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康复医院的第一个晚上,我睡了一个久违的好觉,一觉从晚上8:30睡到了第二天早上6:30,之后却再也没有这么好的睡眠质量了。这次遇到的护工阿姨人很好,锦州人(锦州口音还挺明显)。她五十多岁,把我当儿子看待。在闲暇时,还会跟我唠唠她在沈阳上大学的儿子。她儿子也健身,给我看过照片,练的很棒,还担心地问我他会不会受伤。
本以为这次会在康复医院等上一段时间,没想到在一个多星期后,我便收到了北医三院那边的手术通知,于是又匆匆转进了北医三院。
转入的病房是一个两人间,另外一床的也是同时间转进来的一位来自张北的大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张北的口音还挺重,尤其是大叔的爱人,说话着急的时候还挺难一下子听懂她的意思。于是很多时候都是我妈或者我姑姑帮着她和护士沟通,还带着她去周围的药店买胰岛素注射器,去周围的粥店买点包子改善伙食什么的(北医三院正对面那家烤包子挺好吃,还有羊排馅儿的)。一来二去倒是关系处的很好,阿姨还和我妈我姑加了微信,说到时候伤好了去张北滑雪可以住他们家。
只是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恢复到能进行滑雪这种需要极强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的运动了。
到北医三院之前,我已经在康复师的帮助下学会尝试着自己用助行器慢慢挪动(双手撑住助行器,腿因为僵硬且没有控制只能支撑着半弯不弯地提供些许支撑)。所以一有机会,我就会试着挪出病房去大厅坐一会,透透气。就在大厅里,我和一位看上去极为挺年轻的陪床家属交流了起来。
原来这个面相年轻的叔叔也已经四十多了,来这是陪他大三的女儿。小姑娘是学艺术的,在之前一次出门写生和朋友闹着玩的时候从旅馆的床上摔到了地上,之后就觉得腰疼。一开始没当回事,后来疼痛加剧到影响生活才去医院看。最早只拍了腰椎的片子,只是有点突出按理说不该这么严重。后来去了大医院,拍了整根脊柱的片子才发现是胸椎上有一处压迫。
因为压迫位置特殊,所以选择来北京就医,辗转去了积水潭(这时候病情已经严重到影响了行动),医生诊断是某种血管瘤(因为是家属讲述,名词用的不严谨,我也记不太清),但是开刀后发现是一种神经纤维瘤。因为和手术方案准备不太一样,最终只解除了部分压迫。一开始手术效果不错,小女孩甚至能自己走路上下楼梯了,但是接下来病情就急转直下。因为这种神经纤维瘤的特点是在被刺激之后增长速度会大大加快,这也是为什么她在摔了一次之后变得那么严重的原因,这次反弹更是直接导致了彻底的瘫痪。来到北医三院后做了个大手术,从前路锯断了肋骨,把脊柱取出来做了彻底的处理。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现在小女孩还是不能下地。
听了家属是的描述,我当时有些愕然,一是震惊于世事竟无常到如此地步,二是惊讶于现代的手术技术。但是最后我也没接受我姑姑的“怂恿”,去病房看看那个小姑娘。一个是因为我确实长得肥头大耳,当时又只能佝偻着后背,确实有碍观瞻,这个长相也没法给人什么鼓励安慰;再一个嘛,别人的苦难确实也没办法用来宽慰自己的苦难,起码我是这么感觉的。
在专家带着大查房后,独属于我的手术谈话开始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晓光主任,带着眼镜很随和。
主任说话也很直接且明确,告诉我胸椎在医学教科书上基本属于禁区,能不动就不动。不同于颈椎和腰椎,这两个截断手术技术和术后观察都已经很成熟了,只要医生没有失误,只有千分之一二的概率会出现额外问题;胸椎手术在医生无失误的情况下还是有十之二三的患者出现一些不可控的诸如供血不足或几天后突然再次瘫痪之类的症状。在和我说完风险后,他问我是否确定要手术。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那就交给我吧,待会家属到了去签个字,那边会有大夫跟你说说手术方案。”
