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6日,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好莱坞机场。一名叫埃斯特班·圣地亚哥的男子在行李转盘上取下了自己的特殊行李,从中取出一把枪的部件,然后在机场的洗漱间内组装完毕,接下了他走出了洗漱间,对准大厅内的旅客开始射击。此次袭击共造成5人死亡。
美国法律禁止在携带枪械上飞机,但是可以将枪械拆卸后在特殊的行李箱内托运,子弹也可以和枪械一起托运。毫无疑问,圣地亚哥钻了法律的空子,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1972年5月30日,一次类似的袭击事件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卢德国际机场(今本·古里安机场)发生了,这次事件即使过去多年,仍然是当事人心头一块难以消除的伤痕。
1967年6月5日,六日战争爆发,战后以色列占领了包括西奈半岛,戈兰高地,耶路撒冷旧城和原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的绝大部分。战争之后,参战方停留在“停火阶段”,没有任何外交谈判来进一步解决阿以冲突问题。9月,阿拉伯国家制定了“不承认,不谈判,不休战”的政策,埃及总统纳赛尔坚持认为,只有更多的军事手段才能迫使以色列从占领区撤退,或者通过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战争很快在苏伊士地区爆发了,这就是埃-以消耗战。
1968年3月21日,在巴勒斯坦武装对以色列平民区展开连续不断的袭击后,以色列对约旦卡拉梅镇的PLO营地展开了突击。在冲突期间,约军担心卡拉梅会变成第二个戈兰高地,也发动了军事行动。战后以色列国防军成功摧毁了PLO营地,俘虏约141名巴军士兵,但是自己也付出了伤亡,未能成功占领卡拉梅。战后,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地位有所升高。
1969年3月8日,埃军大规模炮击巴列夫防线,以空军随后发动空袭报复,次日埃军参谋长在前线被迫击炮炸死,消耗战随即进入了升级阶段。7月18日,埃及突击队对以军设施发动了突袭作战,次日,以色列发动“绿岛行动”,海军特种部队和总参侦察营摧毁了埃及位于绿岛的军事设施,埃军死亡80人。20日以色列空军又发起了“拳师行动”,空军兵力几乎倾巢出动,将运河北部的埃及防空阵地、炮兵阵地和坦克部队陷入了火海中,击落埃机8架。
1969年10月17日,美苏展开外交谈判,试图结束愈演愈烈的苏伊士冲突。12月9日,埃及空军在空战中凭借先进的P-15雷达,击落两架“幻影”III和一架F-4。同日,纳赛尔拒绝一切和以色列进行谈判的计划,并且继续要求苏联提供先进武器。12月26日,以军的CH-53“海燕”直升机从埃及阵地中缴获一台完整的P-12雷达,使以军技术专家得以接触到这一在当时相当先进的兵器,埃军则因此颜面尽失,士气低落。
1970年1月22日,苏联同意出兵苏伊士地区。同一日以色列突击队发动“罗德岛行动”,突击了沙德万岛的埃及基地,缴获大批军事设备。2月,埃及军队试图突袭西奈半岛的米特拉山口,但是最后全军覆没。4月,科威特军队也前往苏伊士增援,同月以军射杀一位科军士兵。同月,一架F-4战斗机误炸了埃及的一处小学,46名学生遇难,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以空军终止了“花儿行动”。
1970年起,约旦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和贝督因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先后两次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5月,约旦河谷的巴军游击队和以军交火,死亡21人。6月,约旦军队和巴勒斯坦人首次交火,同月,苏联军队也开始和以色列军队交火。7月,苏埃空军和以色列空军发生多次交战,8月初在遭受了惨重伤亡后,苏埃军队开始在运河西侧大量部署防空导弹。8月7日,埃以基本上达成停火协议。
1970年9月6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劫持三架民航客机,迫使他们在约旦扎卡的道森机场迫降,扣押外国公民,并在国际媒体面前炸毁了客机。约旦军队在这次事件中威风扫地,恼怒的国王直接下达了武装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命令。“黑色九月”事件爆发,巴勒斯坦人死伤惨重,两万五千多人被杀,超过两万人被约旦俘虏。由于叙利亚对巴军展开了支持,约旦皇家空军空袭了叙境内的目标,未来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据称指挥了这次行动。同月,纳赛尔去世,残余的巴人逃亡黎巴嫩。
1971年,巴解组织的激进分子成立了“黑九月”组织,目的是向约旦、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复仇。1972年8月3日,伊朗左翼游击队炸毁了德黑兰的约旦大使馆,目的也是报复。1972年9月,奥运会期间,“黑九月”分子闯入奥运村绑架并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酿成了“慕尼黑事件”。这是奥运会历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
