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被放逐到这样的痛苦之地,我们也能生存下去,如此美丽,如此优雅,如此顽强地活着,你们来看看吧,就算是在这种依靠吸食女人鲜血来维持经营的红色地狱里,我们也能让这样美丽的鲜花盛开。
虽然日本文化曾强烈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但在性这一方面却没有这种文化上的束缚,更没有“性罪合一”这样的观念。日本的红灯区成为了许多游客的观光地,曾经颇有神秘感的大阪“飞田新地”竟然成为了游客中大有人气的景点之一。
但要说到这些红灯区中最为著名的,也被后世改编成各种影视作品、为人津津乐道的,那还要数位于东京的“吉原”了。
吉原是怎么诞生的,而在其中的那些娼妓们又是如何生活的?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讲一讲“吉原”的故事。
都说一个国家的古籍能多少体现出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纵观中国古代文学中,神祇多数还是与“性”一词相距甚远。但在最古老的史书中,也就是公元711年,由元明天皇统治时期成文的《古事记》里,就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問其妹伊邪那美命曰「汝身者、如何成」答曰「吾身者、成成不成合處一處在」爾伊邪那岐命詔「我身者、成成而成餘處一處在 故以此吾身成餘處 刺塞汝身不成合處而 以爲生成國土 生奈何」訓生云宇牟 下效此 伊邪那美命答曰「然善」
创造日本的伊邪那岐问他的妹妹伊邪那美说“你的身体生长完全了吗?”伊邪那美回答道“虽然长完全了,但是还有一处并没有合拢。”伊邪那岐说到:“我身体长成了,但多了一处,所以我用多出来的这处,刺进你身体没有合拢的一处,用以诞生国土,如何?”伊邪那美回答道:“可以。”
至此,日本诸岛就在神的交合之下诞生出来。相比较华夏文明中女娲培土造人,就算放到现在来看在,世界各地的创世神话中的日本神话也可以说是过于直白了。
同样在《古事记》中提到的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妻子“媛蹈鞴五十铃媛命”,在日本许多考据书籍中认为她的别名“ホトタタラ”。这一名字出自于其母亲玉依媛被大物主神(日本的一个神祇)化身红色的箭矢刺向其阴部,从而两人结识诞下女儿的故事。其名字中的“ホト”,所指代的正是女性阴部。
对于性文化的崇拜,或许很多去日本旅游的读者们都有所耳闻 —— 在一些观光景点,用木雕成的“神柱”比比皆是,神奈川的川崎市甚至还有“铁男根祭”。从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化来看,古时候的日本,广大民众对于性的需求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著名典籍《诗经》中的《周南·汉广篇》中有过“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诗句。日本学者斋藤茂在所著的《妓女与中国文人》一书中认为日语中形容“娼妓”的“游女”一词,正是从诗经中这个“外出散步游玩的少女”所演化而来。
在日本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就有过“游行女妇”(うかれめ)的记载,到了平安时代就简化为了“游女”一词。
娼妓这一职业早在古巴比伦便有所记载。然而在日本,这个古老的职业最早却并没有“妓女”的含义。在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游女们,最早是传播与神佛相关游艺的职业,后来逐渐转变为所谓“卖艺不卖身”的“艺伎”职业。
到了镰仓时代早期,由于父系制度的发展,以前具有一定地位的女性失去了立足之处,为了生存而被迫转向了“娼妓”一职。这些游女们在港口等人流密集之处扎根下来,为过往船只上的商人、武官和平民百姓提供服务。
在平安时代的作家大江匡房所著短篇集《游女记》中,曾经记录了从西国到京都的江岛、神崎、蟹岛等重要港口中游女们的生活状态 —— 划着小船的游女们,与客人们吟诗弹唱,小船的数量多到甚至都看不见水面。
但游女文化的兴盛却又导致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性病的流行、钱财的纷争甚至是游女们自身的人身安全,都是当时幕府所头疼的症结。为了便于管理,以及增加政府收入,一手建立幕府制度的征夷大将军源赖朝,在1193年下令取缔“游女屋”以及未合法的游女,命手下里间义成建立由幕府统一管辖的“游女别当”。
