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星汉灿烂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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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废话
近两个月以来，我去了很多地方旅行，看了不少博物馆。对我而言，走进当地博物馆的常设展厅，跟随着琳琅满目的文物走过千百年的历史是了解当地文明血脉流传的最好方式。无论是展窗前面对文物时那一瞬间的心潮澎湃，还是参观前后对细节资料、历史背景甚至是文物轶事的调查、预习和回味，都能让人受益匪浅。
无论从集聚规模还是展品规格而言，拥有全中国最棒的博物馆资源的，正是脚下这座养育我多年的城市——北京。小学时代的我跟着家里人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知名的博物馆，但时光荏苒，当时过于年幼无知的我如今什么都没能记住。成年后的我因此产生了“把小时候看不懂的博物馆看个明白”的强烈冲动，这也是如今我频繁参观各处博物馆的动力来源。
写下这篇博物馆笔记的目的是记录参观时的直观感受，并对听到的讲解及文物历史背景和趣事进行梳理，以便我后续学习回味。之前我选择以发机组的形式做笔记，但图文分离读起来还是太不舒服。所以之后无论长短，大概率都会以文章形式继续更新了。 
当然，这条笔记诞生的直接原因是我参观了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对于它所展示的历史厚重而言，九张图片是远远不够用的。小时候它翻修了很多年，只在很久以前得见它一面，如今能以它作为博物馆笔记系列的开端，真的让人感到十分荣幸。
先叠个甲，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博物馆观众，绝非历史或考古专业的从业者，对于博物馆里展示的一切只是出于爱好在缓慢学习中。笔记中有关文物的大部分内容基本都来自博物馆的说明文字、官方自媒体和其他书籍，部分个人表达则需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如果有意见或者不对的地方请一定在评论区勘误，感谢各位。
闲言少叙，下面开始吧。
古代中国：最优秀的常设展览

常设展览是博物馆的根基和灵魂，我近期参观过的博物馆都有着或是围绕重大考古发现，或是展示这片土地曾经存在的古代国家，或是以当地通史为核心设立的优秀常设展览。比如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曾世家”“楚国八百年”、河北博物院的“大汉绝唱-满城汉墓”“战国雄风-古中山国”，这些常设展览地域特色鲜明、文化气质独特，只是走进展区就好像能听到楚歌阵阵，看到燕赵风骨，令人流连忘返。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与灵魂同样也体现在一个常设展览上，它的名字简单质朴，就叫“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它只占了国博展区面积的四分之一，却让我花了五个小时才囫囵吞枣地看完，遗漏之处俯拾皆是。原因很简单：它以王朝更迭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为脉络，展示了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换言之，它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上下五千年，仅用五个小时，怎能看完五千年？
也因为如此，本篇笔记将仅以“古代中国”这个常设展览为主轴，按照官方在展区中设置的八个时期，算是简繁有别地记录下我在看见这些国宝级文物时的个人想法和它们所承载的故事。
远古时期
1.鹰型陶鼎（陶鹰鼎）
年代：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出土地点：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

刚进入展厅，第一件令人瞩目的展品来自约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这一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分布地域最大也最重要的史前文化，其一大特点就是制作精美的彩陶器，几件最有名的都在国博这里。
这件陶鹰鼎最大的特点是其活灵活现的动物造型，讲解文介绍为‘器型饱满粗壮，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后拢的双翼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显得威风凛凛，桀骜凶猛’。在史前文明的图腾崇拜中，鹰是“威权、权威、威猛”的象征，但以如今的审美眼光看来，作为容器的功能性要求赋予它那粗壮圆润的体态反而显得它有些呆萌，与其说这是只鹰，反而更像只可爱的鸮。有趣的是这件文物是农民兄弟在犁地的时候刨出来的，并不知道是文物，拿回家做了好久的鸡食盆，后来听说这附近挖出了遗迹才反应过来，拿去捐献给国家的。
2.人面鱼纹彩陶盆

年代：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出土地点：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
半坡文明是早期仰韶文明的代表，这件人面鱼纹彩陶盆也是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彩陶，因其在历史课本上的超高出镜率，它成为了远古时期展区的大明星，观众们云集至此纷纷打卡合影。
虽然它的器型是陶盆，但并不是作为器皿用来装水或是粮食的，而是一种特定葬具的一部分。在半坡文明中，当部落有儿童夭折时，人们便把夭折的孩子放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并且在陶盆上绘制招魂纹饰，埋藏在部落附近。这件文物上的人面鱼纹彩一说象征着部落巫师请鱼神附体，为亡魂祈福，所以这件文物的实际用途是埋葬亡童的瓮的盖子，还挺让人意外的。
3.玉龙

