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控制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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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Cybernetics 之所以被译为「控制论」，与国内将其当作一种自动化工程专业的理论不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窄化为一门工程学科的实用技术。但其实，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一书的副标题「动物与机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能更准确地描述它原本的面貌。
Cybernetics 一词的创造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最初用其概括这样一种理论：关于将有机体和机器共同纳入电信号形成的反馈回路的研究。这极大超出了传统工程学科的范畴，看起来更像是生物学和工程学的交叉领域。维纳的愿景不止于此，他曾明确表示控制论的原则适用于技术、生物学和所有复杂的社会系统。事实上，控制论也确实在这些领域（甚至更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每一个领域都基于控制论原则发展出更深入的具体知识，例如人工智能、神经科学、通信工程等等……其中诸多学科正在或已经塑造了我们当下的可感现实。这也正是我个人着迷于控制论的原因，我感觉到它隐秘地与我所处的当下相连。它是一串关于现在的源代码。
同时，在对控制论的关注中，我逐渐发现：广义上的电子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涵盖了以上议题的模拟集合。无论是其作为计算机程序的本质，还是基于玩家交互反馈派生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和思维方法，都意味着电子游戏是控制论的绝佳象征。而在回看控制论时，电子游戏之于我，也从纯粹消遣的文化产品，变成了观察这个世界的媒介。
有趣的是，让我的兴趣更进一步的契机也恰好与电子游戏相关：机核网这个游戏社区链接起了我和叶梓涛，对电子游戏的探究让两个生活全无交集的人开始合作研究「控制论与电子游戏关联」。不得不说，这一连接本身就是这个「控制论时代」的迷人之处。此时我也感到对控制论的散点式关注必须转变为一种综观。因此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两个问号，就成为了必须解答的问题：
一，控制论到底是什么？它最初具有基于数学和工程学纯粹的技术面向，随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演化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甚至由「形而下」反溯至「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层面。那么，这个看似离散且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是否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二，为什么生活里到处都是控制论的影子，很难捕捉到踪迹？在今天，即便是一次短途飞行，也已足够使我们发觉电子设备对生活的重要性，它们所嵌入的复杂网络，是我们日常路径的庞大父集。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一切与控制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像幽灵一样在当下无处不在，可是一旦想要触碰，它便立刻散入那些具体学科之中，无迹可寻。仿佛控制论只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玄妙的氛围。
若要给出答案，就必须回到控制论成型的时空：梅西会议（the Macy Conferences）。这是1946年至1953年间的十次跨学科讨论会，如果说这些会议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科学的隐形脉络也不为过。参会者的专业领域跨度极大，既有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这样的计算机先驱，也有神经生理学者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动物学家乔治·哈钦森（George Evelyn Hutchinson）……当然最重要的，是灵魂人物诺伯特·维纳，他是控制论诸多面向的枢纽角色，由他创立的控制论也成为了后五次会议的题目。这五次会议的文本汇总成论文集，由二阶控制论提出者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神经生理学家汉斯·卢卡斯·托伊伯（Hans-Lukas Teuber）编辑，于1949-1953年间相继发表。
这篇《控制论时代》（The age of Cybernetics）是梅西会议论文集2015年再版时的序言，作者为德国媒体理论家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师从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本文的标题乍看之下略显宏大，但读罢后才觉只有如此尚能切中控制论与当下之题。皮亚斯从媒介历史研究的角度清晰地回答了上面的疑问——它们也是我身边关切这个技术时代的朋友的疑问。
以上便是我翻译本文的最初想法，或许也是梓涛决定将其收录于「日｜落译介」的原因之一吧。为了方便阅读和理解，我制作了十次梅西会议基础信息图表，附于文末。并为文章分段加上了小标题。
专业所限，文中出现的相关术语和表述，我不确定都采用了通用的正确译法。在此要特别感谢梓涛的讨论与校译，修正了我的疏漏之处，使译文更加准确并增色许多。当然最后，还是要感谢电子游戏，感谢这个「控制论时代」。
Claus Pias

   
    
  
   
    
  
   
    
  

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于1967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媒体理论家、媒介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媒介理论、「媒介思维」科学史和模拟控制论的认识论。
克劳斯·皮亚斯本科在亚探学习电气工程，硕士在波恩和波鸿学习了艺术史和德国哲学。1993年，皮亚斯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建筑史专业做研究助理。2000年，在约瑟夫.福格尔（Joseph Vogl）和德国媒体理论家弗 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的指导下，皮亚斯在魏玛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他担任波鸿鲁尔大学「媒体技术和媒体哲学」 研究方向的初级教授。2006-2010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担任「数字媒体的认识论和哲学」研究方向的正教授。自2010年以来，克劳斯·皮亚斯在德国吕讷堡大学任教，他在文化学院成立了数字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ICAM）并担任教授。他目前还是吕讷堡大学计算机模拟媒体文化高级研究所（MECS）和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DCRL）的主任。2017年，克劳斯·皮亚斯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 客座教授。
原文摘自 Cybernetics.The Macy Conference 1949-1953. The Complete Transactions 2016.
翻译：大目妖
校对：叶梓涛
The Age of Cybernetics 控制论时代
克劳斯·皮亚斯 Claus Pias [1]
1.梅西会议留下了什么？
 虽然控制论的方方面面可追溯到不同的历史点[2]，但是本书所编纂的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的会议记录代表了控制论在现代的基础性文档。1946年至1948年期间，这些文稿在「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因果和反馈机制」（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这一冗长的主题下发表。而后至少从1949年起，它们开始被视作对控制论的贡献。
梅西会议由小约西亚·梅西基金会资助（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该基金会一直以来主要关注并促进医疗科学的进步），由弗兰克·弗里蒙特-史密斯组织（Frank Fremont-Smith，他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跨学科会议先生」），由沃伦·S·麦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主持。
梅西会议沿用了二战期间确立，并延续至冷战时期的跨学科研究小组（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groups）的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的可能性和局限，具体对话能否成功，这些都在会议上一再被质疑（例如关于群体沟通的问题、欧洲和美国科学传统间的关系、依靠「不知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等等[3]）。但仍有必要认可这一事业的系统性意图与不懈努力，其对于整合那些至今都彼此分散概念的渴望[4]，以及其设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包罗万象的知识秩序的目标（虽然产生的结果通常会比这更具启发性）。（注4:马歇尔·麦克卢汉曾以其典型的警句风格写道:「控制论的电子时代是统一和整合的时代。」）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后来写道（带着其特色的模糊性）：「我认为控制论是人类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从知识之树的果实上咬下的最大一口。」[5] 并且显然不止他一个人有此想法。
会议经过了精心组织。早在1946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已经明确了形成一种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y）所需的组成部分：当前世代的计算机原理；神经生理学的最新发展；以及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模糊的「人文主义」的混合体[6]。