这些故事后来收录在在镰仓时代的历史书籍《吾妻镜》中。
后到了战国时代,伴随着奴隶买卖的兴盛,成为游女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在中村三郎所著的《日本卖春史》中,有过“天文·永禄时代,在骏河的富士山脚下有着所谓的奴隶市场,前来购买妙龄女子,向各地输送游女是当时的一种民俗”的记述。
丰臣秀吉上台后,为了安抚人心、巩固权力,决定在京都建立“游郭”,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红灯区”。1585年幕府在大阪的道顿堀北岸,建立了第一个游郭“三乡”。4年后则在京都设立了第一个游里“柳町”(游里更像现在的“花街”),秀吉本人也曾经多次光顾此地。
时任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爵士在自己所写的《大君之国—幕末日本滞留记—》中曾经有过如下的描述:
这个(游郭)制度后来开始向全国各地蔓延,伊势的古市、奈良的木辻、播州的室、越後的寺泊、濑波、出云碕、在博多还诞生了以朝鲜人为主的游女屋“女膜阁”,还有江岛、下关、严岛、浜松、冈崎,凭借着政府颁发的特权令,全国竟然发展出了三百多家游里,以至于信浓国善光寺门前的行人接踵而至,好不热闹。
从京都发迹,自然作为当时政治中心的江户(即现在的东京)也不能落后。1613年,幕府在日本桥茸屋町(现在的日本桥人形町)建立了一个大型游郭,命名为“吉原”。
吉原的建成却不是简简单单的“赶时髦”。德川家康在庆长8年(1603年)建立江户幕府,终结战国乱世之后,江户成为了武士、家臣、浪人们聚所聚集的大都市。据说当时江户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呈现男多女少的倾斜态势,而游女屋也就成为了当时人们闲暇娱乐的重要去处之一。
但作为国家的核心城市,加强江户城的防守,改修交通要道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环。为此就需要迁移一般平民的住宅来满足城市规划的需求。人口的流动使得“以人为本”的游女屋陷入营业危机,于是他们开始向幕府政府诉苦,也希望建立一个“游郭”来维持生计。
庆长17年,原游女屋的经营者庄司甚右卫门作为代表,向政府提出了游郭的三点规划:
客人只允许住一晚,不允许连住数晚。
伪造身份的游女,将被调查并且送还至家长处。
将会及时向治安部门通报犯罪人员消息。
这三点规划得到了幕府的认可。德川家康借用了丰臣秀吉对于游郭的处理政策,在五年后的元和三年(1617年),设立了江户的第一个游郭“葭原”,让甚右卫门出任管理人。甚右卫门此时提出所设置游郭规模需要更加扩大,原因有四:
为了发现大阪残党(指丰臣家的余党)的异论,江户的游郭规模以京都的岛原游郭规模参照最为合适。
能够进一步防止聚集在江户的人们的性犯罪。
可以满足大批换岗的武将的性需求。
能够更加促进江户的繁荣。
幕府在此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现有江户内所有的游女屋全部取缔,并将游女们向市中心集中派遣,同时游女屋与游女不得以豪华装修和服饰来营业,夜晚也不准营业。相对的,幕府给与游女屋免除税金的优惠政策,还给游郭以相应的自治权利。政府与业者之间的深厚关系,也就在此时建立起来了。
到了宽永年间,吉原游郭的雏形开始建立起来。为了加强管理,同时增加游郭的收入,幕府政府与游女屋的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利害一致的关系。
随后,幕府给甚右卫门在日本桥茸屋町提供了约220坪的土地,由于这片土地靠近海岸,芦苇(日语中读作yoshi)茂盛,所以被称为“芦苇原”(yoshihara),也就是“吉原”。随着城市的发展,到了明历2年(1655年),江户城已经扩大到马上连接到吉原的规模。因此,幕府下令将吉原迁往浅草寺附近的日本堤。
迁移就意味着人员的再一次流动,吉原的店家们自然也是非常不情愿。此时担任北町奉行(职位名)的石谷贞清提出了以下几条优惠措施:
增加吉原营业土地的范围
夜间也允许营业
取缔200间含有私娼的澡堂(私娼澡堂是游郭的竞争对手)
可以不用参与周围火灾、祭祀的协助
给与15000两补偿
在1657年的明历大火之后,这些游女屋搬迁到日本堤临时搭建的小屋开始营业,史称“新吉原”。1668年,幕府将私娼游女512人和管理人51人一并移送到新吉原,使得吉原的规模再一次扩大。德川吉宗在享保6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统计显示,新吉原的人口数达到了最高 —— 在这个2万坪的土地上,人口总数为8171人,其中仅游女就有2105人。
