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时,雨还在下着。街对面的鼓楼传来一阵整齐的喧闹声,一群中老年人穿着唐装在大风中一起迈出左脚,拉住衣角转了一个圈,这时,楼上的铁钟被敲响。不用看也知道,现在是早上八点,鼓楼老年歌舞团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这个点为大家播报时间,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
“台风红房子将于一周后登陆。”所有短视频平台都在为人们推送同一个新闻。
我决定出门吃个早饭,然后去上班。天气很湿热,我解开白大褂上的两颗扣子,好让湿气散出一点。
“早上好陈师傅。”我漫不经心地向早餐店老板招了招手,随后接过他端来的面条。汤汁过多,快要漫出来,陈师傅随手从手边拿起一张纸,垫在碗下面。纸的正中间是一个黑漆漆的人头。
我慢慢吮吸着面条,店里只有我一个顾客,陈师傅眯着眼点燃一根烟,看着鼓楼下正在收拾戏服的女人们。
我顺着陈师傅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眼就看见了她。确实,这个年龄这身打扮,很难不惹人注意。她拿出一把亮红色的雨伞,迈过马路中间的水坑,小心翼翼地往这边来了。陈师傅苦笑了一下。
“啊,你好。”我装作刚刚发现她的样子,把视线从碗里移动到她的脸上。
大红色的口红小心地裹满她整个嘴唇,使得过厚的粉底显得更加奇怪,让人想起以前上医学课时在太平间见过的尸体。不同的是,一层细密的汗珠使粉底散开,露出一截蜡黄色的脖颈。她注视着我。
“请您看看这个。”她变戏法似地从身后拿出一大叠相同的纸张,随后抽出最上面的一张放在我的手上。
这是一则寻人启事,但明显使用者对电脑的操作不到位,使得打印出来的照片效果十分差,看起来就是一大块黑色的阴影上有一线身体的轮廓。我需要通过非常小心的辨认才得知这不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相反,除了非常茂密的头发以外,他的身材也保持的相当不错。
“啊,不好意思,瞧我这记性。”她拍了拍自己的头,如同少女一样吐出半截舌头。
我朝医院走去。去医院的路上除了蝉鸣声,还有工人们悬挂在空中,挥舞着锤子修建脚手架的声音,近年来,鼓楼如同下雨一般掉下过很多人。刘师傅说,他每天开店的时候,都用一只手拉卷帘门,另一只手用来撑雨伞。
如果我是这些人,一定不会选择在鼓楼自杀,绝对不会。事实上,我并不想让鼓楼知道我的存在,就像七百年前它修建起来的时候我也并不知道。但这是不可能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它的视线之内,你吃饭,做爱,排泄,它都看在眼里。所以当你从鼓楼顶端纵身一跃,那些你看了一辈子的无聊街景伴随着自己庸俗的一生闪现在眼前时,不要觉得鼓楼会试图安慰你,如果这时铁钟刚好敲响,不,那不是它在为你的灵魂发出悲鸣,只是它刚好走到一个整点罢了。所以,当我看到我的母亲抱着我两岁的妹妹从鼓楼上跳下时,我并不感到悲伤,只是困惑和不解。
我来到自己的诊室,确认了一下挂号记录,暂时还没有人。我把白大褂脱下,挂在椅背上,紧盯着墙上乳白色的闹钟,黑色的时针和分针从左向右划出一个小弧度,现在是九点整。
“啊,你好。”我没有抬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根圆柱笔和诊断纸,今天的第一个病人比以往来的要早一点。
我点开电脑上吴暇的记录,发现她距离56岁还有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我拿出手边的红笔,在会诊纸的年龄一栏打上一个问号。
乌柏松歌舞团?啊,我想起了寻人启事上那个男人是谁了。两年前,我和妻子去剧场看过他们的演出,那是一个现代舞歌舞团,而那个男人,也就是吴暇的丈夫,正是这个歌舞团的总编舞师,他的名字作为招牌被印在海报的正中央。
我仔细看了一会脑电图,用红笔在纸上写下“疑似阿尔茨海默症”这几个字。
“嗯,大概有半年了吧。年龄上来了,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吧医生。”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迅速在纸上写下几种药品,嘱咐她药的用量,一会再去拍一个头颅CT,一周后来领报告。
“谢谢医生,”她接过单子,随后神情紧张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也请您看看这个……不好意思,我一下子忘了它叫什么了。”
