说起，这个强大草原部族的掳掠，改变了多少绿洲民族的命运，
那些风暴般的战斗，那些牛羊般的迁徙，那是多少个世纪的仆从、流浪啊……祖辈的经历，在他脑海中逐渐生动了起来，于是，他从遥远西域的一场战斗开始说起。看到髭须发黄，高鼻深目的首领动了情，史官点了点头，提笔写下：“石勒，字世龙，初名㔨，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羯人本非中土民族，山西上党武乡地区，只是他们的寓居之所。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则暗含着他们在遥远西域，为匈奴仆从的黑暗往事。陈寅恪先生考证道，羌渠发音疑为康居，羯人或为月氏或康居之种。这一考证对应的历史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30年——前177年间，由于康居在这一地区崛起为大国，建都撤马尔干，后分封五小王，汉文史籍将之归纳为易懂的昭武诸国：安、石、史、何、等。
石勒之石姓，即是石国之国姓，所以学者进一步考证，提出了羯人为粟特人的说法。
其实随着文明的碰撞，所谓的粟特故地，早已搅成一锅粥，变成了民族的搅拌机，康居、粟特、月氏、匈奴……甚至草原西部的白鲜卑，区别并没有想象那么大。  

公元三四世纪之交，是人类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欧亚大陆的西方和东方，同时陷入了无秩序的混战之中。其中，民族之间的仇恨和杀戮，尤为触目惊心。建立后赵的石勒，和他的羯民族，最终成为了这个修罗大陆中的短暂过客。
石勒死后，后赵的宫廷内乱像风暴一样扩大。史书记载，这场动乱中，羯人军人举行了集体拜“胡天”仪式——“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羌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不过胡天神并未能护佑这群信徒，这场战斗中，三千结羌士都被他们的诛杀对象冉闵打败。而他们失败的后果，是羯人种群的基本灭绝。犹如后世杜甫的诗意所云：
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
一群粟特后人，伏地祭拜中亚主神，而后拔剑生死，涌入汉人的滚滚洪流，最终被消灭殆尽。为混乱的十六国，留下一个血色的注脚。
但是粟特人的故事并未终结，胡天神，将在中国留下更多痕迹。
胡天，这个称谓，在北朝史书中出现多次。北齐后主“躬自鼓舞，以事胡天”，北周君主也躬亲“拜胡天”，“从事夷俗”。根据唐长孺先生的研究，三千结羌士所拜之“胡天”，其实就是拜火教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
这意味着，作为“粟特人的宗教”，熊熊圣火，比我们预料的更早，进入了中国。
待續

下節預告——
4、拜火者Zoroastrian —    人们在挖开了他的坟墓，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
5、寂没塔Astodan —   大地的十字路口，石头城，塔什干……
6、粟特人Sogdian —   先生们！洛阳没有了！邺城也没有了……”
7、火焰鸟 Phoenix   —  它们遇到了一群更汹涌的崇拜者：反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