而凭借着这样的规模,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和大阪的新町并称为“三大游郭”,繁荣了二百多年。而作为这三大游郭的代表,新町的“夕霧太夫”、岛原的“吉野太夫”、吉原的“高尾太夫”(太夫是游女中地位最高的名号)也就成为了游女之中最耀眼的明星。
江户时代的娼妓,大抵分为三类:一是以在游郭等“公娼”店招待客人的游女,二是在饮食店和旅馆等个人建筑中拉客的游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俗称的“个体户”。当时并没有性病的预防手段,自然游女们的生活也是混乱不堪。在北岛正元所著的《德川家康》一书中就曾提起,仅幕末时期就有三成的人感染了梅毒,德川家康70岁之后也感染了淋病。
然而对欲望的渴求,却依旧让这些游郭日日笙歌,门庭若市。
在这条缘起于江户时代的繁华街中,游女们或来自身份地位的农家、或来自没落的贵族;或想在吉原出人头地,成为万人之上的花魁,或只为生计,期许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如意郎君。每一个游女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也自然形成了游女自上而下的阶级划分。
从下到上,游女共分为见习游女和游女两大类,见习游女不需要将牙齿涂黑,而成为游女则必须要涂黑。在见习游女中,分为秃、新造两种,而再往上则分为端女郎、局女郎、河岸女郎、座席持、部屋持、附廻、昼三、呼出、梅茶女郎、散茶女郎、格子女郎,直到成为最后的太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魁(おいらん)。
“花魁”一词的由来,有说法是来自于当时秃或者新造对于当姐姐的游女称为“我们那里的大姐姐”(おいらの所の姉さん)的称呼,演变为“おいらん”而得来。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出自宽文7年《吉原赞嘲记》中“いつちよく咲たおいらが桜かな”一句,目前真相为何还未有定数。
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大木康曾表示,“花魁”的汉字,则来自元代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篇,其中登场的王美娘被称为“花魁娘子”。而《卖油郎独占花魁》后来在日本被改编成狂言《绀屋高尾》,其中的女主人公源自“花魁娘子”,故引申而来。
但“花魁”实际上是“高级游女”的统称。在花魁中,真正的顶级游女被称为“太夫”,不过到了宝历年间,太夫一词已经不再使用,而改用了“花魁”一词。
作为游女的顶点,兼备美貌与智慧于一体的花魁,跟普通的游女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想成为走到上流社会的游女并非易事。自古以来,这些游女饱读诗书,更是琴棋书画手到擒来。甚至还有来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
早在平安时代,当时的宇多天皇在春天浏览养鸟院时,曾经邀请了许多游女前来。而其中,丹后守大江玉渊之女 白女(しろめ)有着美丽的容貌,亦非常擅长歌咏。
于是宇多天皇将白女唤作前来想戏弄一番,说到:“你就是玉渊的女儿吗?那你要证明这点。我听说玉渊喜欢吟诗赋歌,如果你能以‘养鸟’二字为题迅速作一句短歌,那我就相信你是他的女儿。”
ふかみどり かひあるはるに あふときは かすみならねど たちのぼりけり
笔者尝试着自译了一下。不知道和歌的翻译规则,让各位见笑了:
春深草木发新芽,却非新绿与君话。霞光殿前仰圣颜,身飞云霞绽心花。
白女用这短短的一句,将天皇比作上天的云霞,而自己则比作飞上云霞的鸟儿,表达了自己得幸被召见的感激之情。天皇深感佩服,赏御褂一件。从《大和物语》记录的这件事来看,当时的上级游女,还是颇有社会地位的。
成为花魁需要优秀的演艺、丰富的文学知识,更需要自身出众的气质来博得王公贵族们的喜爱。但一旦获得了“花魁”之名,那便是身居华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对一般平民来说已是遥不可及,而对于其他游女而言,则更是最为憧憬的存在。
在永井义男的《图说吉原入门》一文中,曾经提及过想要征召花魁的几个步骤。首先,直接上门拜访花魁是不可能的。顾客需要通过名为“茶屋”的中介(放现在来说就是“无料案内所”)通过大笔金钱买通关系,来获得与“花魁”约见的机会。
