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表于《文汇报》(2020.12.11),发表时限于篇幅略有删改
2015年,刘慈欣凭借作品《三体》成为了亚洲首位雨果奖得主。作为彼时一种由类型文学演变而来的小众文化,中国科幻由西方舶来品至本土化改造,从断代承继到文化输出,这一系列巨大的转变让科幻文化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也让学界对科幻史的研究热情日渐成为一门显学。
时空仿佛遥相辉映。20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科幻文化盛极一时,在英美两国之间就曾相继诞生大师级科幻史著作。1973年,英国的科幻“新浪潮”代表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以侧重于文学批评的角度,出版了科幻史著作《千万年大狂欢》(后有根据此书修订扩增成书的《亿万年大狂欢》),由此促进了主流文学界重新审视科幻这一类型文学一度被忽略的文学价值。两年后,美国的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也通过整理其早年在美国国内开展的科幻史系列讲座内容,出版了科幻史著作《交错的世界》,并荣获包括雨果奖(特别奖)在内的多项大奖。
不同于奥尔迪斯注重于挖掘科幻小说史中被忽视的文学价值层面及其影响因素。出身于出版世家的冈恩,在《交错的世界》一书中所呈现的视角更侧重于各时代科技变革及文化媒介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
在《交错的世界》中,冈恩先是别具一格地将科幻史的时间长度拓展至数千年前,打破大众对“科幻史不过几百年”的传统认知,溯及包括《伊利亚特》《奥德赛》在内的古希腊神话传说、史诗文学等一系列西方早期幻想文化产物。其后,对于史诗文学与社会环境的批判催生出了一系列启迪后世乌托邦文学的幻想作品,冈恩分别重点介绍了柏拉图的哲学作品《理想国》与有关“亚特兰蒂斯”对话录,以及卢奇安关于“月球旅行”的讽刺作品《真实历史》。
随着漫长的西欧中世纪日渐远去,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接踵而至。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在西方先后普及,承载文字的媒介经由远古时代史诗文学的泥板石刻到莎草羊皮,逐步向早期精装纸书过渡,原先由天主教会所垄断的知识与文化开始向中产阶级传播、直至底层人民。
在这一背景下,冈恩通过列举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的发表及望远镜的发明(1608)两大事件,挖掘出了一系列西方早期天文学家、哲学家与思想家的准科幻作品。他们或多或少受“卢奇安式星海航行”或“莫尔式乌托邦”幻想的启发,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部部阐述科学观测或传播乌托邦思想亦或是批判讽刺当时社会的作品。其中包括伽利略的《星座信使》、开普勒的《梦》、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的《日月两世界旅行记》、伏尔泰的《米克罗美加斯》、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以及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等。
这些作品如同构造出了一个个零散的“另外的世界”,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也难以与现实世界相交错。直到当18世纪中期西方的工业革命到来时,科技变革带来了积极或消极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反过来促进人们对未来的展望与推断。诚如冈恩所言,
“世界上早就存在先知,正因为是先知,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他们能够通过连自己也无法描述的方法,预言其他人无法预知的事情,他们的方法是无法分析、无法模仿甚至无法探讨的。推断的能力则是通过观察一系列事件,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发现事件的趋势,并了解其未来的走向。只有当人们认识到生活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发生改变以及被改变,当人们认识到人类理性决定了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并有可能影响变化本身,这种能力才得以产生。”
19世纪初,伴随着欧洲电学的突破式进展,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受达尔文祖父关于生命本质研究的启发,创作出了大名鼎鼎的《弗兰肯斯坦》。故事中的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通过新时代的电学研究,成功再现了古埃及神话中女神伊西斯曾依靠巫术才实现的拼尸仪式。小说以哥特式科学传奇的基调审视了人造生命这一行为,也反思了人造怪物的成长悲剧,被冈恩称作是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
