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论文标题为:Artefacts from tomorrow: Future dilemmas of the parahistorian,介绍了超历史学家研究超历史人工制品所面临的困境,可以对“超历史学”这一当今尚且存在于科学范畴之外的学科有概括性的了解。其中数字注解为论文作者所注,字母注解为笔(译)者所著。本文为科普而非学术,为表述的简明,对正文中引用内容出处的注解进行了删除,如有兴趣可以查看原文进一步了解。译者非专业人士,如有错译还请理解和批评指正。
1987年,罗伊·索伦森(Roy Sorensen)创造了超历史(parahistory)一词,用于指代通过时间旅行所获得证据的假设性研究。因此,与其说“超历史”是“历史”,不如说是“心理学”;其研究不被正统科学认可的方式获得的数据(比如人工制品),本文中指未来衍生的超历史人工制品。由于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在校准未来物品的周期、确定未来人工制品的年龄、以及将其与因果循环隔离等方面都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问题。换而言之,因果循环的对象在理想情况下,必定不可能是非任意断代的;而在最差情况下,甚至不可能是人工制品。即使存在从未来旅行到今天的证据,任何诉诸未来人工制品的此类证据都面临着广泛存在的困难,且极不可能令人信服。
关键词:大卫·罗伊斯 证据 罗伊·索伦森 时间旅行
关于时间旅行的逻辑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和物理学问题的讨论比比皆是。而关于时间旅行证据问题的讨论则较为少见。里士满认为,来自过去的超历史人工制品证据,作为对时间旅行的言辞或预测性证据的补充,要么在相互矛盾的指标冲击下瓦解,要么塌缩为言辞证据。本文认为,未来的人工制品比过去的人工制品有更严重的证据问题。任何仅基于未来人工制品的时间旅行证据都将面临如此普遍的问题,因此不太可能令人信服。
“时间旅行”不可避免地涉及时间与时间之间的差异。一个旅行者出发,然后抵达他的目的地;从出发到抵达(为正,也可能为零)所用的时间即为行程时间。但如果他是时间旅行者,那么出发和到达之间的时间间隔并不等于旅程的持续时间。
刘易斯区分了“个人时间”和“外部时间”:分别是在旅行者参照系中登记的时间和整体世界(或其中包含的合适子集)登记的时间。个人时间是对旅行者阶段进行分类的最显著方式,因此(例如)旅行者具有自洽的年龄,并能正确地积累记忆痕迹。个人的时间不一定是心理学或现象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的命名具有误导性。更先进的是麦克贝思的“特定时间”(即特定于旅行对象的时间),它很好地强调了非个人系统也有自己的关联时间。但是“个人时间”是固定的,因此请记住,“个人时间”对于无生命的物体来说,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矛盾。与旅行者一起旅行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与旅行者的个人时间共享时长。与其他旅行一样,时间旅行要求旅行者在整个旅程中具有连续的因果历史:如果X和Y不是因果连续的,那么他们就不会是同一个旅行者的一部分,不管它们有多么相似。
刘易斯时间旅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个人时间与外部时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分别对应前向和逆向的时间旅行。在前向时间旅行中,外部持续时间超过个人持续时间,例如,如果一个人花费5分钟从2022年到2516年的时间旅行。而在逆向时间旅行中,个人持续时间超过外部持续时间。刘易斯只讨论了个人时间为正的情况,但允许外部时间为负 [1] 。逆向时间旅行包括到达在个人出发之后,但在外部出发之前的情况,例如花费5分钟从2022年到1516年的旅行。无论是前向还是逆向,真正的时间旅行应该在外部时间和个人时间过程之间产生差异,而这些差异在功能上与旅行者的持续条件和一致性条件有关 [2] 。