“台风’红房子’已经在西南沿海一带生成,低压中心将以每小时五到十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一周后在我市登陆,请各位市民关好门窗,做好防护工作。”
我回到家,妻子还是不在。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一边喝一边看着街对面的鼓楼,几辆花车从门前开过,坐在车里的新郎新娘木然地直视着前方,是啊,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大喜的日子遇见下雨。
我和我妻子结婚的那天下雨了吗?我想不起来了。我甚至连自己是否举办过婚礼都持怀疑态度。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就坐在这个沙发上,一起看一部叫《白》的电影。电影的男主角是一个波兰的理发师,他乘坐妻子的旅行箱偷渡到法国,却在异国的第一天就失去了自己的性能力。看到这,妻子慢慢向我靠拢,我轻轻推开她,示意想好好看电影。
理发师在婚后的几年里又失去了工作,房子,以及自己的头发,妻子要和他离婚,他在法庭上惊恐地宣称自己深爱着妻子,以及自己只是很疲惫,并不是不能勃起,他的话还得通过身旁的翻译传递给陪审团,不过,一切都没有用了。深夜,他一次又一次拨动着妻子所在公寓的电话号码,听到的却是她此起彼伏的呻吟声。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段被法国街头公共电话亭的听筒不断放大的呻吟声将成为我多年来梦魇的主题,我回过身来,想要完成我应该完成的事情,但是妻子已经不在身边了,只留下一张空空的毛毯,隔壁房间大红色的婚床上传来她滞重的呼吸声。
这段呻吟声会经常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的耳边,它如同一张蜘蛛网,死死的黏在我的身体两侧,将我困入其中。妻子离开家的那一天也是这样,那天同样刮着台风,整天整天地下着雨,我和妻子站在窗前打理着被淋湿的衣物,风声像打鼓一样一刻不停,吹动着玻璃窗不断发抖,让窗外的鼓楼看起来好像在跳舞。我小心翼翼地折叠着自己的法兰绒衬衫,忽然那段不断加强的呻吟声就出现在了耳边,周围的空气开始慢慢变得稀薄,眼睛被那段影像所覆盖。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四脚并拢躺在海滩上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身后的海浪不断带来沙粒覆盖在自己的小腿上,胸口上,身体却不能动弹,直到整个人成为海滩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鼓楼的钟声敲响才将我从幻觉中拉出来,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数不清的玻璃渣刺穿了我的小腿,身旁是一大片暗红色的血液和一扇破碎的玻璃窗,台风呼啸着涌入我们的房子,并将地板上所有的衣物卷出窗外。
台风不断灌入我的耳膜中,让我听不见任何声音,我大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你第一次是在哪碰见他的呢?”一串弹幕从直播画面的顶端飞过。
遇见吴瑕的那天晚上,我把那则寻人启事投放到电脑上,一点一点的研究,试图找到一些关于这个男人的蛛丝马迹。我甚至在网上找到了和那则寻人启事上一模一样的他的照片。接着,我开车去电脑城买了一大叠A4纸,把照片压制到合适的尺寸,在其他空白处打上相关信息,随后打印下来。我看着手上高清版本的寻人启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无聊吧。
我还发现在原来那则寻人启事的背面,有一串奇怪的数字,那是一张小小的纸条,被一块透明胶黏住。我小心地撕开透明胶,把那串数字打在收索栏上,一片空白。电话号码?还差一位。我把数字复制下来,在每一个社交平台上进行搜索,全部徒劳。正当我准备放弃,刷会短视频放松一下的时候,一个链接弹了出来。链接提醒我密码正确,是否要进入该直播间。
直播间的人气维持在个位数,排除两个明显是机器人的ID,所以现在在看直播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五个。她仍然画着那副像尸体一样的浓妆,再加上可能是第一次直播没有经验,光线太暗,摄像头一直摇晃,没过多久,直播间里就只剩了我一个人。