同样擅长撰写哥特小说与科学传奇的还有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与埃德加·爱伦·坡。1775年,当梅斯梅尔借助崇拜自然风尚公布了关于新的催眠术的所谓 “科学”后,催眠术作为一种潜在科学的观念随之在欧洲大行其道,以至于漂洋过海席卷到了美洲。对此,被冈恩视为“坚持新科学的精神,也是一名执着的科幻和奇幻作家”的霍桑创作了长篇《福谷传奇》;而被视为“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奠基者”的坡则创作了包括《催眠揭秘》、《M. 瓦尔德马病例之真相》在内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此外,受当时关于“地球空洞说”与“气球旅行”及更早之前的登月旅行幻想作品的影响,坡还先后创作了《瓶中手稿》、《阿·戈·皮姆历险记》、《汉斯·普法尔登月记》《气球骗局》等一系列刊发于小型文学杂志的科幻作品。
与此同时,在冈恩眼中,19世纪也是一个工程师塑造世界的时代。而随着“瓦特蒸汽机的改进与各种运输形式的结合,更是缩短了地球上时空距离的进程。”身处这一时代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自幼便怀揣着旅行梦,在阅读了坡的作品之后更是大受启发。由此创作的《空中旅行记》《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冰岛怪兽》等一系列连载于杂志或出版成精装书的科幻作品,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坡的影子。
此外,师承爱伦·坡的凡尔纳实际上比坡更擅长在作品中组合同时代发明,并由此推测创造出新事物,从而引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尤其是三大系列作——海洋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巴尔的摩枪炮俱乐部”三部曲《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购买北极》以及“罗比尔”系列《征服者罗比尔》《世界主宰》均可视为这一类代表。
这些作品通过气球、潜艇、航天炮弹、旋翼飞船等改进或推想式发明,将“奇妙旅行”与“神奇发明”两大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此,冈恩评价凡尔纳“是第一位成功的科幻小说家。他界定了科幻小说,让它变得激动人心,广为流传,也让它成为赚钱和受人尊敬的行当,是他让科幻小说有了自己的身份。”
19世纪末,令人应接不暇的发明创造提高了西方文明的生产力,也增加大众闲暇娱乐的时间。对此,冈恩在《交错的世界》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一时期文化媒介传播的转变:随着印刷技术的提升,仅刊载中、短篇小说即可独立成册的廉价小说读本成为大众消遣的新宠儿,却因充斥着低俗故事为审查制度所扼杀;而成本更低廉的大众杂志则开始逐步抢占精装书与早期高端杂志的市场,成为更适宜科幻小说传播普及的新媒介。
英国作家H.G.威尔斯在其刚出道时的多数科幻作品就发表在这类大众杂志上。他的作品深受其“进化论”导师赫胥黎与达尔文两位大家的影响,同时还继承了“斯威夫特式批判讽刺”思想与“乌托邦文学的社会思辨”思想,并通过结合其所掌握的同时代前沿科技理论方面的学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接连创作了一系列在科幻创意与社会思辨层面皆具开创性的科幻杰作,其中就包括《时间机器》《隐形人》《莫洛博士岛》《世界大战》《昏睡百年》《月球上最早的人类》《大空战》《星》《新加速剂》等名作。此后,随着20世纪上半叶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日益加剧,异常敏锐的威尔斯开始转换风格,先后创作了《神食》《彗星来临的日子》《现代乌托邦》《获得自由的世界》《未来世界》等带有柏拉图式理想国色彩与倡导构建理想社会的乌托邦科幻小说,并用身体力行的方式不断劝诫世人切勿走向毁灭的歧途。
遗憾的是,冈恩认为,“正是在威尔斯所描绘的这幅未来图景(即世界大灾之后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施行仁政)的影响下,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幻灭、全球经济危机下资本主义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各种暴行、平民战争和种族灭绝等残酷事实,反乌托邦小说得以在E. M. 福斯特的《机器停转》、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卡雷尔·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杰作中诞生。与此同时,乌托邦小说则几乎销声匿迹。”
当欧洲即将因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而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泥潭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丰硕成果下飞速发展。用冈恩的话说:
“世纪之交的美国人充满了乐观和自信,美国已经为迎接进步和进步的传奇做好了准备,也为迎接将这些梦想浓缩为富有意义的人类冒险故事的小说做好了准备。”
