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流言深处的「妖僧」拉斯普廷：或许是最早被流行文化塑造的反派

前一段时间做苏联美学资料整理的时候，集中读了读沙俄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的历史，发现宫廷内外各类韵事、惨事中，基本都少不了妖僧拉斯普廷的名字。按照几乎众口一词的普遍观点来说，由于意志薄弱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于他近乎狂信，在这位「妖僧」离奇地被杀之前也作了不少孽，最终导致了二月革命的大爆发。总之，这位富有争议的怪人大概是罗曼诺夫王朝末期最为神秘的人物了。
正好《王牌特工》的新片预告放出，就此随便聊聊「疯僧」离奇身世的另一面，以及他与电影之间的关联——或许这位被重重塑造为「妖孽之人」的角色，也可能是流行文化的受害者。

在登堂入室之前：拉斯普廷的1890-1905
按照斯洛博多-波克罗夫斯卡娅圣母教堂的出生登记册来看，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廷（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1869年1月9日出生在托博尔斯克省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他是一个车夫的儿子，年轻时体弱多病，于是1890年开始去徒步朝圣，独自走过了大概近600英里的路，到达了维克霍托尔·尼古拉耶夫斯基修道院，在那里读到了最初的教义。

回到村里的拉斯普廷开始显露出一些与农民身份绝不相称的特征：他戒了酒，不再吃肉，并每天阅读福音书，同时极度虔诚地进行祈祷。虽然他在1890年与朝圣路上相识的农妇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夫娜·杜布罗维娜结了婚，并生了三个孩子，但他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没有停止朝圣，几乎走遍了托博尔斯克省与整个西伯利亚教区所有的修道院。1900年，他前往基辅朝拜当地的修道院，在回程中又拜访了喀山神学院，并与一些神父进行交流和学习。
一个普通农民对于神学的渴望，即使在当时来说也是很不常见的。或许是因为他这种狂热与不同寻常的兴趣，使得他逐渐得以被教会上层所认识。1903年，拉斯普廷来到了圣彼得堡，并通过「某些关系」与圣彼得堡神学院院长，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哥罗德斯基主教会面，在此之后，几位位高权重的教区主教与大主教也相继接见了他，这大概说明当时的拉斯普廷已经在教会系统中小有名气。

到了1904年，拉斯普廷已经作为一名「圣愚」与「神选之人」，频繁出入于上流社会与贵族之间。在东正教文化中，所谓圣愚（Юродство）是指某些得到圣灵启示或具备大能的人故意装癫，经受苦难和自我折磨，同时又以自身的行为显示神迹，是一种为基督而牺牲的信仰展现，一旦被认定就享有很高的声誉。1905年11月，拉斯普廷首次觐见沙皇与皇后，在此之后的历史便展现出另一番奇特的面貌了。对他「为祸一方」的种种猎奇描述在中文互联网上数不胜数，可以自行查阅。
拉斯普廷之死与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
我现今能够找到最早的有关拉斯普廷的书出版于1918年，书名是《拉斯普廷与俄国革命》。在这本书里对他的描述基本上没啥好话，一些较为离奇的内容描述大概与UFO差不多，而且把皇后亚历珊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对他的无条件信任看作导致罗曼诺夫王朝垮台的最直接原因。但在100多年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从1905年革命到沙皇下台的1917年二月革命之间，整个俄国已经处于事实上分崩离析的边缘——即便尼古拉二世没有御驾亲征，也无法改变沙俄在一战中节节败退的事实。同样，大力渲染拉斯普廷的「妖僧」行径，也并不能就此掩饰历史的荒唐与错乱。

总之，在公开的历史里，拉斯普廷在1916年被尤苏波夫亲王及同谋给干掉了。坊间的普遍传言如「吃下氰化物蛋糕毫无异状、中了数枪后仍然若无其事、被扔进河里后死于溺水」等等，都增加了这位「妖僧」更多的神秘成分，更符合「奇人异闻」的倾向。但是如果按照给拉斯普廷验尸的著名法医和解剖学家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科索罗托夫的说法，其实这个人在被扔进涅瓦河之前早就死掉了。
科索罗托夫的报告书里表示：尸检中发现了非常多的擦伤，其中有大量是在死后的拖曳中造成的，尸体从桥上被扔下来时基本把右半个头颅摔碎了；腹部的枪伤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子弹穿过了胃、肝脏，并把肝脏整个打碎了，导致大出血；同时背部和脊椎也有枪击，背后射中的子弹打碎了右肾；额头上还有受枪击的创口。
科索罗托夫最后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死者在遭受这些射击的同时就已经死掉了。没有任何溺水死亡的迹象：肺部没有扩张和积水，在气管和呼吸道中也没有发现水或泡沫状液体。