我通过弹幕告诉她,应该改一下直播间的名字,不然不会有人来看的。她苦笑着说,其实自己并不会用电脑,这个直播间还是她托侄女弄的,她把手放在键盘上,僵硬地移动着,最后成功把直播间的名字改成了一串乱码,好了,这样看来,今天到最后也只会有我一个人了。
“你第一次是在哪碰见他的呢?”为了让她不至于太尴尬,我试着向她提问。
“请等一等,”她说,随后从身旁拿出一个巨大的笔记本,依据上面贴的五颜六色的标签开始寻找着什么,两分钟后,她翻到红色标签的那一页,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看来是找到了,我拿起手边的A4纸,试着把她说的话记录下来。
“我第一次是在哪碰见他的呢?是在一个地下文化艺术展上。那时我刚从舞蹈学院毕业,没能找到工作,策展人说,有一份报酬很不错的兼职,让我去试试。”
“我想都没有就接受了这份工作。那天我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诺,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件,”她站起来转了个身,给我展示她的连衣裙。“不过,衣服并不重要,我一进会展中心,其实也就是一个两百来平米的地下室,就发现情况好像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地下室的照明设备是三支白炽灯管,悬挂在潮湿的天花板上,让会场里所有人的脸呈现出一种不太健康的惨白色,参与者全部都是男人,穿着西装,看起来是赶来参加公司的年会;他们正对着一个小小的舞台,上面悬挂着一张血红色的大幕布以及同样颜色的地毯,地毯的正中央孤零零的摆放着一把金属椅子。他们就这么正对着这把椅子,没有人发出一丝声响。”
“我坐下,独自面对着在场所有人的目光。策展人走到我的耳边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他说了什么,就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的衣物全部消失了,一根绳子从左到右系住我的胳膊,另一根则斜着向下穿过乳房勒住我的大腿;一大块保鲜膜将我的身体整个覆盖住,发出的求救声却持续不断的变成白色的雾气进入我脸上的毛孔里。我只能闭上眼睛,流眼泪,台下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空荡荡的身体。”
“第一个男人走了上来,他的眼珠被我身后鲜红色的幕布染成同样的颜色,他卸下手表,放进西装外套的内袋,挽起袖子,最后抬起手臂,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会展上一共有大概三十几个人,他们一个个的上台,触碰我,辱骂我,攻击我,或者是把自己的凳子搬到台上,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起自己内心最邪恶的想法。还有一个人,他什么也不做,只是走到我的面前,直视着我的双眼。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
“我的意识开始有些模糊不清了。我看见展览的会台上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影子向我移动过来,我已经没有力气来反抗,只能无力地看着他黑框眼镜里包裹着的眼珠,向他摇了摇头。”
“他撕开保鲜膜,掏出兜里的小刀割断绳子,我从椅子上跌倒,他把我接住,轻轻地放在椅子上,把那件大红色的外套披在我的身上,对我说,以后跟我一起跳舞吧。”
等我回过神来时,直播已经结束了,她忘记了关摄像头,留下一个空空的房间。鼓楼的钟声在直播间里敲响,我看着自己手里写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不由得质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早上,鼓楼艺术舞蹈团照例准时开始排练,吴瑕站在队伍的角落里,脚步有些吃力,跟不上队伍的节奏;舞蹈团的团长是一个看起来比她小一些的女人,她示意大家停下排练,站到吴瑕的面前表情严肃地说了些什么,她低下头,旁边有人在偷笑。