1896年,比大众杂志更节约成本的“纸浆纸”廉价杂志诞生,随后廉价杂志遍地开花。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本名为《故事杂志》的廉价杂志,由美国出版商人弗兰克· A. 芒西于1905年创办。这本杂志因刊载了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火星公主》而闻名于世,从此也让巴勒斯为世界献上了《火星公主》《人猿泰山》《地心王国》等数十部光怪陆离且具有丰富娱乐性的异域科学传奇。这些作品被冈恩认为是一种“强调传奇性的科学传奇”,而“不是H. G. 威尔斯创作的那类强调科学性的科学传奇”。虽然巴勒斯因此为“廉价小说得到了‘逃避文学’的恶名”,却也通过这些作品“共同交织成一幅有关遥远传奇探险的绚烂画面,这是以往无人做到的。”
基于大众口味和偏好需求的各不相同,刊载类型小说的廉价杂志也开始走向类型专业化的道路。1926年4月5日,美国移民工程师雨果·根斯巴克开创了专业性杂志《惊奇故事》,由此拉开了科幻杂志的序幕,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科幻杂志之父”,而为纪念他的卓越贡献,以他名字命名的“雨果奖”自1953起正式颁布,直至今日仍作为世界科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
根斯巴克不仅首开创办科幻杂志之先河,也是“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及其前身“科学小说”(scientifiction)两个英文词语的发明者。从他开始,科幻小说有了明确的定义,而科幻爱好者也通过他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圣地”,一个与现实世界愈发缤纷交错的“另外的世界”——即“交错的世界”。
20世纪30年代,受根斯巴克的影响,包括《古怪故事》《新奇故事》等越来越多的早期科幻杂志在美国井喷式涌现,越来越多美国科幻爱好者通过根斯巴克及其同行后辈的科幻杂志找到了他们心目中梦寐以求的“交错世界”。在这些科幻杂志里,既有着从爱伦·坡、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学传奇作品,也有着开创 “太空歌剧”题材的E.E史密斯的《宇宙云雀号》系列、“透镜人”系列,以及包括国内科幻迷熟悉的杰克·威廉森、H.P洛夫克拉夫特、埃德蒙·汉密尔顿、约翰· W. 坎贝尔等人的作品。
1938年,美国作家约翰· W. 坎贝尔受聘为《新奇故事》杂志的编辑,这又被视为科幻文坛一次重大事件。而对于坎贝尔在科幻界的影响,冈恩在《交错的世界》中引述了美国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如下看法:
“坎贝尔究竟做了什么?首先,他不再强调科幻小说的非人性和非社会性。科幻小说不再只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与无恶不作的恶棍之间的个人战争。科学狂人、性情暴躁的老科学家、科学家的美丽女儿、来自外星世界的威胁之类的老套路、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那样的机器人—所有这些都被他抛弃了。坎贝尔希望取而代之的是商人、飞船的船员、年轻的工程师、家庭主妇和以合乎逻辑的形象出现的机器人。”
正因为坎贝尔有着一套自己建立科幻小说准则,并对此精益求精。自他上任后,美国科幻小说开始步入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期,经其手挖掘出的科幻作家以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西奥多·斯特金和A.E.范·沃格特等四位最为重要。
在冈恩看来,这四位作家之所以引领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的“黄金时期”,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创作已然自成一派,并深入人心:
“斯特金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并找到了极具个人特色的主题。范·沃格特创造了科学神话,他把科学故事当成魔法来写,或是把魔法写成了科学。海因莱因撰写了关于今后两百年的‘未来史’,对一个又一个主题进行了权威的论述。阿西莫夫将作品的背景置于太空之中,并创造了一个帝国,帝国分崩离析后新的文明从中产生,由此架构出人类遥远的未来史;与此同时,阿西莫夫还创作了一些经典的机器人短篇和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树立了科幻小说对人和机器的看法;此外,和海因莱因一样,他还创作了一些与他其他作品的模式不太一样的经典科幻短篇。”
“在之后的三十年里,不管科幻作家们走向何方,都会发现他们所走的道路已经被前面提到的这四位作家走过了;不论新作家们走到哪里,都会在遥远月球的尘埃中发现一些足迹,这些足迹告诉他们阿西莫夫、海因莱因、斯特金和范·沃格特早已来过这里。正因为这四位作家曾经到过这里,这里的道路才变得更加好走,其他作家才能朝着未知世界更进一步。”