刘易斯声称,无论前向还是逆向的时间旅行,即使在一条历史线中也可能发生——只要旅行者目的地的所有事件与出发点的事件在数值上一致(单说一致性逻辑就能暗示这一点——在刘易斯的体系中,产生旅行者的过去与旅行者到达的过去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如果刘易斯是正确的,要使时间旅行具有逻辑意义,多重历史(或多维时间)就并非必要。不仅如此,刘易斯还怀疑不同历史之间的旅行并不是真正的时间旅行。本文只讨论刘易斯时间旅行,因此出发和到达属于同一个历史。刘易斯的主要目的是停止论证时间旅行的逻辑可能性;他的论证并不意味着对时间旅行的物理可能性或经验合理性作任何承诺。刘易斯暗示,仅仅诉诸一致性并不能解决时间旅行的现状。人们或许接受了时间旅行的逻辑可能性,但仍然认为(形而上学的、物理的或认识层面的)其他考虑严重违背了时间旅行的证据合理性。事实上,刘易斯认为时间旅行的世界可能与我们认为所居住的世界明显不同。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刘易斯对时间旅行的传统逻辑异议的消解,即认为可能存在可以吹嘘时间旅行者的世界,但不会在法理上认为,时间旅行世界可以从我们眼中的这个世界获得。
索伦森创造了“超历史”一词,意思是对“…时光旅行者提供的各种故事、器物和其他杂记”的假设性研究。因此,超历史的文物是来自过去或未来的物体,它们在起源上约定俗成,但通过时间旅行到达此时此地。(这里不考虑从其他历史/平行世界等中提取的人工制品——部分是因为刘易斯的单世界模型被广泛引用和内在合理,也因为其他世界/历史中的人工制品在指定日期和起源方面存在自己的特征问题。) 超历史人工制品只需要单向地穿越时间:过去的人工制品向前;未来的人工制品向后。然而,收集这类人工制品的当代超历史学家,在收集过去的人工制品时,必须进行“后退”和“前进”的双向时间旅行;在收集未来的人工制品时,则先向前再向后。假定超历史学家能到达现在,并提供检索到的人工制品作为证据,就可以支持存在时间旅行的宣称。
超历史证据必须区分人工制品的“时期指标”和“年龄指标”:前者反映人工制品的起源时间,后者反映人工制品自产生以来的登记时间。为获得相对准确的近似值,时期指标追踪外部时间,年龄指标追踪个人时间。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时间旅行的物体应该在时间指标和年龄指标之间表现出*集体*差异,就像他们在外部时间和个人时间之间应该表现出的集体差异一样。设想通过与已知起源的其他双耳瓶 [A] 比较(时期指标)或通过碳年龄测定法(年龄指标)来确定新修复的经典双耳瓶的年龄。非超历史物体的年龄指标和时期指标一般会重合,尽管在不存在时间旅行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年龄/时期的差异。例如,一幅2022年的康斯博罗 [B] 画布,相对于年龄指标(例如花粉痕迹、大气污染物等),应该显示一致但误导性“老”的时期指标(例如,笔触、颜料等)。或者,一个暴露在异常数量中子的物体可能显示出比其时期指标更多的碳-14,因此似乎会被误导为“老化 [3] ”。过去的超历史人工制品应该显示比它们的年龄指标更“老”的时期指标。一个1766年制造,但在10分钟内运送到2022年的齐彭代尔 [C] 橱柜,其年龄指标滞后于时期指标256年。
