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这部在2000年上映的美国黑色幽默电影,为当今英文互联网产出了众多meme和经典片段,其中一些也流行与中文互联网。
正如在机核网 “苏联美学” 系列电台中所提及的方法论一样。谈及一部电影,就不得不离开其所依存的 意识形态 进行讨论,且不论这部作品本身就具有强烈地意识形态讨论倾向。这是我一门课的结业论文,我想谨借这部电影去一瞥“房间里的大象”——当今 新自由主义 是如何生产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友(同事),还有我们近在的未来。
There is an idea of Patrick Bateman, some kind of abstraction, but there is no real me, only an entity, something illusory, I simply am not here
这里有一个关于Patrick Bateman(主角)的想法,有些抽象,但真实的我并不存在,只有一个实体,一些幻象。我,只是不存在而已
内卷式竞争的残酷引擎:(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源起
无需多卖关子, 《美国精神病人》的故事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故事。而新自由主义则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在我们聊电影之前,我想先聊一聊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此为我们的锐评搭建一个背景性框架。这一部分并非是描述美国历史,而是单刀直入,直接提炼思想演变,辅以必须的历史补充。我并非是经济专业出身,如果有一定经济学基础的同学可以快速阅读这一部分,我在此献丑了。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按照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表述(洛克 1947,135), 自由,即人天然地拥有对自己身体支配的权利,那么人们也就自然地拥有产自于身体的劳动力 。因此,人们加以劳动,将从自然状态中提取出来并保留下来的一切,都将成为他的 财产 。根据罗伯特·诺齐克(诺齐克 1974, 177)对洛克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这些财产可以也终将被放在市场上,进行合理交换。在现代经济学中,市场参与者被假定为理性的个体,他们能利用强大的认知能力谋取自身利益”(福山 2018, 12)。拥有“更好生产力”的市场参与者能更高效利用他们获得的资源,提高产量,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高效”,高效剥削自然,高效剥削人力,不知道是多少血泪。经典自由主义下的高效方式主要有:增加低价劳动力——童工,女工,失地农民,奴隶,苦力,“大家可以自由地出卖属于自己的劳动力哦!
在这种理想的市场中,资本、财产亦或是资源总是能流向“最理性”的生产者手中,生产力发展和商品总量将得到增进,社会总财富增加,无论是购买者还是售卖者都将迎来 “双赢” 的局面。但换句话说,市场的功能,除了商品交换与流通以外,另一个核心便是 “竞争” (诺齐克 1974, 177)。而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新”,就在这对竞争的强调上。
电影中在末尾插播了一条新闻,即里根总统为著名丑闻“伊朗门”事件进行道歉。当时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获得卓越成效的高峰期。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言以蔽之,允许大量公共部门和服务私有化,减少税收与对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再次“野蛮”生长,淘汰低收益产业。在经历了两年的高失业率后,经济出现了覆盖其任期的强劲复苏。但“野蛮”生长何尝不是另一种金融资本对实业的“圈地运动”呢?
里根为伊朗门事件的道歉,但其道歉策略则有粉饰过错之嫌,电影中Bateman朋友们的评价:“How can he lie like that?”
