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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诺拉几乎都快要忘记了这个名字。直到那个身穿灰白色背心的黑人从车尾缓缓走来，她又记起了那座经年干燥闷热的城市的街头，以及它暴雨涨潮时涌出防波堤的浪花。当那个腿长胳膊短的黑人带着他身上洗不去的海盐气息，带着加勒比沿岸贫民区的热闹烟火味儿与她擦身而过后，她又再次想起了那座不曾拜访过的昏睡之城的名字。卡塔赫纳。
博兹路上的车很少，尤其是在非假日的周末，这里孤单得就像周一的盐城。这是一辆老式公交车，一个老式发动机和两排仿真沙发的座位。这是本地的工匠们自己改装的产物。设计它的那位天才建筑师的名字早已不得而知，传闻是为了接待当年的总统，特意起草的设计图，而后又为了接待外宾和游客被制造了出来。总之这是一辆发动引擎时容易冒黑烟的老古董，它如今年老体衰，但竟和周日的顿博立一样散发着老骥伏枥的气质。它载着诺拉在博兹路上慢悠悠地闲逛过了四个站点。这是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对向拐角来车的喇叭声是漫长下午的唯一动静。大街上，一切都宛如昨日重现般光鲜，干道旁还有正在营业的商铺，一条碎石小径从街角探出身影，里面不时会蹦出一个顽童向车辆比不雅观的手势。午后三点，这里就像边境城市的任何一座据点似的，充斥着令人不安的燥热。
这让诺拉想起了乔约翰。她跟乔约翰就在这样一个午后的傍晚认识的。当初这座城市还没有一家可供尊贵游客住宿的酒店，当初唯一的高吊塔上运输的是纯白色大理石块，他们要把它吊上近百米的高空。当年这里的第一座星级酒店还没有建成。乔约翰是那群帮工队伍里最年轻的一员，他常年携带小刀片用来修缮自己的胡茬，尽管身处在一堆砂砾灰尘中不得脱身，但他白皙的皮肤和淡金色的鬓角从未褪色。这倒也印证了人们的某种说法，也许，他就是注定要生活在工地上的那种人，因此才能表现得如此从容自在。每日傍晚，帮工们散场后，他都会提着酒瓶去歌剧院找她。歌剧院的本身是一座不久后即将竣工的二层建筑，只是现如今还未完工。于是，热爱表演的人们只能在广场中心开辟出一个场所，好让表演能继续下去。这是一块寒酸的露天场所，幕布也无法往下拉或者往上升，只能靠凑热闹的帮工用推车拉开。那个时候还没有豪华的设施供表演者使用，一切都从最基础的露天表现开始。
诺拉小时候曾经在纽约学过几年舞蹈。她以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拉丁风格表演者，直到教师临走前，她才听懂这位身形臃肿的女人的话。原来，这个胖女人说的并不是来自南美或是加勒比的任何语言，而是一口流利的俄语。母亲总跟前来拜访的人们吹嘘——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境还算阔绰，喜欢举办一些当时毫无意义，后面却让他们悔不当初的宴会。她被母亲形容成一位翩跹的舞者。实际上，诺拉并不在意自己的舞姿多么出挑。她也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个初学者，只会扭动毫无生气的腰身，像个疲惫的妓女一样抖动臀部，以此来迎合某个富家子弟的钢琴声并翩翩起舞。
当个不伦不类的贵族没什么不好的，但要说唯一的缺陷，那就是终究成不了真正的贵族。诺拉十二岁那年便知道了自己日后的使命了。不是以后能跟某位钢琴声惊艳，能与她出挑的舞步达成共识的男孩结婚或是订婚，不是的，恰恰相反，这种无视爱情与人格的婚姻，早在她刚学会伸腰扭屁股时就已经定下。和年幼的未婚夫初次见面时，他还是个有婴儿肥的胖小孩，再次见到他时，他就跟头匍匐在槽头的猪似的了。他的家族是跟这座小镇的创建者伍德罗将军一样冷酷的世袭。他的祖先也带着几只猎狗和无数个家眷来到了他们的那片庄园，并在累死一匹好马后终于跑完了他庄园的国境线，由此他们家族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是真真正正的贵族了。不过，诺拉之所以回忆起这么多，还是因为这些当初她无比憎恶的东西，如今都变得望尘莫及。
她父亲在她十三那年死在了马厩里，那是一间破败的门房，常常被酒馆里的醉汉当作过夜的场所。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夜巡刚结束的警察很不耐烦地向歇斯底里的家属描述了这场不幸。那是个左眼被逃犯打瞎了的老警官，左瞳孔里是个玻璃珠，光线足够时，人们能看清楚玻璃珠里的彩色花纹。警官无不关心却略显敷衍地告诉他们：“您的丈夫，他被，枪，对就是那种左轮的，砰！”警察没察觉到自己这种拟声词玩笑有何乐趣可言，自然就不想再打扰诺拉和母亲的悲伤了。警车离开后，诺拉才敢抱着母亲哭了一宿。
也许父亲并不是真的死在了那么肮脏的地方。愿他安息。凶手是一个皮肤黝黑操着北方口音的逃犯，一个在顿博立以及周围乡镇都十分常见的杀人凶手。庭审结束后，他吃了几年暗无天日的牢饭后就又被假释出来。那时候，诺拉还能依靠着她伟大母亲的努力而勉强度日。她的母亲是一个拥有极端性格的人，像一个浑身涂满战纹的斗士。她能甘愿放弃所有的生活只为了诺拉着想，为了她的女儿而活下去，尽管她表演得不尽人意。她在丈夫死后就表现得不忠诚，她时常左拥右抱，在秘密酒吧里日夜笙歌。每次女儿都能闻见母亲晚醉而归时的气味，闻到她身上的白兰地和各种酒精的刺鼻味道，闻到她身上长久累积的堕落气息和陌生男人的汗臭味。可她还是深爱着自己女儿的，她爱着她乃至于无法放过她。她逼她继续跳舞，继续像是悲剧没发生前的时光一样扭动腰身。她还供她上学。事到如今诺拉也不能不强迫自己去思考：一个女酒鬼到底从哪儿得来的钱，能供一位养尊处优的女孩继续去贵族学校挥霍呢？