这一想法多少决定了会谈的日程，这基于对主题的双重探讨（dual treatment，每个小组讨论的第二次会谈被称为「举例法」 exemplification）。例如，当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谈到计算机时，洛伦特·德·诺（Lorente de Nó）随后用生物学中的一个类比做出回应；当维纳（Norbert Wiener）谈到目标搜寻装置，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ueth）为此提供了一个生物学上的类比；贝特森讨论了社会科学对理论的需求，而诺斯罗普（F.S.C Northrop）则对此提供了物理学方面的比较。最后，会议从数学博弈论的角度讨论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若干问题」[7]，「议程不言自明。」[8]
虽然史蒂夫·海姆斯（Steve Heims）在他备受赞誉的著作《为战后美国构建社会科学》（Constructing a Social Science for Postwar America）中总结了梅西会议，但该书的标题并不完全准确 [9]。确实从一开始，人们对控制论的兴趣就在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或政治控制/干预手段的模型，即，用于控制的机器（machines à gouverner）的模型[10]，以此满足1945年后政府不断变化的需求[11]。也就是说，会议议程的关注点似乎分散且涵盖了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学科之中。例如，控制论理论不再处理技术-材料结构（technical-material structures），而是被用来处理作为大脑和计算机相通之处（tertium comparationis）的逻辑和数学运算。这使控制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可以同时顾及神经学家和工程师。由此，那时候相当一部分出版物都与医学和计算机技术问题有关。回顾当时的评论，我们会发现梅西会议实际上首要关注的是医学领域，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考虑到其资助者的重要位置[12]。
我们还发现一种普遍的刺激感（irritation）：大多数评论者只是简要地用了「令人兴奋的」（stimulating）这个形容词。人们一再指出会议的内容无法被总结，并紧接着罗列出个体的贡献。尽管一位评论者指出「几乎不可能评述此类活动的内容」，但他仍能将这些工作视为「当下思想」的最高点。虽然可能没有一位评论者能真正理解控制论项目的全面图景，但诸如此类的判断仍比比皆是。即便在他们看来，会议中的谈话是「逻辑松散」并「缺少思维精确性」的 [13]。
显然，（至此尚）不可能辨认出控制论的统一轮廓。
这些轮廓最先由麦卡洛克清晰地勾勒出来，他像绘制一幅精确的蓝图一样安排了控制论的这群人。他详细列出了每一门科学的代表人员名单：三位数学家加三位生理学家加三位精神病学家加三位社会学家加三位心理学家……等等[14]。只有在不同科学保持平等的情况下，潜在参与者的推荐才会被考虑；此外，他坚持严格的邀请原则：会议不对外开放，利益相关方的参加要求也遭到拒绝[15]。不过一旦有人被获准加入，他就会像政府机构发出正式工作邀请一样，严谨细致地发出通函。
不过他们同时也希望吸引到「大咖」来为这个独特的项目做出贡献，而那些拒绝参与的人也对控制论的创立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例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承认这个话题听起来「极其有趣」，并补充说，如果不是他最近在美国的「短途旅行」中感到相当疲惫，他本会倾向于接受这个邀请[16]。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拒绝了麦卡洛克的邀请，并讽刺且不失机智地表达了对这个宏大理论野心的轻视：他写道，控制论只是「应用数学」（换句话说，不是最有声望的领域）的一个新分支，将成为「专家」的「重要工具」，但他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知识过于「浅薄」，派不上任何用场[17]。艾伦·图灵（Alan Turing）本应对这个机会很感兴趣，但出于自己是「宅在家里的类型」，并且新学期即将开始的理由，他拒绝了参会邀请，以及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他怀疑自己「能否得到离开（英国）的许可」[18]。可以推测其中涉及保密性问题（这是各次会议一再重复的主题）。
之后在纽约公园大道辉煌的比克曼酒店（Beekman Hotel）紧闭的大门后面发生了什么，只有透过会议相关的独特文本记录才能窥见些许：「我们穿着衬衫争斗，在直到每个人都有机会检查自己的发言，并删除令人反感的措辞之前，我们甚至不发布会议记录。[19]」为了不泄露任何事件中的丑事，与会者的演讲和讨论在公开前被大量删改。仅就这一点而言，梅西会议是一个诗意的创造，也是一项巨大的美学成就。在这些卷宗的编辑者中，只有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愿意承认自己对这一成就而感到自豪，而他为第八届会议记录起草的前言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20]。但有些讽刺的是，他在会上提议文本却被汉斯-卢卡斯·图伯（Hans-Lukas Teuber）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修改并退回，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成文中几乎没有保留他草稿中的一个词，福斯特能否辨认出这是「他自己的孩子」[21]？他们删除了文中对梅西会议媒介技术条件的观察，以及关于如何描述控制论的一种控制论式的表述。冯·福斯特希望在这一点上深入，而大步迈入如今所谓的二阶控制论（second-order cybernetics）中。
第一次梅西会议的记录采用了速记法，福斯特后来回忆：至少在最初，从这些诗意现实的速记中还原出一段流畅而真正实用的对话是非常困难的。这完全依靠编辑们的「整理、润色、澄清、浓缩」，以及（重新）构建文本中的某种氛围（atmosphere）：「名字、一些笑话和尖酸的话语应被保留，只要它们有益于那些令人愉快的催化作用，其存在能促进其他的惰性反应。」如果不具备某种程度的叙事手法的独创性，就无法捕捉到讨论的自发性和活力。就像约翰·斯特劳德（John Stroud）在第一卷出版后向编辑强调的那样：如果这次会议被录音下来，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下次他要带上自己的设备）[22]。
在从（符号的）书写到（真实的）声音的过渡之中，控制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意识到其自身（即，其内部的差异）。突然，会议上的某些共同作者的影响愈发明显：「声音的音调、姿势、微笑，转头朝向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引导的注意力。」对于科学家（「硬」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件全新的事。因为突然之间，在数字、研究结果和论证的主导作用之外，科学家们言谈的「纹理」（grain）和旋律引起了注意并获得了意义[23]。人们说话时看着谁，使用了什么身体语言等等，都变得相关起来。因此，组织者发现有必要把会议的细节，甚至是座次顺序记录下来[24]。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种控制论式的对控制论自身的兴趣（a cybernetic interest in cybernetics itself），对「弱」电流/思潮（current）控制更强电流/思潮的兴趣。这些控制论者们的认识论转变由细节所调控——通过眨眼、语调和姿势。
实际上，保罗·瓦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本人也参与了这些会议，他后来（也是在最佳的控制论传统中）发展了他的伴侣治疗（couples therapy）的原理：每一交流都同时具备内容（content）和关系（relationship）的面向，后者能够归类前者；此外，每一种交流都包含一种数字化的模式（digital modality，具有复杂的逻辑语法，但关系的语义不充分）和一种模拟模式（analog modality，具有关系的语义潜力，但缺少逻辑语法）[25]；以及最终不幸的是，「基于内容的」或「数字化」的转化对解决一对夫妇的关系问题毫无帮助。
从这一点可以引出梅西会议有关其特有的跨学科性的结论，梅西会议相当偏重于模拟的沟通模式（analog modality of communication）。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得意地指出，尽管这个小组在过去六年里一直在开会，但却没有形成任何「组内」语言或黑话（这表述也被从最后的序言中删除了）。他们语言的共通之处在别处：不在「言语层面」（verbal level）中，而是在「在一种精神特质（ethos）中，言谈的基调（tones of voice）作为了一种交流共同的流通物」。
那么，一种基于关系（on relationships）而非某种理解（understanding)的跨学科是怎样的呢？
再次引用冯·福斯特的话：在梅西会议上「共享的，不仅仅是不同学科应更好地了解彼此的信念，也不是汇集不同分析方法的材料分享，甚至也不是成员们共同努力解决的某个单一问题，而是伴随着一组似乎在所有领域都起有用的概念模型的一场试验（an experiment with a set of conceptual models），而分享时，它们成为了一种交流媒介。[26]」通过分享这些概念模型，即使无法完全明白，也能够理解（understand without understanding），而这种分享行为中包含一种气氛，那是一种乐观和期待的情绪，其中的具体内容细节对每个参会者来说都是个人且特别的。
2.控制论的轮廓
 这套「模型」有三个主要元素，每个都源自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研究：第一个是皮茨（Walter Pitts）和麦卡洛克的神经元模型的逻辑运算；第二个是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第三个是维纳，毕格罗（Julian Bigelow）和罗森布鲁斯构想的行为理论（behavioral theory）[27]。
换言之，它们分别是：一个关于数字化机器的通用理论；一个关于符号的随机理论（stochastic theory）；以及一个非决定论，目的论的反馈理论。它们在梅西会议上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理论，该理论声称同时适用于以下范畴：生物体（living organism）和机器、经济和心理过程、社会学和美学现象。
