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温灭唐后,中原地区的格局就一直不稳定。朱温死后不久他的后梁就被沙陀人李存勖所灭,此后中原被三个沙陀王朝——后唐、后晋和后汉短暂统治,之后又是汉人的后周王朝。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夺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才逐渐统一了中原地区。这位“杯酒释兵权”的皇帝本身也出自后唐时代的武勋世家,因此深知自己不能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
北宋的正规军被称为禁军,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守卫王朝,和外敌作战,其中被称为“班直”的一支还要负责皇帝的安全。再往下是厢军,大多由素质较差的招募兵员组成,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从事生产建设。除此之外还有乡军和蕃军,前者是征召的民间武装,后者是由来自西北边界一带的羌人组成。到了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土军地位已经和蕃军,厢军平起平坐,成为新的兵种。
弓弩是北宋士兵的主要武器,地位远超其他的冷兵器,当时曾出现神臂弓、马黄弩等弩,还有黄桦弓、黑漆弓等弓。到了11世纪,弓箭的发展速度已经变缓,其目的主要是在射穿盔甲和减少力度方面平衡。相比于步骑兵通用的弓,弩只能由步兵使用,而且装填更加麻烦,宋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配备专门的张弩手和进弩手(装填弩箭),再让射手发射。在宋朝的军事训练体系中,射手力度和准度的考察是核心部分。
近战武器同样有许多花样,11世纪的《武经总要》中,就记载有7种棒、2种骨朵、2种剑、8种刀、9种枪矛和各种大斧。在这8种刀里,除了“刀身短阔”的手刀以外均为双手持握的长柄武器。以宋神宗时代的斩马刀为例,据记载其“刀刃长三尺馀,镡长尺馀,首为大环”,可以将马腿砍断,这和南宋时期的麻扎刀颇像。这一时期还有能够砍杀战马的大斧,战斧步兵这一兵种也被遗传到了后来的南宋。
北宋军队偏爱长柄武器的原因很明显,那就是缺乏骑兵导致不得不用步兵对抗骑兵。当时出产优质马匹的河西走廊和幽云十六州一个在西夏手里一个在契丹手里,宋朝不得不通过价格高昂的贸易进口战马。禁军同样也是步兵为主,甚至还有少数无马的骑兵(宋神宗时,“马军多不精”,宋仁宗时“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骑兵的缺乏导致宋军面对骑兵为主的辽夏军队时非常不利,也更加依赖蕃军骑兵,这一情况不禁让人想起同个世纪,英格兰步兵面对诺曼骑士时的不利局面。
过度仰赖弓箭手的一个问题是,步兵缺乏近战能力。军事训练中的许多射箭技术的实战意义并不大,而为了学习射艺又舍本逐末放弃了近战训练。宋仁宗时尹洙奏表中提到“(弓弩手)更不学枪刀,虽各带剑一口,即元不系教习”,大概来看当时弓箭手的近战培训几乎等于没有,所以到了肉搏战中只能被屠杀。北宋手刀的装备量倒是非常大,但是质量并不高,标准也不统一,和唐朝的横刀,汉朝的环首刀相比好似武大郎遇到了武松。
北宋早期的盔甲还不算精良,但是当宋军面对西夏重骑兵时吃亏不少后,盔甲开始逐渐精良化。宋朝盔甲材质有铁、皮、纸三类,不过即使是最轻的纸甲也足以影响士兵的机动性。北宋骑兵的盔甲相对较短,以方便骑乘战马,步兵盔甲则相对较长从而起到更好的防护作用。传统的甲胄骑兵依然存在,其装甲大概和辽军以铁、皮革制作马甲的重骑兵相差不大。另外,铜面具也被列作装备之一。至于重达25kg以上的步兵重甲,直到南宋才有。
综上来看,一位北宋中期的武将形象也大致浮现出来了。他身穿大小合适的盔甲,当时人们对不同兵种盔甲的形制大小都有了一定认识。作为部署在西北边界的“西军”大将,他拥有一匹披甲的战马,手下还统领着比其他禁军更多的骑兵。他的盾牌是圆形的,而不是步兵那样的方盾。他佩戴的剑要比普通士兵的手刀更加精致,一如他的单钩枪一般。这种长柄武器不仅用来刺击,还能将敌方骑兵勾下马。宋朝骑兵的长柄武器种类虽不少,但是配套的训练却很缺乏。
回头望去,11世纪恰好也是北宋军事力量逐渐衰落的世纪。在宋神宗即位后,他进行了大幅度的军改,裁撤了不少冗兵,同时加强了武器制作和训练,还实施了保甲法。此后禁军规模被精简,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禁军规模又开始膨胀,编制不满员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了。文官治军体制的强化,导致军队由不懂战事的人统领,加上宦官统兵的问题让北宋末年的禁军完全不堪一击。反而是南宋初年,取消了宦官统兵,又有岳飞、韩世忠等武将治军,让军队战斗力又有了回升。