诺拉常常裹着一条厚毯子，在墙漆剥落的舞蹈教室里，她看着泛黄的旅游指南上的卡塔赫纳。女孩做梦都梦见了那座昏沉沉的城市，以及城市北方那座终年积雪的山巅。五月的某个下午，当诺拉怀着忧郁的心情回到家中时，却发现了她母亲以及躺在地上的仆人。她们的脑门上都有一颗圆润的孔洞，里面像是能长出一朵靓丽鲜红的大丽花。那个来自五年前的杀人凶手，就如他被抓捕时气急败坏喊出的诺言一样：他一定要杀死诺拉的父亲，因为这个不称职的父亲辱骂了他的身世和母亲；他也要回来杀死诺拉的母亲，因为他需要给天大的侮辱一个交代，他恨所有人。这个惨绝人寰的恶魔开枪打死了母亲和仆人，行凶后，他企图从诺拉家的二层露台逃跑，但一脚没踩住，直接滑进了正在运行的混凝土搅拌机里。这辆机器是诺拉母亲前几日通过熟人赞助借来的，她希望能帮忙把这幢日益破旧的公寓修缮好。
就这样，诺拉还没来得及长大，就成为了一个跳着自以为是的加勒比风情舞，实则骨子还在忸怩不安地跳着芭蕾的舞蹈演员。她无法再去学校了，她甚至连童年一直待着的那座公寓都失去了。她在妈妈死去后，才发现这位母亲究竟有多么不称职：她没能等到丈夫的赔偿款下放，她后来所有的资金、所有的动物皮毛制品都是贷款而来的。而那些束腰、一条条拖地长裙和令人心神荡漾的短裙，甚至包括那辆卷出血花的混凝土自动搅拌机，都是她靠日复一日与情人不忠的幽会借来的。
歌舞剧团的人从没见过能把芭蕾跳得如此特别的女孩，他们在诺拉14岁时接纳了她，并把她当做未来的舞蹈演员去培养。他们让她年纪轻轻就能登台表演，让她为乐团排练了数百次的舞曲压轴，他们还请来了一批批忠于音乐和舞蹈创作的裁缝，让这些执拗又愤世嫉俗的老掉牙工匠们为她定制了戏服。
这座孤僻小镇的孤僻剧团的创始人，是一个未老先衰的男人。他终日板着一张臭脸，看起来苦哈哈的。他始终都放不下自己难产而死的妻女，并在往后数十年的生命中都不曾脱去他临期死前为他缝制的西装。尽管他是一个能开得起福特老牌轿车的人，但他的生活乏味得可怕。他抱怨人们只会过分消耗艺术。他们成天沉溺在无意义的马戏表演里，要么是飞天大炮，要么是把活人关进箱子看他会不会淹死，总之都是些哗众取宠的卑鄙勾当。于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突发奇想，用无数不多的基金成立了这个巡演性质的歌剧团。他是在顿博立出生并长大的，在这里度过了最艰难的青春岁月，也是在这里的墓地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挚爱。筹备的最初阶段，他打算在居民中挑选可塑之才，每逢当年七月，夏日炎炎的傍晚，他会自费组织一场狂欢，好让这些有自己表演梦想和音乐才能的孩子登上舞台。他本打算从这里开始一路沿着没有尽头的河道演奏到战争的最前线，他甚至幻想着自己乐团和舞蹈演员的华丽表演，会让战争一时间戛然而止。可直到他死，这个剧团都没正式成立。在他罹患肺结核死去的第二年，政府特批了一笔资金，建立了本镇的歌剧乐团的班底。尽管直到第三次的露台广场正式演出时，他已经去世四年，但人们还是坚持把他称作顿博立的歌剧院之父。
晚上，那群帮工和聚会散场后的闲人们会聚集在广场，为每天的彩排性质的正式表演而大呼小叫。每月二十三日是这个小型剧院的狂欢，人们甚至会僭越歌剧院之父当初筹办剧院时立下的原则，拉来一小队从附近市区找来的马戏团成员表演杂技。在一系列纵情舞动的鼓点节拍中，人们喝着从商铺贷款购来的一瓶瓶烈酒和果汁，还把泡澡的木盆横在路中间，好让各家都为这场纵情享乐的盛宴分出一杯羹。1894年的某天，一个尚未下车就醉得不省人事的佛罗里达侨民忘记熄火就走下了车。他没关车门，没拉手刹，却没忘记把几公斤的汽油箱随车带好。在人们的惊慌失措中，那辆失控的老福特车像个死神的使者一样绕着广场驰骋了两圈。它撞翻了老人们支起雨布售卖水果的摊贩，冲散了在路边临时拼凑的用来赌博的长桌，它还撞倒了一个小孩，甚至差点在第二圈开回来时从他身上碾过去，多亏了一个黑人帮工及时出手相救，才避免了一起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故发生。而那辆车在两圈的警示性游行后，于第三圈带着冒火的引擎一头栽进了盛满各家酒水的大盆中，引发了一场历史性的火雨，令六座平顶房屋的阳台着了火，还让不下二十人的面部及皮肤留下了终身的恶性烧伤痕迹。自此之后，无论那位老福特车车主的命运如何，无论因这件事而毁容的投诉到底有多少，也无论是否有民众伤亡，作为这场闹剧源头的市镇歌剧乐团都无法再继续表演下去了。近半个世纪后的现在，那个大广场如今被挤压得只剩当初规模的三分之一，还要塞下一堆象征性的雕塑和装点门面的公用设施，但为了纪念那天的恐怖灾害，它现在就叫做消防广场。
而正是在歌剧团的事业还如火如荼的当初，诺拉于人群中发现了那个目光羞涩却从不躲闪的小伙子。她在不久后才会知道他叫做乔约翰，那是她生命中最不能割舍的一段尘封时光。
起初，她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作为帮工团队中的一员，如果非要说他有何特点，那就是他天生瘦弱，显得不像是干划船工的料。他最开始是卖命地在人群中朝她挥手，因为对拉开幕布情有独钟而常常自告奋勇。他尽量把自己弱不禁风的体格隐藏在偏暗的台下，每次当诺拉的压轴舞蹈开幕时，他都把头埋在粉红色格栅的幕布里，一边害怕他被她注意到，同时又不想和她站在一起的时间过于短暂了，可最终他还是咬牙推搡着车轮生锈的小推车向前，因为他更害怕被她发现，又或者因为怠慢而失去下一次拉幕布的机会。