慕尼黑事件之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还曾经劫持过客机。1972年5月8日,四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从布鲁塞尔飞往卢德机场的波音707客机,强迫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317名巴勒斯坦人。不过以色列反劫机的经验要比约旦人强很多,在一次成功的登机行动后击杀两人,俘虏两人,93名人质仅一人死亡。此后,巴解组织开始计划针对卢德机场的“另类袭击”,但是,他们需要其他人的帮忙……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年轻男女不得不按照全民兵役的要求,穿上军装奔赴前线。在消耗战期间,许多年轻的士兵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只能留在战场上,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天。运河对岸的埃及士兵也一样,他们很多都是高中学历,因为战争而不能继续读书了。
不过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全是战争和冲突,在其他的地方,战争早就是过去式了。即使是二战期间在几乎半个地球播撒暴行,自己也只剩瓦砾的日本,现在也是一个在驻日美军和自卫队管辖下,同周边国家没有冲突的和平国家。不过,日本的年轻人虽然不用承担战争带来的恐惧,但是他们却在这里感到了迷惘,空虚和精神的贫乏。
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茵在《星船伞兵》里借着主人公的老师杜波斯之口,说过这样一段有关“暴力”的议论:
任何……说什么“暴力从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人,我建议他们把这种观点转达给拿破仑·波拿巴和威灵顿公爵的鬼魂,让他们争论去吧。……在历史上,暴力,赤裸裸的暴力所解决的问题比其他任何因素解决的要多很多,任何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最糟糕的一厢情愿。忘记这个基本真理的种族总是为此付出生命和自由的代价。
这一段议论是为了支撑后面有关“体罚青少年以阻止犯罪是必要的”的论断,虽然说海因莱茵的这段话是说给美国青少年听的,不过放在60年代的日本青少年身上差不多还是适用(虽然可能有些过激)。60年代,在越南战争、阿以战争、也门战争和非洲独立战争此起彼伏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也进入了高潮期,西方国家的青年们竭尽全力抗争着,想改变这个世界。同时,在平静的外衣下,日本国内即将掀起一场风暴。
1969年,在围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中,形形色色的新左翼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新左翼不是一个派别,而是由多个派别组成的。在“东京大学纷争”之后,这些派别又开始进一步分裂成所谓的“五流十八派”。随后,新左翼的内讧开始加剧,暴力事件频发,之前在对抗日本政府时的合作已经难以开展。对于这些复杂的派系就不占篇幅去介绍,只需要介绍一下其中的“赤军派”就可以了。
“赤军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极左翼,主要由京都、大阪地区的大学生组成。1970年随着左翼的分裂和日本政府的镇压,赤军成员开始逃亡海外。1970年3月,赤军骨干田宫高麿和六名同伙劫机逃往朝鲜;1971年2月,赤军政治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重信房子和骨干成员奥平刚士结婚后逃往黎巴嫩贝鲁特,同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人阵”组成了阿拉伯赤军(后更名为日本赤军)。至于留在日本的赤军派则合并成了“联合赤军”。
重信的组织在巴解的帮助下,逐渐发展为40人的武装团体,同“红色旅”、“光辉道路”齐名。此时的黎巴嫩已经逐渐变成了巴勒斯坦培养反以色列武装的“秘密基地”,日本赤军也迎来了真正的“世界战争”的机会——终于可以和日本以外的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抗争了!在1972年“联合赤军”因为浅见山庄事件而迎来灭亡之后,巴解组织成为支撑重信等人的主要援助力量。
同时,在世界另一端的朝鲜,田宫等人到达的朝鲜也没有断绝同巴解组织的交流。1970年,人阵指挥官就曾经前往朝鲜,接受朝鲜情报官员的指导。朝鲜情报部门表示,他们将尽可能协助人阵对抗以色列情报机构,即“摩萨德”和“辛贝特”的调查与追踪,并且也会提供资金援助。另外,由于以色列情报机构一直以来都把阿拉伯国家,以及“东方集团”作为敌人分析,而日本这样一个被“看守”着的小国家显然没有如此大的威胁,因此他们显然不会特别留意出现在卢德机场的日本旅客。