沃尔特·皮茨和沃伦·麦卡洛克在1943年发表了一篇20页的文章《神经活动的观点中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in the Ideas of Nervous Activity）[28]。用麦卡洛克的话说，文章开篇提出了一个可想象的最雄心勃勃的目标，「一种有如此普遍性意义的理论，以至于上帝和人类的创造几乎就是它的例证。」结合了卡尔纳普（Carnap）、罗素（Russell）和他们自己的创造，这两位作者试图构想一种内在性的（immanence）逻辑运算：他们用命题函数来表达神经元的相互作用，而其自身又可以反过来被神经元的相互作用所表达 [29]。
首先，这意味着，若要理解神经系统的某个特定方面，只要将其设想为布尔代数的体现（具体化 embodiment）就足够了。黏糊糊的大脑的物质，充其量只是（柏拉图式的）「时间工具」（instruments of time）上纯粹而优雅的开关逻辑（switching logic）的草率实例。
其次，这种具体化的数学概念意味着，逻辑符号可以有许多用途——可以用来同时描述神经突触、真空管、开关或纸上的墨水。因此，皮茨和麦卡洛克的想法能够同时用于神经生理学、哲学和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概念：这些概念运作并起作用，可以同时解释理论的和实践的实体，既能用来建模神经元结构，也能用来创造人工制品——正如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依据此文所着手构建的数字计算机一样。
第三，这也意味着，如果所有的神经元功能都能被记录为逻辑运算的体现，那么可能就不得不承认所有已知的事物都能通过逻辑运算的手段认识。认识论与心理学相融合；康德的先天综合（synthetic a priori）变成了一个回路，而因此这不再是纯粹关于人的问题了。或者换句话说：对于每一个能想象的思维（conceivable thought），该方法都能构想出一个与其相连接并能够思考的网络，凭此，心智（mind）或「精神」（spirit, Geist）突然发现自己被放在了工程师的桌子上[30]。正如麦卡洛克所写的那样，「心智不再像幽灵一样难以捉摸。」
可以说在这种解构式的转向之中，人类已经变为了一种特殊的信息机器，而信息机器（information machines）则变成了所有「交流」背后的普遍的概念。人类的自我似乎是由「计算式地构成的」（computationally constituted），因为自我不仅通过（有意识的）符号操作来理解自身的经验；而且它还确保了，任何形式的经验只能通过（无意识的）符号操作的方式才得以可能。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参考：拉康所提出心智模型就是基于机器的 [31]。
这种新的、认知的、逻辑电路式「人的概念」，不仅具备以通用符号进行操作微观和宏观功能模型的优雅；而且也完美地相容于克劳德·香农同样基于数字化（digital）的信息论 [32]。
首先，后者通过二进制运算来确定信息的内容，就像麦卡洛克的抽象突触只识别「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的条件一样。其次，香农的理论将信息视为物质和能量之外的一种新范畴——某种无视其实例的物质性，可以无损（without loss）传输的事物，就像麦卡洛克的回路可以毫无损失地应用于人体、金属或硅上一样。其三，两者都以相同的统计事件概率的方式运作，而麦卡洛克认为这能在神经层面上解释认知共相的可能（universals，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一般概念，例如绿色，例如椅子）。
最终，逻辑运算和信息论还与反馈（feedback）的概念缠绕在一块，后者由诺伯特·维纳、朱利安·毕格罗和阿图罗·罗森布鲁斯在同一时期发表的文章《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中提出 [33]。
首先，对各种「目标」和「非决定论的目的论」的追寻是建立在差异（differences）的基础上的，差异的（非）可能与不可能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信息的必须。其次，这些偏差（deviations）或许并非是不连续的，但仍可用离散的时间间隔来降幅（dampened）并加以测量，就像任何类型的思考都需要切换时间（switching time）一样。最后，以数字化方式建立的「生物体和机器」需要反馈的概念以使其自身具备生产性（productive）。记忆和幻痛、口吃和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和抑郁、笑和纯粹概念性的理解（这些仅是早期控制论的小部分主题）都在被打开的黑箱中等着被观察，恰如循环的回路不断处理信号一样。网络系统并不需要额外输入，仅需令其自身的输出折返，即可自身产生新的或补充的知识，
开关（布尔）代数、信息论和反馈，控制论的这三个基本概念它们的共同前提是数字化（digitality）。因此，只有当人类和机器在相同的数字化基础上运作，并且两者的知识可以兼容时，控制论的认识论自身才能具有生产力。因此，十次的梅西会议反复围绕着「模拟」（analog）和「数字」（digital）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它们的概念范围和经验性「真理」展开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即便这些是控制论的策略机制或主论（dispositif）的基础，它们也没有马上得到认同。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讨论，都对「模拟」和「数字」的本质进行了多次反复探讨，每一次都带出了新的二分法的概念：熵与信息、连续与不连续、线性与非线性、奇异事件与重复性、概率与非概率、真实的与符号的、自然与人造，等等 [34]。最终，每当支持数字技术的有效性（technical efficacy of the digital）的人对那些有充分理由应用模拟或混合模型的人提出反对意见时[35]，那都是控制论的话语有效性的紧要关头，有时甚至不得不打断讲者的发言[36]。正因如此，最后一届会议的「总结」与第一届会议的开幕演讲产生了关联：「通过运用皮茨和麦卡洛克研究神经网络活动的运算，我们将图灵通用机视作大脑的「模型」」[37]
3.控制论幻象：一个不断回到当下的未来
 
这一切不仅是对人类学的又一次冒犯，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哲学和历史的挑战——随着控制论知识的传播，这一挑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例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宣告哲学的终结，并在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追问的推动下，指名控制论为其（哲学）继承者[38]。鉴于控制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关系，戈特哈德·根特（Gotthard Günther）提出了一种二价或多价的本体论，连同一个(至少）三价的逻辑，以此代表黑格尔反思形而上学的「最终阶段」 [39]。
对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来说，控制论的突出之处在于它对心智或精神（Geist） 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这似乎等同于技术的完美，以及人类历史最后的技术阶段 [40]。对马克思·本斯（Max Bense）而言，他着迷于调和性的「技术存在（technical being）领域」，这「比曾被称为自然或精神的领域更为广泛全面……对我来说，人类作为技术存在似乎是未来的哲学的人类学最壮观的任务。[41]」
皮埃尔·贝尔托（Pierre Bertaux）曾预言：「被集成（integrated）进这些装置（apparatuses）的人类必然会成为不同的人类。他们将不再符合先前的「人」的概念。这些装置的兴起必然伴随着人的变异……这将会过渡到一种新的、在矿物、植物和动物王国之后第四种类型物质组织的新王国。虽然不能否认人类在此过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于这一影响和后果都将超越人类自身的现象，人类或许也仅是参与其中而已。[42]」诸如以上这类关于终结论和（或）统一化观点的例子，我们还能轻易举出许多。
无论如何，米歇尔·福柯关于人类被「抹去，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的著名意象，有着一个控制论的先例，一个科学-历史的基础和技术历史的前提[43]：根据福柯的判断，康德的「有限性分析（analytics of finitude）」终结了绝对知识的问题，同时也开启了另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这个关键的议题一直试图消除一种无法驱逐的幻象。康德利用他的幻相概念，定义了「先验幻相」（transcendental illusion）的功能性，它（不同于「逻辑幻相」）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的」，并且维持着理性自身的生产力[44]。因此，只能以「人类学幻相」为代价来消除「先验幻相」，从此，人文科学就一直运作于幻象之中[45]。依照福柯的判断，若要将哲学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就要「将人类学连根拔起」——重新发现「纯粹化的本体论或一种关于存在的根本性的思想」[46]。
总而言之，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human)是开启向哲学的开端回返的条件，而这将需要：不再将人类作为任何对真理追求的起点，不再谈论人类的支配权或是解放。相反，有必要实行一种「反科学」（counter-science），用它来质疑人文科学，考虑其确实性（positivities），致力于形式化而非人类学化，致力于去神秘化（demystify）而非神话化，并且最终，「拒绝那些不立刻意识到是人在思考的思考（to refuse to think without immediately thinking that it is man who is thinking）。」[47]
由此不难认识到那个仅在此二十多年前的定义了控制论的起点。控制论并非从根本上思索哲学，而是通过从根本上思考技术而敲响了反科学的钟。麦卡洛克设计的神经元网络超越了人类、机器和符号的区别；维纳的「生物体和机器中信息的控制和传输」中的共有空间（common space）；或香农用统计生成的语言来分析语言本身，都只是形式化的、去神秘化的构想理论之中最突出的例子，据此，我们无需再以「人类」的角度思考 [48]。
然而，控制论的包罗万象的方法并非是对经典知识的复归，而是完全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此全面地变更了知识的秩序，并用如此深入的方式重新归档，从而使一个声明的集群出现在同个功能系统中，并能使各式各样的话语能系统地阐明那些就此提出声明的对象。换言之，在从前，像是生命、语言、工作这些事物被统一在人类（human being）的概念下，而现在，它们在信息控制回路、开关代数和反馈中遭遇了彼此，并超越了人类的界限。