年代：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出土地点：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
红山文化距今有5500年左右，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龙题材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件文物整器由墨绿色岫岩玉雕琢而成，“梭形细目，鬣鬃飘举，卷尾有力，躯体卷曲若钩。虽无角、无肢、无爪，却极富动感。周身光洁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是已知红山文化玉龙中体型最大的一件。其具体用途尚不明晰，大多猜测为祭祀礼器，中国探月工程的标志也是以它为原形设计的。
今年是龙年，国博特地把这件文物从“古代中国”挪到了“龙肇新元——甲辰龙年新春文化展”展出，还未走进展区就能看到它被放在喜庆的大红展柜里，旁边的音响循环播放着“春节序曲”，颇有种我家附近的商场举办新年活动时展出了一个塑料复制品的错位感，还挺让人哭笑不得的。
“远古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新石器时代，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目前休展，这次没看到）

涡纹四系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象征，被誉为“彩陶王”）

玉琮（新时期时代，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礼器）。

夏商西周时期
特别提示：我认为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八个小展区中，展出文物科技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综合水平最高的展区，其中展出的青铜器件件是重量级国宝，中国国家博物馆最优势的藏品类型就是青铜器，如果来参观一定要重点参观这里。
1.后母戊鼎

年代：商
出土地点：1938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无论对历史、考古和青铜器是否有了解，大部分中国人应该都听过它的名字。它曾被命名为“司母戊鼎”，印在历史书上被一代又一代人称呼了五十年。

最初为它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司母戊”即“祭祀母亲戊”。直到1976年妇好墓出土了形制、铭文、鼎身上的纹饰都与此鼎极其形似的“后母辛鼎”，学者们才推断此鼎上的铭文是“后”字的反写（金文反写的现象很常见），象征着被祭祀者“王后”的高贵身份。因此推定它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王后戊而作的祭器。当然，即便如今大鼎已经更名，关于它到底是“司母戊”还是“后母戊”的争论仍未止息。

作为已知中国古代出土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重832.84千克，它“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形制巨大，雄伟庄严 ，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听国博的讲解员说，这尊大鼎上的“饕餮纹”，实际上和神兽饕餮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更标准的叫法应该是“兽面纹”，中部竖起的鼻梁和眼睛是兽首，两侧的是身体则是当时的工匠以将兽左右对剖来体现立体的表达方式。

这是一件影像无法记录其震撼的文物，只有真正置身前直视这尊大鼎，你才能感受到到它摄人心魄的美。它就像是一颗巨大的金属心脏，被从大地里发掘出来，赤裸裸地摆放在这里，那沉甸甸的重量即使隔着玻璃也能感受到。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用铜与火将它铸成，如今它携着千年的风尘在展台中心沉稳地脉动着，那心跳声里有直达上苍的祈祷、有载歌载舞的呼号、也有金铁交击的铿锵。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深埋地底却见证了一切，如今它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心脏，依旧承载着我们这个文明的重量。
也许是离得近的缘故，后母戊鼎给我带来的震撼是要超过当时在鄂博参观曾侯乙编钟的，它大概就是此次参观中我最爱的一件文物。
2.四羊青铜方尊

年代：商后期
出土地点：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
在我目前看过的青铜器里，论大气磅礴、国之重器则无出于后母戊鼎，论臻于极致、巧夺天工则无出于四羊方尊。讲解文写它“造型雄奇，肩部、腹部、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居一隅，庄重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铸造工艺精湛。”我自己没有什么金石功底，自认是完全看不出青铜器设计的好坏的，但四羊方尊恰是那种精巧细致、美到你觉得和其他青铜器的设计水平有断档差距的文物，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有这样精湛的工艺技巧和审美水平。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四羊方尊的经历，它在湖南被当地农民姜氏兄弟挖掘出来，后历经多次倒卖。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银行内迁时，装载运输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遭到日机轰炸，这一国宝当场被日本侵略者炸成了20多块。建国后，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日夜研究，将它修复如初，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竟是当时的姜氏兄弟发掘时锄掉了一片，被他们有意识地留存起来，1976年，经湖南省博物馆千方百计查找寻觅后，姜氏兄弟将残片捐给国家，这件国宝方得完整。
3. “利”青铜簋

年代：西周
出土地点：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
如果说后母戊鼎是以其巅峰的青铜器铸造水平代表了青铜器的“科技价值”，青铜四羊方尊是以其超绝的艺术设计和细节加工代表了青铜器的“艺术价值”，那么西周利簋毫无疑问象征着青铜器负载的“历史价值”，它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然简短，但却记载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武王征商。
千百年以来，开辟八百载周王朝的牧野之战的具体时间因缺少实物证据迟迟不得证明，历代学者根据各类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前后有40种之多，横跨110余年。而西周利簋上的33字铭文彻底解明了这个问题，其铭文为：

利簋铭刻的“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明确记载了“武王征商”的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此处“岁”的含义仍有争论）。 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清晰计算出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得益于这一天文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著名的“牧野之战”终于有了明确可证的绝对年代。作为目前武王征商的唯一实证，利簋所提供的重要年代依据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具体史实，在夏商周断代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价值与意义非凡。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思量、权衡、取舍，盘点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时，将利簋作为青铜器的代表选入其中，至此，利簋有了镇国青铜器的美名。
4.“盂”青铜鼎（大盂鼎）