那时候，尽管路灯尚未在小镇普及开来，但好在中心广场的灯光时刻都有一位老电工看守，因此在表演期间可以保证这片天地的光彩明亮。诺拉很少留意过角落里缓缓拉开幕布的帮工们，因为对于她来说，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次再振作，一次再赌博。当时，歌剧院里已招募了了为数不少的舞蹈演员，都是些随周日的马戏团一同前来并决定在此逗留的人。那些人都是实实在在表演过，演唱过的，是在纽约及其他城市演出过的。他们是上台时身着华服，戴着假模假样的珠宝首饰，用长项链在脚踝和脖子上绕了数圈，并在嘴唇上涂抹偏紫色口红的人，一些货真价实的专业舞蹈演员。她需要从中出挑，而不想因为自己的松懈而导致最终被抛弃，她从未松懈过，但也没有哪次像那段时间一样疲惫。尽管乔约翰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她，并肯定她也已经熟悉了他的存在了，但真正见面的那天，诺拉仍旧没有意识到，这个腼腆瘦弱的男孩就是舞台角落里奋力拉开幕布的帮工，甚至有可能的话，要不是听乔约翰说起，诺拉都无法将他的瘦小胳膊，同帮工和正在修建的中心大楼，以及全镇最瞩目的第一座星级酒店联系在一起。
许多年前的八月，非常酷热的一天傍晚。诺拉正沿着那条无名的小河游荡。耳畔的音乐声早已停歇，今天是个无所事事的夜半时节。她在路灯的阴影里发现了正悄悄跟踪她的乔约翰，她不失警惕地叫醒了如同睡着了似得一动不动的乔约翰。事实上，乔约翰并没有打算跟踪谁，因为他坚信这种事不可能是出于爱就会做的，他一向把好奇和爱情分得很清楚，没人比他对待爱情更加神秘且隆重的了。他之所以会出现在她身后，只是因为他本来就喜欢于炎热时节睡在户外的吊床上，而只有尚未拥有固定居所的人们才会知道这里——至少乔约翰发现并理解这件事没费多大的时间，他一眼就发现了河边的微风和潺潺水流声是绝佳的入眠场所。实际上，从上个月二十三号起，他就在这里定居了，可那时候路灯建设计划在筹备中，因此他也万分幸运地享受了一段惬意的时光，直到前天路灯的桩子被埋进了梧桐旁边。现在梧桐树根有了电桩子作为终生好友了，而他也收获了意料之外的蚊子以及不厌其烦的散步者们的侵扰。
但不管怎样，那天晚间的相遇注定是命运使然的爱情的奖赏。乔约翰并没有发现她，而她发现了乔约翰，尽管他已经困得奄奄一息，似乎只要一个微暖的怀抱就能让他尽情睡去。诺拉意外地发现了一件无法回避的爱情的揭露：她很庆幸，在感到危险时遇到的人是乔约翰。尽管她对他印象不深，但她知道这个男孩一样的男人在她的视线里出现过多次，而且都给了她需要的那种鼓舞的力量。她有一瞬间都差点如释重负地拥了上去，但幸好没有。因为日后，当她依偎在乔约翰的怀中时，在一张架在施工地屋顶的吊床上，乔约翰，这个腼腆的男人跟她谈起过这件事。他说：“我得感谢你忍住了那种冲动，因为我也不敢确定，如果你那时如果拥抱我，我是会惊动地吻你，还是直接睡死过去。”
当晚深夜，当诺拉和衣躺在床上时，她的心从未如此躁动过。她感觉到了刺耳的蝉鸣，感觉到了河畔紫藤丛中野性男子与柔弱女人的爱的律动。她思考着时间流逝的痛楚，她还没从有过这般感觉。那颗从未如此需要过某人抚摸的惴惴不安的心脏开始按频率跳动起来。她计算着时间流逝的节拍，脚趾却在伴随着音乐颇具律动地打着拍子。她的加勒比芭蕾舞在这个寂热的晚上难忍煎熬。再次见到乔约翰时，是在一家装潢张扬的电影院里。如果说爱情有时会给人一部分选择的权利，那么他们宁愿把昨晚的相遇推迟，并把一个月后在电影院的相逢看作真正的见面。那一定是场意义特殊又别具一格的相见。
电影院是在已经装修过半的歌剧院基础上改建的，既华丽又充斥现代风格，人们竟能在一面墙上看见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自画像和海报，一边是死亡少女微笑里的阴影，另一边是激情四射的街垒战插画。自从那次全民警惕的火灾之后，人们不但扑灭了火，还扑灭了歌剧院最后的希冀。政府在火灾第二天派下来了一队人马，他们都直背挺腰，身穿前线走私下来的军装，一副装模作样的态势，生怕人们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厌恶这个地方似得。他们接手了歌剧院的改造工作，让歌剧院老式的招牌得以落地，又让电影院这个新奇牌匾高高吊起。并从尘土飞扬的大马路上开辟出一条新的马车运输线路。每月，有两个佝偻着背，穿背心和短衬衫的老人会把胶卷送到这里。从影院开幕的那个三月时节，一直到七年后的八月酷暑，他们直至送完了最后一程胶卷，都没停下来和当地人交谈过一句话。没人知道这两个老人的名字。半个世纪后的群众记忆里，这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白胡子和黑胡子变成了灰白色络腮胡，外加一身旧西装的打扮，没系领带，是一个任劳任怨的虔诚老人。如果谁有信仰，那么他就是位圣徒。
影院开幕的当天，大街上从下午开始就车水马龙人们躲在广场的树荫下等待剧院的大门打开。拥有车辆的富贵人家把爱车都摆到了广场中央，一边在热浪涣散的合金车框里热得汗流浃背，一边仍在大声反驳人们对他家产业的恶意诋毁。那些在不久前还被预言中的火雨吓得不轻，好几日都卧病在床，嘴里还不停嘀嘀咕咕地祈祷圣神开恩的人们，也在广场角落里摆起了摊贩，一心只售卖圣徒的小雕塑和版画，但其中不乏信仰不虔诚者的赝品。
直到傍晚七点整，影院才在妇人们喋喋不休的争执中，在居家男人们不得不用牛粪来驱赶蚊虫的当儿，缓缓打开了大门。最先冲进去的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他胡子发白鬓角磨得光洁，戴一副看来文质彬彬的单边眼睛，但因为气短而急得面红耳赤。原因是影院承诺给他的开幕演讲并没有兑现。随后如浪潮一般推进的便是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人们你推我搡却不知道在为何而争执不休。直到终于轮到首映时，大厅里却不剩半个人影了，因为他们全都逃票了。