即使如此,直接对抗以色列军队和警察仍然是一个很有危险的任务。这和当初对抗机动队不同,需要在没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利用军警未赶到的时间尽可能制造杀戮,因为赤军显然不是训练有素的以色列警察的对手。最后,奥平刚士、冈本公三(鹿儿岛大学学生)和安田安之(京都大学学生)在人阵运营负责人瓦迪·哈达德的指挥下,在黎巴嫩的巴勒贝克接受了训练,为最终行动完成了准备。这次行动的代号为“代尔-亚辛”,这个地名是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村庄, 1948年4月9日的阿-犹冲突期间,“伊尔贡”和“莱希”的民兵杀死了一百多位村民。
5月30日,奥平、冈本和安田乘坐法航132客机从罗马飞往卢德机场,他们每人都携带了一把去除枪托的捷克造vz.58突击步枪,枪托被拆掉方便携带。他们把枪械藏在托运的小提琴箱子里,包里还有手榴弹。这些行李只有在取回后他们才能打开,剩下要做的就是开枪了。
晚上10点,三人到达了卢德机场。看起来他们就像是三位普通的旅客一样,他们来到行李等候区,从转盘上取回了纤细的小提琴箱子。然后,奥平、冈本和安田取出其中的步枪,扣动了扳机。
此时机场里有一群来自波多黎各的天主教徒,他们是从波多黎各来以色列朝圣的。帕布罗·提拉多·阿亚拉是其中的一位伤员,他及时逃出了行李转盘那里等候的人群躲进了洗手间。但是他的教友很多都当场被飞舞的子弹射死,三名赤军成员在弹匣被打空后扔出了手榴弹,并且立刻换好了弹匣。
被杀的一位波多黎各教徒卡梅罗·莫利纳的女儿后来在想起这一段悲剧后痛不欲生:
父亲说,只有在亲临耶稣走过的土地后他才可以死去——可是他连见都没有见到,他在机场死了。
此时,机场的安保人员才紧急赶来。但是他们此前并没有应对过武装分子在机场内扫射的情况,一时间不敢继续行动。枪战期间,安田成为了第一个被击毙的袭击者,被击毙时年仅25岁。但是他究竟是被以色列警察射杀还是死于友方火力,目前还有争议。以色列警方在事故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经过。
安田死后,奥平一面用vz.58扫射,一面向机场停机坪撤退。此时,他开始向正在离开以色列航空客机的旅客射击,随后同样被击毙,年仅27岁。奥平的死亡也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是他被以色列警方包围,但是他不愿意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投降,所以引爆手雷自杀了。但是更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他试图向机场安保人员投出手榴弹,不料手榴弹提前爆炸,将他当场炸死。
第三位袭击者冈本此时只能做“困兽犹斗”,他试图撤离现场时,一位以色列安保人员将他一枪射倒下,一位以色列航空乘务员趁机将他控制住了。在受伤的冈本试图逃离航站楼时,以色列警察已经迅速赶到,几名人高马大的警察当即把冈本按倒在地,至此,三位袭击者两人阵亡,一人被捕。
此次事件造成26人死亡,80人受伤。死者中17人是来自波多黎各的朝圣者,包括卡梅罗·莫利纳、安赫尔·贝尔甘佐牧师、埃丝特·冈萨雷斯、卡门·古兹曼等人。另外,还有8位以色列公民,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阿龙·卡齐尔教授,以色列国家科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科普节目主持人。他的兄弟以法莲·卡齐尔次年成为以色列总统。此外还有一名加拿大公民死亡,以色列警察无人阵亡。
最初,日本公众对国际报道的“日本恐怖分子在以色列杀害公民”的消息感到困惑和怀疑,在他们看来,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已经不会在其他国家继续制造战争和死亡了。然而很快,日本驻以色列使馆的官员就确认了冈本的身份,冈本对后者表示,自己和以色列人民没有私仇,但是这件事必须去做,因为这是“我作为革命战士的责任”。1972年6月17日,以色列军事法庭开审冈本公三,审判期间他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让他的律师一度感到意外。但是由于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这之后,巴解组织开始不断向以色列提出释放冈本公三的要求。而冈本居然成为了当时很受欢迎的阿拉伯名字——他因为他的举动,在阿拉伯民间成为了一位东方的“民族英雄”。也许他自己和日本赤军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旨在摧毁日本帝国主义的袭击,最后让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减弱了对日本的制裁,否则这对于资源缺少的日本来说会成为一场经济灾难。最后,这个刚刚把战争和纷乱甩在身后的岛国,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机会。