有人可能会问，照福柯的思维，这种以释放「控制论幻相」（cybernetic illusion）为代价来取代人类学幻相的新的「批判性」计划将如何实现？在何处实现？（其中将涉及权力关系的变化）我想至少有三个猜想，它们将成为下文的背景：
首先，信息的概念坚称存在第三种量（quantity），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因而摧毁了形式与内容、过程与结果、主语与谓语的二分法。它同时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身体的又是逻辑的；它同时存在于和存在的真实与想象相连之域，是反排中律的（tertium datur）。这表明了控制论知识的特殊性，它在科学领域内所处的位置与人文科学的「不稳定性」[49]完全不同。控制论能同时解释理论的与实践的实体，它（在时间工具中以一种永恒的逻辑方式）运行在人类和动物、大脑组织和数字计算机、防空系统和电视发射台等方面[50]。因此，也许可以说这一种新的「经验-先验的重复」（empirico transcendental duplication，福柯在《词与物》中谈到了对于康德的批判，批判了其将先验-经验截然区分的方式，并且构想一种同时是先验，又是经验的存在Empirical-Transcendental Doublet - 校注）[51] 可以取代人类的视角，即，某些能够认知的，但同时使得知识自身的得以可能的事物。但这么做一样问题重重。
第二，控制论建立在开关代数、信息和反馈的基础上。根据麦卡洛克的说法，这将成为「对我们世界所有理解」的基础[52]，矛盾的是，可能就像人类在所有地方的普遍创造一样，人们在其中能确切地感觉到某种知识的非基础性。因此，我们不得不问：如果人类促成了不相干历史的整合，那么哪些历史将无助于以人类学的方式所构建的人类？以及「控制论」和各个单独的控制论整体（ensembles）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成的？这不亚于「人类」和每一个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
第三，对创造「人类」这一概念的权力与知识复合体的忽视构成人类学幻相，并且通过自我自然化（self-naturalizing）的方式掩盖了其作为权力技术产物的事实。值得探究的是，在控制论中是否，以及何时发生了类似的理论转变？因为，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打造一个单一的愿景，但是梅西会议仍然多少是非固定的，更关心问题而非确定性的。以及除了参会者所今进行「实用的」工作，会议似乎并不关心单独的理论和装置（apparatuses），而是首先关注它们在实例化过程中体现出的认识论。在这里，异质性的元素可以被暂时放下，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主体与客体、心智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可以被暂时消除，这种设计新知识秩序的努力被麦卡洛克称为「实验性的认识论」（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值得质疑的是：如今这种阈限和整合式的思维是否可能已经消失？在何时何地？它是否屈服于了一种通用的解释模式的琐碎且自然化的确定性？以及实验和工具如何可能地轮流遮蔽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联？[53]
跟随着控制论早期构想，不难确定这种判断的起源：试图将我们现在的社会定义为「知识」、「信息」或「控制」的社会[54]。这些社会以「无限延迟」为特征，产生「波动的」（undulatory）实存，并且其「后现代」形式的交流和互动可以明确地追溯到控制论。按照利奥塔的说法（Lyotard），后现代知识的特征是「交流和控制论的难题、代数和信息的现代理论、计算机及其语言、翻译和在计算机语言间寻求兼容性的问题、信息存储和数据库问题、远程信息处理和智能终端的完善。」[55]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未来自身的问题被证明是一个「未来世界」所带来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正如控制论的许多流行的表述早已向我们保证的那样，在非决定论的目的论的控制论条件下，时间性（temporality）与未来间的既有关系可能是非常特殊的。将「生命个体的生理功能」与「更新的交流机器」（用维纳的术语说）联系起来的尝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以把一整杯水倒入嘴中为例。无论谁（或任何东西）在倒水，那都不再是笛卡尔式的、具有一连串有意行为和后果的主动主体，而是一个「实时的」（real-time）、与通往嘴的路径有关的一连串数据和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嘴将总已是杯子的未来。为了确保这能发生，需进行目标导向（target-oriented）的运动调整，比较当前和未来值间的距离，以及需要多大程度的运动修正。简而言之，最重要的是知道衡量该系统得以其作用的「约束」（constraints）。如果反馈过于剧烈或频繁，就会导致「笨拙行为」（clumsy behavoir）：只有当防止液体溢出的运动适当时，水才会被精确地倒出，否则整个过程将进入一种振荡状态，一种只有在实验条件下才能观察到主体遭受的所谓的「意图震颤」（intention tremors）[56]。
如果目标并非静止，这种「目标导向」的行为就会变得愈加复杂。一只猫要抓住逃跑的老鼠，它不会跳到老鼠当前的位置，而是会跳到老鼠将到的位置：它会跳向老鼠的未来。任何想要击落一架飞机的人，都必须能读懂敌人的闪避动作，并解读这些数据，以便射向它未来的位置。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神奇词汇，当然是「预测」（prediction），而预测的能力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而提高。就像在小尺度内，一只猫跳到一只老鼠的未来，或者一枚导弹被引导到一架敌机的未来一样，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尺度内，似乎是有可能对「有意识的人类目标」进行编程，只要导向的通信和控制机制的被恰当地放置在合适位置，这总会实现[57]。因此，控制论的时态将类似于将来完成时：一切都将已过去（Everything will have been）[58]。
控制论（以及梅西会议）对于当下的意义，恰好处于当下自身的问题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一个新的、控制论式的时间顺序中。这也许和就像是在反思今天的数字文化一样同样是成问题的（如果不是矛盾的话），因为正是数字媒体其自身的控制论整体从根本上重建了当下的范畴。它们形成了「偏见」、歪曲或总是与「当下的」（present）的概念相伴出现的模式（schematism）[59]。如果有人想要确定电子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那很可能就是它的「当下」中充满着「当下性」的过度（excess of presentness）——通过一种「当下的绝对主义」（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以及将所有事物都整合进其自身的数字媒体控制论整体中，并且在其中，在我们喧嚣的「当下」之前的任何事物都不能算「存在」（the present）[59]。
可能有人会驳斥：1800年左右的过渡时期（莱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的「马鞍时代」）以来的现代性（modernity），把当下/现在视作时间成为了反身性的节点，其观察和运作不再有任何分离。数字文化反复宣称的「未来」（futures）仍然属于此类时间性朝向的范畴，其将「当下」视为在过去和（开放的）未来之间过渡的关键点。然而相反的是，人们也可以质问这种时间性结构（时空体chronotope）是否仍具有有效性，或它是否（在控制论式的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中）已被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取代了[60]。
历史地看，控制论的重要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的管理和控制系统似乎史无前例地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不管是水杯、老鼠或处于危险中的飞机），并遵循着全新的标准（其支持者几乎无法掩饰对此的乐观态度）。在具有合适反馈机制的实时系统中，诺伯特·维纳自信已认识到了典型社会批评中缺失的部分。一个没有反馈、足够简单的社会「是许多法西斯主义者、商界强人和政府的理想。」[61] 而控制论的未来任务将是在政治领域中安装这种用于调控的机器（machine à gouverner ），并根据最先进的技术系统对其建模。「非决定论式的目的论」成为一种神奇的表述方式，它使一些人相信他们能够定义目标、引入一个系统，然后怀揣着预期结果必然实现的期望离开。[62]
控制论被认为（以自己的方式）运用了古典的治国术，通过对时间性关系和控制的权力原则的重新定义，呈现出了一个测试最新的媒介技术可靠性的机会。正如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ald）在1966年指出的：「20世纪下半叶，管理复杂社会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计算机。[63]」而皮埃尔·贝尔托在1963年则宣称：「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所谓‘经过考验的’政府管理方法无法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其他各种规模的、伤亡总人数超过5000万的战争……这里或许用法语表达更为恰当：控制，即预见（gouverner, c’est prévoir）。治理的艺术就是预测的艺术。然而，由于有机和大脑的思维方式，以及离不开文字的思考，使得人类难以理解未来的维度。人类大脑不可能一下子同时俯瞰见那些影响当下之事的无穷的因素，但这令人遗憾的事实可以由机器弥补。我相信未来将属于这样一群人，他们最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能做的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就是‘推测’、预见和技术预言，而这些只有在政府掌握的思考机器的帮助下才能实现。」[64]
