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丨中国史前2000年：更迭的长江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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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战国策·魏策二》中记载：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传说三苗族群以稻作为基础，以天门石家河地区为中心，建立了“三苗酋邦”。在4000年左右，华夏集团向南进攻，石家河文化族群不得已进行迁徙或融合。龙山文化通过汉水流域大量渗入江汉地区，该地区融入龙山文化后，可能就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 
长江中游的文化一直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乃至融合，这就使得其主体文化经历了三次变迁，其中最繁盛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正是诞生于兴盛于这种情况下。有趣的是，长江流域的周期性泛滥，使得这里的文化产生了一种与古埃及相似的生存策略与文化面貌。
洪水与避难所系统
茂密的原始丛林遍布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奔腾的河流贯穿这片土地，这里曾经是不毛之地，却被先祖们开垦出一片生存空间，留下自己的痕迹。在江汉平原上和洞庭湖旁边，发展出了大溪文化，往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达到了顶峰。进入距今4200年之后肖家屋脊文化时期，两湖平原的文明大退潮，除了引人注目的肖形玉器文化突然出现之外，肖家屋脊文化与社会以及文明都呈现出明显的颓势。
长江中游地区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大溪文化也称油子岭文化时期，这片土地上发展处三座面积巨大的城市。现如今，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之下，这三座城市重见天日。

其中江汉平原的天门就有两座，一座是龙嘴城址，约8万平方米[1]；一座是谭家岭城址，面积约7万平方米[2]。洞庭湖平原上有一座大溪文化的城址澧县城头山，面积约8万平方米[3]。这三座在当时规模巨大的城市中，已经发现了聚落开始有所分化，功能、人口、资源都在向这些城市聚集。
进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阶段，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城市数量猛增，聚落发展出清晰的等级制度，发展出文化中心聚落、地方中心聚落、各中心聚落下属的聚落群这样的社会组织构架。
而其中石家河城则可以被称之为当之无愧的中心之城，总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加上城址外围聚落群，城市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4]。其规模之宏大，人口之密集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江汉平原建于江、湖旁边，水系发达，因此经常发大水。这使得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先祖们发展出独特的城墙使用方法。在北方，城墙主要用于防御野兽和敌人，而在这里，则主要用于防洪。在城内主要的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区域内，都被城垣所包围，地面被人为抬高为高台，防止大水漫灌。
沿着江汉平原的北缘和西缘总计已经发现有17座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这些城市文化统一、结构相似，基本上都是环壕加城垣（即土堤），环护城中心重要或中心台地，多数城址都有若干和城门豁口，部分城址还有明显的水门。所有这些城址，都有环壕与城垣保护，所以都是各级的中心聚落。

而石家河城，作为最大的文化区中心都邑，堪称当中之最。不仅拥有环壕与城垣环护的中心聚落，而且城内功能区划初步显现，在城外还聚集着31处中小型聚落群环绕，如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石家河城，这就体现出了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度。等级越高，城市面积越大，周围小型聚落越多。
而在在地势更高的山区遗址如京山屈家岭、三王城遗址，更是将筑城玩出花来。由于山区地理环境缺乏存水的天然湖泊，雨季山洪快速下泄，无法存留使用，同时还给下游平原周边山前丘陵上的各城址带来洪水威胁，平时缺水干旱，加之山泉冷水灌溉水稻造成减产。诸多因素造就了山区屈家岭文化聚落部分采用“堰居式”——以人工围堰结合自然山岗形成居址中心堰塘形成“水库”，既可在雨季存水以用于日常生产和生活，也使山水增温灌溉稻田以增产，同时多个堰居式遗址在雨季同时发挥消减上游来水洪峰的作用，减轻下游城址的洪峰的部分压力。
如此，山区堰居式与山前丘陵城居式城址相结合，外加部分分洪区（如石家河城址外东南的北港湖），从而形成屈家岭文化一整套全流域洪水控制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上全流域下游之间，以邻为壑的矛盾冲突。
这套洪水控制体系，是屈家岭文化进入国家社会体制的关键动力机制[5]。
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与良渚文化均有完善的水控制知识体系和水利工程技术体系，只不过二者具体的技术路线各有千秋。
屈家岭文化的防洪体系是“避难所”式的，将防洪压力分散，有如在水流中扎根的红树林，通过密集的“坞堡”切割水流，减缓洪峰的流速，起到在汛期减少损失的作用。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城市周边无堤防（城墙）的小聚落，入堡临时“避难躲水”。大水退后，小聚落的人们再返回自己的家园。以此应对江汉地区两湖平原的洪水威胁。
良渚文化的防洪体系则是“疏导”式的，通过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起大规模的堤防与分洪区体系，同时集合了防洪、分洪、调蓄、水运为一体的功能。当然，良渚对于屈家岭的筑城体系也有所借鉴，在良渚文化晚期的时候期才建筑了围堤（城墙），在防水的同时更主要用于屋基台子居住，是江汉平原堰居式与城居式的融合。
相比之下，屈家岭文化水控制体系没有这么多复杂功能，山区堰居式聚落有一定的调蓄功能，基本没有防洪功能；丘陵堰居式城址是自我为中心的防洪、环壕调蓄与有限水运的功能，部分城址有利用自然低洼地势与天然湖泊为分洪区。其洪水控制体系的技术水平略逊于良渚文化。
但是这种避难所性质的坞堡，以及每年都要泛滥的长江，形成了十分规律的“雨季休憩，旱季劳作”的形式，每当长江泛滥，都会给土地带来丰富的营养，使得作物得以丰收，让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蓬勃发展。宽广的河流则成为了高速公路，让石家河文化能够沟通其他地区进行大规模贸易往来。
石家河玉器
从地理位置来看，石家河遗址居于各文化板块的中间。北方方向，屈家岭文化与仰韶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相互交流更加频繁。在东部，石家河文化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有密切交流。对西部，明显在器物特征方面也影响了三星堆文化。在这些交流中，三苗酋邦对邻邦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制作如治玉、制陶技术、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有所吸取。