在一片情绪欢愉的躁动中，诺拉一眼便看见了人群中的乔约翰，那个注定掩盖不了自己神经衰弱事实的男孩的身影。他穿了一件过于正式的打底西装套，即使是在天气转凉的夜间也显得有点对自己麻木不仁。她看见他的头发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打理，已经舒展出一道清晰的斜分割线。她看见他腼腆地笑着，像个昨天还见过面的、因为打翻了教堂圣器而忏悔不已的儿童。她看见他那一身笔挺的刚浆过的西装和露出来的黑边呢子，她知道那是他花了大价钱租来的行头，今晚过后就要还回去。她看见他站着那里，站在楼梯上向她伸出手，像是轻抚一朵绽放的花。
那晚的电影，诺拉是一丁点也记不住的。不是因为电影取代了她的演出事业而因此痛恨它，而是因为他们那晚一直靠在一起。乔约翰拉着她去到了放映室的楼顶，他在那里找了份难得的杂工：给正在放映的电影按时换胶卷。无论电影座位靠前靠后还是居中，都没有站在这上面观影来得舒适。诺拉只记得那场电影是关于爱情的。她和他依偎着在一起。她爱他，她也知道他此刻爱着她。她知道他明白，就像他们都知道乔约翰今晚的行头是借来的一样。不管西装还是格子衬衫扎人的内侧勾线，不管电影是否因为他的怠慢而差点散场，他们都无可置疑地坠入了爱的深渊中。诺拉只记得零星的电影对白，可她越是想记起就越无法不想起乔约翰，想起他泛红脸蛋上的绒毛。第二天，当他们从乔约翰的吊床上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两点整。她听到了远处航船汽笛的轰鸣声。
于是，这段终究是凑巧的爱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提上了日程。起初她还会对他的一个拥抱置之不理，企图用意志力来对抗这股连绵不绝的生理依赖。可是，诺拉越挣扎，就越发觉自己无法不置身其中。甚至还揭露了一个让自己惊奇不已的真相，即她连躲避拥抱的戏码都是刻意为之的，是佯装出来的欲迎还拒，唯一的目的就是把爱情之火勾得火燎火燎。他们经常互相亲吻着，直至双双被蚊虫叮醒。在南风开始席卷这个孤僻小镇时，他们会在歌剧院宿舍旧址的二楼暂居，每天夜里都不停地助燃那股爱情之火。她惊喜地发觉，这个腼腆且一贯羞涩的男孩似的情人，居然在爱情方面的造诣如此深厚。她开始不得不被他拽着去各种奇思妙想的地方共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抱着她赤裸躺在施工楼层的平台吊床上，她看着下面的正逐渐膨胀的街景，听他诉说关于爱情中他的那部分记忆。她想，起初她还认为这是爱的延续，可到后来她才敢确定，这其实是爱的最终存续手段。
当时，第二条从南方延展而至的铁轨即将横穿这座小镇，顿博立却没有能够支撑起这一宏图伟业的工人们的支持了。第一家星级酒店交付时间还剩半年，建筑需要的材料却迟迟未到。没人会比这里的劳工们老得更快了。他们往往在车站这个概念刚流行之初就忙着搭建它，可直到第一条铁轨抵达了镇中心，他们都尚未把自己的房梁吊顶仪式忙完，自然也不会有更好的车站。当火车喷着黑烟缓缓驶来时，暂居的商人都会惊讶于此地的落后，他们一咬牙就说是因为这里的劳工懒惰，所以才让满载货物的火车无法停靠，舟车劳顿的旅客和行脚商们也无处落脚。他们就是这样说的，还要再咬咬牙，下车后落坐在小镇的各个酒馆里。白天听着粗俗的管风琴声，晚上在妓院里通宵达旦，就这样还要对这个充满放纵气息的小镇嘴下不留情。而等到他们等的那辆货车一进站，他们就立马换了个人似的。一脸严肃地上了车，正襟危坐地和路过的同行谈起这里，说，这个地方虽然鸟不拉屎，但总归而言还不错。他们此时嘴角的口水仍止不住地流，因为这是喝私酿酒的种种后遗症之一。
就这样，这里的人们车站都没建完，就又开始忙着建下一个星级酒店，而星级酒店尚未竣工，第二条铁轨就如期而至。一位曾在这里生活过半年的流行诗人曾评价过这里，尽管他并不算真正的诗人，却是一个大爱无疆的嫖客，他说：“时代啊，它就是走的太快了，我们的衰老都赶不上它的长高。”
也是在修缮铁轨铺平枕头的期间，乔约翰又爱上了这片碎片石满地的失落天堂。最开始，他们只是一起到过这里散步，享受凌晨时不期而至的徐徐凉风。直到他们遇到了一位衣衫不整的秃子，他是个年岁已高的男人，鬓角斑白，胡须杂乱，像一个危险的流浪汉。诺拉一眼就认出了他，并惊讶命运居然会对一个备受尊敬的老者如此心狠：他正是当年第一个冲进电影院的老绅士。他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富人，名下有好几百公顷的土地，还有三个连起来可以当大跑马场的偌大庄园。在本镇快速发展的初期，也是他出资并建设了如今已不复存在的歌剧院团。诺拉试着询问他，究竟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变故。他却答非所问，坚称这条铁轨是个祸害。她和乔约翰不明白这句具有预言性质的回应代表了什么。因为这位口齿不清的老绅士仿佛活尸般迟钝，他像个死了又爬起来的人，虽然说还尚存一息，但总归得归于尘土。如果他已经疯了，那么他说的话也就没那么可信了。
事实其实也是如此的。在两年后的一场侵扰本镇的大雨结束时，这位绅士被发现死在了自家的后院里。那时，他家的后院其实已不复存在，变成了全是杂草和紫藤的危险丛林，遍地洞穴里都是蛇和黄鼠狼留下的足迹。在葬礼上，牧师深切地念诵着悼词。而死者仅存的爱人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妓女。她年轻时被从圣安塞的一座碉楼里拯救了出来，从此便注定跟随他一生。她还向前来悼念的人透露，这位可敬的先生其实就是疯了，就这么简单。他就是耐不住性子活下去了。他从不相信自己仆人的账目，甚至不敢肯定女人也能算好账，尽管她当时还并未失明。他就这一日一日计算着收成和播种，希望哪次竣工仪式和开幕仪式上能再把他请上台，但他越精于算计就越沉湎其中，终于在自己制造的痛苦里挣扎求生。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再扩展自己的农庄，不再投机倒把，也不再去电影院的开幕式上喋喋不休了。但他做不到，于是他就这样疯了。