不差钱的顾客在之后可以与花魁约见在指定的地点,共进宴席。花魁出门前往指定地点的时候,会有着豪华隆重的仪仗,这就是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花魁道中”了。道中,在日语中指“出游”。“花魁道中”意味着花魁对自身的炫耀,也带有一些宣传的功能。
游行期间,队伍最前方则是提着写有花魁灯笼的“提灯男役”,后跟侍奉花魁的秃。在后面则是负责撑伞的“打伞男役”、辅助花魁前进的“借肩男役”和花魁本人。花魁足部穿著名为“三枚齿下駄”的漆木屐,以由外向内画圈八字步的方式步行。吉原地区采取“外八字”的步伐;岛原与大阪新町则采用“内八字”的步伐,队伍最后,跟着的是见习生“振袖新造”。
在酒席之上,花魁会坐在上宾位,顾客却只能坐在下宾,可以说顾客与店家地位被逆转了过来。
但这第一次见面却也只是如蜻蜓点水般的仪式——花魁坐在远离客人的位置,自然不会与客人过多交谈,更别说做出“喂东西”这些亲密的举动了。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花魁在考验客人是否有真正的能力能进行接下来的见面。而客人此时就需要招呼艺伎演绎歌舞,来彰显自己的财力。
之后的第二次见面也基本等同于第一次见面,只是花魁离客人稍微近了一点。
而第三次的时候,客人终于可以与“花魁”结成亲密关系,成为常客。花魁会准备写有自己名字的筷子以及精致的菜肴,而客人则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结成金”。当然,既然都已经三顾茅庐,那这“找花魁”的事儿基本上就算是成了。
像这种逐渐培养感情的做法,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过由于这种繁杂的做法以及过高的价格,一些富裕的武士会选择一些服务相差无几,价格更低廉又没有那么麻烦的“私娼”。作为竞争对手的这些私娼打压了花魁的生存空间。直到宝历年间,拥有着历代“高尾太夫”的高级店“三浦屋”关门停业,这种太过于高端的老式服务也就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那么一般的游女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让我们从最下级的秃开始说起。
见习游女中的秃(かむろ)不是秃头的意思,而是指日本儿童所留的齐肩短发发型,后来就引申为见习游女中那些几岁到十几岁幼女的名词。
这些幼女从7、8岁就来到了游郭。有一些具有日后成为“花魁”潜力的幼女则被挖掘出来,接受茶道、花道、香道等精英教育,同时还会跟随在“花魁”以及“格子”身边,辅佐他们日常起居,并学习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
顺带一提,在京都最大的祭典“祇園祭”中,辅佐中间挥舞长刀的少儿左右两边的少年,也被称为秃。
当秃超过一定年龄,大约16到17岁左右时就会成为“新造”,根据个人能力不同,新造中还分为多个阶级。其中最值得被关注的,则是被称为“振袖新造”(ふりそでしんぞう)的游女,因穿着振袖而得名的“振袖新造”可以说是被称为见习游女中的精英,除了要学习招待客人、熟习曲艺表演以外,在满17岁之前,客人还不允许对振袖新造出手。
无论是秃还是新造,成为游女之后就等于走上了“工作岗位”。她们早上6点就需要送顾客出门,并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地位较低的游女们只能跟其他游女合用一个大屋接客,并且仅通过一个屏风相隔。
而被老鸨们剥削的他们,甚至还会有不得不将客人吃饭时剩下的菜品留到第二天吃的悲惨境遇。
没有钱,也自然换不来自由。这些中等的游女们没有办法走出青楼的大门,吃穿住用全部都在楼内解决。就这样度过10年20年的光阴,以期待有一天攒够了自己赎身的金额,离开这个逼仄的角落。
在由政府管辖的游郭里,大部分的游女想要获得自由,要么就经过一定的工作年限,要么就还清自己的赎身金额。虽然从新吉原建立到天宝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赎身的游女超过总人数的8成,但近代学者对于这个数据抱有怀疑的态度 —— 大部分游女因为身染性病,加上营养失调,店家为了节省丧葬费用和看似没有必要的支出,就会解雇这些没有“商品价值”的游女。
所以实际上很多没能等到自由的游女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自然也就不会被算在赎身范围之内。