整体来看,作为比强汉、盛唐存在时间都长的朝代,宋朝的综合国力并不算弱,真正的“积弱”是来自崇文抑武的社会风尚,消极防御的战略布局,冗兵冗官造成的财政亏损等一系列问题。至少在宋初,统一中原的宋太祖依然算是出色的军事家,但是在此之后的宋代皇帝大多都只会纸上谈兵,甚至连纸上谈兵都不会。庙堂朝廷的错误决策,无疑让军事失败的危险性变得更加可怕了。
当我们回顾日本武士的起源时应该注意到,早期的武士和流行文化里的武士的差别非常大。所以在这一段里,需要介绍一下11世纪的日本武士。这个时代,也是武士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时代。
自从日本的国有军队瓦解后,征召的农民不再是军队的主力,骑马的贵族成为了战斗的决定力量。不过不同于欧洲诺曼骑士的冲锋战术,日本的骑兵采用的是骑射战术,骑射的武士是从平安时代一直到镰仓时代,日本战场上的王者。所以,日本武士并不像诺曼骑士那样持盾,因为双手都需要空出来放箭,而且日本的骑射战术也讲究精准射击而不是漫天箭雨。
武士的军队规模一般不大,但几十名武士起到的作用几乎能和上百步兵相当。如果放在使用密集步兵方阵的希腊罗马甚至英格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日本,直到16世纪初都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步兵方阵战术,而当时的日本步兵则是完全的三流兵种,士气极易崩溃,装备也相当差。所以在11世纪的武士讨伐战开始,我们会看到两方的头领武士射出鸣箭,然后大喝对方大名,冲过来进行对决。武士对决之后,步兵一哄而上混战一番,结束后又会散去。
瘦长的和弓是武士最主要的武器,它的制作技术一直被传承到今天。和弓是用硬木和竹片组成的,兼具强度和弹性,在曲射时射程可达350米,几乎和前面说的北宋强弩相当——不过武士骑射时采用的是确保威力和精度的直射,实际射程大概不到80米。骑射时,武士将弓举过头顶,左臂握弓指向目标,右手拉弦射箭。
到了11世纪,日本刀剑的铸造工艺已经日臻完美,甚至开始领先于大陆上的北宋。这一时期也有了刀身弯曲的毛拔太刀,后来演变为真正的太刀。但是,这把刀在实战中地位不高,只是自卫用的副武器。武士的近战武器首选是长枪,不同于欧洲的枪矛,日本长枪的枪头实际上是双开刃的刀剑,按照欧洲标准可以算“长柄武器”一类,这使得长枪可以用来横扫敌人,不过也使得制作成本更贵。
11世纪的武士装甲并非用来抵抗长枪或者刀剑的攻击,而是应付敌人的弓箭。当时上级武士主要披挂大铠,下级武士使用较差的腹当。大铠属于一种扎甲,由许多较小的甲片(小札)编织而成,依靠甲片和固定甲片的丝带防御。但是和文化中的描写不同,大铠非常沉重,即使用皮革代替非关键部位的铁片,也有30kg左右。其过大的体积和箱子形状的结构,也不利于全身的防护,特别是在挺枪战斗的时候。武士的头盔是用铁片钉在一起的,具有较大的护颈保护脆弱的脖子,头盔的装饰也许会十分华丽。
那么,一位同各种流行文化中造型相差较大的11世纪日本武士就有了外形了。他披挂着沉重的大铠,带有护颈的头盔能够保护他的几乎整个头部。他的身躯由四部分的甲片保护,为了保证在射箭时身体也有防护,胸前有两块分开的甲板。他在马背上战斗时使用几乎和他一样高的弓,为了避免木头腐朽,弓被漆上了颜色。箭袋挂在他的背上,他的身体左侧还挂着一把毛拔太刀,外形和12世纪的太刀已经显露出相似之处。这把刀也是他身份的象征,但是到了白刃战的时候,长枪才是这位武士需要的东西。
1028年,通过结亲的方式,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继承了镰仓地区,并将此地发展为氏族的根据地。随着源氏势力的膨胀,许多小家族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源氏一族获得保护。与此同时,伊势平氏一族也在关西一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不过不同于耕地充足的关东,关西山地较多,耕地狭窄,导致平氏一族的统治体系要更加错综复杂。在整个11世纪,清和源氏一直处在膨胀期,直到12世纪初源义家去世,平忠盛通过插手海外贸易强化宗族实力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最终标志着皇室的衰落和武家的崛起。