年代：西周 周康王时期
出土地点：相传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礼村
这件大鼎因作器者为西周康王之臣盂而得名，之所以被称之为“大盂鼎”，是因为和它一起出土的有一件“小盂鼎（已佚）”。它与毛公鼎、大克鼎都出土于晚晴时期，被称为“海内三宝”。
这件鼎出土后，曾被当做礼物送给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后被他转送于他有恩的金石大家、侍读学士潘祖荫，此时潘家同时拥有“大盂”“大克”两鼎，被世间称为“海内三宝、独有其二”。怀璧其罪，潘祖荫逝世后，后人将两件大鼎带回苏州老家，晚清、民国官僚以各种手段向潘家索要大鼎均不可得，到了日寇入侵，苏州沦陷时，潘家后人将两鼎埋在祖宅堂屋，日军在潘家祖宅掘地三尺也没找到大鼎，国宝也因此幸免于难。
建国后，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在1951年将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并希望两鼎能够在上海博物馆向公众展出。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北京历史博物馆新馆建成开馆时，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等一批文物援助给北历博，自此两鼎镇守南北，分隔至今。

大盂鼎之所以珍贵，除了器形雄浑厚重外，其上多达291个字的铭文也历史价值极高，据国博介绍，“大盂鼎内的铭文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铭文中说明盂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作为姬发的孙子，康王和很多西周统治者一样，认为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是毫无节制地酗酒，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也印证了这一点，尊、彝、卣、罍等酒器数量相比商代确实大大下降了。但就算已经把少喝酒刻在了大鼎上，也没阻碍500年后的曾侯乙天天用各式尊盘、大缶喝个痛快就是了。
“夏商西周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妇好”青铜鸮尊（商代，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共两件，另一件在河南博物院，为镇馆之宝）

“虢季子白”青铜盘（西周，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铭文凡8行111字，修饰用韵，文辞优美，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为镇馆之宝）

“子龙”青铜鼎（商代，被誉为“圆鼎之最”，与司母戊鼎一圆一方交相辉映，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青铜爵（二里头文明，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为此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

虎纹石磬（商代，迄今为止发现的形体最大的商磬）

“颂”青铜壶（西周，器颈内壁铸铭文21行152字,记述了周王“册命”颂之事，与《礼记·祭统》、《周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关记载可相互印证）

青铜人首（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神情严肃、诡秘，地位崇高，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

青铜面具（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蜀王蚕丛的神像，学者推测他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球就格外凸出，此特征后被神话至此）

王令众人曰协田刻辞卜骨（商代，上刻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大意是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并卜问是否丰收，是商代重视农业生产的证明）

春秋战国时期
1.王子午鼎

年代：春秋 楚国
出土地点：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淅川下寺2号楚墓
王子午鼎是一件春秋时期楚国的文物，出土有由小到大、造型纹饰完全相同的列鼎共七尊，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博藏有的这一尊是列鼎里最大的。据《周礼》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这七尊列鼎的主人也正是时任楚国的令尹，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弟弟子庚（王子午）。
除了浮雕夔龙动感十足，采用了卯榫、中介物等新型工艺外，王子午鼎最独特的有两点：一是它特殊的形制，居礼器之首的鼎在传统的形制中，一般有方鼎（如后母戊鼎）和圆鼎（如子龙鼎）两种，王子午鼎虽为圆鼎，底部却是平的；一般的圆鼎腰部浑圆外凸，王子午鼎却束腰收腹。王子午本人活跃在楚共王、楚康王年间，他去世后不久，以“好细腰”闻名历史的楚灵王便弑君继位，走上历史舞台。有学者研究认为，王子午鼎的束腰与那一时期楚人独特的审美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楚人把对细腰的偏爱应用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的直接体现。

二就是王子午鼎上的铭文，这84字的铭文赞美了王子午的功绩和铸造列鼎的原因，而其书写方法十分不规范的金文字体，被称为“鸟虫篆“，以鸟形和虫形为字体的装饰，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2.栾书缶

年代：战国 楚国
出土地点：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
有许多文物是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渐被认识到其历史价值，相反，自然也有些文物会被发现其价值曾被高估了，栾书缶就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栾武子的器物来看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和采用错金工艺的最早实物。但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们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确定该器物并不是春秋晋器而是战国楚器，是栾书的后人们流落楚国时所制造。
和这件缶关系密切的，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容庚，他出版了多本金文著作，还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青铜器收藏家，也是迄今为止向国家捐赠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个人，为中国古文字研究做出了诸多重大贡献。“栾书缶”曾是他诸多藏品中最为骄傲珍爱的一件，称其为“一旦得之，亦足傲一切”，甚至曾以“晋缶庐”命名自己的书斋。1956年，容庚先生将包括栾书缶在内的200余件青铜器捐献给广州博物馆，后征调到国博，在此展出至今。
3.错金银马首形铜辕饰