最重要的是，控制论的持久遗产正是这种幻想般的过度信念：即对未来的控制，通过有针对性地控制其某些方面。冷战时期，授权给内环境动力学（homeodynamics）似乎是我们在核战争、极权主义、人口过剩、污染和资源枯竭威胁下的未来生存的最佳机会。当预警系统专家杰伊·弗雷斯特（Jay Forrester）为他的著作《世界动力学》（World Dynamics）设计模拟模型时，那些代表未来资本投资、人口规模、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起起伏伏并不断攀升的曲线，似乎仅仅只是政治上在追求一个目标时的的「意图震颤」，即追求一个目标时的反馈太多或太少，太早或太晚。但是为了追求目标而控制未来的机制本身已不再受到质疑。根据弗雷斯特的说法，主要问题在于「人类思维不适用于解释社会系统的行为。[65]」换句话说，我们的头脑无法辨别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必须考虑的投资与调节的时间窗。这种对关于复杂和动态系统（即那些「工作量」无法预先建模的系统）理论缺乏的结果就是不断前进，并从政治中移除所有的「直觉、判断和论证」，因为这些不是「对系统行为的干预后果的可靠指导」[66]。如果计算机能够更高效地自主管控事物，我们当然就不需要一个国王——砍掉他的脑袋！
然而，将有能力设定并实现目标的方法委托给他者的希望，很快就遇到了一个认识论难题，即知识、及其范围和处理能力的问题——或者简而言之：若要做出成功的预测，哪些数据是必要的？弗雷斯特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认为，从世界年鉴中获取的数据已足够，要做的只是投入足够的智能去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反馈循环。然而很明显的是，即便在当时，这个问题也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多不同类的数据。
根据控制论学家和管理理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Starfford Beer，1970年前后也写过类似的文章）的观点，电子治理必须把统计时代的延迟和汇总化（aggregated）的数据抛在脑后，才能过渡到「实时控制」，过渡到大尺度分散化（disaggregated）和实时数据的时代（当时「大数据」一词尚未被创造）[67]。政治表达层面将不再是等式的一部分。因此，控制论式的治理，不仅会让国家地位（statehood）的概念瓦解（这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而且还将致力于消除政治的边界——通过将治理实践建立在海量的、波动的保管记录，以及不忽视任何探究领域、且永不停滞的兴趣的知识意愿之上。[68]
正如在控制论条件下所阐述的那样，也许意识形态的终结仍然要归功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古典区分的消解和「所有概念轴线崩溃（breakdown of all conceptual axes）」的判断。然而，施密特对政治分化的减少做出了回应，他强调强化差异（朋友和敌人）而从理论上为主权的权威辩护。控制论所支持的控制或治理形式很少基于个人，机构和法律实体，而更多是通过一种对环境（milieus）、情境（scenarios）和反馈的分散操作，以及发展持续监测和评估流程来处理政治权力的问题[69]。因此，这不仅涉及到改变政府思路，而且事关现代时间性秩序议题的讨论（因此也涉及未来的开放性问题），必须将对50、60年代的控制论的考古同时看作是对当下今日的考古。
大约25年前，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已做了相关的阐释尝试[70]。根据他的观点，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由控制论机器组成的网络，它们可以相互分享反馈信息、自适应地运行、独立地处理故障，并且可以将对象的数据踪迹与主体化形式的预测相结合（通过我们现在所称的「大数据」），那么，「是什么」（what is）和「应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之间的关系就会同现代性的时空体及其开放未来的概念一并崩塌。弗卢塞尔像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将这种情况称为「后历史」（post-history）。根据他的判断，在这种时间性秩序中，将不再有任何基于逻辑推理的争论、批判或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由于现代主体构成于作为过去和未来间过渡点的「当下」，因此在弗卢塞尔看来，在控制论时间秩序的支配之下，所有的剩余都在「（控制论）装置」中的运转：公职人员、绝望的人、技术专家、恐怖分子、环保主义者（等等）都是在预测和反馈而变得愈加脆弱的当下社会类型[71]。
4.控制论的隐秘遗产
从一开始，控制论就不像一门学科，而是一种关于行动的普遍方法论。
这至少能归结为两个结果，而这些结果反过来又深深地铭刻在我们试图理解当下而寻求的这些理论的历史中——而这个当下（present）本身就是控制论巨大成功的结果。
一方面，稳定性（stability）不再被假定为存在（das Seiende）的基本核心；相反，它必须被理解为交流中的反馈系统中需要不断克服的一个难题。就科学议程而言，这意味着因果关系必须以一种非本体论的方式嵌入到系统性的目标分类中[72]。这就是与控制论认识论密切相关的系统论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系统论可被理解为系统构建者和描述者分工后产生的结果——作为为了描述而运作（functioning for the sake of description）和对运作的描述（description of functioning）分离的产物，尽管两者都基于相同的认识论基础。
另一方面，出现了给系统配置行动的可能性，即人与机器组件组成的、多少算「智能的」网络的组织、委托或扩充。这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所关注的问题，在后现代理论热潮结束后，对「事物」（things）的重新审视是其突出表现。作为一个「弱」理论，它试图通过描述囊括人类和非人类组成部分的知识和历史的共同起源来获取力量。尽管它成功地调和了实在论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但它倾向于重提控制论认识论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已被控制论学者自己所清楚了解（而且往往是更全面）。
这两种理论传统或许都可以被理解为，对20世纪50、60年代控制论成功后兴起的系统导向科学（system-oriented sciences）的反应（或结果）。描述与设计，即系统的分析和综合自那以后一直携手并进，尽管在早期的跨学科阶段后它们被划入不同的大学学科。对控制论系统行为（也是在麦卡洛克的「实验式认识论」的意义上）的研究因此只能以一种认识论式的保守方式进行着，这与它所宣称的普遍有效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亚伯拉罕·摩尔（Abraham mole）在1959年发表了如下评论：「（[功能类比]的这一原则将控制论定义为一门模型的科学（a science of models）。十九世纪的人们努力如其所是的描述世界。……二十世纪的科学最重要的将是模型的科学。……一旦它能够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模型，那控制论就能够回答[某物是什么]的问题。」[73]
在这一层面，正在进行的计算机模拟（computer simulations）的潮流可被视为控制论最重要的科学史遗产之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出于实验目的模拟的旨在模仿动态系统随时间推移的行为。早在1967年，梅西会议的参与者约瑟夫·C·R·利克里德（Joseph C. R. Licklider）就指出，计算机模拟将为科学史上带来一个新时代，其重要性将与印刷媒体的出现不相上下。计算机模拟已经成为专门研究系统行为的科学领域。系统行为不仅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或「模式2」的科学，改变了工程和自然科学的科学实验文化，它们也影响了全球化社会的「世界观」和政治框架。[74] （校注：mode 1 、2 是科学社会学中的术语，即「知识生产模式」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s，模式1指仅仅由科学知识和基础研究驱动的知识生产，由研究者发起，建立在科学概念化和学科化之上；模式2由1994年创造，在模式2中，多学科团队短时间聚集在一起，研究现实世界的具体问题，以便进行知识生产，强调跨学科研究，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
在这方面，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能是气候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气候议题已经取代了核战争从前占据的系统性地位（众所周知，计算机模拟在武器生产方面取得了首次成功)。隐喻的征兆或许已经改变；冷战结束后，对寒冷的核冬天的恐惧可能已经让位于不断变暖的地球的恐惧。然而两种情况是具备可比性的，因为它们都开启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跨国协作来预测全球的情况，并且在科学和科幻小说之间「思考无法想象之事」（think the unthinkable）[75]，最终都是为了避免某些事件的改变未来的行为。
气候研究在这点上尤其显著，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写的[76]，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知识领域在认识论上如此依赖于硬件和软件筑就的历史性阶段：强大的计算能力带来了肉眼可见的质量飞跃，同时也形成了软件的历史，在其中，数百万行编档不完善或未编档的代码已经沉淀成科学思维的考古地层，无法被触达或重写，只能不断被扩展、以及被全球化地标准化处理与认证。
在面对那些可能屈服于引导我们的行为和自我知觉的或然（或几乎是可预测的）世界时，目前为止的日常批判已陷入困境。条件反射般的引用知识的「建构性」对此收效甚微，因为这没有考虑到发生在这些情境中的活动：这些情境往往有意识的采用建构主义（例如在参数化方面）。不仅因为推论能力，也因为系统性的理性，传统科学伦理所信奉的可证伪性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行不通，因为我们既不可能把气候当作科学对象进行实验，也无法用这种科学本身来重构那些正被软件所正处理的事物。
鉴于其认识论的情形，所以潜在的气候情境可被视为导致上述现代时间性制度转变的例证之一。在未来的可能性（曾被现代性简单地认为是「不同的未来」）之外，浮现了潜在的现实（potential actualities）。这既不是过去能，或应发生的事，而是越来越多单一的「意料之中」的事。通过支撑起在过去（已被验证）、现在（行动中）和未来（情境）之间不断的反馈循环，它们作为知识的权威基础为服务今天。而且这些处在紧要关头的难题，由于可以被关联到它们的媒介历史基础，以及其可预测性，所有问题也就变得不再真切。[77]
