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对20世纪中国动画史内部发展线索展开的一次梳理,论述聚焦于80年代动画创作的美学尝试、技法实验及其历史境遇。文章讨论了这一时期中国动画艺术革新的现实动力与实践方式,分析一些代表性作品的艺术语言和技术特点,结合具体历史语境评价这一系列艺术实验的成果和问题,兼谈80年代以后中国动画衰落的部分原因。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上海是远东第一国际都会。中国最早的动画就出现于这一时期的上海。1931年,杨左匋制作了匹配门德尔松《春之歌》的动画片。此片在美国公映后获得了动画业界和普通观众的好评,杨氏也受邀进入迪士尼成为特效总监兼首席动画师,可惜他的天才没有对同时代的中国动画有明显助力。
40年代是中国动画创作初成期,万籁鸣兄弟几人于1941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此片故事完整、形象生动、技术流畅,在亚洲动画史上影响深远。稍晚开始动画创作的钱家骏也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创作者,他的《农家乐》与《铁扇公主》几乎同时完成,对推动中国动画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另一位重要创作者是特伟,他与万籁鸣在民国时期便已为人熟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特伟的邀请下,万籁鸣从香港回到内地。自50年代开始,万籁鸣、特伟、钱家骏齐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起为新中国动画奠定了美学基础。1955年,钱家骏与李克弱联合执导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短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此后“上美”佳作频出,例如《神笔》(1955)、《骄傲的将军》(1956)、《渔童》(1959)、《一幅僮锦》(1959)、《小蝌蚪找妈妈》(1961)、《牧笛》(1963)等。这一时期的长片代表作是家喻户晓的《大闹天宫》,由于有张光宇等深谙现代派美学的艺术家担任美术设计,此片在形式语言方面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成为典范。
50年代至60年代,“上美”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80年代中国动画的创作主力,例如唐澄、严定宪、林文肖、徐景达、王树忱、戴铁郎、马克宣、周克勤、钱运达、阎善春、曲建方、靳夕、常光希、方润南、胡进庆等。
无论创作规模还是艺术特色,以“上美”为代表的中国动画学派已经成熟。艺术家们注重对民族艺术的吸收和转化,手法上不拘一格,水墨、剪纸技术的创造性运用驰名中外,画面氛围与运动节奏体现出鲜明的东方色彩。他们不仅吸纳古代及民间造型艺术养分,还借鉴传统戏剧、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大约自50年代后期开始,“寓教于乐”成为动画制作的主要目标,故事须简明易懂,并具备宣传功能。因此,节奏轻快活泼,造型多可爱亲切,作品多以情节生动的故事传达一定的教育内容。这促使动画在有限题材内尽量挖掘动画语言的表现力,形成了通俗单纯又引人入胜的技术风格。另一方面,创作思路也趋于单一化、套路化,说教意味明显增强,艺术性难免受到损害。尽管如此,“文革”前的中国动画取得了很高成就,获得众多国际性奖项,在国际业界享有盛誉。然而,“文革”打断了动画制作,使艺术家们失去了创作机会。
70年代末,“上美”动画人重启动画制作。此时高龄的万籁鸣已经不再胜任动画工作,老一代艺术家特伟和钱家骏进入了创作黄金时期,陆续推出《九色鹿》(1981)、《快乐的数字》(1984)、《金猴降妖》(1985)、《山水情》(1988)等卓越力作,个人风格比“文革”前的作品更为强烈鲜明,在艺术上臻于化境。
其他中生代艺术家也积极创作优秀短片,例如《雪孩子》(1980)、《三个和尚》(1981)、《猴子捞月》 (1981)、《崂山道士》(1981)、《人参果》(1983)、《有求必应》(1987)、《独木桥》(1988)等。
长片方面,除《金猴降妖》外,更早的《哪吒闹海》(1979)也大放异彩。这部由王树忱、严定宪、徐景达导演,张仃负责美术设计的长片是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电影,在视觉设计、剧情结构、动画表现、人物塑造还是配乐、特效各方面,皆近乎完美,堪称新时期中国动画长片的代表作。此外,长片《天书奇谭》(1983)也堪称优异。
80年代前后出品的动画剧集也令人瞩目,例如《阿凡提的故事》(1979)、《黑猫警长》(1984)、《葫芦兄弟》(1986)及其续作《葫芦小金刚》(1989—1991)、《邋遢大王奇遇记》(1987)、《舒克和贝塔》(1989)、《魔方大厦》(1990)等,尽管制作质量参差不齐,但主题表现、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皆可圈可点,叙事表达常有发人深省之处,颇有感染力和创造力。