很遗憾,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和北宋与日本爆发过战争,未来蒙古人的对手也是南宋和镰仓幕府,都非11世纪的军队。到了这里也只能分析一下11世纪位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战争,从而看出双方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
11世纪初期,宋辽战争随着澶州之战结束,不过仅仅几十年后,北宋就和新独立的西夏爆发了多次战争。至1075年,北宋和越南李朝又爆发了熙宁战争。总体来看,北宋的对外战争呈现出败多胜少甚至屡战屡败的战绩。这也是和北宋整体消极防御,议和苟安的整体国策是有关系的。就以北宋和西夏之间断断续续的战斗为例,北宋本来可以在休战期内恢复元气从而在下一次战争中更加发力(这也是历史上很多停战期内参战双方正在做的,谁恢复更好谁就可以在休战结束后一举取胜),然而在北宋这里,仿佛是把每一次休战都当成了救命稻草,结果每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总是准备不足的“挨打”一方。
先说1004年,作为第一次宋辽战争最后一战的“澶州之战”吧。到了这个时候,辽军自986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对宋的胜利。而这一年,辽军又继续南下深入,大军已经到了澶州(今濮阳),差不多算深入腹地了,如果辽军真的攻破此城,开封可能要不保了。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北宋朝廷这下惊慌不已,不少人建议宋真宗迁都避祸。但是在宰相寇凖、毕士安二人的劝谏之下,真宗勉强决定亲征,并于11月动身。
当宋真宗抵达澶州后,随即鼓舞了守城军士的士气。同时,援军的到达让北宋一侧的人数终于和辽军相当甚至略超过。而就在这之前,辽军统领萧挞凛又在城下被弩箭射杀,辽军士气随之受了重大打击,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的攻城战。局面本来对北宋总体有利,但是宋真宗依然是一心求和,战争以《澶渊之盟》的签订画上了句号。直到一个多世纪后,宋辽之间才再度爆发战火。
不过,从澶州之战的结局来看,战争中辽军的攻城失败主要还是在自身。辽军的攻城能力并不强,就在围攻澶州之前,辽军对平寨、保州、定州、瀛州的进攻最后都未成功,瀛州围攻持续了十多天,辽军伤亡上万人,对于军队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面对威虏军驻扎的河北小城,辽军也不能攻克。
另外,北宋时期,砖墙逐渐代替了土墙,这也让攻城的难度进一步提升。最后,宋军并不缺乏守城器械,传统的人力抛石机到了宋朝依然在被使用,而较大的床弩也是强有力的守城器械,历史证明就算守军士气和训练水平一般,只要装备足够,城墙牢固,防御用心,守城战依然有可能取得胜利。
11世纪北宋在北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契丹,而是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宋夏战争同样是打打停停,而宋军在神宗时期几乎是每战必败。所以为了反映出11世纪宋军的战斗水平,应该盘点一下其中几次北宋大败,当然考虑到后期西夏也无法像当初辽军一样深入北宋腹地,所以这其中的原因也该被看到。
首先是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在景宗元昊攻克金明寨后,他挟胜利之余威进军延州。宋军将领石元孙和刘平连忙组军支援,两人在万安镇和黄德和,万俟政、郭遵会师,五人立即奔赴延州。不过,元昊早已集结了远多于宋军的十万大军在三川口设伏了。此地位于今天陕西延安附近,靠近一条河流。西夏军随后涉水渡河,但是却被对岸的宋军斩杀五百多骑兵。西夏军又尝试以盾阵强攻,依然未能突破宋军阵线,自身又阵亡了八九百人。
然而到了日落时,西夏军又派出大量骑兵压制宋军,此时宋将黄德和见宋军被压制,便下令撤退,宋军顿时阵形分散,无法有效防御。宋将郭遵骑马持铁杵冲向西夏军,击杀敌将杨言,又挺枪冲入敌阵,杀死杀伤众人,终究寡不敌众战死。此后,宋军撤退到西南方向的山脚下,驻造城寨防御,最后依然被西夏攻破,刘平、石元孙等所带人马全军覆没。所幸西夏军因为战斗的疲劳加上大雪天,并无法攻克延州,最后撤军了。看来,延州守军闭城不出乃是正确选择,西夏军同样不善攻城战,但是如果野战的话,面对人数众多的西夏军无疑凶多吉少。