在拉斯普廷生命的最后一年，朝野之间几乎都认为「是这个妖僧蛊惑了沙皇与皇后」，有关「皇后与其有染」的流言铺天盖地——但其实在1915年之前，他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许多有关他与沙皇一家过从甚密的表达甚至是在1917年之后才出现的。至于说他与亚历珊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交往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附会及传言，譬如长期陪伴皇后的索菲亚·卡尔洛夫娜·布克斯格登男爵夫人在谈及拉斯普廷时曾说：
我从 1913 年到 1917 年住在亚历山大宫，我的房间通过一条走廊与沙皇孩子们的房间相连。住在那里的时候我经常与皇后在一起，但我从未见过拉斯普廷。
类似的证言也不是孤例。在1917年革命前，有相当一批人认为拉斯普廷不过是皇室和教会推出来作为牺牲品的替罪羊，用以在关键时刻安抚躁动的士兵和市民——当拉斯普廷已死的消息传扬出去之后，从彼得堡到东线的战壕全都在庆祝，几乎所有人都交口称赞，认为俄罗斯将从妖僧的阴影中得以解脱。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积重难返的帝国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佞臣的死而得到拯救。
然而在二月革命，沙皇被废黜之后，有关拉斯普廷的神话就如同长了翅膀一般从欧洲到美国，流传得越发神乎其神了。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书籍，以及坊间的口耳相传之外，还有当时最先进、最时髦的玩意儿——那就是电影。
找一个公认的邪恶大反派不太容易，幸好有拉斯普廷
有关拉斯普廷的电影记载，据说最早可以上溯到1917年3月。当二月革命刚刚发生，沙皇被迫退位，就有关于「妖僧传奇」或类似题材的无声电影短片摄制完成，这些电影都把他当作一个怪异的、被妖魔化的典型人物，将他与皇室之间的关系暴露给有窥探欲望的观众们。
俄国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刚刚兴起的电影工业自然不会放过把这个改朝换代的大事件变成金钱的好机会。当时的著名导演赫伯特·布伦（Herbert Brenon）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立即就拍了一部《罗曼诺夫王朝的陨落》，把拉斯普廷当作主角，大肆渲染「妖僧」与沙皇皇室之间的关系，把各种事件描绘得神乎其神，搞出了一部半幻想半写实的极其卖座的故事片。

当然，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处决的悲剧给拉斯普廷又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毕竟他曾写过「如果我活着，沙皇与俄罗斯都会活着」。在此之后，有关拉斯普廷的题材就一发不可收拾。
1925年，旅居欧洲的阿·托尔斯泰（是的，就是写《彼得大帝》与《火星女王阿丽塔》那位）写了一部《女皇的阴谋》，讲述拉斯普廷「秽乱宫闱」的事迹。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剧本是在柏林出版，剧目却在莫斯科首先得以上演：当时的苏联政府认为这部戏剧有利于展现沙皇政府的昏庸、混乱与腐败。1926年，奥地利人又火上浇油地拍了一部《欧洲纵火犯 Die Brandstifter Europas》，有模有样地讲述拉斯普廷的传奇故事。
看起来拿拉斯普廷做文章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到了1932年，米高梅的历史大戏《拉斯普廷与皇后》却揭开了新的篇章：戏里如果只讲死人也就罢了，关键是还讲了活人的事。电影中谈及尤苏波夫亲王刺杀拉斯普廷的戏码是整部影片的高潮，但编剧为了增加戏剧冲突，将桥段设计为：亲王之所以下定决心刺杀妖僧，是因为他的太太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罗曼诺娃-尤苏波娃公主被拉斯普廷给强奸了，之后还依附妖僧，演了一出寝取戏码。

这就惹上了大麻烦：因为尤苏波娃亲王夫妇还活着，而且就旅居在伦敦，电影上映之后他们看到里面的情节简直怒不可遏，直接一纸诉状把米高梅送上了法庭。最终，米高梅被判处赔偿2.5万英镑，而为了息事宁人，电影公司又额外给了亲王家7.5万英镑的赔偿，这笔费用折算起来合计大概有100万美元之多，而这部电影的票房也就不到140万美元。因为是在大萧条期间上映，所以这部片子为了吸引观众，成本就高达100万美元，里外里米高梅赔得底儿掉。
为了规避类似的风险，在这部影片之后，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凡是拍摄涉及历史题材的内容，都会在片中加上一句「片中人名事件均属虚构，如有雷同均属巧合」，这句话演绎至今，就变成了所有文艺作品为了避免不必要麻烦的免责声明。

但是这并未影响影视行业从业者对于拉斯普廷和沙皇题材的热爱。从50年代到90年代，相关的电视、电影几乎遍地开花，不仅欧洲人拍，甚至苏联自己也拍。例如1966年英国人拍的电视电影《狂僧拉斯普廷》将之塑造为一个癫狂又令人恐惧的「疯狂圣愚」；1981年苏联功勋导演、俄罗斯联邦艺术家埃莱姆·克里莫夫又拍了一部反映末代沙皇家庭的《痛苦》。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电影在90年代还对拉斯普廷有过各种方式的解读。

进入21世纪之后，对拉斯普廷其人其事的解读和演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对于他的经历编出了新花样，而且甚至将其演绎为一个流行文化符号。比如2004年BBC出品的50分钟纪录片《 谁杀死了拉斯普廷 Who Killed Rasputin | BBC》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表示尤苏波夫亲王对拉斯普廷的刺杀是英国军情局前身的杰作——名义上的主谋是亲王，但最后对拉斯普廷的额头上射入致命子弹的，则是潜伏在彼得堡的英国军官。

所以，搞不好这才是这部《Kingsman》的灵感来源：英国人在黑别人家的历史和自黑上都毫不吝惜，拉斯普廷这么好的题材加上一战复古风，他们不开心才怪。

历史的真相或许无人能说清
在今天，拉斯普廷在更多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披头散发、深邃的邪恶的眼睛、一把斯拉夫人的大胡子。看到这几个元素，一个「疯僧」或「圣愚」的人物标签就已经进入了现代观众的心底。谁又会在乎真正的拉斯普廷在历史上到底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从秋明州走出来，狂热向往上帝，被下毒、重锤、枪击又被扔进河里的农民，历史加诸于他身上的负担与谜团，或许永远也无法解开了。
「我只见过他一次。他是个高大的男人，面容憔悴而忧郁，凌乱的眉毛下有一双锐利的灰蓝色眼睛。他留着长发，蓄着农民特有的大胡子，沉默寡言。」——沙皇皇室法语教师，瑞士人Pierre Gilliard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