如果在此期间，严肃的气候学家们假定了一种新的宇宙观，其能在全球的层面上解释我们的行为，那么就知识而言，这同时也是一种对现代性的透明概念的背离，即来自于一种终结了阐释学和启蒙运动的控制论式黑箱化，而这种黑箱化使得技术话语分析（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解构主义（德里达）或系统论（尼克拉斯·卢曼）等方法成为可能。由于其不可通约性，计算机模拟情境的合法化策略更适用于前现代主权的政治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新的科学王国，它公开了一切（字面意义上的：「开源」），却无法遭到背叛。
（校注：incommensurability 不可通约性是托马斯库恩强调的范式之间转换的特征，wiki的解释如下：对若干科学理论而言，如果它们可以被同一套术语所描述，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确定哪种理论更加有效或有用，那么便称这几种科学理论是可以通约的。反之，如果这些科学理论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上，而且这些框架的语言表述没有太多的重叠，使得科学家无法比较这些理论或利用证据来支持其中的一方，则称这几种科学理论不可以通约，此处谈论的便是控制论的范式无法用传统科学的范式加以批判）
统治者的智慧（或奇想）曾是一个不可泄露的秘密，受到知识的形而上学限制的保护，而现在则让位给了数据处理（data processing），数据处理已划出了一道新的界限，由于其自身「本质」（现已高度技术化），它区分于那些为了保密而遮遮掩掩的事物。控制论认识论的功能性和系统性的类比，及其在计算机模拟的数字媒体中的应用，激进化了（radicalized）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现代性一直以来都运行在不充分的批判性知识的基础之上，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其自身就会变得不再可信。
最终，现代性通过使（开放的）未来变得不再确定，而使秘密的宇宙学合法性变得无足轻重。在某种意义上，它把主权不可泄露的秘密移植到了时间其自身上[78]。然而，根据控制论认识论对气候情境实例的表述，我们可能会见证一场对来自同样现代性的文化和社会技术网络的宏伟重构，如今正在逼近我们的问题是一种新的奥秘（arcanum），一种电子文化的功能性秘密，而其（如主权基础或之前谈到的未来概念一样）无需再保持神秘，而这仅仅因为它是不可通约的。
无论如何，已有的理解方法显然已经达到了其极限，并且现在仅仅更显著地表明它们受到控制论技术如此强烈的影响，而后者却正是它们所试图描述的。系统论和行动网络理论源于控制论认识论自身，因此只能回溯它们自己的基础而做不了太多。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教导我们要阅读硬件并编写软件，这无可否认地（以一种受到个人电脑、命令式编程语言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客精神影响的可预料的方式）让秘密荡然无存，但同时，该理论惆怅于知识只能执行数字文化的最外层端口：「（一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的全媒体链接将会消除媒介的概念。绝对知识不会将人与技术连接起来，而会形成一个无尽的循环。」[79]
然而，如果实时的、预测的、功能性黑箱的和设计情境的控制论认识论确实已充斥了我们的世界（从大尺度的政治决策一直到我们强度、情绪或情感的微观网络），那么我们将再次迎来讨论历史时间以及未来自身问题的成熟时机[80]。在数字文化中，「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可作为自己或他人知识的记忆被唤起）和「预期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作为将到来的经验空间将我们与未来隔绝）将融合在一起，并被简化为一种当下的新形式——一种新的时空体，其根本上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始终盛行的时间秩序。也许这就是最终的「控制论幻相」（cybernetic illusion）。毕竟，对于这样一种当下，我们的思考无需再有任何证明的负担——好奇心就已足够。
——完——
校后记
非常感谢大目妖和我一同翻译了这篇文章，他正与我一同推进着关于控制论与电子游戏的研究。
此文已相对清晰地把控制论模糊且分散的愿景与影响勾勒清楚，让我们得以窥见这桩发生在五六十年前的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彻底地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且又消失的，而这对我们今天至关重要。
控制论的梅西会议，甚至早在维纳与生物学家合作时就践行的跨学科研究模式是我们今天的重要参照，这也与斯蒂格勒对于建立一种「普遍器官学」的可通约学术平台的诉求有着回应与共鸣：「一种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y）所需的组成部分：当前世代的计算机原理；神经生理学的最新发展；以及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模糊的「人文主义」的混合体」
而此文也让我们得以望见如今多少的人文学科的理论和科学研究的范式深深地收到了控制论的影响，逻辑运算与人工智能，计算机，信息论，行为理论与反馈的概念等等是如何成为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事物。
就人文视角来说，控制论带出了一种整体的，普遍的宇宙观，就如同逻辑和过程哲学家怀特海所构想的，一种单子论式本体论，人类仅仅是其中的一实体。
就像是控制论会议的合影似乎参照了灵性主义的降神会（spiritualism seance）是一种和死者沟通的尝试，或许控制论的努力也是一种使得人与其他事物得以共同分享同一种沟通模式的共识。「人类只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机器（information machine）」 ，福柯所指出的康德开启人类学幻象如今迎来一种「人的终结」 ，无论是ANT（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后续的物导向本体论，都试图超越 一种人类本位的视角，即不再将人类作为任何对真理追求的起点，而这或许都可以追溯到控制论的开枝散叶。
而在技术层面，无论是近年来兴起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还是曾经风行一时并且深深渗透进互联网的系统论，组织论等，再或是混沌的发现与复杂系统研究，Stephan Wolfram 对可能性空间的研究，计算机模拟作为物理的研究的方法等等，这都大量地改变了如今的科学与文化。
而电子游戏无疑是控制论思想下的的重要延伸。
如果说控制论涉及的是「用于控制的机器」（machine  à gouverner） ，那么电子游戏便是一种「控制的艺术」（art  à gouverner），其并非「关于控制论」的艺术，而是「以控制论的方式运作的艺术」。
控制论是使得电子游戏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维纳所关注的「生物体和机器中信息的控制和传输」中的共有空间（common space） 可以说是电子游戏得以运行的基础与工作的地带，人类的身体信号通过界面传递获得反馈得以循环的回路与身体感的建立与延伸。
冯·诺伊曼根据皮茨和麦卡洛克的论文而设计的计算机的出发点，便是试图构建一种与大脑同样方式运作的「电脑」，在此意义上，电子游戏设计涉及的毫无疑问便是一种将数字化（Digital）和各类游戏设计的反馈和循环作为调控手段而「控制大脑」的美学。而就如梅西会议所反复关注的点，所有的电子游戏也总是关于模拟的重建和数字的转换的。
正如维纳后期所担忧的控制论的滥用将导致人类与机器的某种不良关系，这也是本文第四部分所警惕的，即控制论的「非决定论式的目的论」在社会和政治规模上的使用：整个人类社会会在控制论机器的调控下失去了「判断的知识」（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而诉诸于数据计算与系统，基于大数据建模等进行自动决策，并将社会和当下作为一整个实验室的控制论系统，这让我们的未来无可避免地在加速中朝向某个调控的目的地，并且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当下」的时间性秩序，而这便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难题，也是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
而在此阶段，由于这种控制论幻相和新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传统的科学证伪性的范式和人文的批判都不再有力，我们需要寻找到的一种能够对于系统，对于建模与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思考和批判的方式与话语，一种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媒介方法。我希望或许游戏设计对系统与人的控制论系统的微观建模，以及批判性创造空间的视角，能够如同技术话语分析或系统论方法一道，成为一种面向「当下」批判和思考的一种进路吧。
叶梓涛
落日间
附表：梅西会议主题内容整理
*大屏幕观看体验更佳

   
    
  
   
    
  
   
    
  

注释：
1 Support for this research was provided by a fellow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Konstanz’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which is part of the university’s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Center of Excellence, establish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German Federal and State Initiative for Excellence.
2 Otto Mayr, The Origins of Feedback Contro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 Eberhard Lang, Zur Geschichte des Wortes Kybernetik, Grundlagenstudien aus Kybernetik und Geisteswissenschaft 9 (Quickborn: Schnelle, 1968); Joseph Vogl, “Regierung und Regelkreis: Historisches Vorspiel,” in Cybernetics/Kybernetik: The Macy Conferences 1946–1953, ed. Claus Pias, 2 vols. (Zurich: diaphanes, 2003–2004), 2:67–80.
3 Erhard Schüttpelz, “To Whom It May Concern Messages,” in Cybernetics/Kybernetik, 2:115–30.