年代：战国 魏国
出土地点：1951年出土于河南辉县
错金银技术是青铜器工艺水平的巅峰，也同样是青铜器时代落幕前，留在历史长河中的的最后绝唱。汉代有非常多的错金银青铜器留存，那么这项技术是什么时候开始逐渐走向成熟的呢——战国。
错金银马首形铜辕饰出土于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铜辕饰呈马首形，其头、颈错金饰卷毛纹、鳞纹，制作精美，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代表了魏国青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奢靡”。
“春秋战国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包金嵌玉兽首银带钩（战国魏，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本该仔细介绍它的，但我忙着看青铜器忘记拍照了）

青铜冰鉴（战国曾，曾侯乙冰酒用的，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曾侯乙到底多能喝.jpg）

青桐缶（战国曾，曾侯乙装酒用的，是东周时期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酒器。在大盂鼎上深刻总结不喝酒经验的康王哭了。）

“鲍子”青铜镈（春秋齐，有铭文170余字，铸器者可能是齐国政治家鲍叔牙的孙子）

熊悍鼎（战国楚，记载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的事迹，共两件，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我也达成了两件都看过的成就）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战国楚，这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的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一件为舟节、一件为车节，持有此节可以在楚国免税购物）

秦汉时期
1.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年代：西汉
出土地点：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县
一只犀牛从两千年前的陕西走来，它四肢粗短、体态雄健，青铜为骨、料珠为眼，皮厚而多皱，周身呈青灰色，金银流云点缀其上，金、银、铜三色辉映，似自神话中降临，缓缓抖落身上的尘土，昂首望向前方。
中国历史上有关犀牛的文物和记录有不少，除了这件犀尊，国博的另一件商代文物“宰丰骨匕”的刻辞也有记载：商王在狩猎活动中捕获一只犀牛，因宰丰有功便赏赐给他。这些都是犀牛这一物种曾经长期栖息于我国北方的生动证明。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所塑造的物种是一只苏门答腊犀，这是现今犀科动物中最小的一种，随着气候变冷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它们逐渐迁往更温暖潮湿的东南亚，如今只分布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已近灭绝边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列为极危（CR）物种。从这件犀尊形貌准确、栩栩如生的体态特征可以看出，铸造设计它的匠人们是一定亲眼观察过真正的苏门答腊犀的，也希望老祖宗曾经铸以为器的动物，不要就这样永远在地球上消失吧。

由名字可知，它是一件酒器，使用时需握紧犀牛的尾巴，以四肢为支点，内存的琼浆玉液便会从犀嘴右侧的小孔流出。国博还为这件文物单独设置了一个名为“数说犀尊”的数字展厅，全面回顾了犀尊出土的故事，并利用各种先进技术为观众展示犀尊每一处细节和设计上的巧思，可惜这次时间紧张，我没能前往参观，大家如果想对犀尊有更全面的了解，到时候可以去看看。
2.击鼓说唱俑

年代：东汉
出土地点：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
又是一位历史教课书上的常客。
击鼓说唱俑是东汉时期的一件明器，以泥质灰陶制成，原有彩绘，现已脱落。它“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陶俑面部的幽默表情真的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我甚至能从它的表情和动作联想到宴会上贵族听众们边饮酒边兴致勃勃地倾听表演的生动景象。
自战国到秦汉，说唱表演是贵族的一种重要娱乐方式。和当今流行的音乐形式不同，汉代的说唱演员——俳优（现代日语中这个词汇依然在代表“演员”）大多由侏儒担任，他们随侍贵族左右，以调谑、滑稽、讽刺的形式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司马迁甚至在《史记》中专门开辟了《滑稽列传》用来记载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及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这个列传篇幅不长，其中不少故事都非常有趣，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3.“滇王之印”金印

年代：西汉
出土地点：1955-1960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
这也是一件历史价值较高的文物，它的出土直接证明了古滇国作为地方政权的实际存在，证实了《史记》记载的汉武帝兵临滇国并对滇国进行羁縻统治的真实性，对古代中国史尤其是古代云南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时代出土的玺印，尤其是皇帝、王侯等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多采用的是铸印，由制模浇铸而成，工匠有充足的时间制坯翻模，因而铸印文字“布局稳健周全、停匀丰润，整体典雅方正、虚实相生、巧施方圆”，更具艺术气息。但这方滇王金印的文字部分却是凿刻而成，这种手法加工出来的玺印工艺水平就不如铸印了，多用于事急从权紧急制造的将军印和兵符等，滇王用印采用这种工艺似乎不符合礼制。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这枚墓葬中发现的金印可能是滇人仿制的复制品，真正的金印要随着一代代滇王传承下去，尚待我们发掘。

