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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为《巨人》引发的对跨文化传播现象的思考，不涉及漫画给出的故事结局，不讨论大众舆论对其的评价。
另外，本文充满了对漫画剧情的暗示，如果诸位没有看过漫画或动画，请谨慎阅读。
在漫画《进击的巨人》中，一方被称作“玛雷”的民族国家对其国内另一方被称作“艾尔迪亚”的民族长期实行高压式统治，以“艾尔迪亚人在千年前曾经屠杀玛雷人”这样的历史观教育艾尔迪亚人及其后裔，从而树立起名为“玛雷”的民族精神，强化自身统治的合理性。这样长久的文化历史教育不仅塑造了身在玛雷国中的艾尔迪亚人的精神性格，同时也造就了玛雷国中独特的民族主义文化。
文艺作品常常在提供娱乐功能的同时，又总给我们带来反思。它提醒着、警示着我们在安逸美好的生活之外仍充满着各种不安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在漫画中双方冲突正式开始之时，便展开出一系列教科书意义般的跨文化传播事例，对现实世界的映射颇具警示意义。笔者希望谨以拙略文笔，阐述简单理论知识，引起读者对现实的思考，促进沟通，控制冲突。
1. 作为互动性存在的文化
1. 作为互动性存在的文化
开篇，我们得先理解一下何为“文化(culture)”，人类对文化一词的理论解释历史已经非常之悠久。过去人类学家习惯于将文化定义为人的生活方式，哲学家常常把文化界定为人的精神活动或创造。从更综合性的意义上讲，文化常指那些既存在于人的行为中，又存在于人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中的信念、构想、想象和世界观所组成的一个“信息系统”，它包含着语言与非语言的互动形式。文化并不一定是关于“人性”本身的宏大叙述，而只是代表着多样性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每一种文化，或者称之为“文化群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被读者在内心无数次谴责玛雷人的下三滥作为，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是玛雷民族“独特的”，用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文化发展方式。文化是多样的，在理解不同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是通过某种先验的事例去理解，而是通过互动才能感知，我们只有在互动中感知相同或者相异的文化，平等地看待其文化内容和价值观，否则会陷入标签化认知的误区。
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总会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我们应当明晰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社会距离不同的人、群体间发生信息交流、沟通、理解、对话等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而文化作为人的某种精神和行为表现，自然地也具有“互动性”这一特征，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传播张力。
德国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派学者F. Graebner 认为文化与文化之间有“文化波”的存在。他认为两个文化的地理距离无论远近，都不能妨碍跨文化传播。同时，一旦人们意识到其他文化的存在，几乎必然会导致文化间的错误认识。就如同人类对于“未知的黑暗”会感到恐惧一样，历史上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随丝绸之路传播开来，同样增加了那个时代不同区域人民对于远方陌生人的恐惧，由于这样的恐惧，导致互相知之甚少的不同区域与文化间产生偏见与误解。因此在玛雷国人与帕拉迪岛人的文化交流之中也同样不可避免这样的“陌生人恐惧”，无论之前玛雷人的国民教育是如何。
“文化波”同样也体现在战争中。历史上十字军东侵，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演说，他号召人们征讨东方的异教徒对他们神圣的土地的亵渎。贵族与平民的热烈响应使得其制造出一种气氛，一种文化攻击另一种文化的行为变得合理，而受到攻击的人又不可避免地认为攻击他们的人是邪恶的，仇恨使得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变得愈加对立。
人类为了生存而创造文化，又为了文化而求生存。
2. 文化的障壁
2. 文化的障壁
笔者认为，我们之所以讨论“跨文化传播”，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文化的倾向性，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评价和观察来自他者(others)和陌生人(stranger)的文化。在文化冲突发生的时候，每种文化都习惯于抬高自身的价值，用以凝聚群体内的信念，从而希冀达到某种“支配他者”的权力。跨文化传播向来是讨论“交流如何可能”的学科，如果“交流的可能性”是被确定的，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将不复存在，现实生活中无数问题将迎刃而解，我们过去所喜爱的一系列具有警示意义的文艺作品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存在的事实意义。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民族自信”，或“民族优越感”，但没有人先天就有着“民族自信”、“民族优越感”，这些显然是通过后天学习，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不断沟通交流而得来的。我们先天并不知道何谓国家，也不知道何谓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信仰什么，相信谁，不相信谁，正是通过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逐步懂得了这些，也自然地“归属于”某一文化群体。我们所习来的文化就像是一面窗户，我们通过它来观察世界，评价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有选择地评价信息、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对本民族的文化信仰。