4 In his typically aphoristic fashion, Marshall McLuhan once wrote: “[T]he electric age of cybernetics is unifying and integrating.” Quoted from Marshall McLuhan, “Cybern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Cybernetics, ed. C. R. Decher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6), 98. In this regard, Hans Lenk has used the term “Experten für das Allgemeine” [“experts in the general”]; see his Philosophie im technologischen Zeitalter (Stuttgart: Kohlhammer, 1971), 107.
5 Gregory Bateson, “From Versailles to Cybernetics,”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by Bateson, 2nd ed. (London: Jason Aronson, 1987), 475–83, at 481.
6 Letter from Frank Fremont-Smith to Warren McCulloch, 8 February 1946 (APS).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e documents abbreviated (APS) derive from the Warren McCulloch Paper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B/M 139 (Series I, Box 13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Series II, Box 9 [Macy- Meeting IX, March 1952; Macy-Meeting X,April 1953]; Series II, Box 19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48– 1952; Macy-Meeting I, 1946; Macy-Meeting VII, 1951]). Documents abbreviated (HvFA) are housed at the Heinz von Foerster Archive, Vienna, DO967 (Macy Corresp. und Macy 49–53).
7 Agenda for the first conference, March 1946 (APS).
8 Letter from Warren McCulloch to Gregory Bateson and Margaret Mead, 11 February 1946 (APS).
9 Steve J. Heims, The Cybernetics Group, 1946–1953: Constructing a Social Science for Postwar Americ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10 This expression is borrowed from Dominique Dubarle’s review of Norbert Wiener’s book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see Dominique Dubarle, “Une nouvelle science: la cybernétique. Vers la machine à gouverner,” Le Monde (28 December 1948).
11 Though difficult to reconstruct in its details, the verifiable attention paid by the CIA to cybernetics is just one of many noteworthy facts in this regard.
12 The reviews in question can be found in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May 1952); Southern Medical Journal (July 1952); Bulletin of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August 1952);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August 1952);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September 195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October 1952); The Academy of General Practice (October 1952);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November 1952);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December 1952); The Psychiatric Quarterly (January 1953); 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February 1953); and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30–1950: A Review of Activities (New York, 1955).
13 George Rosen, “Book Review: Cybernetics – 8th Con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2, 1481
14 An overview of the scientific disciplines to be involved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1946 (APS).
15 See, for instance, the letter from Warren S. McCulloch to J. A. Winter dated 13 January 1953 (APS).
16 Letter from Bertrand Russell to Warren S. McCulloch, 4 February 1953 (APS).
17 Letter from Albert Einstein to Warren S. McCulloch, 2 April 1953 (APS).
18 Letter from Alan M. Turing to Warren S. McCulloch, undated [1953] (APS).
19 Letter from Warren S. McCulloch to J. A. Winter, 13 January 1953 (APS).
20 Heinz von Foerster, “A Note by the Editor: Proposal by H.v.F.,” 12 December 1951 (HvFA); see also: Heinz von Foerster, “Circular Causality. The Beginnings of an Epistemology of Responsibility”, in Collected Works of Warren S. McCulloch, ed. by Rook McCulloch, (Salinas, Calif.: Intersystem Publications, 1982), Vol III,, 808–28.
21 Letter from Hans-Lukas Teuber to Heinz von Foerster, 1 February 1952 (HvFA).
22 Letter from John W. Stroud to Heinz von Foerster, 2 September 1949 (HvFA).
23 See Roland Barthes,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 179–89.
24 A sketch of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for the sixth conference, 24–25 March 1949 (HvFA).
25 Paul Watzlawick, Janet H. Beavin, and Don D. Jackso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1967).
26 Heinz von Foerster, “A Note by the Editor: Proposal by H.v.F.,” 12 December 1951 (HvFA). Regarding the inclusion of another person’s Weltentwurf or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see also Niklas Luhmann, 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 translated by Jeremy Gai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ybernetics to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see Henning Schmidgen, “Zeit als peripheres Zentrum: Psychologie und Kybernetik,” in Cybernetics/Kybernetik, 2:131–52.
28 Warren McCulloch und Walter Pitts, “A Logical Calculus Immanent in the Ideas of Nervous Activit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5 (1943), 115–33. 
29 See Lily Kay, “From Logical Neurons to Poetic Embodiments of Mind: Warren McCulloch’s Project in Neuroscience,” Science in Context, 14 (2001), 591–614.