1985年,以色列释放了包括冈本在内的1000名囚犯,作为巴以交换战俘项目之一。冈本没有返回日本,他来到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居住,1997年因伪造护照被黎巴嫩当局逮捕。但是随后黎巴嫩民间展开了释放冈本的游行,很多律师甚至愿意免费为他辩护,黎政府被迫在2000年授予冈本政治难民身份。但是,冈本仍然被日本通缉。另外四位在黎巴嫩被捕的日本赤军成员(和光晴生,足立正生,户平和夫和山本万里子)则被遣送约旦,约旦政府随后将他们引渡日本。
作为行动策划人之一的瓦迪·哈达德,在1978年被摩萨德特工刺杀。据传卢德机场事件只是一次大规模袭击事件的第一次,但是哈达德的死亡,让这个计划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也令后续的证据搜集断了线索。
以色列警方和机场安保人员在此次事件里表现不佳,而以色列民航的安检体系的漏洞也受到了严厉调查和纠正。事件调查的关键点是机场安检小组对不同国家的公民采用了不同的安检流程,他们会把一个阿拉伯人行李箱翻个底朝天,但如果那人是个东亚脸,他们也许会变得马马虎虎。事件后,以色列改革了机场安保体系,建立了全新的安检流程和案件方法。此后,以色列境内的机场再也没有出现一次成功的恐怖袭击,这一模式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借鉴和参考。
1982年6月,在阿布·尼达尔组织刺杀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加利利和平”行动,展开针对黎巴嫩境内巴解组织的军事行动,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期间,巴解组织和苏叙军队遭遇了惨败,事后巴解撤往的黎波里。1983年,在埃及政府的干涉下,巴解组织撤往突尼斯。两年后以色列空军再次发动“木腿行动”,轰炸了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引发轩然大波。
此时巴解组织虽然早已获得联合国承认,但是他们已经无法承受长时间武装斗争的严重损失,不得不开始寻求和平手段。1987年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随后遭到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的暴力镇压。此后,在国际社会努力下,巴以关系开始慢慢缓和。但是在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和平谈判一度陷入僵局,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再度遭到总理阿里尔·沙龙的镇压,2005年双方才再次完成和平谈判。
回到日本人这边。到了1971年,日本新左翼已经在不断的暴力事件中内耗严重,各派别的活动趋于低潮。日本赤军虽然还在海外展开了一些袭击,但是随着全球左翼运动的低潮化,他们也很难继续革命行动。2000年,赤军领导人重信在日本大阪被捕。2001年4月,她解散了赤军组织,作为卢德机场事件的策划人之一,她在2006年被判服刑20年。
但是,没有什么人比波多黎各人更对这次事件感到刻骨铭心。 2006年,波多黎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每年的5月30日定为“卢德机场大屠杀纪念日”。法律认为,卢德机场事件是“911”等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先声,法律中写道:
这些无辜的波多黎各受害者,成为了所谓的“革命联盟”的牺牲品。那些学生被狂热主义蒙蔽了双眼,狂热主义者使用反犹太话语扩大了世界范围内针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目标,发动恐怖袭击的规模。
由于事后几十年间,卢德机场的惨剧已经开始从波多黎各人的集体记忆中消失。法律强调,忘记历史是可耻的行为,对无辜者的暴力在道义上是可憎的。设立纪念日的目的,是为了记住受害者,尊敬幸存者。2008年,由于朝鲜情报机构曾参与策划卢德机场事件,帕布罗·阿亚拉和卡梅罗·莫利纳的一共九位儿女们在律师曼纽尔·圣胡安和以色列法律中心的协助下,向朝鲜政府提出公诉。事后阿亚拉之子帕布罗·提拉多和莫利纳一家获得了3.78亿美元的和解费,朝鲜政府未提供任何赔偿。
不过,战争的影子仍然没有从巴以地区消退。如今以色列的男孩和女孩仍然要和他们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那样扛起枪奔赴前线,直到完成兵役之后才可以转为预备役,暂时离开战场。而日本年轻人的生活似乎也和他们的父母辈差不多,他们完成学业,拿到一个还算不错的学历,然后进入一家企业工作,过上同样繁忙的上班族生活。只不过,曾经的流血事件对他们已经有些陌生了而已。
https://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290884/north-korean-israeli-shadow-war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echoes-of-tel-aviv-1972-in-florida-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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