与所有路易斯的旅行者一样,未来衍生的超历史人工制品应该具有确定的*个人*年龄 [4] ,包括人工制品在未来被收集时的年龄、旅行到现在所花费的所有个人时间、以及随后在现在所消耗的任何时间。然而,这些文物必须在其(外部)时间之前到达,即具有负的外部年龄(一个从2266年运输到2022年的物体,在外部时间里是*负*244岁)。过去衍生的超历史人工制品的时期指标可以与传统的年龄指标,即持续到现在的指标进行核对。人们可以将1766年,超历史时间运输的衣橱的时期指标,与其留存于世、正常年龄的同代物进行比较,但不可能对2266年制造的衣橱的时期指标进行这样的因果常态检查。我们只能猜测未来被征用人工制品的最初时期指标,收集关于未来时期指标的额外数据存在(其中更多的是)因果循环问题。当代专家在区分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家具时,可以调用许多不同的能指,但如果要求区分二十五世纪和二十二世纪家具,则可能会茫然无措。校准和按时间顺序排列尚未实现的设计业和制造业趋势似乎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未来的人工制品只能直接与其他未来人工制品进行比较,或者与未来衍生的数据进行比较。
想象超历史学家可以在一个“时间范围”内补充人工制品数据,这个“时间范围”允许直接观察其他时间。即便能直接观察未来,对超历史学家似乎也没什么帮助,至少最初是这样,因为任何未来可视的时间范围都必须首先根据那些尚未被常规观察到的事件来校准。与过去“超历史”的不对称性正在显现:葛底斯堡演说的1863年原版图像可以与当代目击证人证词、书面记录、照片等进行核对,而无需用它们校准过去可视的时间范围。然而,校准一个未来可视的时间范围却很困难,因为不可能对未来进行*非超历史*的观察,也不可能从中提取人工制品。过去的超历史可以作为研究过去的其他手段补充;未来的超历史似乎是自行存在且未经证实的。人工制品和时间跨度的数据可能相互支撑,但不能与常规数据进行综合或单独的检查。在这一点上,未来超历史学家比过去超历史学家,以及超心理学家处于更糟糕的境地——任何人都会声称后者所做的(例如)远程观察或远程感应,至少可以通过传统因果渠道进行检查。此外,校准一个未来可视的时间范围存在因果循环问题(见下文),例如,假设未来衍生的图像有助于引发未来事件被观测。
超历史学家能否相信未来的技术会被如此认识 [5] ?想象一下向1840年的阿达·洛芙莱斯 [D] 演示当代的计算机。虽然洛芙莱斯不太可能接受源自未来的声明,但洛芙莱斯应该能识别出机器的计算(不过由于正则性和紧性,只能在梦中实现)。即使洛芙莱斯无法掌握计算机的机制,也应该能掌握计算机的目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被过去的观察者轻易理解:给莱昂纳多·达·芬奇展示一架直升机,他很可能会理解该机制的“为什么”(虽然不是“如何”);而向莱昂纳多展示一个运行中的示波器,他可能会同时困惑于“为什么”和“如何”。至少示波器可以被认为是跨越漫长历史的人工制品,即使它们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模糊不清。然而,向洛芙莱斯或莱昂纳多展示克隆绵羊,甚至是其人工合成技术,都有可能将他们吓跑。
一个超历史学家的听众必须做好准备考虑时间旅行的法理学可能性,还要能从实际角度排除有关人工制品的传统因果起源。因此,他们还必须认为,所谓的超历史学家不能根据需要,任意将人工制品伪造到合理的程度。一张现年26岁电影明星的80岁生日照片,似乎更可能源自数字图像处理,而非时间旅行。一个过去/未来的不对称性正在显现:在那里,十六世纪的工匠不能很好地伪造十二世纪的文物,以欺骗现代科学研究,也许很快(相对来说),人工制品可以足够完美地伪造成源自任何期望的时期,以欺骗任何可能的检测(伪造技术和检测技术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驾齐驱)。听起来很矛盾,旅行者过高的技术热情可能会促进怀疑而非相信。它甚至可能被买通去装作一个过去的旅行者。H.G.威尔斯的时间旅行者(Time Traveller, 1895)在构建他的机器时也许表现出了超出我们当前理解的科学奇迹,但他很难制造出令人信服的假的放射性碳测年痕迹。
威尔斯提出了一个“超生物学”问题。当时间旅行者返回他的故乡时(约1894年),他不由自主地把一束公元802701 年的鲜花放进口袋带了回去。他的一个听众(医者)在询问旅行者“你到底从哪里获得的这些花?”之前,先检查了这些花,说它们的雌蕊“奇怪”,并承认“我当然不知道这些花的自然法则”。在这个例子中,花的怪异显而易见,但提供的时间旅行解释显然(也可以理解)是不完备的。“旅行者之花”可能支持(或弱证实)他的故事,但无法证明。