这场新圈地运动导致了美国之后的产业空洞化危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仍然是今天美国总统竞选的重要议题。抛开国家层面的叙事不谈,不够“高效”的工业部门的衰颓,导致无数工人失业,降低的公共支出降低了公共安全部门的士气,导致治安能力下降,治安一线更加凶险。没有治安,没有工作,一个个曾让美国引以为傲的工业社区走向毁灭。
但是Bateman是这场运动中的受益者,精英奢华的生活不会打折扣。在Bateman面对一位失业者时他问了这样一句话:
Bateman作为金融精英,其脑海中可能的失业原因显得幼稚可笑。尽管他说他是在开玩笑,但我不得不质疑他的符号系统里是否有对工人失业的解释。我做出这样判断的原因很简单,带货主播的道歉里,也只把事件当作公关失误,是否真的能对人们境遇的理解,我不得保持怀疑。因为同为行业精英Bateman接下来恼羞成怒,把这位流浪汉杀了。
新自由主义关注市场竞争的一面。财富总和有限,一个人获得更多财富意味着其他人失去更多,因此市场竞争是零和博弈。在竞争原则的指导下,身体作为劳动的承载者,训练良好并更有竞争力对市场参与者至关重要。
根据竞争原则, 个体不再被视为疏离的劳动力,而是被视为能够产生工资流的机器 (福柯 2004b, 231-232)。这台机器是个体不可分割的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市场中,个体更像一个企业,他的劳动就像是一个机器,可以带来工资作为收入(福柯 2004b, 231)。收入取决于劳动的状况。劳动作为一台机器可以升级或过时,工资的流动跟随这台机器效率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增加这种资本,个体作为企业应该优化这台机器。同时,新自由主义市场不再关注人口增长,如经典自由主义市场中的劳动再生产,而是关注人力资本的质量。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人力资本是由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构成的(福柯 2004b, 233-236)。因此,个体从出生时(甚至之前)起就置身于竞争的构建中。
每个人现在都是一个 “公司”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企业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每个人对自己的营收负责,那么也就意味着——运用在国家为特定战略服务的,理性地,管理自身人口的 “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将向下延展为自己对自己的“治理术”(福柯 2004a, 2),也可称之为 “自我技术” (self-governmentality)。
好啦,你现在是你的产品,是你的老板,你身体的每一寸都待价而沽(韩炳哲 2019,19)。仪表,穿着,言谈乃至体态都涉及你的视觉招牌,你所行为的一切都应当让你在竞争中胜利。
护肤品,健身,健康饮食和其他消费(观念),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构建之下,除了对自我的美好形象宣传以及高效工作的身体构建之外,还具备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即阶级“敌我识别”机制。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牌,而不选择那个品牌?为什么同等功效的情况下要选择那个更贵\更平价的品牌。我们可以给与选择更昂贵的品牌以“理念认同”的话语来解释“不经济”的消费选择,也可以直接以讨论性价比的方式解释“经济”的选择,两种不同的选择都是基于“理性选择”,但实践层面却发生了差异。其中必然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选择不是偶然的行为,从社会角度看,是受控制的,而且反映了它所处的文化模式。不是什么财富都要生产与消费的:它必须在价值体系里具有某种意义。——(鲍德里亚 2019,194)
认同\不认同某种理念是这个差异的谜底,让我们不严谨地使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的方法于断裂之处去寻找这个问题的谜面。
价值体系可以是有机食品,是公平贸易(fair trade),时尚理念,平权,去殖民(其实往往是文化霸权的再殖民)......对这些事物的认同与理解,意味着对某种知识的占有:“我应当比你知道的更多”或是“我知道的和你不一样”。这样的意识指向了这样的结论“我通过理性去处理我有的知识,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证明了我们不一样”。与自己不同的选择可以被解释为“非理性的”,“缺乏相关知识的”(不妨把话说的明白些:“无知”),但不同的选择却都是理性做出的。要解释这样的悖论,可以使用下面这段话:
它们之所以可以共存,恰恰是因为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差异,它们并没有给一个人贴上独特的标签,相反它们只是标明了他对某种编码的服从、他对某种变幻的价值等级的归并。——(鲍德里亚 2019,137)
编码,就是意识形态。 它可以源源不断的为“为什么要这样做”提供合法与合理的解释,而理性在大多数时候不得不在意识形态框架下获得其具体作用的对象。
审美体系也可以套用相同的理解范式——Bateman和他想杀掉的Paul分享着同一套编码,他们分享着同一套意识形态,Paul对这套编码的实践甚至做的比他更好。但这也导致了Bateman对Paul的谋杀。
电影中Paul总是高出Bateman一头——他能定到Bateman订不到的餐厅,能有更好的名片。当Bateman能讲出一只摇滚乐队的理念的时候,Paul却无动于衷(也许是他酒醉了,也许是他不care)。换句话说,这时候的无动于衷与拒绝理解,实际上在这一刻就是整个符号体系对Bateman的拒绝。他为了占据这个意识形态的更高解释权的位置所作的一切,都在此刻得不到任何回应和解释, 关于Bateman的幻象破灭 。