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在某些方面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广泛意义上来说也有助于民族内部解决问题与纷争，也更有利于向他者文化传递被认为是自身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与内容。但可悲的是，在文化内部，“民族自信”和“民族优越感”有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极端倾向，它在某些群体内演变成一种信念，认为一个人不能相信其他文化价值观同样好或者同样有价值。其典型想法为：他者文化多数比我们落后，我们的文化应该成为其他文化的典范，我们不需要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与习俗，生活在我们文化浸染的人们是幸福的，等。维护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是本来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习惯，并且我们常常通过提升所属的文化群体的价值来提升自我的价值，这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我们对于群体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民族自信”也得到了加强，现实生活中通过维护自身认知而加强自身心理归属的例子不计其数。但问题就出在过度地加强自身心理认知的行为总会倒向民族中心主义，越来越倾向于认同群体的价值，而忽略了面向他者的那面“窗户”的存在，他者的声音渐微，这将导致我们逐渐变得不愿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从而渐渐丧失了文化反省的能力。
糟糕的是，文化所属的“上层建筑”们也常常利用这样的心理来运作宣传机器，不断地对人们灌输这样或那样的中心化思想，从而维护自身的地位与政治诉求。而身处于这样环境中的民众，自然无法分辨事件的真实或虚假，自身的文化根基已经帮助他们做出了选择。可悲的情境就此产生，玛雷国内的艾尔迪亚人无论如何也想保住自身的“善良的艾尔迪亚人”的地位，不论帕拉迪岛上的同族人是否真的“恶魔”，他们宁愿相信自己脑中的影像，不愿直面事实。
如果说过度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已经让本来就无法客观沟通的两个文化群体间互相侧目，那么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就是点燃这干枯柴草的一把大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将对来自他者的信息归纳总结为一般性的概念化认识，原本对他者进行一定的认识性总结归纳有利于我们形成对他文化的确定性理解。但事实情况总事与愿违，刻板印象总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人们头脑中对他者的看法愈加变得牢固。例如常见的“广场舞大妈”、“女司机”、“程序猿”等等。刻板印象逐步左右人们对他者的感知，导致偏见的产生。
《进击的巨人》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政治景观：玛雷为了消解国内群体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寻求合法的统治地位，树立出“友善的艾尔迪亚人”和“邪恶的艾尔迪亚人”两种身份，从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逼迫国内的艾尔迪亚民众做出选择。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选择教育过程，强化民众对帕拉迪岛上艾尔迪亚人的文化想象，显示出“他者”的野蛮形象。通过教育在玛雷的艾尔迪亚人“千年来艾尔迪亚人的邪恶历史”，表明身为艾尔迪亚人要“将功补过”，属于玛雷是“优越的”，身为玛雷人同样是“光荣的”，玛雷统治的合理性由此树立。
玛雷的文化宣传机器某种意义上提供的不是他者的界定，而是对自我的界定，正如同野蛮的他者是以文明的自我为前提，它既生产着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又显示出玛雷对艾尔迪亚人的恐惧以及对丧失统治权的焦虑。越妖魔化对方，越显示出这样的恐惧，越是强化这样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引导民众对艾尔迪亚人的偏见和歧视愈来愈深，越是显示出内心的空虚和脆弱，以及对权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担忧。
玛雷人正是如此，以对他者的偏见来掩盖自我对他者的不公平行为，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合法性。长久的不公平对待，长久的对艾尔迪亚人的偏见和歧视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成为群体间不可逾越的障壁，这样的障壁甚至也隔离了所谓“善良的艾尔迪亚人”以及“恶魔艾尔迪亚人”，让民族内部的分裂成为事实，民族与民族间交流的可能性成为泡影。玛雷的一系列所做所为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梦魇。
3. “他者”的图景——海的那边，真的是敌人吗？
3. “他者”的图景——海的那边，真的是敌人吗？
消灭了敌人，我们真的自由了吗？面对这样的交流困境，面对这样的艰难情境，《进击的巨人》中艾伦悲观地面对人性，同时也泯灭了自己的人性——选择成为超级霸权，用毁灭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艾伦的选择也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悲观的现实，存在于我们假设中的对解决问题最完美、最经济的抉择在现实世界中也似乎从未实现。我们似乎也逐渐理解，对相对的“弱势方”玛雷来说，如果艾伦不发动地鸣，无论是否出兵玛雷都会幸存；如果艾伦发动了地鸣，主动出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做出任何响应则是等死，玛雷自然选择了战争。正如同核子大国间的恐怖平衡——你我都有毁灭世界的能力，不互相侵犯成为共识，因为谁都不愿背负上毁灭世界的罪恶包袱。但这样的平衡的建立在双方力量相对对等，动动手指就能毁灭对方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在这样的博弈困境中，他者永远不被“我”所信任，“我”可以永远选择对抗，直至一方消失。自由就像是一颗近在眼前的果实，但想要完整获得这颗甜美的果实，只需要杀死眼前同样看到这颗果实的另一个人。在干渴万分的情境下看着那颗诱人的果实，双方都垂涎三尺，互相遥望。艾伦以及玛雷国都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杀死对方，拿到果实。传播与交流在这一刻停止，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走向极端，人作为思想的载体遭到毁灭。理想的图景在漫画中消失不见，它刺激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敌人”确实存在，但若只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我们并不能找到完美的解答。
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人是传播过程的总和。传播是整个人类存在过程的生命，如果没有传播，那么就无所谓主体不主体，文化创造将成为自言自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这就告诉我们，他者是构建我们身为人的主体意义必备的要素。