一部分能幸运活下来的中级游女,再后来因为年岁已高,就干脆做起了裁缝或者炊事员等职业,到最后也没能够离开吉原。一部分更加幸运的游女,则因为结交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而得以提前凑齐赎金离开此地。其中最为有名的则是江户时代著名文学家山东京传。他曾经两次为游女赎身(第一位赎身的游女病殁),并且将其迎娶为妻子。
当时为游女赎身需要多少钱呢?赎身的总金额是“游女的赎身金额+游女到目前为止的借款+今后可能会赚取的金额+青楼员工和游女后辈的祝贺金+送别宴会+杂费”,下级游女大概价格是40~50两(合400~500万日元),中级的大概是100两(合1000万日元),而想为“花魁”赎身,大概需要1000两(合1亿日元)。
在吉原游郭中,殉情、偷盗客人钱财、随意与客人往来信件、逃跑、与游郭里其他男性私下来往、吸食鸦片都是禁忌。当一名游女犯下了这样的禁忌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被店家“搞掉”,尸体被扒光衣服,用草席包裹着扔到到现在位于南千住的净闲寺内。
那时认为,用草席包裹尸体下葬可以让死人堕入到六道轮回中的“畜生道”,转世则不会再变成人 ——“如果作为人类下葬的话,到时候一定会变鬼来作祟人间。”这些游女就算是死后,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安息。
在接待客人的过程中,游女与客人发生恋爱,后来双双殉情的事情最为常见。其中,以净琉璃戏剧《曾根崎心中》最为著名。故事改编自元禄16年(1703年)旧历四月七日早上,大阪堂岛新地天满屋的游女初(はつ)与内本町酱油商平野屋的店员德兵卫在梅田曾根崎的露天神森林中殉情的真实故事。
如果真的能像这部戏剧中“今生死别,来世再见”的结局倒也是一个好事。而一旦失败,这种大罪所给这些游女们施加的刑法,却是难以想象的可怕。当然,也有一些成功逃离,却被情人始乱终弃的游女,最后看破红尘、削发为尼的故事,这些就都是后话了。
“生时自苦界,死后得净闲。”这个名为花又花醉的川柳作家为净闲寺中的供灵塔所写文字,也算是为了这些不幸的游女的一生,画上了平静的句号吧。
让我们从游女的故事说回吉原。伴随着吉原游郭的发展,描写吉原的浮世绘和小说开始不断出现。在吉原花天酒地的游客,有武士,也有老百姓,有富甲一方的财主,也有穷困潦倒的浪人,在吉原里,大家的地位却一样平等。在大的店铺中,一些文人名士经常会于此聚会,不少文学作品也诞生于此。
其中取笑落魄武士的川柳名句“身为武士,为何却被倾城讨厌”最为著名。(倾城指游女)
在江户时代,火灾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从关原之战之后的庆长6年(1601年),到大政奉还的庆应3年(1867)年,江户就发生了49回大火,而在这267年间,京都也只发生过9回,大阪则有6回。
说到江户失火的原因,除去本身木质结构房屋较多以外,过于密集的居住条件,以及冬季干燥的强风则成为了助长火势蔓延的条件。
而有记载的“吉原炎上”事件,就有22回,其中火势较大的则是1768年、1787年、1816年、1835年、1845年、1862年、1864年、1866年的记录。在明治44年(1911年)有记录的最后一场吉原大火,将游郭彻底摧毁。
实际上在明治中期之后,由于救火系统的完备,东京(江户)已经很少有大火的情况出现。可是,在4月9日上午11点半,吉原东北方突然发生火灾。大火沿着日本堤烧往浅草方向。由于当时西南风较强,火势迅速蔓延到吉原大门外的五十多间并排的店铺,到下午2点,已经点燃了整个吉原1/3的建筑。
而逃难的游女、妇人和孩子们起先还前往指定的避难所避难,结果由于火势满眼迅速,就连避难所也被烧毁,一时间惨叫声、房屋燃烧之声不绝于耳,景象极为凄惨。而救火队虽然早已出动,却由于火势实在过猛,消防成果收效甚微。
下午3点,大量被加热的空气,与火焰形成了“火龙卷”,破坏力强到甚至将消防用的水泵也彻底摧毁。到下午5点,吉原已经被彻底点燃。对比夜晚歌舞升平,饮酒作乐的夜晚,现在火光冲天的吉原宛如阿鼻地狱。
妓院的伙计们们疯狂向外搬运家具,而那些游女们却只能待在避难的寺庙里,双目迷茫,不知所措。
东京警视厅紧急向横滨消防局求助,大火烧到了晚上9点才最终得以熄灭。最终,6500户民居以及店家被毁,而作为江户百景中的“吉原夜樱”,也被彻底烧光。歌川广重所做的《吉原仲之町夜樱》图中美景,终不得复见。
后世也以这场大火创作了不少影视作品,其中以导演五社英雄于1987年所拍摄的电影《吉原炎上》最为出名。
但吉原在经历了这么多场大火之后,再一次地宛如不死鸟一样重新复活。
作为三大游郭之一的吉原,在经历过数次大火之后,都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恢复昔日的景象。对于游郭而言,永不缺乏的便是形形色色的饮食男女。即便房屋被烧光,店家一样可以在搭建的避难用临时小屋中继续营业。