也许将一个80岁的未来电影明星介绍给2022年27岁的自己,会获得更大的证据权重。超历史学家更愿意提供的建议是检索,而不是未来的技术或报纸,更不用说几千年内的动植物了,但现在活着的人的未来阶段可以检测与当下自我的遗传(和其他)相似性。如果DNA检测显示“2075年”80岁与“2022年”27岁在遗传上完全相同,至少说明两者都是一个人连续的阶段。两个(生理)年龄相隔53 年的人在随机遗传上相同,这将涉及一个巨大的巧合。诸如“在我的时代,基因治疗通常会改变一个人的整个基因构成…”这样的答案似乎太过刻意,在科学上也难以置信(我们也不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要求对一个人的DNA进行*整体*改写)。
但是,即使在该例中,时间旅行就必然是一种令人信服的替代解释吗?强硬的时间旅行怀疑论者可能会驳斥“80岁”阶段为因果正常,人工老化的克隆体。由于似乎更容易产生一个物理上比其原本年轻(或貌似年轻)的克隆体,而不是相反,因此,从未来检索名人可能比从过去检索名人更容易被接受。然而,仍有怀疑论者主张:或许青年阶段是由老年阶段的一个冷冻胚胎——双胞胎发育而来,或者说80岁的人是原始DNA的来源,26岁的人是克隆。也许原型被保留下来,而克隆成为了名人,为如今这次旅行骗局做好了准备。当然,其在科学上超越了目前的(更多过去的)技术,但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克隆似乎仍然不如时间旅行那么惊奇。
生物学家经常会发现使用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进行繁殖实验很方便。假设你向前旅行,获得一个2022年尚未进化出品系的果蝇。在合适的时间,你带着你的未来果蝇回到2022年,并将它展示给生物学家,以支持你声称自己是一个成功的时光旅行者。此举存在如下问题:如何表明你的果蝇是一个正常进化,但时间上暂时移位的现有果蝇的后代,而非一个时间上正常的突变体(再次说明,校准未来生物的时期指标缺乏因果正常的支持证据)。如果因果正常的“污染物”有任何现实存在的可能性,那我们大概会更倾向于这个假设。
对人工饲养的果蝇进行因果检疫,似乎比对书籍、人工制品或(尤其是)思想进行因果检疫要容易得多 [6] 。即使因果隔离可以实现,它也有在检索中否定任何证据价值的风险,尤其是如果物品/人工制品的后期必须被隐藏,直到它的早期自我通过普通的因果过程出现。如果未来的人工制品在独立发明之前就被揭露了,那么观察者可能会认为所谓的“独立”发明并非是公认的那种。何况,如果检索到的未来对象被隔离,直到它们的原型被发现,外部观察者可能会认为这两个对象都是一个共同潜在原因的当代结果。试想拿着赖特兄弟1903年第一次成功飞行的老照片回到过去,然后在1904年揭晓,似乎很难说服任何人,照片是正常老化,但回到过去了。即使在1900年揭晓,怀疑论者可能会声称莱特的飞行器复现了你的照片,反之亦然。因果循环在这里赫然出现,即自我循环因果链,其中的事件是其自身的原因。
未来-人工制品超历史学涉及将人工制品带回到其发明之前的时期。刘易斯怀疑,逆向时间旅行很可能会产生因果循环 [7] 。因果循环可以是信息循环,也可以是物体循环。当(例如)对象的不同时间阶段交换信号时,就会出现信息循环。而物体循环则是名副其实地演化成了它的早期自我。
在刘易斯的经典信息循环案例中,一个时间旅行者回到过去,并命令早期的自己搭建时间机器。命令被严格遵守,旅行者回到过去,把原型指令交给他的早期自我。指令通过电话从后来的自我传递到过去,并通过记忆从过去的自我留存到以后。而信息究竟来自哪里?最终,刘易斯认为,不存在*因果*(或许其他)的解释:
从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获得这些信息。他的早期自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的老年自我被告知,信息被构建告知的因果进程所保存。但是信息首先从何而来?整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根本没有答案。循环的部分可以解释,而整体却不可解释。