30 The concept of this was an early “expulsion of the spirit from the humanities” (Austreibung des Geistes aus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as Friedrich Kittler would later call it. See, for instance, Helmar Frank’s remarks in his Kybernetik und Philosophie: Materialien und Grundriß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Kybernetik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6), 103: “It can be supposed that, by the end of our century, […] the ‘humanities’, which by then will have been ‘modernized’,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no longer being concerned with the ‘spirit’ [‘Geist’] and its derivatives but rather by having fragmented it into multiple components and thus having ‘despiritualized’ it into systems of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ransl. by Valentine Pakis).
31 See Mai Wegener, Neuronen und Neurosen: Zum psychischen Apparat bei Freud und Lacan (Munich: Fink, 2004).
32 Claude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1948), 379–424, 623–57.
33 Norbert Wiener, Julian Bigelow, and Arturo Rosenblueth, “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10 (1943), 18–24.
34 See Claus Pias, “Elektronenhirn und verbotene Zone: Zur kybernetischen Ökonomie des Digitalen,” in Analog/Digital – Opposition oder Kontinuum?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einer Unterscheidung, ed. by Jens Schröter and Alexander Böhnke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4), 295–310.
35 The staunchest defender of the digital was John von Neumann, who held the following position: “I shall consider the living organisms as if they were purely digital automata”; quoted from his article “The General and Logical Theory of Automata,” in Cerebral Mechanisms in Behavior: The Hixon Symposium, ed. by Lloyd A. Jeffress (New York: Wiley, 1951), 1–31, at 10.
36 It supposedly only happened once that McCulloch felt it necessary to interrupt a discussion with the words “no, not now” (see p. 193 in this volume).
37 See p. 723 in this volume.
38 Martin Heidegger, “‘Only a God Can Save Us’: Der Spiegel’s Interview with Martin Heidegger,” in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ed. by Richard Wol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91–116 (transl. by Maria P. Alter and John D. Caputo).
39 Gotthard Günther, Das Bewußtsein der Maschinen: Eine Metaphysik der Kybernetik (Krefeld: Agis Verlag, 1963).
40 Arnold Gehlen,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ranslated by Patricia Lipscomb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41 Max Bense, “Kybernetik oder die Metatechnik einer Maschine,” i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d. by Elisabeth Walther, 4 vols. (Stuttgart: J. B. Metzler, 1997–98), 2:429–4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1).
42 Pierre Bertaux, Maschine – Denkmaschine – Staatsmaschin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9. Tagung am 25. Februar in Hamburg-Bergedorf (Hamburg: Hamburg-Bergedorfer Gesprächskreis, 1963), typescript.
43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70), 386.
44 Immanuel Kant,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84–87.
45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106–0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46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341.
47 Ibid., 380, 342.
48 See Stefan Rieger, Kybernetische Anthropologie: Eine Geschichte der Virtualitä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49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345.
50 See for instance Louis Couffignal’s definition of cybernetics – in his book La Cybernet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 as “the art of preser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on.”
51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374.
52 See p. 719 in this volume.
53 On the exclusion of computer science from the “lofty dreams” of cybernetics see for instance Wolfgang Coy, “Zum Streit der Fakultäten: Kybernetik und Informatik als wissenschaftliche Disziplinen,” in Cybernetics/Kybernetik, 2: 253–62.
54 See Gilles Deleuz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in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ed. by Imre Szeman and Timothy Kaposy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139–42;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Alain Touraine,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Myrna Godzic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Zbigniew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New York: Viking, 1970).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s an anti-communist strategy, see Richard Barbrook, Imaginary Futures: From Thinking Machines to the Global Village (London: Pluto, 2007), 137–83.
55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3–4.
56 First mention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the likes of Franciscus Sylvius and Gerard van Swieten), intention tremors designate involuntary movements that only occur in conjunction with voluntary movements.
57 Karl Steinbuch, Falsch programmiert: Über das Versagen unserer Gesellschaft in der Gegenwart und vor der Zukunft und was eigentlich geschehen müßte (Stuttgart: DVA, 1968), 151.
58 Peter Bexte, “Uncertainty in Grammar/The Grammar of Uncertainty: Some Remarks on the Future Perfect,” in From Science to Computational Scienc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oday’s Sciences, ed. by Gabriele Gramelsberger (Zurich: diaphanes, 2011), 219–26.
59 Wolfgang Hagen, Gegenwartsvergessenheit: Lazarsfeld, Adorno, Innis, Luhmann (Berlin: Merve, 2003).
60 Hans-Ulrich Gumbrecht, Our Broad Present: Tim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61 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15.
62 See Peter Galison, “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 Critical Inquiry 21 (1994), 228–66.
63 Robert Theobald, “Cybernetics and the Problems of Social Reorganization,”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Cybernetics, ed. by Charles R. Dechert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6), 39–69, at 59.
64 Bertaux, Maschine – Denkmaschine – Staatsmaschine, cited above. Bertaux’s long-term hope was in the elimination of national borders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n prediction apparatus for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65 Jay Forrester, “Counterintuitive Behavior of Social Systems,” Technology Review 73 (1971), 52–68, at 52.
66 Idem, World Dynamics, 2nd ed. (Cambridge, MA: Wright-Allen, 1973), 97.
67 Such fantasies from the 1960s are enjoying a revival in today’s notion of “big data’; see, for instance: http://www.futurict.ch.
68 See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Claus Pias, “Der Auftrag: Kybernetik und Revolution in Chile,” in Politiken der Medien, ed. by Daniel Gethmann and Markus Stauff (Zurich: diaphanes, 2004), 131–54
69 See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Jacques Donzelot et al., eds., Zur Genealogie der Regulation: Anschlüsse an Michel Foucault (Mainz: Decaton, 1994).
70 Vilém Flusser, Gestures, translated by Nancy Ann Ro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Gesten: Versuch einer Phänomenologie (Düsseldorf: Bollmann, 1991).
71 Flusser, Gestures, 17–18, and 35–36.
72 Niklas Luhmann, Zweckbegriff und Systemrationalität: Über die Funktion von Zwecken in sozialen Systemen (Tübingen: Mohr, 1968), 107–09.
73 Abraham A. Moles, “Die Kybernetik, eine Revolution in der Stille,” in Epoche Atom und Automation: Enzyklopädie des technischen Zeitalters, 10 vols. (Frankfurt am Main: Limpert, 1958–60), 7:7–8 (transl. Valentine Pakis).
74 See, for example, Evelyn Fox Keller, “Models, Simulation and ‘Computer Experiment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 ed. by Hans Radder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3), 198–215; Paul N. Edwards, A Vast Machine: Computer Models, Climate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Peter Galison, “Computer Simulations and the Trading Zone,” in The Disunity of Science: Boundaries, Contexts, and Power, ed. by Peter Galison and David J. Stump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8–57; Claus Pia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Computer Simulation,” Zeitschrift für Medien- und Kulturforschung 3 (2011), 29–54; Gramelsberger, ed., From Science to Computational Sciences.
75 Eva Horn, Zukunft als Katastrophe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4).
76 Claus Pias and Timon Beyes, “Transparenz und Geheimnis,” Zeitschrift für Kulturwissenschaften 8 (2014), 111–17.
77 Elena Esposito, Die Fiktion der wahrscheinlichen Realitä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7).
78 On the premodern role of secrecy, see Albert Spitznagel, “Einleitung,” in Geheimnis und Geheimhaltung: Erscheinungsformen – Funktionen – Konsequenzen, ed. by Albert Spitznagel (Göttingen: Verlag für Psychologie, 1998), 19–51; Niklas Luhmann and Peter Fuchs, “Speaking and Silence,” translated by Kerstin Behnke, New German Critique 61 (1994), 25–37; Aleida Assmann and Jan Assmann, Schleier und Schwelle, 3 vols. (Munich: Fink, 1997–99).
79 Friedrich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inthrop-Young and Michael Wutz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80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