相对于主任的严肃,负责签字和讲解的大夫(也是同一个组的)倒是更有信心些,言语间甚至有点迷弟的意思。他和我们说主任就是专门做胸椎手术的,经过手的病例上千,没有一例瘫痪的,还经常接一些其他医院做坏了的病例,比如前一阵就不听很多人的劝阻接了一个瘫痪了近十年的病例,手术效果最后十分成功。他还说,胸椎手术后确实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情况,很多时候原因也不明确(毕竟不是所有病人都愿意被研究),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药物干预等手段了。谈得兴起,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其实我手术用不上的,但是听起来很厉害的专利手术手段,大概是在骨增生导致压迫的位置底下开个小洞,做个坍塌涵洞,让压迫骨质自己掉下来自然堵住这个小洞。
后来我出于好奇在网上查了查,,刘晓光主任还是08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医疗队负责人。有时候我就瞎琢磨,现在的科幻似乎更愿意聚焦于宏大的太空想象,但是像前沿医疗这一块也蛮适合科幻题材的:舞蹈于生命禁区而保持对生命的敬畏,这也是独属于人类的赞歌吧。
在签完字后,手术在第二天下午如期展开。之前的准备在积水潭都见多了,插尿管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直到推到麻醉室,我才感到一丝紧张。麻醉室有些冷,麻醉师们忙碌而有序,还会抽空闲聊几句。有个男麻醉师问我怎么伤的,听说是拳击还和我聊了两句张志磊;一个女麻醉师提及一个同事因为滑雪受伤,表示生命还得在于静止。负责我的那个麻醉师走了过来,我紧张地和他念叨着,我现在不能走,待会上手术台怎么办之类的,他让我别担心,然后给我扣上了麻醉罩。瞬间我觉得喘不过气来,于是闷闷地说我不能呼吸了,但是他没理我,一边报着需要的计量一边和同事闲聊。这个态度有些激怒了我,我想挥拳抗议,再大声说两句带着脏字的话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一切只是起了个念头,我就晕了过去。
在返回病房的路上,我试着弯了弯膝盖,抬了抬腿,勾了勾脚腕,又浑身上下感受了一下,还行,好像没瘫,腹部和腿部的麻木感似乎也消失了。之后医生来查房的例行检查后告诉我,手术很成功。
待到麻药劲儿过去后,我终于理解了那个东北大叔为什么高喊着来针吗啡,我的后背似乎被撕裂了一般疼痛(手术是在后背肩胛中间竖着切开的一个口子,确实是撕裂了),连平躺着都是一种折磨,别提两个小时后还会有强制翻身环节。手术第二天,医生就让我下地活动,虽然手术后明显感觉腿部控制恢复了些,但还是远没有正常人那么灵活,更别提后背的疼痛让我就像第一次登录陆地的鱼,恨不得一个猛子扎回我的大海——床上。吃饭这辈子第一次成为了我的折磨,我根本坐不住(坐着的时候后背用力更多),只能站着匆忙地吃上两口然后再躺回去。
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疼痛,手术第三天后,管床医生还是拔掉了引流管,宣布我可以出院了。
本来转入康复医院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但是没想到却在最后出了点岔子。因为担架操作员的失误,担架在落下的时候,脚那边还没动,头那边就飞速拍了下去,给我震了个七荤八素。好在似乎没什么大影响,反正后背怎么也是疼……
这次的室友是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年轻的时候是中煤集团的工程师。老爷子是在家里不慎跌倒,被扶着坐轮椅去床上躺一会,结果准备上床的时候轮椅没刹车滑了出去又摔了一下,彻底摔坏了髋关节,做了置换手术。也因为这事,老爷子时不时的就和我强调下轮椅刹车的重要些,然而他还是时不时的忘记刹车,得护工提醒着。
老爷子因为岁数大了,有些供氧不足,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清醒的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每天早上去康复的时候,总得唱一首“咱当兵的人”,平常也会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教我如何不想她”之类的歌,在电视里放了《跨过鸭绿江》后,老爷子还会唱上几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老爷子有时候会念叨些唱歌技巧,比如唱歌要像啃苹果;另外老爷子还会赏析一下歌词,诸如“歌唱二小放牛郎”里“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的“走”字用的十分精妙。