我曾在去年11月参观过云南省博物馆，云博虽然名扬四海的国宝不多，展品综合水准难以和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圈的中原和江南媲美。但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云博以古滇国、南诏国、大理国等少数民族王朝为主轴线设计的通史展逻辑清晰、讲解细致、布展优秀，其所展示的古滇国文物之独特在中原地区更是难得一见。
在这里，你能从文物变迁中清晰感受到少数民族青铜文明的艺术生命力，认识到汉帝国和汉族影响下云南地区审美和铸造工艺的转变，当然还有宗教对少数民族政权所造成的独特影响，非常值得一看。滇王金印本应该是云博的镇馆之宝，可因其征调进入国博，我在云博看到的是复制品（某种程度上是复制品的复制品），总有种莫名的不满足感，而今终于在国博得见真品，这段旅程也算是完美无缺了。
“秦汉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秦，千里赴京出差，大名鼎鼎，不必介绍了）

琅琊刻石（秦，立于青岛传颂始皇帝大一统功德的石碑，传为李斯所书，现在已是残石）

两诏青铜板（秦，刻有两份诏书，一为秦始皇二十六年颁布的统一度量衡诏书，一为秦二世元年颁布的要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继续推行下去的诏书）

彩绘陶兵马俑（西汉，杨家湾汉墓陪葬坑中出土的兵马俑方阵，推测为西汉初年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的墓）

刘修金缕玉衣（西汉，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中山靖王刘胜的来孙【五代孙】，刘胜的金缕玉衣目前躺在河北博物院，我们之前也已看过）

彩绘雁鱼青铜釭(gāng)灯（西汉，其导烟管设计的原理和我们在河北博物院看到的镇馆之宝“长信宫灯”类似）

七牛虎耳铜贮贝器（典型的滇国文物，这种夸张的艺术风格在中原是看不到的，推荐大家去云博看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1.三国青瓷羊形烛台

年代：三国 吴
出土地点：1958年出土地于江苏南京清凉山
汉代以后，随着制铁工艺的逐渐普及，青铜器的时代已逐渐落幕。到了东汉末期，在制陶工艺的发展和长期技术积累的基础上，青瓷工艺终于成熟。借助原材料和水运条件的便利，瓷器从长江中下游开始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并将在后世千秋万代对中国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这一时代逐渐名扬天下的越窑青瓷，也将在此后800年的制瓷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一笔。
在古代羊与祥音相通，象征着吉祥如意，羊形烛台在三国时代开始逐渐流行，到两晋就比较普及了。这件烛台呈跪伏羊形，额上有圆孔用于插烛。“羊躯肥壮，脊背长毛分披，腰间划双翼，臀部贴短尾，四肢卷曲。其胎质灰白，青釉绿中微微泛黄”，是青瓷工艺走向成熟的象征之一。

国博还藏有一件东晋青瓷羊形烛台（见上图），其上装饰有褐色斑点，这是两晋南朝期间出现的被称为“点彩”的瓷器装饰技法，它的出现让色调单一的青瓷显得更加活泼生动，并将在未来演变为以“青花瓷”为代表的，真正让瓷器发展到巅峰时代的釉下彩瓷工艺。
2.青瓷莲花尊

年代：南北朝 北齐
出土地点：1948年出土于河北景县封氏墓群
青瓷莲花尊在河北陆续出土了四件，现在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河北博物院，国博和河博的两件我恰巧都有看过。
莲花尊采用了上下仰复两朵莲花相对而成的造型，周身装饰了高凸、丰腴的莲花瓣纹饰，它“上部覆莲分为三层，层层叠压，依次延伸，其中第三层莲花瓣尖向外翘起，第二层与第三层莲瓣之间贴印菩提叶一周。下部仰莲分为两层，莲瓣丰满肥硕。足部也堆塑覆莲瓣两层。特别是腹部，采用堆塑的手段，以仰覆的莲花瓣吻合而成，叶脉清晰可辨，将莲花完整、丰腴的姿态在这一仰一覆之中完美地表现出来，既是装饰，又是器身结构的一部分，毫无牵强之意。”

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其代表着在经历了五胡十六国残酷的倾轧和无序的混乱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北方终于也形成了完整的青瓷工艺体系，能够产出相当优秀的艺术制品。且这件莲花尊使用了飞天、宝相花、菩提叶、莲花等佛教装饰题材，亦能看出当时佛教对南北朝时期北方贵族的审美和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十六国 前秦，前秦国祚太短，北方十六国互相倾轧，个个短命，实在断代困难，这是为数不多明确体现了前秦历史存在和势力范围的文物）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北朝北齐，地域特色明显，河南博物院应该还有一件）