这也使得当时的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了左右区域大格局的重要势力，尤其是其临近中原，又林木茂盛，当中原地区的一股被后世称之为“三苗”的势力来到这里之后，带来了大量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并与当地的屈家岭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提现在了玉器的制作上。
石家河的玉器吸收了良渚的治玉工艺， 普遍采用阳起减地技法以及弯曲线条细阴刻技法 ，做工细腻精巧，喜爱雕刻戴冠神人和动物的形象与神力有关，人们认为可以通过拥有、佩带此类玉器发挥它们的神力，从而得到它们的庇护。 
这种图腾崇拜体系，类似于埃及的72柱神，站在主位上的戴冠神人，以及代表其他力量的动物神。

“禹征三苗”
随着发展到石家河文化之时，经历千年的开拓与发展，整个江汉平原以及太湖地区可开发土地都已经被利用完毕，人口爆炸式的增长。但当时的生产力不足以养活这么庞大的人口，不可持续的竭泽而渔耗尽了环境的发展潜力，频繁的洪涝灾害进一步加剧了粮食饥荒与社会矛盾，更有外敌入侵——黄河中游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乘机向江汉地区扩张与渗透，让石家河文化本土的宗教信仰体系失灵，石家河文化的文明与国家分崩离析，江汉平原人口经战乱甚至是瘟疫而锐减。从此江汉平原社会文化、文明、精神文化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整体呈现颓势，进入肖家屋脊文化阶段（距今4200~3900年）[6]，也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与广富林文化、陶寺文化基本同时。
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虽然没有发展出什么强势的文化势力，但是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玉文化，远销各地，从山东的龙山，到河南的王湾，从山西晋南的清凉寺、陶寺，到陕西北部的石峁，都有着其风格的玉器。其玉器以软玉为主，小而美，造型独特，题材以动物和人形生肖造像为主，有部分柄形器。装饰品和工具数量较少，只有罗家柏岭遗址出玉璧，几乎不流行玉琮。
《墨子·非攻下》：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在石家河发现了许多玉制神人面像，这种玉像特征明显，头戴冠口生獠牙，耳带耳环，一副凶神恶煞之象，考古学家分析，这个神人面像就是三苗的图腾——蚩尤。

考古学研究表明，分布在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是夏代早期的文化也就是“禹”。在这一时期，大禹势力呈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从豫西急剧向南扩张，进入到江汉平原的腹心地带。与此相应的是，地处江汉平原的三苗集团都邑性遗址——石家河古城则突然衰落，城市废弃，人口减少，文化面貌突变。学术界普遍认为，王湾三期文化的扩张和石家河文化的衰落，正是“禹征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曾经盘踞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就此被大禹所带领的夏文化所征服最后吞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从考古学现象上来看肖家屋脊文化晚期，便是被地处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所占据，纳入到了政治控制范围内，长江中游地区本土的史前文化的挽歌即将成为绝唱。
参考资料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天门龙嘴》，科学出版社，2015年。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城址2015～2016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7年5期。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湖北史前城址》，科学出版社，2015年。
[5]何驽：《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心居址的地理环境分析》，《荆楚文史》1996年1期。
[6]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