人是自由的，同样又是身着镣铐的。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应当意识到“他者”与我们一样，同样是自由且身着镣铐，我们同为“他者的他者”。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与“他者”没有什么不同，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的“主——客”哲学观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他者并非为客体，他者同为主体本身，我们的交流环境并非“主体——客体”，而是“主体——主体”的交流，他者随时有“不合作”的能力。在文化与交流层面，如果不愿堕入冷漠、隔阂、争斗的深渊，唯一的解决方式便是必须将“我”置于与同样身为主体的他者的交流之中去，甚至需要我们将自身的喜好搁置一旁，完全站在他者的视角下思考与他者对话，从而理解他者，建构文化的多维视野。
对话和理解是弥合主体间差异的基本方式。
这样的说法似乎；令人难以接受，我们怎能悬置自己的喜好，将他人摆在与我同样重要的位置，想他人所想，思他人所思？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善人。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中心视野里，他者总是受到贬低与排斥的，无论是“天圆地方说”，还是中国古代的“天下之中”、“蛮夷”称谓，都蕴含着对他者、“我之外”的贬低与排斥。另一方面，他者又称异己者，更多代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是邪恶的、不正当的。古人在谈到亲近的人时绝不会使用使用代称，凡谈到“他”，“彼”，都是充满猜忌，警惕甚至是敌意。“他”思维至今仍然运行在各种文化之中，从上文提到的十字军东征，到今天西方世界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伊斯兰世界就是典型证明。法国学者莱维纳斯提出“彻底的他者”和“绝对的他者”，他强调“他者”是绝对不可能逐渐变为与“我们”同样的“自我”，“他者”根本上外在与任何自我。在莱维纳斯看来，“他者”抵御着自我对万物的统摄，“他者”是不可能还原的“陌生者”，与我们“相遇”的是完全不同于我的“他者”，理论上的同化过程不再可能，他者与自我的差异被绝对化，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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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莱维纳斯的理论就如同帕拉迪岛民众最初看待巨人那样，认为巨人是完全不同与人类的另一物种，与巨人沟通显然不太可能，对待巨人的方式唯有消灭。但殊不知，巨人在不久前也是与帕拉迪岛民众同为一个民族的艾尔迪亚人，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类，巨人化的过程让这些曾为同胞的人被绝对异化，变成了完全的“他者”。（玛雷的罪孽+1
但辩证地思考，一方面，对我来说，他者与我是有差异的，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我与他者的差异又是必需的，因为他者是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只有在我与他者的对话情景中，我才能认识我的存在。根据斯图尔特·霍尔的总结，我与他者的差异至少显现为三种意义：第一，在语言学层面上，差异是意义的根本，没有它，意义就不存在。因为意义是关系的产物，同时也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第二，在人类学层面上，文化取决于给予事物以意义，这是通过在一个分类系统中给事物指派不同的位置而做到的，差异的标志往往显现为文化符号的秩序。第三，在精神分析学的层面上，我们的主体性是通过向来不完全的无意识与他者的对话才得以形成的。也就是说，他者是形成“我们是谁”的不可缺少的、必要的部分。
于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他者在我们之外，亦存在于我们之中。
以此，我们终于意识到海的那边并不是敌人，但俗话说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我们得先在自我之中实现对他者意义的建构，超越我们对个体的有限认识，从而避免让我们陷入狭隘的自我意识中。他者虽与我们有差异，也让我们之间并不能完全做到互相理解，但如果我们否定了差异，我们无异于直接杀死了交流和理解的可能，把他者纳入我的语境之内进行理解只能导致单面的、扭曲的理解。我们应正确地对待差异，理性认识到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在差异性中建立互惠性关系。
人类历史上总倾向于建立一种身份稳固的的安全感，这与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保守主义相关，我们必须意识到差异的相对性、互补性，认识到世界上有非常多超乎自我意识外的存在，认识到我并非是绝对的、完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偏袒与保护差异权，过度地关注注重差异，某种意义上讲又是另一种身份危机，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我们过度在意某一组织群体中黑人、跨性别者占组织群体中的比例，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些人的另一种歧视一样。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跨文化的自我，向外寻求发展，激发自己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文化差异是矛盾的，既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有时它引起我们对他者的敌意，有时又是认识自我和“建构主体”的必需。
人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与他者交流”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DNA里，“交流”、“沟通”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唯有求同存异的对话，与他者建立互惠性理解，才能最大程度地拓展出跨文化间差异的积极意义，谋求共同的、和平的、面向未来的发展。兴许这正是文艺作品所带给我们的警示所在，引导我们思考现实，不断地刺激着我们安逸的神经，避免我们滑入无底的深渊。
附注：参考文献
- 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50卷 第1期, 2011
- 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何道宽译, 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003
- 沃尔特·李普曼, <Public Opinion>, 2008
-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张卫东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06
- 单波, <面向交流的无奈:传播学自我救赎的路径>, 新闻大学Vol. 112, 第18-21页,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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