其实鼓楼艺术舞蹈团的前身就是乌柏松歌舞团,一个风格十分前卫的现代舞舞团,他们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眼光,演出场场爆满,甚至有很多国外的艺术展邀请他们去表演。不过,现代舞毕竟是一个相对专业而小众的舞蹈门类,大多数人也就是来看个新奇,况且,演出的地点还是鼓楼区,他们拿的是国家的补助,租用的是景区剧院,没过几年,乌柏松歌舞团就迅速萧条下来,面临着经营危机。
那是一个旅游黄金周,大量游客涌入鼓楼,从上往下望去,整个城市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我和妻子不堪其扰,决定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躲一躲,这样,常年冷清的乌柏松歌舞团剧场自然成为了我们的首选。
不过我们错了,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这使得剧场居然难得的热闹起来。放眼望去,一多半都是鼓楼区的居民,有老人,有小孩,小孩的手上拿着糖果,整个会场乱糟糟的,好像是在举办一场流水宴。我在演出开始前遇到了陈师傅,他告诉我这个舞团的演出尺度很大,女演员甚至还要露点。我笑了笑,没有接他的话。
小提琴和军鼓的声音响起,然后是长笛,小号,萨克斯,一个小型的管弦乐队出现在舞台左侧,成功吓退了台下喋喋不休的嘴巴。乐队停止了演奏,聚光灯打在空荡荡的舞台上,照映出舞台上的一粒粒灰尘。
这时,一个女人从舞台右侧走出,我现在知道了那个女人便是吴瑕,那不过是两年前,她看起来却要比现在年轻许多,她穿着睡衣,头发散乱,闭着双眼在舞台上打转,看起来像是一个迷路的人。
另一个女人走上了舞台,她身材高大,除此之外与吴瑕的打扮一模一样,她重复着吴瑕的每一个动作,神态,直到两人的动作完全同步,军鼓敲出一个四拍的节奏,而他们动作的频率却保持在三拍。一种焦躁的感觉爬满我的身体。
他们保持着这个频率跳了大概二十分钟,观众席已经开始有些躁动了,陈师傅咒骂着传言的不实,更多的人则是打起了哈欠,脑袋开始上下点头。
咏叹调在观众耳边奏响,那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开始一件件甩掉自己身上的衣物,她站在舞台中间,一点点褪去自己的上衣,短裤,直到只剩下一件内衣和一条内裤。
观众们一起屏住呼吸,陈师傅的眼睛都看直了,大人们蒙上了小孩的眼睛。
这是吴瑕的丈夫。他接着取下胸口的内衣,露出刮干净胸毛的两大块胸肌,将吴瑕拥入怀中,所有音乐一下子停止了,他们的拥抱是如此的紧密,好像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分开。我下意识看了一眼身旁的妻子,她睡着了。
这就是乌柏松歌舞团的最后一场演出。第二天,他们被观众以传播低俗内容的理由举报而被迫关停,其实,他们只是没有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
台风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来到办公室时,吴瑕已经站在门外等我了。她客套地向我笑了一下,看起来要比昨天精神一些。
这份头颅CT的报告完全正常,换个说法,正常的有些诡异了——从脑组织体积到脑细胞的数目,都刚刚符合最标准的数据范围。我打电话向同事确认了数据,没有差错。
“抱歉,医生,您可能是记错了,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会诊。”
我认为是她的记忆力出了差错,便打开会诊本,上面清清楚楚的记录着上次会诊时我们谈话的内容,中间还夹着一张崭新的寻人启事。我打开电脑里的会诊记录,发现当天那个时间段确实没有人来过。
“不好意思,我能冒味地问一句,您平时在家里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那段被听筒不断放大的呻吟声出现在我的耳旁。我咬紧牙关,强迫自己的眼睛对上焦距。
下班后,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脑,输入笔记本上的房间号,却连续不断的弹出房间不存在的对话框。事情变得越来越超出我的掌握了。
终于,在十七点整的这一刻,系统提醒我成功进入直播间,吴瑕,或者说,可能是吴瑕的女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今天她没有化妆,头发散乱着,还是穿着那件白色的连衣裙,看起来和两年前乌柏松歌舞团最后一次演出时的打扮一样。
她照例翻开那本巨大的笔记本,径直跳到最后一页,她用极小的声音麻木的读着笔记本上的内容。