因为岁数大了,牙口不好,老爷子多少有点挑食,总觉得医院食堂饭吃不了,总是念叨着要吃面条。他反复和我提及地坛边上有家羊肉窜面好吃的很,我想等再恢复恢复就去尝尝,得有多好吃。
多提一句题外话,摔跤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是件很致命的事情。很多老年人在摔跤前状态很不错,但是在摔一跤之后就一蹶不振。摔跤这件事情又很难避免,尤其是很多老人总觉得自己身子骨棒着呢,不愿意拄拐还和年轻一样风风火火,更容易出毛病。各位也一定嘱咐身边上了年纪的老人,出门最好拄上拐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比如从坐到站)的时候最好慢一点,先缓缓再行动。一旦摔了,要花多少钱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真受罪。
老爷子在睡着的时候也很精彩。因为他睡觉的时候会说梦话。梦话的类型也五花八门:有对老伴的殷殷嘱托,别忘了锁门,关没关火;对儿女的唠叨,别太累,多吃饭;还有些不着边际的话,比如有一天他突然念叨“鸭子,鸭子”,我问他“鸭子怎么了?”他回答“鸭子,飞了。”合情合理;有时候睡到兴起还会唱两句歌词。
一开始因为疼痛失眠的我还会觉得颇为有趣,但是后来在我康复训练开始上量的时需要睡觉的时候就遭罪了。一到九点我想睡觉,老爷子那时候早就进入梦乡了,嘴里叨叨念念,睡觉因为总是张着嘴所以打呼噜还叹气,给我整得快崩溃了。甚至情绪烦躁的时候有些极端地想法,万幸我走不了路。最终,我不得不靠着催眠药撑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开始调整作息,抢着睡觉。上一次我有这种体验的时候还是初中,我室友因为矫正牙齿,带牙齿矫正器,所以闭不上嘴,那时候我也得在他睡觉前睡着才行。
临出院那天的晚上,老爷子睡着睡着突然开始急促喘气,给我和护工都吓了一跳。护工上前去问,才知道老爷子只是哭了。护工就问,说您这是想家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做梦把自己梦哭了,还哭的这么厉害啊?老爷子说,我梦见你(指护工)和张大夫(他的康复师)了,被你们这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给感动哭了。第二天,老爷子还特地要来了笔和纸,给康复师,医护人员和护工都写了感谢信。
总说老小孩,小小孩,老人和孩子特有的那种真挚的感情,确实能打动人心。
因为手术的成功,我的康复项目和强度都提了起来。每天就是大量重复且单调的练习,从核心力量开始练,然后是平衡性训练最后是走。这段日子虽然枯燥但是也有惊喜,经常能发现前天做不了的动作,昨天能试着做,今天能做得大差不差了。在十一月份,我和康复师定下了十二月底拄着拐出院返工的目标。
在医院每日重复的日子真的很无聊,最多的消遣就是和康复师聊天。
有时候和他聊聊现代医学的发展,聊在别的医院看过的病例,比如我和他讲了那个北医三院碰见的小女孩的故事,表示了我对脊柱居然能取出来再放回去的震惊。他表示其实这种手段现在也挺成熟的了,尤其是现在好多小孩会得一种腿部的肿瘤(我还在康复医院见到了一例),一开始只是觉得腿疼,家里不当回事,等疼的厉害了再去查就只能手术了。这种病的手术方式就是把小腿骨取出来做低温处理,消杀肿瘤后再放回去。有些严重的必须得做义肢替换,有的甚至要连脚踝都换了,但就是这样的现在康复也能保证能练到能行走。
有时候在我无聊到提出想早点儿返工上班,他就会举他自己工作中的例子让我想起上班是件多无聊的事。那天有个来做腰椎康复的老科学家(矿业相关),也是八十左右了,每天上午还去工作半天。我羡慕地和康复师说了这事,也不知道我八十的时候能不能这样。他就劝我,咱们普通人能好好的活到70然后无痛咽气就挺好,我一琢磨,也是。
他甚至还会帮我做做游戏测评,告诉我《遗迹2》这游戏联机还挺好玩的。