三川口惨败后,北宋朝野对夏态度分化出主攻派和主守派。前者如韩琦认为应该用一次决定性大胜尽快结束战争,从而减少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后者如范仲淹则认为西北地形易守难攻,面对西夏只能坚壁清野,消耗敌方实力,等后者衰弱再出兵。这样的争论并未持续太久,到了1041年,好水川之战又爆发了。
这年二月,元昊诈降不成,突袭渭州。韩琦命令环庆副部署任福带一万勇士从怀远城,经德胜寨袭击西夏军后方,如果敌方攻势太强,可以退守险要之地,等撤军时再次突袭。计划虽然很有道理,但是任福犯了过度自信的错误,他只带了一队数千轻骑,在张家堡小胜了一场。随后,宋军开始追逐诈败的西夏军。任福屯兵于好水川,朱观则屯兵龙洛川,二者相距5里。
宋军继续盲目追击,但是自身也粮草耗尽。前进到陇竿城时,西夏伏兵突然攻出,宋军死伤惨重,任福父子皆战死。西夏军随后转向攻击朱观所在的大军,再次取得大胜,龙洛川一带的宋军只剩千余人,在援军到来后,由朱观带领撤退。此战宋军将领折损刘肃、武英、赵律等人。宋军在此战中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任福自作主张的行军,他完全背离了韩琦的主张,导致分散的宋军被逐一击溃。即使是韩琦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计划,会因为如此卑鄙恶劣的行径而毁于一旦。
此后,即使是韩琦也转向了主守派,他也意识到西夏军的弱点在于攻城能力的不足。实际也确实如此,西夏军此后对麟州、府州的多次围攻均以失败告终。战争也确实让西夏国内元气大伤,元昊随即决定进攻宋军防御较弱的渭州。这就有了之后的定川寨之战。同前两次战败一样,宋军在定川寨之战中依然是在远离守城的情况下,在野战中入了埋伏,从而被辽军杀伤惨重,西夏军本战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进攻渭州,而是将泾原宋军吸引过来再一举击溃,从而深入关中。但是北宋在关中同样有较多驻防,元昊最后无功而返。
宋军三次大败的原因也有几个。其一,宋辽战争结束后,宋军极少有实战机会,作战经验不足且战斗意志下滑。其次,党项人也不是普通的游牧民族,而是有着完整战略体系的国家,部分军队装备甚至领先北宋,也不乏实战经历。另外,西北地区的恶劣环境,也使得异地作战的宋军面临不少压力。不过,缺乏攻城能力的党项军队无力突破多数宋城的防守,发动消耗战也不符合西夏的国情。最终,双方依然以结盟和谈的方结束了第一次宋夏战争,但此后又因为各种原因,又多次重新开战。
整体看来,北宋在11世纪的战斗力是在逐步下滑的。到了12世纪金军南侵的时候,面对攻城能力远超辽夏的金军,北宋的优势也难有用武之地了。而这也随之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灭亡,在整体议和苟安的策略下,宋朝军队战斗力自然会逐渐减弱。即使神宗时期整备军武,因为官僚系统的腐朽其成效也并不显著,此后的政治混乱,更是让这点成就都消散了。
1051年,陆奥地方的安倍氏开始了对朝廷的反叛,此后爆发了一场持续到1062年的战争,由于除去双方的休战期以后,一共打了9年,此战故被称为“前九年之役”。这次战争期间,并没有太多大规模的战斗,其中较可一提的是1057年11月的川崎之战(也叫黄海之战)。
这场战斗源氏军的指挥官是源赖义,也就是前面那位赖信的儿子,他的对手则是安倍贞任,在六个月前他的父亲赖时被叛变的安倍富忠伏击而死。双方的军队都不算多,源氏军只有1800人,而安倍氏军也只有4000人,考虑到当时源氏全军只有2000国衙和500武士,这几乎是他的极限了。战斗的过程似乎并不长,源氏军在补给缺乏的状态下发动了远征,途中又遭遇了大雪,安倍氏军则以逸待劳,利用两倍的数量打败了源氏。战斗中至少有数百朝廷兵战死,数将折损,源义家只带了六骑拼死逃离战场。
不过,这次胜利并未带来有利的战局。随着源氏兵力恢复,以及清原氏的加入,安倍氏军从此不断吃败仗,贞任最终也战败被俘,后被斩首。不过这并不是朝廷和陆奥的最后一战,1083年,陆奥一带的清原氏又发动了叛变,史称“后三年之役”。对于这一战争的资料并不多,不过结果依然很明朗:清原氏一族灭亡,奥州藤原氏成为当地的豪族,更重要的是,朝廷统治力进一步衰弱,源氏一族对关东的统治力极大加强。