陶牛车（北朝北齐，似乎也在历史教科书上出现过，但是和牛放在一起，感觉这车的比例也太小了）

永固陵石券门（北朝北魏，北魏冯太后的陵寝，多年来被盗的只剩下门了，但仅凭门也能看出墓葬主人的地位何其尊荣）

隋唐五代时期
1.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年代：唐 开元十一年
出土地点：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
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在传统印象里，唐王朝是一个浪漫豪迈，奇绝瑰丽的王朝，仿佛只要提到大唐，我们这些后世子孙们就能在“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中看到大明宫的金碧辉煌，在“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中看到杨贵妃的风华绝代，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看到边关苦旅，漫漫长戍。
千百年来，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其鼎盛时期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社会风气，它为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了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为如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华夏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多元基础，这尊陶俑就是盛唐民族融合现象的绝佳体现。
陶俑表现的是表现的是一个由胡人和汉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巡回演出的小型乐队，骆驼昂首站立，背上载有五人，四位坐着的乐手两位为胡人，两位为汉人。他们手中的乐器虽然仅残留下一把琵琶，但据研究其应该是左面一人弹奏琵琶、一人吹觱篥，右面两人击鼓的配置，均为胡乐。中间髯须浓密、眼睛圆睁、穿翻领绿袍的胡俑似乎正合乐而舞，伴舞歌唱。它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亲身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2.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年代：五代十国
出土地点：1994年被盗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王处直墓，后追回。
在博物馆看的石刻不多，但有两件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一是河北博物院的彩绘散乐浮雕，另一件就是国博的这件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巧的是两件来自一个地方——河北省保定市王处直墓。
与彩绘散乐浮雕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这件彩绘浮雕武士面色红润、相貌威武，踏异兽于脚底，携凤鸟于身后，拄剑而立，金刚怒目，威风凛凛，在展厅昏暗灯光的辉映下真有种天人下凡般的栩栩如生感。国博的解说词说它“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是因为它作为佛教天王的象征，其形象已经完全由外族神明转为大唐武士，武士的外貌身材则已经逐渐从唐代的丰满向宋代的纤细转变。
这件文物能到国博展出，过程也充满了艰辛曲折。1994年，一群盗墓贼用运用爆破手段和挖竖井的方法盗开了河北省曲阳县的王处直墓，洗劫了前室及左右耳室的随葬品，这块镶嵌在甬道上的浮雕也被盗走，倒卖至香港。2000年这件文物出现在美国的拍卖会上，经我国国家文物局多方联络和中美两国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拍卖被终止，这件“栖凤踏牛”武士石刻被美国海关收缴并无偿回收至我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次参观只看到了这件“栖凤踏牛”武士石刻，但其实武士石刻原有一对。另一件是左右对仗的“盘龙踏鹿”武士石刻，藏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手中。他得知中国索回的这件石刻是被盗文物后，意识到自己曾经拍卖得到的“盘龙踏鹿”武士石刻也是被盗文物，主动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并随即无偿捐赠中国政府，两件石刻才得以双双回归祖国。
“隋唐五代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白瓷鸡首壶（隋代明器，出土于李静训墓，胎质洁白，釉色光润，其胎釉中已无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迹象，为白瓷技术真正成熟的精品）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隋代，出土于李静训墓，主人李静训是北周宣帝的外孙女，也是隋文帝的曾外孙女，是位超级金枝玉叶、帝胄王孙，可惜只有九岁就不幸去世，此项链根据设计风格很可能原产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

镶金边白玉杯（隋代，出土于李静训墓，和田玉制，器型典雅，暗合“金玉满堂”之意，是玉器从礼器走向生活用器皿的典型象征）

钱镠铁券（唐代，传世品，所谓丹书铁券，指的就是这个，其上记载了钱镠的爵位、官职、封地和免死次数，其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后代则可以免除3次，这是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件唐代铁券实物）

“开元通宝”青铜钱（唐代，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以通宝、元宝作为铸币系统标示的货币系统）

三彩黑釉陶马（唐代，出土于河南洛阳关林，唐人尚马，除了天下闻名的昭陵六骏，唐三彩也多以马为经典形象，其特色为头小、臀圆、体态匀称、膘肥体壮，此件全身黑釉则尤为罕见）

孔雀蓝釉陶三系瓶（五代十国 闽，出土于福建福州刘华墓，应为9世纪前后古代波斯的制品）

鎏金银香囊（唐代，陕西西安出土，精巧细致无比）

秘色葵口瓷盘 （唐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秘色瓷是越窑的青瓷精品，烧制成本极高）