伴随着战后的“核能时代”的到来,科幻杂志为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带来的繁荣,也带动了科幻图书出版行业取得突破性进展。20世纪50年代,市面上的科幻选集变得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随着1949 年的《奇幻与科幻杂志》和1950 年《银河科幻小说》两本杂志的问世,对于坎贝尔主导的《新奇故事》提出的有关科幻小说的共识,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奇幻与科幻杂志》相对更注重作品的社会思辨性欲文学性,而相对不那么要求科学性;《银河科幻小说》则喜欢的是精心创作的作品,对于文学性的要求则介乎另两者之间。这就使得那些曾被《新奇故事》退稿的科幻作家有了更多理想的投稿门路,也让他们得以尝试不同的风格与科幻创作理念,并为这些尝试找到施展的舞台。
除了图书、杂志之外,其他承载科幻文化的新媒介——科幻电影与科幻电视的发展也有着可观的前景。但在冈恩看来,在那个时代,
“同时符合好电影和好科幻这两个条件的影片少得可怜……在我心目中,只有两部影片称得上有史以来真正杰出的科幻电影,一部是《未来世界》,原因是H. G. 威尔斯参与了剧本创作,而且他的影响超出了剧本之外;另一部是《2001:太空漫游》,阿瑟·克拉克同样充当了编剧和顾问的角色……科幻电视也是如此,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此,他也引用了电影工业代言人约翰·巴克斯特的观点作为解释:
“科幻小说支持的是逻辑和秩序,科幻电影支持的是无逻辑和混乱。科幻电影不是植根于催生了大部分科幻小说的19世纪幻想文学,而是更古老的文学形式和观点,是中世纪的幻想世界,是假面舞会、道德剧和恐怖剧盛行的时代。”
由《新奇故事》、《奇幻与科幻杂志》、《银河科幻小说》、科幻选集、科幻电影及科幻电视构成的一个又一个“交错的世界”,扩展了美国科幻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那些为爱好而生的科幻迷组织也不应被人们所遗忘,他们无疑也为“交错的世界”传播“福音”倾注心力,并先后通过创办科幻大会及科幻迷杂志,或潜心历练为科幻作家等方式方法,为拓展科幻文化的各个位面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科幻界也开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浪潮运动。新浪潮科幻作家以英国的《新世界》为主阵地,代表作为J. G. 巴拉德、布赖恩· 奥尔迪斯、约翰· 布鲁诺和迈克尔·莫考克的作品。在冈恩看来:
“新浪潮科幻不只是对科幻小说当中业已成为主流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反抗,更是年轻作家对时代精神的响应。当时的人们认为理智主义是一条死胡同,他们宁愿牺牲大学来结束越南战争,用教室和书本来交换经验;他们宁可从毒品和沉思中寻找答案,也不愿在学习和实验中进行探索;他们宁愿组成新的团体,也不愿意改善旧的派系。‘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感觉故我在’,这种从理性主义向煽情主义转变体现在了科幻小说当中。”
科幻新浪潮运动也吸引到了不少主流文学界的目光,正如开篇提到的奥尔迪斯的那本科幻史带来的影响即为一例。由此越来越多的主流作家开始采用科幻小说的主题和概念进行文学创作,包括我们熟知的博尔赫斯、伯吉斯、戈尔丁、莱辛、纳博科夫、品钦、冯内古特等。
此外,在主流作家与新浪潮作家拓宽科幻疆界的同时,一些老科幻作家的作品散发的魅力也成功吸引到了科幻迷圈层之外的普罗大众。对此,冈恩在《交错的世界》中列举了以下作品,
“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和弗兰克· 赫伯特的《沙丘》的广泛吸引力已经为人所注意,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以及波尔和考恩布鲁斯合著的《太空商人》自1950 年代初以单行本形式出现后几乎从未绝版过,而阿瑟· 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已经重印了18 次之多。除此之外,还有丹尼尔· 凯斯的《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厄休拉· K. 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罗伯特· 西尔弗伯格的《玻璃塔》和雷· 布拉德伯里的大部分作品—布拉德伯里也是最早被认可为文学家的科幻作者。”
至此,冈恩在这本四十多年前的科幻史巨著,详尽地介绍了从史诗文学印刻于泥板直至1975年的千年科幻史。并通过《交错的世界》,尝试为读者解答“何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世界、科幻小说又是如何改变了世界”等问题。
四十多年以后,世界大不同,冈恩的这部科幻史也有待补充。所幸的是,中文版《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特别邀请了冈恩教授补充了新的章节,将时间线提至21世纪并充实了亚洲部分,使新版本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世界科幻小说史之一。
现实世界与科幻世界创造了彼此,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上了科幻的脚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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