不过到了12世纪,平氏的地位反而开始逐渐上升,平氏和源氏的对立也在逐渐加剧。1159年的“平治之乱”几乎让源氏丧失了立足之地,1167年平清盛成为了太政大臣,此时皇室本身第一次被武士完全掌握了。然而,这还不是结局,平清盛凭借着以往的经验,试图将自己赖以崛起的货币贸易体系建立到全国境内。然而这却和关东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武士们发生了利益冲突,而西国的饥荒灾害则让他的基本盘都不再稳固了。1180年,以仁王突然号召讨伐平氏,源平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大战之初,源氏军并未占到多大优势,双方第一次大战的宇治之战就是一次惨败。战斗前夕,宇治桥对面不过有几十位源氏武士,但是他们却凭借自己的弓箭让平氏军无法过桥。此时一位叫足利忠纲的年轻武士,带了300骑兵在上游过河,之后一举攻破取胜。源赖政自杀,以仁王战死。然而,平氏已经无法只手遮天了,这也只是源平战争的开始。
1184年击败木曾义仲后,源范赖和源义经立即带兵出发,进攻驻扎福原的平氏军。到达了三草山东方后,义经决定商量进攻方案,最后决定采用冒险的夜袭。这一战术很成功,平氏的武士在昏暗的夜间无法射箭,面对源氏武士的白刃冲锋无法抵挡,四处逃散。义经随后进军三木,他把主力七千人交给手下土肥实平,自己带领三千人袭击平氏后方。不过,义经在途中被平盛俊的大军阻拦,于是他再一次将军队分散,将多数留给多田行纲,自己只带70骑转向一之谷。
2月7日凌晨,范赖和实平的大军开始发动正面进攻,但是在战场正面,平知盛部署了足够的防御设施,源氏军死伤不少,平氏军甚至开始发动反击。但是随着平氏大军西移,后方变得空虚,义经趁机从高仓山上冲下,一路劫掠大营。这70人的数量并不多,但是这次成功的突袭却实打实摧毁了平氏军步兵的斗志,结果不言而喻,平氏大败,陆军几乎被毁灭了。一之谷的惨败成为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陆战,到了第二年的坛之浦海战中,平氏战败自杀,战争也随之结束。
从这些早期武士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来,当时日本军队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而其中的步兵并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反而是数量很少的武士才是决定战局的力量。从11世纪中期的前九年之役到12世纪后期的源平战争,武士阶层终于完成了崛起。在之后的七百年里,武士仍然是日本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到了战国时代,才有一群用长枪和铁炮武装的步兵,敢于在良将带领下和敌人的武士较量一番。
不过这一时期,日本并没有同外部的力量发生战争。只有在11世纪早期,才有少数来自大陆的女真、高丽海盗袭扰了日本的海岸。但是这些海盗不论是装备还是战斗力,都无法和地球另一边扫荡英格兰的维京海盗相提并论,也无法突破武士的防守。自从征伐新罗到文永、弘安战争期间,日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封闭期。这段时间的日本战争艺术,也依然在成长期。
11世纪的亚洲东方和同时期的西欧一样,也被不同的战争笼罩着。在大陆上,北宋军队结束了和契丹的战争,但是随后又开始了和党项的战争。到了11世纪后期,北宋的战斗力进一步滑坡,面对更加落后的越南时也曾经丢失 邕州城池,遭敌人血洗。到了12世纪,终于在更强大的女真入侵中被灭亡了,只剩下了南宋的半壁江山。这一场战败,留下了许多的遗恨。
在这个世纪,日本武士也逐渐兴起,朝廷则越来越虚弱,日趋依赖于最强的武士家庭。虽然朝廷也试图利用武士家族的不和来恢复自己的元气,但是终究也是无力回天,到了自己的武士抽刀反指主人时,也只能无奈叹息“时代变了”。此后,幕府政治取代了原有的君主制,而面对蒙古入侵的时候,镰仓幕府的两次胜利无疑是他们在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虽然之后他们也覆灭了。如果回到11世纪,北宋大军面对源平二氏的武士们,能否完成未来忽必烈未能完成的任务呢?这也是一个难以得出答案的问题。
下一篇就做为总结篇吧,看看这四大战士们还有哪些可讨论的地方。
《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王曾瑜著。
《日本武士战争史》王子午著。
《中国唐宋时期的战争》范永青等著。
《Early Samurai: AD 200-1500》Anthony Bryant著。
《Imperial Chinese Armies: 590-1260 AD》C J Peers著。
《Samurai Commanders: 940-1576》Stephen Turnbull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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