辽宋夏金元时期
个人感觉这是国博相对比较弱势的展区，特别有名值得说一段的展品不多，就稍微减少一点篇幅吧。
1.官窑粉青釉三足炉

年代：南宋
如说在唐代，彩陶还能略压瓷器一头。那么到了宋代，在制瓷工艺的不断发展下，瓷器终于向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一样，走上了其历史地位的巅峰位置，且自此绵延宋元明清四代，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宋代瓷器最出名的是百花齐放的“五大名窑”，据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记载，分别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其中以“恰是江天雨后青”的超绝美感位列魁首的是汝窑，它的名气巨大，传世作品又很稀少，国博虽然藏有几件，但器型、品相都不是那么突出，真正想看汝窑还是得去故宫博物院。
至于这件粉青釉三足炉，它是宋代官窑烧制的产品，是由官府直接营建，专为宫廷烧制的。其特点是“胎土含铁量极高，手感沉重，釉面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温润如玉”，按照时间划分为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两种。从设计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古器物，是以商周时期的青铜鼎样式为蓝本制作的，其“侈口，立耳，束颈，圆鼓腹，三矮足。青釉，上布满裂纹，釉色晶莹透明，富有光泽”，其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而采用刮釉垫烧时，足上露胎而呈偏赤铁色，是典型的“紫口铁足”特征，故被推断为是南宋官窑。
“辽宋夏金元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列鞢 （金代，出土于黑龙江绥滨，女真贵族的饰品，由金、银、玉石、玛瑙制成）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北宋，钧窑位于钧州【今河南禹州】以色泽瑰丽多变文明，其釉色变化莫测，妙趣无穷）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北宋，传世品，【这件文物位于中国古代瓷器展陈列，非“古代中国”展区】）

龙泉窑粉青釉凸花葫芦瓶（南宋，龙泉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县，是在越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瓶身上下纹路凸起处因流釉而显出胎质的白痕，被称为“出筋”。）

汝窑天青釉盘（北宋，传世品，宋瓷的美普通的照片都很难传达，大家有机会还是自己去博物馆看一看吧【这件文物位于中国古代瓷器展陈列，非“古代中国”展区】）

至元通行宝钞（元代，发现与西藏萨迦寺，元朝“开河”“变钞”中变得就是将“中统元宝交钞”变成了“至元通行宝钞”，是元代统治者对解决纸币制度下通货膨胀危机的一次尝试，结果是完全失败了）

青铜火铳（元代，出土于北京房山，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火炮）

明清时期
1.孝端皇后凤冠

年代：明 万历
出土时间：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明定陵
这大概是“古代中国”常设展览后半程里名气最大的文物，一进明清时期展区，看它的观众就自觉排成了长龙，上演了在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周围也不曾见到的盛景。这件凤冠又被称作“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其主人是孝端皇后，即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皇后，她本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后。
孝端皇后姓王，名喜姐，她行事端谨、贤德过人，是天下称赞的贤后，与万历皇帝伉俪弥笃，关系甚佳。可惜她一直没有为万历帝诞下男性继承人，导致万历帝在没有嫡出的情况下，在确立继承人问题上与群臣在身份低微的宫女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和宠爱至极的郑妃所生的皇三子 朱常洵两个选择间意见相左，导致十五年之久国无储君，被称为“国本之争”。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最终向群臣“无嫡立长”的意见妥协，但十五年间无数大臣因此被贬，万历皇帝也因此身心憔悴，加之慈圣太后年老，张居正去世，因为政治斗争感到心灰意冷的皇帝便开始彻底摆烂，流连六宫粉黛之中，不问政事了。

而所以有“九龙九凤”这个前缀，是因为当年考古进入定陵地宫最深处的房间时，发现那里安放着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和后来被追封为皇太后的孝靖太后（也就是当年生下朱常洛的身份低微的宫女）的棺木，其中出土的凤冠也不止这一顶，而是有三龙两凤、十二龙九凤、九龙九凤和六龙三凤共四顶。其中属于孝端皇后的只有这件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合计九龙九凤的凤冠。
而所谓的“点翠”，则是一种从汉代传承至今的金银加工工艺，是指先用金或镏金的金属做成不同图案的底座，用小剪子剪下活翠鸟脖子周围的羽毛，轻轻地用镊子把羽毛排列在涂上粘料的底座上，以制成各种首饰器物。该冠的点翠工艺难度相当之高，效果奇绝，尤其是翠凤，“均作展翅飞翔状，凤尾展开，羽毛舒展，富灵动感”，其上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金翠交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永不褪色，无论是历史价值、工艺水准还是艺术造诣都是定陵出土文物之最。

因为科学技术和思维认知的不到位以及急功近利的心态，明定陵的考古发掘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和闹剧，万历皇帝及孝端皇后的尸骨均被批斗后付之一炬，珍贵的帝后棺椁更是直接被随手丢弃，再无迹可寻，大量珍贵的丝质衣物氧化发黑。孝端皇后凤冠再珍贵，也没有那些不可估量的珍贵文物消失殆尽的损失大，希望这样的惨剧，再也不要发生了。
可惜的是，孝端皇后凤冠在排队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参观的时间可能还不到1分钟，只来得及拍个照片后到其他展厅观赏复制品，如果大家恰巧赶上没人排队的观赏好时机，一定不要错过。
2.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

年代：清 乾隆
传世品
唐代诗人郑锡的《日中有王子赋》中有“河晏海清，时和岁丰”一句，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是颂扬天下太平之意。而这件海晏河清尊的名字就取自于此，它是由乾隆帝亲自参与设计，下令景德镇御窑专为“万园之园”圆明园中的海晏堂烧造作为献礼的陈设品。
在乾隆帝五十大寿的时候，景德镇御窑厂将这一对瓷尊作为礼物进献给了章总。其上的霁青釉像宝石一样幽静深邃，色泽夺目又不失华贵细腻，正代表了“河清”，而白色的海燕则与“海晏”同音，瓷尊采用雕、贴、压、绘等诸多工艺，是乾隆时期彩绘瓷发展到巅峰的明证，寄托了乾隆皇帝对大清帝国江山永远海晏河清，盛世升平的美好期待，也同样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见证。