80年代的动画创作主力仍是“上美”团队,制作技术直接继承了60年代的做法。虽然创作人员与60年代大致相同,但经过了时代洗礼和磨练,他们对人类历史和个体生命的理解比此前更为深刻,不少作品通过对死亡悲剧的展现来反思人性困境和历史问题。《哪吒闹海》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哪吒在东海龙王及生身之父的逼迫下,怀着愤恨、委屈、压抑、坦然的复杂情绪拔剑自刎,并声称:“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这是中国动画中首次出现对父权及其运作体系的揭露和批判。情节振聋发聩、感人至深,当时有成人观众不禁睹之落泪。这样壮烈、悲愤的情感表现,若说跟80年代前后的反思浪潮毫无关系,恐怕无法让人信服。
对悲剧美的表现,还有更多案例。在《黑猫警长》第5集中,正义一方的白猫警士在与匪徒的战斗中牺牲,正面人物(“好人”“英雄”“正义者”)直接死亡的具象情节在此前的国产动画中几乎从未发生,对小学生为主的观众造成了强烈情感冲击。这些经历过历史沧桑的动画人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已不再简单,或许认为将值得思考的主题进行程式化处理是种不道德行为,极力在艺术方面增强叙事的复杂性。就历史反思和突破教条而言,最明显的策略是解构崇高,赋予人物性格多面性,编导虽然突出蛇精、白骨精的毒辣性格,但也有意展现出此前罕见的妩媚姿态,打破了人们对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坏人是坏的,但也可能是有魅力的。
《邋遢大王奇遇记》的主角男孩绝非乖巧之辈,是个桀骜不驯、不服管教、有些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式人物。同时,本片发掘出他勇敢、坚毅、正直、机敏的正面性,编导塑造这样亦正亦邪的“正面人物”,颇具匠心。这类人物在《舒克和贝塔》《魔方大厦》等改编自郑渊洁童话文学的动画中就更常见了。
郑渊洁在80年代的名声鹊起并被动画界所重视,也与力求突破思想禁锢的时代风气大有关联。有些作品还企图借助叙事来讨论更具普遍性的人性问题,比如《九色鹿》借助佛法哲理对普遍人性提出诘问,以鹿神之口给予有罪一众(包括最高权力者——君王在内)以超越性的宽恕,这一处理意味深长。在文化政治的参与性方面,80年代的动画人积极进取,《有求必应》对社会风气和意识形态动向有敏锐的捕捉力,一成不变的土地庙面临被民众砸烂的信任危机,土地爷通过灵活的行政手段(具象化的“黑猫白猫论”)将危机克服。
“上美”的艺术家们在美学实验方面也进行了富于个性的尝试。该时期动画中出现了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恐怖场面,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九色鹿》中捕蛇者对鹿神恩将仇报的卑劣行径被曝光之后,呈现恐慌的骇人神色,动画用了极尽夸张的扭曲变形,还用快速的色彩切换来体现他的卑鄙与恐惧,手法巧妙,效果惊悚。《金猴降妖》中白骨精“死亡”后剩下的白色骷髅、《哪吒闹海》中哪吒自刎后鲜血横流,皆让人过目难忘。
《金猴降妖》颇为人称道的白骨精变身一段,将二维动画的形变魅力发挥到极致,同时通过富于表现力的光影调度渲染了阴森不安的场面氛围,令人叹为观止。要表现妖精的阴毒,原画师按导演要求毫不避讳负面形象的恐怖效果,动人心魄。佛寺在信徒眼中本是诸佛所居的祥瑞圣地,但在本片中被渲染为晦暗阴森的诡异空间,通过表现主义式的主观演绎,佛像转变为白骨精,这一处理充分实现了形式和体验的陌生化。佛与妖的界限如此模糊,体现出主创对天经地义的正邪、黑白二元对立规则有所怀疑,对权威形象并不信任,这类“画外之音”不一而足。这部作品在1986年获得第六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
具有恐怖色彩的元素在很多剧集动画中也多有体现,比如《魔方大厦》首集中出现了太平间和玻璃棺材,与之相配的是诡异响亮的医生笑声,这一幕常被“80后”观众称为“童年阴影”。有时为了强化画面的不安情绪或怪异气息,配乐使用了无调性音乐,不仅品位前卫,且声画效果绝佳。富于实验精神的作曲家金复载,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文化政治意识的觉醒与艺术形式的探索必然相生相伴。论实验的激进性,80年代末至90年的几部短片无法不被提及。
《安宁》(1988)大量运用了现代艺术中的构成主义、表现主义及超现实主义手法,在拍摄上用了很多实验性手段,例如空镜头、无语意的蒙太奇镜头、图像拼贴、摄影与绘画的杂糅和并置,回应了“85新潮”时期的艺术变革。
《红气球》(1989)情节简单,但氛围奇诡,全片以画外音来辅助叙事并点出冲突要点,多有引人遐思的台词,例如:“你可得小心,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的红气球,你可千万别招惹他们。”片中的胖大嫂似患精神疾病,对“红气球”极尽愤骂以至于“没气了”,主人公贝贝用气球中的氧气将她救醒,她醒后反倒更恶毒地咒骂贝贝,这样神经质的演出显然不是为儿童准备的。后半部分配乐非常诡异,粉红色笼罩整个画面,氛围不祥。影片最后,气球飞走,画外音道:“贝贝,这绝不是你的错……别难过,红气球会回来的。”