疯了，如果两人那时起能及时意识到这点的话，也许一切的因果都可以稍加改善。但时光并不是任人宰割的东西，正相反，它是一位带来苦难的死神。在告别了神经叨叨的老绅士之后，乔约翰那颗惴惴不安的心始终都无法平静。诺拉知道他拥有一定的信仰，尽管不多，但也足够虔诚。在不断被爱情软磨硬泡的成长岁月里，他越来越信任彼此，乃至于丢掉了信任的基础，只剩下盲目地服从爱情。这么说来，乔约翰还是个神经衰弱的爱的信徒。他开始坚信自己的爱情并不是因阴差阳错促成的，也并非上天眷顾的那种幸运缘分，他的心灵之海本就无风不起浪，如今有了爱的归宿，那么早晚要失去相同的爱的代价。
总而言之，乔约翰开始留意起那条铁路来。好几次他们甚至还能在当初的那节轨道上遇到老绅士：他的装束是越发破烂的，每次都像是从海岸跋涉了好远才回到此地，身上尽是些不明不白的岁月痕迹。哪怕他已经年近七十了，伤疤和印记却还在增多。老绅士继续说着那段梦呓，他说：“你要听听这个，年轻人，听这一节轨道的声音。那些可耻的懒汉！不但懒惰还偷工减料，这一块，那一块，声音都不一样却能泛着同样的光，真是闲来无事找麻烦，这一节居然是铜制的轨道，是用合金板焊上去的！”他们对铜制的铁轨不理解，没人能理解这个，但老绅士还在咄咄逼人，于是乔约翰唯一一次选择了不道而别。
直到一个凉风习习的晚夜。1909年8月的周末，他们正坐在车站站台的边沿等火车来。当时的站台已经是水泥砌成而非跟黑人贫民窟一样的木板棚子了。诺拉仍记得那天晚上的风。一到八月，人就会觉得仿佛世界从未去过冬天，这个世界在本世纪的故事就只剩下炎热和酷暑了。可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晚间有凉风，风中还带着点火星跃动的光泽。
8月23号星期日，晚上10点，一辆远道而来的火车冲出了顿博立市镇车站的候车区，一路带着轰鸣和哀嚎声冲出轨道，直至一头扎进了两家早已打烊的酒馆和非法妓院后才停下。多年后，诺拉才记起那个时节的晚上，他们为何会站在站台前等待许久。
乔约翰是个孤儿，从小被姑姑寄托到了孤儿院长大，直到不久前，那位因为淫秽罪而被判监禁的中年女人才刑满释放。她很高兴自己的外甥还活着，她得为外甥的爱情骄傲。这是她来之前的信件上写的话，尽管他们都知道信并不是这位姑姑的手笔。她不认字。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姑姑的尸体才从油缸残骸里拖出来。诺拉还是记得那天晚上的风很凉快，大概是因为火车把整个密不透风的小镇撞出了一个豁口。
奥尔卡霍警官是当地为数不多真正参与夜巡的人之一，十年如一日。他是一个地道的南美人，对吊床和炸香蕉情有独钟。对他颇有了解的人还知道他是个情爱好手，在床上征服过两届选美冠军，一位是当年的头牌，一位是因为受人冷落而倍感空虚的爱哭鬼。成为警察的半辈子以来，他尽职尽责。他每天的行程死板而无趣，夏天要睡到中午才醒来，然后，他会顶着烈日步行数里，到镇子附近的河畔洗澡，并给自己的下巴打上泡沫，用刮胡刀宣布新一天的开始。下午他会一直待在警察局里，等待一些令人失魂落魄的案件纷至沓来，有时他还会收到政府当局的慰问信和改革方案。最离奇的还要当属数年前的一起情杀案，让奥尔卡霍难以置信的是：三角恋的三方竟无一人生还。
警察局不是经岁月砥砺而慢慢变得凋敝的，它是在建成的那个下午就已显得摇摇欲坠。他是那座合金板加木材改造的两层小屋的主人。十年前，他还出于热心而组织了本地的官方夜巡卫队，可直到现在，夜巡的凄惨队伍里就只剩下他和两只瘸腿瞎眼的老狗了。1909年10月的一个下午，他如同往常一样坐在老式安乐椅上办公，直到马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他就知道那件事又找上门来了。
自从中旬的那场火车脱轨的恶性事件发生以来，奥尔卡霍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中。起初的几天他甚至都忘了夜巡的习惯，无论见到什么报道，还是听见街角巷子处关于火车脱轨的传言，他都不得安宁。直到半个月后情况才好转起来，他又恢复了夜巡的习性，并能大言不惭地说出许多安慰死伤者家属的话，就像一个油嘴滑舌的管家。然而，在那些来去匆匆的报案人中，仍旧有一位执着得近乎癫狂的公民。
奥尔卡霍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下午。一个胡髭不修边幅，满眼血丝的男人冲进了办公室，把沉寂空气中的灰尘扰得无法安宁。他像个大男孩，尽管过长的鬓角和疏于打理的须发让他显得苍老，但人就是能一眼看出别人外表上的某种本质。他还牵着一位高挑女孩的手。与其说是他拉着那位女士不礼貌地冲了进来，毋宁说是那位清醒的女士在拖着他，让他不至于更激动得歇斯底里。尽管没有拦住。