海晏河清尊并没有为大清朝带来四海升平的盛世之运，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其中的百万件文物或被抢劫，或被砸毁，或葬身火海。幸运的是，这一对海晏河清尊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后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旧址上重建了海晏堂 ，又将这一对瓷尊放入其中，直到清王朝覆灭，这一对海晏河清尊流入民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被北京历史博物馆寻得收购，珍藏至今。
3.清帝退位诏书

年代：清 宣统 （公元1912年2月12日） 
传世品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古代中国”陈列的最后一件文物，其历史意义我想也不必过多赘述。
清帝退位时，由清末民初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张謇草拟，隆裕皇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共发了三道懿旨，上有袁世凯等11位各部院大臣的签名。“古代中国”展览最后陈列的是第一道诏书的复制品，而“复兴之路”展览陈列了第三道诏书的真品。
第一道诏书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帝退位诏书”，清廷表示“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并指定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诏书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其确定了“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在法理上将清王朝的固有领土和民族构成完整地交给了中华民国，从而保证了中国的统一，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华民族内部产生流血冲突继而出现分裂。而看到真品的这第三道诏书，就主要再说退位后的皇室待遇问题了。
它的颁布不仅象征着清王朝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覆灭，更象征着自始皇帝横扫六合以来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绵延两千一百余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明清时期”展区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物：
白釉暗花三系罐（明永乐，永乐年的甜白釉瓷是在元代枢府瓷的基础上由景德镇窑厂创制而来的，温润如玉的白釉下有隐约可见的暗花，呈现出亦幻亦真的变化感。）

郑和铸铜钟（明宣德，此钟是宣德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出海航行平安，重修湄州天时所铸。 这是郑和一生中最后一次远洋航行，船队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郑和本人在返航途中逝世。 ）

掐丝珐琅鱼藻纹高足杯（明宣德，掐丝珐琅彩是一种从阿拉伯流传而来的工艺，存世的部分珐琅器有“景泰年制”款，好圣孙又特别喜欢用掐丝珐琅器，所以有“景泰蓝”之称。）

青花缠枝纹贯耳瓶（明宣德，明代官窑瓷器最好的要数宣德和成化两朝，宣德胜青花，成化胜五彩，宣德青花所使用的钴料是进口的“苏麻离青”，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宣德年之后，进口钴料便来源断绝，此后的青花瓷审美也从浓烈转为淡雅）

白釉释迦牟尼坐像（明万历，有确切纪年和工匠署名的明代漳窑精品，为研究已经消逝的漳窑烧造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皇帝之宝”玉玺（清，印文为满、汉文“皇帝之宝”，印钮为龙，这方“皇帝之宝”主要用于发布诏令文书，钤用次数最多，范围最广。）

粉彩九桃图天球瓶（清乾隆，乾隆朝无论是粉彩技巧还是瓷器本身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王朝工艺水平的巅峰，再往后随着清王朝国家实力的下降及内忧外患的逐步出现，各窑厂甚至连基本生产都无法维持了。）

粉彩百鹿尊（清乾隆，此时粉彩已经超过了青花，成为宫廷瓷器中最受欢迎的制法）

青玉嵌花把皮鞘腰刀（清乾隆，钢质腰刀，手柄为青玉质地，上嵌有金丝与宝石组成的花枝，这把腰刀是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来华时呈送给乾隆帝的礼物之一。）

“闹天宫”苏州桃花坞印板（清，西游记中的闹天宫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被苏州桃花坞做成木板年画供大家欣赏，上海博物馆现有一幅未完成的版本）

结语
如何评价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我找不到一个精准的词语能涵盖它。
它仅用“古代中国”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就包罗了这片土地自有文明诞生以来的所有奇迹。我们的祖祖辈辈创造的珍奇文物、艺术瑰宝皆汇聚于此，从史前文明到晚清落幕，如今被称为“中华”的民族所耕耘的土地、经历的战争、流传的故事、讴歌的精神均能在这里得到体现。
如果说大部分省博的优秀展区所展示的是五千年历史中璀璨夺目的惊鸿一瞥，那么你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区能看到的就是一条蜿蜒曲折却绵绵不绝的滔滔大河，它由千万条不同的支流汇聚一体，蕴藏着五千多年的星汉灿烂，向你奔流而来。
哪怕当年的亭台宫阙都早已成残垣，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的祖先的精神以文物为实体介质，仍将于此万古流传，也许这就是博物馆的意义所在。
何谓中国？我们来自哪里，又将去向何方？
来这里参观，你会得到答案。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