“他失踪的那天,是台风刚刚过境的那个下午,雨下的很大,大风不停击打着窗户,让它框框作响。”
“我小心翼翼地折叠着他的法兰绒衬衫,忽然感觉到身后的空气变得很稀薄,弥漫着一股血的味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不停的向我求救,不过我听不见,在我的眼睛里,他的身体上被覆盖上了一层保鲜膜,他的话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团在薄膜中内循环的雾气。我拿起餐桌上的小刀,将它插进丈夫的身体里。”
“伤口上没有流出血液,而是蒸腾出一片热气,连同他的四肢,他的胸脯,一起消失在空气中。”
“窗外的雨仍在下着,街对面鼓楼的钟声敲响,风很大,他们好像在雨中舞蹈着。在这片雾气中,我感觉自己好像也要一起飞升起来,于是我立起被玻璃渣扎穿脚底的脚后跟,伴随雨中鼓楼的节奏一起跳起舞来。”
一道闪电劈过天空,电脑刷的一下闪出白光,整个城市陷入一片寂静。这时,我看见了电脑屏幕上反射出的我的半张脸,我身上的白色连衣裙,一顶凌乱的假发,以及我手边的,贴了五颜六色标签的,被翻到最后一页的巨大的笔记本。
我的脑袋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一片混沌,我已经不敢相信我记忆的,我打开笔记本,慌乱地向前翻了几页。
我回到家,发现卧室的门紧锁着,里面传出急促的呼吸声和身体碰撞在一起的声音,慢慢的,这股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有一个听筒将它不停放大,再放大,直到最后变成刺耳的呻吟声进入到我的鼓膜。我坐在卧室门前,乳白色的灯光照射在我的脸上,窗外的鼓楼在注视着我。
我看到鼓楼的时候,想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看见母亲抱着两岁的妹妹一起往下坠落。我并不感到悲伤,只是不解。父亲带着他出轨的女人离开了我们家时,我也没有感觉。我只是每天穿着妈妈的白色连衣裙,顶着一头散乱的假发,立起脚尖,从房子的左边跳跃到右边,我还在自己的身上覆盖了一层保鲜膜,享受着窒息的快感。
我把妻子的尸体放在地下室里,将空气隔绝起来,我为她布置了红色的幕布,一块自制的小型棺材,用福尔马林水浸泡,让她看起来和生前一模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笔记本里的内容中惊醒。屋外挂起了狂风,窗外的鼓楼再次在窗户中左右摇摆起来,台风要来了。
我戴好假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白色连衣裙,走向了台风中的摇摆鼓楼。
我知道自己的记忆正在消退,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我在台风中艰难地迈出步子,终于抚摸到了鼓楼坚硬的墙壁,我仰望着它的影子,它沉默着注视着我。
我推开大门旁的一个虚掩着的小铁门,里面是一个不停旋转向上延伸的楼梯,
不知走了多久,我才在黑暗中看见一丝亮光,天台到了,我推开出口的门,终于站在了这个城市的最顶端,屋顶已经被雨水所覆盖,将我的小腿淹没。我的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我只是望着雨水,一步步走到鼓楼天台的边缘处,俯瞰着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平庸的街景。
在下坠的过程中,我看见了鼓楼的眼睛,不,确切的说,是鼓楼的眼球,它没有眼白,眼珠将整个眼球覆盖,直直地盯着我,我回应着它的注视,只是在它的眼珠里,我看见了另外的东西。我看见了吴暇。
那是在乌柏松歌舞团最后的演出上,其实,那天的最后还有一个表演,只是观众早已走光,只剩下我一个人。工作人员们将一块大石头放上舞台,同时,舞台开始下雨,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水塘,吴暇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她注视着这台下唯一一个观众,用黑色的眼珠将我包裹住。
她一次次地跳起,落下,摔倒,飞溅出水花,如同一块没有指针也没有刻度的时钟,悬浮在半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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