从那时起，直到第三个月的家属慰问金发放下来，那个像男孩一样的男人都没停止过报案。他咄咄逼人且乐此不疲，一个星期来三回，他说，他知道是因为铁轨公司偷懒错用材料才会导致了事故。但奥尔卡霍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很明确地向这位不理智的家属道明了一切真相。总而言之，无论铁轨是否偷工减料——尽管都不能算作偷工减料，也不管铁轨是石头做的还是金子做的，都跟那一节列车脱轨毫无干系，重要的不是铁轨有没有接住那辆发了疯的火车，是因为火车失控了，跟发情的公马一样，心荡神驰地就撒欢跑出去了。原因就是这个，都要归咎于火车检查不严谨，这是车轮日益磨损太大而导致的事故，不是铁轨，铁轨是无辜的。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后，奥尔卡霍绝望地直视着男人，他不无悲伤地发现，这番话的作用微乎其微，只能让自己和那位前来陪同的女士意识到一个可恨的事实：人在悲伤面前竟如此脆弱。男人走出警局后，奥尔卡霍喊住了她，那位在他看来显得睿智老成的女士，他对她说：“您得看好他，我能理解这种状况，尤其是唯一亲人的去世。上帝怜爱啊，他都有点精神衰弱的迹象了。”可她的回答让他更显手足无措了。多年后，老警官奥尔卡霍还时常能回想起这句话的深意，他还从未听谁说过这种回味无穷的话。那天的炎热下午，女士在听完他善意的劝告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停下脚步，而是又缓缓走到了门槛，然后她微笑地转过头来，说：“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精神衰弱的病人。”
一直以来，诺拉都知道自己无法让爱人冷静下来，就像她无法抵挡他分门别类的爱一样。她始终都被一个腼腆男人的微笑拖拽着往前走，所以她才会不断陪他去警局报案，去哭诉，去找大广场上的盲眼诗人代写有关所谓的政府阴谋的诗歌，并且还差点因此被抓进监牢里。她从未有过哪刻像那时那样清醒。她从乔约翰的爱情中去繁就简，竟然拼凑出了一个真正具有他秉性的人格，一个人格被美好秉性包围着的心灵爱人。她同情乔约翰在姑姑死后的悲痛欲绝，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在葬礼当天和他去警局报案，并在日后长达半年的申诉时光中也毫无怨言。她面对孤零零的爱时全无惧怕，甚至挑战到了所有法治道德的底线。她会在周末的展览馆里驻足多次，心里没有任何对艺术的敬畏可言。终于在某个深夜，她在珠宝店闭门前的最后时刻，顺走了好几串价值不菲的宝石项链。她用来接济乔约翰的钱，要么是不值一提的舞蹈生涯的存款，要么是价值不菲的爱的证明的项链。她把它们通通都交给走私商人处理。那是一队批骑驴商队。她还送了一串蓝宝石给吉普赛人的女儿，那个可怜家伙的皮肤上满是麻风病的前兆。
乔约翰在执意报案的那段时间里，除了铁轨和铜制铁轨和老绅士，他内心简直寂寥得无处可去，比周日的盐城的废墟还要枯燥。他放弃了帮工工作，也不去影院了，他就撑在吊床上写信给上级政府，一写就是三四天。直到那些注定石沉大海的信纸打上邮戳，被不满的邮差塞进包裹里。然后，他又会信心满满地拉着她去警察局，去那座被灰色尘埃消磨得只剩个骨架和墙板的孤僻二层小屋。
也是在那个时候，乔约翰这个基因里带着点黑人邪性的爱人，向她提起了卡塔赫纳。他提起了关于卡塔赫纳的一切，提起了那座她小时候在画报上触摸的城市，提起了这座她在报刊插图的睡梦中抵达过的城市。他越说越起劲，并决定以后要住在那片弥漫着沼泽气息的城区里。在夏夜，他们沿着一条能抵达海港的街道散步，直到海鸥出现在泛白的天际。她仿佛闻到了海风夹带着鸟屎的热浪气息，闻到了教堂沉闷的钟声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的海盐气味，她闻到了爱人腋下的汗味，有种生处于另一个国度的气息。昏睡前，乔约翰还提起了想要开设的一家餐厅，就在不远的未来。他打算给餐厅取名叫做什么？他说，“一号庄园。”
他们不劳而获，两人都假装不知道那些面包吃食意味着什么。没人在意这些，没人在意那些节日里的火腿，那些凭空出现在木质餐桌上的朗姆，它们从何而来。乔约翰或许早就发现了端倪，又或许他这种有意为之的执着，就是对这件事的一次次逃避。那段时间里，她躺在乔约翰的臂环中，问他，你到底爱什么？乔约翰说，他爱自己，爱姑姑，爱她，甚至可以说——多年后，直到记忆被岁月的石磨碾压成粉，诺拉都记得一清二楚，当时，这个腼腆却声色犬马的男人比任何时候都要认真，且绝对保持着清醒。他说，他爱报案和铁轨。
直至翌年夏日的某天，傍晚，两个警察敲开了这对羞愧情侣家的大门。诺拉和乔约翰在圣诞节前就搬到了正式的公寓里住。公寓是一幢两层小楼房，不带地下室，在小镇的另一端。这两个雷厉风行的警官像警犬一样不放过任何细节，他们差点就靠自己发现了珠宝的藏匿点。半个小时后，第三名警官牵着一条不停流哈喇子的警犬来到了这里。他们都彼此认识，诺拉、乔约翰和名誉老警官奥尔卡霍。众人沉默良久，直到那只灰白色花斑的狗狂吠起来。这是只勤奋乖巧的老狗，不费工夫就找到了隔墙板里的项链串，那是诺拉不舍得卖掉的一根，因为它会让她想起死去的母亲。于是，这件追查长达7个月的珠宝失窃案得以告终。但令奥尔卡霍震惊的，还不只是盗贼竟是本镇公民这一点，而是仅靠诺拉一人之力居然能把事态搞得如此复杂——当然，这还要归功于勤劳的加勒比走私者们，就连诺拉自己都没想过，她为爱而偷走的珠宝项链竟能在暗地里引起如此轩然大波。面对现实，诺拉的心开始萎缩了。她攥着乔约翰的手，却不敢抬头看谁一眼。
但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闹剧才刚刚开始。就在老警官刚拿出那对生锈手铐，准备好好大倒近半年追查的苦水时，乔约翰突然从角落里钻了出来，终于又像个男人一样站在他们中间。他给自己戴上手铐，在众目睽睽下穿过两条破败的街区，四家拐角正准备开业的酒馆，还有一条长而远的，常常傍晚时人声鼎沸，扰得人不得安宁的夜市街道。他像个温顺的猴子一样走进了警局。留下来的人们面面相觑，闷热的房间里阒然无声，只有那个腼腆的男人的声音在耳畔回响：“是我做的，警官，别让爱人替我顶罪。”