《孤独的莉里》(1990)运用意识流手法,表明一切希望和欢乐都是莉里的梦幻泡影,当梦醒来只有孤独、悲伤相伴。此片意象很可能是对抑郁症患者心境的具象化表现,结局极其凄凉苦闷,虽然作画、动画表现皆相当粗糙,但此类题材和表现方式都是破天荒的。这几部作品皆以象征主义方法组织镜头,线性叙事或被摒弃或显得无足轻重,探索性很强。需要提及的是,在开放包容的80年代,“上美”出品的如《快乐的数字》这类主题单纯的动画也会被要求删减改动,艺术家们仍迫切需要寻求创作的空间。
总体而言,80年代的中国动画得益于当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力量,否则,反省历史教训、积极引进现代文艺观念与手法便无法想象。无论是老一代还是中生代作者,都尽可能尝试不同主题,有意打破过往形成的思维定式和审美惯性,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努力,一些观念表达在当时颇具文化先锋性,甚至挑战了诸多创作禁忌。艺术家们拓展了国产动画在美学表现和思想表达方面的范围,远远超越了拍给孩子看的目标,间接参与到80年代的社会启蒙浪潮之中。这些作者在吸纳新观念和手段的同时,仍继承从民族视觉资源中汲取营养的制片传统,在传统意象转化方面比《大闹天宫》时代更为大胆、主动。作品中宣传与说教的意味大大降低,艺术自律意识得到了张扬。
80年代不仅是中国动画的中兴期,而且有诸多突破。尽管仍是集体创作,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能体现导演的意图,创作者的个体思想与审美主张得到了凸显。80年代是动画统购统销政策的最后时光,在资金的充分保证下,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得到了切实保障,否则很多作品根本无法创作出来。但是情况到了9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对动画片的全面扶持戛然而止,动画制片厂体制的创作系统面临崩溃,整个90年代的国产动画大约仅有《太阳之子》(1990)、《特别车队》(1993)值得一提。突然失去支持,自身对市场竞争又极不适应,这是导致中国动画在90年代突然衰败的根本原因。
90年代以降,“上美”也尝试过商业运作,不过有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摆在眼前。首先,因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动画制片厂缺乏市场经营理念。另外,创作者长期以来受国家政策指导,创作独立意识尚不完备,对于商业动画创作和盈利方式也非常陌生,面对日本和欧美动画的强烈冲击手足无措。
这一点其实在80年代已有显露,虽然彼时国产动画佳作频出,但随着国外优质动画被电视台大量引进,其新奇性和娱乐性皆远超国内产品,观众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动画是拍给孩子们看的”这一长期困扰中国动画人的紧箍咒仍在发挥作用,即便创作者的观念已从中解脱出来,但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和广大儿童家长仍以此作为动画片的评价标准,这使得作为大众艺术的动画创新变得相当困难,尤其是失去国家资助以后。
国产动画行业不景气,而邻国日本的动画事业蒸蒸日上。从80年代末开始,“上美”人才大量流失,多为国外或我国港台地区动画企业代工。
为扭转颓势,“上美”倾力制作了“巨片”《宝莲灯》(1999),直接投入1200万元制作经费,对于当时国内动画产业而言可谓天文数字。此片宣传声势浩大,上映当年票房2900万元,而国内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长片《花木兰》票房仅1000万元左右。即便如此,《宝莲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未取得盈利,该片获得的是“昙花一现”的成果,对于“上美”而言已是强弩之末。
此后,国产动画产业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寒冬”时期,到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的热映,情况才真正得到改变。然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国产动画大片在美学理念、戏剧设定、视觉效果等各方面已与“上美”代表的中国动画艺术传统发生了根本性断裂,这就是另一个宏大问题了,需别起一篇文章再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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