说起康复师,还有件事不得不提。就在8月份我第一次住进康复医院的时候就听说有个康复师滑滑板自己把自己摔伤了。这次住院开始频繁的上五楼的康复中心,我也见到了他本人。这哥们一米九的大个儿,一表人才,就算一条腿蹬轮椅也能把轮椅蹬得飞快。因为摔伤的是髋骨,供血少,所以堪称最难恢复的地方,如果现在置换,那按着一个人工关节20年的寿命算,这辈子怎么也得再换个三次,所以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故而经常能看到他自己划着轮椅,再推着一个患者的轮椅的神奇场景。在工作之余,他还要自己做康复训练。
另外有个康复师小姐姐超漂亮,应该刚大学毕业不久,走路都比起职场老人有活力的多,一根单马尾总是晃来晃去,在训练之余看她工作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忏悔)。
在刚开始练习时,我的后背还是巨疼,不得不吃点止疼药,还担心着会不会像美剧和重轻老师说的那样止痛药上瘾。后来疼痛减轻,我也开始尝试练一些动起来的运动了:从扶着平衡杆走和从床边站起来开始。这其中,我的康复师给了我很多帮助,因为有些稀松平常的事,我都要重新学习,比如:从坐到站腰和腿谁先发力,往哪发力,脚应该摆在哪更方便发力;走路的时候迈腿重心应该在哪;迈一个门槛的时候,怎么才能保持平衡。 临近12月末,我的无聊达到了极点,和我的康复师抱怨要是能在年前喝一口冰可乐2023也就圆满了。于是那天中午,他就帮我买了一罐,2023年确实圆满了(也就是封面图)。
最后,在12月31日,我是自己走着出院的(虽然拄这一根登山杖),结束了这段漫长的住院时光。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一下我的康复师洪大夫,他在一月中旬开启了他一直计划的休到春节的漫长假期(请了探亲假),希望他通过休息做好了面对新一年繁忙工作的准备。
其实在一开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一直想但是不知道在哪写一写我父母在住院这段期间的奔波,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从一开始住院整宿的陪护,到转院期间帮我挂号问诊来回奔波,休息日和十一期间做好饭来看我,康复期间每天都请半天假来陪我多练一练。。。凡此种种吧,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直怀疑自己不值得这么多爱,甚至住院期间我父母在身边的时候会感到愧疚和痛苦,希望他们快点回家休息,我的良心反而会好受些。或许我永远不能和我父母相互理解,但是那又如何呢,我知道他们很爱我也就够了。
我的大学同学也在十一来看了看我(因为我有个室友结婚,本来我是要去他婚礼的,结果因病没去,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这样知道了我受了伤),一聊起来,就像那个梗图“26岁,同学A:我结婚了,同学B:我买房了,我:我把自己整残了。”
那个夜晚,因为是中秋前后,对面老爷子的收音机里在正式节目期间会断断续续的播《凉凉》,这更让我心绪难安,倒不是因为歌词,只是我突然想到当年我机缘巧合开始饭偶像也是在17年中秋国庆期间,和大学室友去葫芦岛玩,偶然在B站刷到了我推的自编的《凉凉》的舞蹈入的坑。猛然一晃已经六七年过去了,我的脊住健康情况和年龄已经决定了我再也不能也不该像那时候一样没什么负担地跳上一列绿皮车,硬座十来个小时坐去上海。该长大了。
出院后每周也要定时去两次康复门诊,所以要去挂康复科的号找医生约次数(康复科医生和治疗师不一样,有处方权,医生先开了治疗方案和次数,再找治疗师做康复,每次门诊能开四到五次康复)。因为时间不固定,所以也见到了两三个不熟悉的康复科医生。康复科的医生面对的病人病情就比较多样,怎么伤的都有,所以他们习惯先看看病人的实际情况(能不能走,能不能下蹲之类的)和体态再听怎么受的伤做的什么手术。基本上一开始看我年轻,走的也还行,医生脸上一般没什么表情(以为不会很重),而开始翻病例,细听了我的伤情,知道了我做的是胸椎手术,还是一二三这么高的截断,脸上就会挂上些许严肃。有个医生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回来啊,你得好好活着。”
确实,也应了这次文章投稿的分区了,活着,活着真好,要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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