诺拉没有去探访过乔约翰。她从未想过自己其实压根没了解过她的爱人，那个叫做乔约翰的可怜孤儿，在南美国家出生并在七岁时跟随姑姑来到这个国家，15岁后才得以从孤儿院里走出来。那时他的单词发音不比6岁的儿童标准多少。22岁那年，他因为盗窃罪和走私罪被判处长达十二年的监禁。诺拉从未想过自己竟如此痛恨自己的爱人，那个叫做乔约翰的腼腆帮工，对爱情侃侃而谈，最开始害羞得像个孩子，最后却狂妄得像个爱情疯子，就像那些喝醉酒的人，他们回想起自己痛苦的爱情就控制不住了，只得自行了断生命。她终于发现了，自己有恃无恐的偷窃，还有一次次的谎言，这些都是堆积在爱情面纱上的重担。要说如果爱情是让人不顾一切且勇敢的，那么这就是关于爱情的第一个谎言，因为它缺失公允。诺拉当然知道自己的过错会铸成什么结果，没人不知道这件事的代价，但她总以为能逃脱，就像在乔约翰略带指责的目光中逃脱开来一样。但这种荒唐最残忍的地方却在于，如果说她一意孤行地认为自己会付出代价，那么她一定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她还有爱。她不知道爱能干什么，爱不能免除惩罚，但爱能转移惩罚，事实证明她也做到了。她用最残酷的手段证明了爱的可贵。
直到第二个星期，诺拉都没去探访过乔约翰，她就那么地把他放在了那里，让他尽量不出现在能触及她良知的地方。这是她对爱情最后的自私。自始至终，她在爱情中假装被动接受，实则有意为之，而当爱情在高潮处达到了她的最终目标后，她就害怕且高傲了起来，就突然落得孑然一身了。全身而退是美好得过分的一件事。如果非要说爱，非要提到这种臭名昭著的东西，问她还爱不爱谁，她得说，她爱爱情，爱自己。第三个星期，乔约翰越狱的新闻变成了顿博立的热议话题。有人说他是被爱人营救出去的，就因为诺拉天天魂不守舍也不去看望他，这一切都是为了这场越狱表演的，高明到警察都无法怀疑她；有人说乔约翰是被路过的海盗劫走的，作为和海盗交换商人人质的手段，警局在沙滩之上的权利现在岌岌可危了；还有人说他是个圣徒，他不在那了，就证明他为了爱，哪儿都不在了。事实上，这是个内陆小镇，诺拉不是爱他，她现在害怕他，不过倒希望他真的成为一个爱的圣徒。
一年后，当地报纸记者找到了她，询问起这位曾经是爱人的逃犯，如今到底会身处何处。她没犹豫就回答了，虽然她很明白，这只是记者们在为即将编纂的不负责的故事做引子，但她还是回答了，出于本能，她说，“卡塔赫纳，他在卡塔赫纳。”
那辆带有报复性汽笛声的公交到站了。在诺拉离开车站前，它还在不停用残喘的喇叭声驱赶突然闯入的牛群——在现代化的牧场里，连牛仔都在愈发业余且懒惰。司机是一个鬓角发白的高个子老头，像根会随风倒伏的麦子，他嘴角叼着手工卷烟，一边指挥着惊慌失措的乘客队伍，一边给她指明了餐厅的位置，虽然诺拉只是想知道怎么走出这个开阔的车站，而对于餐厅的位置，恐怕世界上没人会比她记得更加清楚了。
这家餐厅是由一所装潢奢侈的电影院改建的。它是本镇的第一家电影院，当年，每当有新片首映的傍晚，本镇的人就都聚集在广场前开设集会，像是在纪念电影院之前，人们总围在露天广场观看歌剧舞蹈的年代。它开业当天的首映盛况绝对是能够被记入本镇消防隐患范本的存在：电影院大门还未敞开，就有人摆起了现烤蜥蜴肉和麻雀蛋的生意小摊。而在电影放映时，更是差点酿成了本镇第一次大型踩踏事故，人人都仓皇不定，逃票行径还带动了延续好几年的逃票热潮。另外，这场充满不祥征兆的首映也多灾多难，影院封闭的狭窄空间挤得人闷头闷脑，电影在放映途中还因为放映员的走神而中断了数次。不过总而言之，这座电影院绝对是这座城市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记忆的浓缩。人们不止在这里相爱过，还有人在这里寻过短见，更有因为屡屡逃票而被逮捕并起诉的新颖传言。据说，那是个面无愧色的中学教师，最终，他因为数年间多次逃票高达271次而被判处半年监禁，外加高额的罚款。
因此，纵使有资金和勤勉梦想的支持，餐厅的主人也无法对影院本身做大刀阔斧的改造。半个月的尘埃飞扬后，当地监管部门前来检查，却一口回绝了关于二楼继续修缮的提议，并要求只对外开放第一层的大厅区域。于是影院原本作为诸多放映厅的狭窄二层，便成为了这座餐厅的秘密重地，传言只有收到私人邀约才能前去二楼的小隔间里一探究竟。
诺拉看到了餐厅的招牌，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被服务员请了进去。他是个羞涩中带着点玩世不恭气质的小孩，货真价实的童工，打着不合身的硬领，穿着西装背心，像是从家里父亲的衣橱里翻出来的存货。他请她随便找个空位坐会儿，稍等一下。可直到十五分钟后他才回来，急得面红耳赤，一边向她道歉，一边领着她穿过了厨房的储物间，在尽头，他推开了一扇窗框装饰着教堂马赛克的木门。然后，他丢下了一句话就又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可那句话却搅扰得她平静了三十多年的漂浮不定的心绪再度涨潮起来。他说：“您请原谅怠慢，我的女士，尊敬的乔约翰先生在二楼等你赴约。”
是的没错，是他，而不是别人。是乔约翰，而不是拉里，也不是萨德本更不是近十年大家都熟识的那位名叫卡特的富商。是乔约翰，那个早些年间在回忆之海中扑腾挣扎但无人救助并最终淹死的爱人，乔约翰。诺拉无不颤抖地轻抚着楼梯，它仍是当初那条红木雕刻而成，打上了三层加厚的防蛀油漆，扶手上还有零零散散的珊瑚状装饰的楼梯。她无法抑制住记忆之海里的浪涛奔腾。她不但想起了这是乔约翰第一次向她伸出手的地方，也是她第一次牵除乔约翰以外其他人手的地方。那是个魁梧的黑人帮工，喜欢喝酒还喜欢自己酿造有质量问题的烧酒。他每夜都把自己制造的劣质酒精灌入香槟酒瓶中，到纵情狂欢的各个酒馆售卖。他的头部左侧有一道清晰可见的缝合伤口，他对外称是他和一头健壮犀牛搏斗后留下的战绩勋章，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被酒瓶砸的，而且由此可见，肯定是被买了他假酒的人砸的。他和诺拉在午夜两点的街角咖啡店相遇。