只要允许娼妓存在,那么吉原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正是人类对性欲所追求的结果,也是这只“不死鸟”真正的魂魄。
然而最终使不死鸟坠落于历史舞台之上的,也正是人心。
到了1850年代,游女这一职业甚至被输出到全亚洲。在韩国、中国等地都开有日本人经营的游女屋。在古时算是奴隶制买卖的一环的游女、艺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开化,已经不再被现代社会所接纳。
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出于外国使节以及基督教等团体的抗议,日本政府在明治5年(1873年)颁布了娼妓解放令,而在明治33年则直接宣布取缔娼妓。
但这两条法令并没有改变游女的赎身制度,自然也就变成了毫无执行力的一纸空文。在明治37年(1904年)末的人口调查中显示,全国在册的游女仍有4万2000人左右,而艺伎则有2万6000人左右。
一些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文人墨客对游女开始抱有批判态度。福泽谕吉曾经在明治9年的《家庭业谈》中认为艺伎和游女是“人外人”,应该自觉地拒绝并且取缔娼妓,使游女转向其他行业。当时的新闻媒体也称这些游女为“丑业妇”、“暗之女”,使游女们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
除去私娼,那些被国家所管理的游女生活也同样悲惨:不能居住在指定区域意外的地方,甚至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也不能外出。就算是本人不想再干下去,逃避青楼老板的眼线去找警察申请,也会被以调解的名义遣返或是羁押。可以说警察与店家的沆瀣一气,让游女们彻底失去了自由。
女性过了青春年华,就成了毫无价值的废品,而在二战期间骇人听闻的“慰安妇”,则更是这种封建习俗所留下的恶果。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在1947年颁布的波茨坦命令中包含了一条《关于对使妇女卖淫者等的处罚敕令》,也就是在日盟军总司令(GHQ)要求彻底废除公娼制度的起源。
1957年4月1日,《卖春防治法》正式开始实行,吉原游郭的历史也就到此宣告正式终结。那些游女和伙计们被迫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存在了二百多年的围城。
后来,有的游女开起了打擦边球的咖啡店继续从事着风俗行业;有的游女则选择融入到社会,隐姓埋名地度过一生;有的游女因失去了生计而最终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也有的游女投身公益事业,为争取妇女权益走上了抗争的第一线。
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些游女们终于获得了本来应当享有的自由与平等。
白驹过隙,现在的吉原已经变为了“泡泡浴”的中心地带。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那些男女之间的悲喜故事,或可笑、或有趣、或悲伤、或无奈,在现代却依旧能够通过绘画、电影、舞台剧被后世所传唱。
而那些曾经叱咤时代,宛如烙印一样的“游女”们,却依旧像不死鸟一样,永远地飞翔在历史的舞台之上。
虽然游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大阪的“飞田新地”却是“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游郭。在《人中之龙 0》中出现的“椿园”正是以此为原型设计的。
而蜷川实花的《樱花乱》(又名《恶女花魁》)因为其独特的美术风格,让“花魁”这一名号披上了现代的面纱,也成为了现在很多和服店宣传的惯用风格之一。
吉原炎上、あるいは東京の火事の歴史 —— 「探検コム」
江戸時代の遊女の一生について、画像つきで紹介 —— 江戸ガイド
近代日本社会と公娼制度―民衆史と国際関係の視点から― —— 小野沢あかね
《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 —— 竹村民郎
吉原遊廓 —— 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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