所谓敌我识别,就是通过消费实践来识别消费者所具备的意识形态。无论消费被细化为消费观念,消费能力,理念消费还是彰显自我的表现,它们最终表现的,都是意识形态。
首先,up主遗漏了一个电影中故意展现的事实性错误。Bateman在吃饭的时候展现了他的广阔“关切”,这些关切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不少是自相矛盾的:民权,平权,年轻人的物质主义,还有回到保守价值观(那下次给民主党投票还是给特朗普投票?)。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错:Bateman说,我们要关注斯里兰卡犹太人权益——但斯里兰卡没有犹太人。因此,Bateman并不是up主所说的什么“最清醒的人”,只是意识形态下的符号再生产机器。新自由主义或是精英主义要求他这样的“健谈”和普遍的“关切”。他关心他讨论的事情吗?他不关心,他只关心他自己。
接下来,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流浪汉一幕,Bateman真的如up主所说,和流浪汉对话是因为“他本来是怀有爱心”的吗?他只是在执行编码要求他做的事,而当他和流浪汉的交互直接否定了他的编码(编码1:要有同情心;编码2:努力就会有好结果,没有好结果是因为不努力)的时候,又是一场谋杀。爱?不过是主人(话语)的任务罢了。
进一步而言,up主假设了一个“原初美好无邪”的Bateman存在,然而一个人在使用语言的那一刻起,他已经被意识形态提供的语言符号网络所俘获,Bateman或善或恶,都是精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构建下的善恶, 此善 (精英主义式的,傲慢的“关切”), 必生此恶 (物理抹去让符号系统出故障的“现象”)。 up主在反思中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恰恰就是让Bateman成为美国精神病人的罪魁祸首。
这只是个美国故事吗?“内卷”这一词就是我们面对这一现象最生动的创造。“卷死他人”也许就是新自由主义下零和博弈最生动的阐述。竞争在这样的社会里是不灭的,但“优秀”却是 想象性构建的: 拥有越多的能力,这些能力又会督促你去设立新的,关于成功的设想,仿佛吊在驴眼前的胡萝卜,“努力”和要达成目标之间必然存在着永恒的间隙。
集体复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们可以办到!”恰当地表达了功绩社会的积极属性。禁令、戒律和法规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规训社会尚由否定主导,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疯人和罪犯。与之相反,功绩社会则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韩炳哲 2019,17)
回首看看,我们的同学同事里有多少已经换上了抑郁症了呢?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能帮助读者,去怀疑那些围绕在我们周遭的可疑话术与可疑的生活方式,查一查意识形态编码给我们带来的“成分”,查出来是什么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面对自己的勇气,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交由另一个美好的,高大全的意识形态。应当去想一些新的可能,哪怕这些可能要借助现有的编码去表述。
对于影片的分析,精神分析和对于“否定性”的讨论可能更能为大家解释主人公病理性的行为;影片中很多美国文化的典故,还有性与暴力的描写也值得关注。奈何本人水平有限,无法一一解释。
American Psycho . 2000. Directed by Mary Harron. Santa Monica, CA: Lion Gate Films.
Brown, W. 2015. Undoing the Demo: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 New York: Zone Books.
Foucault, M. 2004a.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79 . Edited by Michel Senellart.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icador, 2004.
Foucault, M. 2004b.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79 . Paris: Seuil, 2004.
Fukuyama, F. 2011.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Fukuyama, F. 2018. Identity: 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 London: Profile Books.
Nozick, R.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 New York:Basic Books.
Locke, J. 1947.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s . Edited by Thomas I. Cook. New York: Hafner Publication.
Revel, J. 2008. Dictionnaire Foucault. Paris: Éditions Ellipses.
韩炳哲[德], 2019.《倦怠社会》, 中信出版集团.
让·鲍德里亚[法],2019.《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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