那座咖啡店白天是个正儿八经的咖啡店，只售卖咖啡，喝起来让人感觉在喝烟灰水。一到晚上，它就会挂起显眼的红光招牌，摇身一变，成为了只卖酒水和迷情小药丸的违法酒家，一座令人神怡心醉的宫殿。当时，诺拉从不下十个私人侦探那里了解到，乔约翰肯定死在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要么在卡塔赫纳，要么不在，或者说，前两天因为街头斗殴而被枪杀的本地黑帮二把手，其实就是乔装打扮的乔约翰，他倒是对爱情忠诚得无可厚非，一直都在守护着他的爱人。关于这些能让人捧腹大笑的瞎话，诺拉却没有半点怨念。她懒得怀疑这些明摆着的鬼话连篇，心中还用这些自欺欺人的传言来安慰自己。她既不希望他的爱人死，也不想让乔约翰活。因为他活着，总归来说对她的难过会更大一点。慢慢的，她就没有那么自责了，因为她希望死亡能摆平一切的问题，而没人能逃过死亡。也就在那时，那个名叫菲德的黑人注意到了她。他惊喜地发现了这朵飘零至此的向阳花，并像挖掘出宝藏一样欣喜若狂。他用本土黑人的方式请她喝酒，让她把所有的难过都用肢体动作来表现，而她压根不需要说什么，因为嘴巴不是心灵的窗口，相反，它是心灵的豁口。这种平心而论的交谈让他得以躲开白日的艰苦劳累，避免了帮工生涯里无处可逃的衰老征兆。他越想越起劲，在她不断地配合和迁就下，他向她递出了自己精心酿制的烧酒——还是用香槟的酒瓶装着，甚至还笨拙地打了个蝴蝶结。
那天晚上上楼时，黑人菲德还在嘴里默念着向阳花，像是一句虔诚的祷告。而诺拉则眼神迷离地看着自己牵着他的手爬上楼，走上了铺着地毯的台阶，楼梯扶手的金黄色珊瑚装饰反射着刺眼的光泽。
那个时候，电影院刚刚倒闭搬迁第一个接手的人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鸨。她毫无费力地把这幢建筑改造成了公认的妓院，还把二楼分成了许多个天花板相连的小房间，以防止孤独的情人会沉静地入眠。
那天晚上，诺拉好不容易才又想起有关她母亲的一切，还有那个杀死自己双亲的黑人。她想起了父亲那天晚上明明肠胃疼痛，却还要去酒馆找人理论的缘由；她想起了母亲偶尔满身是汗地从房间匆忙窜出，而后又把自己关在厕所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她记起母亲拿起放在客厅桌柜上的相框，对着父亲的合照发呆。一阵回忆牵动起许多回忆，人生前几年的悲恸匣子被一双皮肤泛着光泽的黑色双手打开，里面尽是些宁愿从未发生却永远无法摆脱的境遇。她看到了一封信，信摆在母亲的珠宝柜的第三个抽屉上，上面是从流行诗集里照抄下的情话，写得歪歪扭扭，像是赌气孩子的手笔，但签名分明是个黑人的名字；她还看到了母亲抱着她哭的那个晚上，肥头大耳的夜巡警察刚走，父亲的尸体刚被抬回家的夜里，她母亲哭着进入了梦乡，却在睡梦中继续哭泣。她听着她的忏悔，她的母亲，一个可恨可悲的女人，她说：“对不起。”
三个月后，那座声名鹊起的妓院被理所应当地查封了。但无关痛痒的是，那个名叫菲德的黑人早在一个月前就死在了工地上。他是被一块滑下吊索的钢板砸死的，伤口这次是在头部的右侧。而他之所以没来得及躲开，原因是他当时耳朵上还夹着一支破钢笔，正在搜肠刮肚地写着情书。那封信从他尸体上翻出来时皱皱巴巴的，开头第一句是：给我亲爱的诺拉女士，我爱情的向阳花。
半年后，诺拉离开了这个孤僻的小镇，在她参加完那位疯掉的老绅士的葬礼后，老警官奥尔卡霍开车送了她最后一程。奥尔卡霍知道她的一切，因为他是个好警官，而且他甚至一路上没开口和她提过任何有关乔约翰的事。“好警官，”诺拉在佛罗里达的边界下了车，下车前她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头也不回，
“好警官。”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诺拉才重新回到了这里。她在费城的老公寓里收到了这样一封邀请函，上面的人神秘地指示她来到顿博立。回到这个如今已经膨胀了的，但仍如同往日一般孤僻的城市。
诺拉感觉自己在时间长河中漫游。她上楼梯很慢，比最年老体衰的老人还要步履蹒跚。她不扶扶手，不依靠墙壁的支撑，她是靠着灵魂的力量在向前走动的。二楼的天花板如今已经被重新修缮完整，每个房间却仿佛还尘封在那些个充满灰尘的傍晚。玄关口是一面镂空的木质展示柜，上面放着各种圣徒的雕像和复制品，左边还有一副巨大的爱情主题的自画像。推开最近的那扇似乎被灰尘朦胧着的白桦木门，他就坐在烛火前，不顾一切地在拧紧自己的西装排扣。他还在那里等着她，一个腼腆的男孩。
桌上是一顿精美的大餐。进餐过程中，不断有任劳任怨的仆人来来往往，两个负责换桌台上的灯柱，还有五个负责端送餐具和佳肴。她没问他那些关于誓言和变故的问题，反正她也没遵守，所以都不重要了，但她还是试着询问他过得如何，是否去过了卡塔赫纳；他大大咧咧地吹嘘起自己的成就，并把许多不合法的东西尽量形容得仁至义尽，他说他去过了卡塔赫纳，在城市的防波堤上有一个小屋，直到十年前一场滔天巨浪把他和小屋都掀了个底朝天；她说她现在知道了，这个餐厅是他一手操办的；他说他不知道她这么多年到底去哪里了，他寻找了非常久的时间；她说她已经年过四十，人老珠黄，往日不再了；他笑得还是跟个大男孩一样无所畏惧，离开的岁月没能留下太多的足迹。她看着他笑了起来，还举起杯中的香槟和她碰杯。
她刚才还在想，想这一切该如何收场，但现在却什么也不敢确定了。不过，她还是想起了进门前，悬在头顶的那块嵌金字的招牌。上面的痕迹被烈日的光晕抹去了不少，让人一时难以分辨，但她还是想起了它，并毫无疑问地念出了它。
“一号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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