不过,刘易斯同样认为,试图解释因果循环并不比解释无限的线性因果链,或始于某个无因事件的有限链更困难(或更容易)。实际上,刘易斯在追问整个因
果链为什么会发生时,诊断出了一个合成谬误:事件可以被解释,但整个事件链不能被解释。如果需要解释某个个体事件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调用一个更早的原因(或多个原因);如果要探究一个完整的因果链的起源,则可能会令人困惑。刘易斯提出了因果循环的“你也一样”谬误:任何因果链在最终解释上(*在永恒的方式下*)都表现出完全相同的困难,无论循环还是线性。这与超历史有关,因为一个真正未来派生的人工制品,其发明和发展是因果正常的,但在外部时间的出现晚于该人工制品现在的交付。
如果旅行者在过去行动时打断了建立的任何因果链,那么在未对旅行者出发时刻的条件产生任何影响之前,逆向时间旅行就可能发生,且不存在因果循环 [8] 。然而,因为人体而导致无数因果链分支过程的全面中断,似乎涉及到类似宇宙阴谋论的东西。即使阻止诸如过去的时间旅行者打喷嚏这样的世俗事件的所有因果传递,也同样会涉及因果链的中断,不仅涉及旅行者鼻子附近的空气分子,而且还涉及无数其他因素,包括地球的位置及其引力影响范围内的任何东西。不过,虽然似乎在任何物理现实世界中都不可能进行完全的因果检疫,但信息检疫却有可能实现,例如将未来的标本放进密封的容器,保存到指定的日期。
假设刘易斯的因果循环在逻辑上可能,那么未来的超历史人工制品就会引发因果循环的问题,最终可能会破坏关于这些人工制品是未来派生的说法。因果循环中的信息必然是难以断代的——在信息沿线性因果链传递的背景下,这种信息看起来似乎因果反常,貌似明确但其断代却不那么明确。假设人们回到1586年,将“他的”2022年《哈姆雷特》印本呈现给年轻的莎士比亚。如果莎士比亚复制了这部戏剧,并将其作为历史记录适当印制,就不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但是我们无从知晓:①《哈姆雷特》是谁写的;②《哈姆雷特》产生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哈姆雷特》的文本在外部时间中仍然具有鲜明的*先在性*,但这并不等同于存在一个明确的开端)。如果一个未来的人工制品在更早的时间发现,却在未来的时间发明,那么我们假想的《哈姆雷特》文本在两方面就不算一个未来的人工制品:首先,它缺乏一个明确的创造日期;其次,它可能根本就不是被创造的。虽然在运输、复制和印刷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可能有明确和可核实的日期,但对于《哈姆雷特》的创作,可能并无明确的日期,因为(*更何况*)没有创作。《哈姆雷特》的这篇文本是一个伪造物——一个没有创作者的艺术作品 [9] 。
只有信息在刘易斯的电话循环中传递:没有一个物理对象在数值上与它的早期自我相同,但仍然存在一个封闭的自因知识循环。相比之下,麦克贝思讨论了“物体循环”:自相交的旅程,其中躯体在数值上与早期的自我相同,且“时空中的路径是闭合的环”。一个物体理论上可以是同一个物体的循环,但也可以*促成*一个信息循环(正如任何一种因果循环都可能影响正常的、线性的因果链,并受其影响)。哈里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该例中,一位时间旅行者用一张图象纸来呈现他的早期自我,之后早期的自我使用该图来实现旅行者的自我满足。该图在同一个旅行者的各个阶段之间传递,并不独立存在。该图的内容有助于形成一个信息循环(这本身就促成了小说主要情节“更广泛”的因果循环),而刻写该图的纸张本身就是一个物体循环。
物体循环存在严重的物理问题。哈里森的纸是如何回到其更早的物理状态的?(例如)老化、磨损、改变粒子能级和熵的影响都如何消除?以及,假设物体循环的纸携带“年龄”指标,这些指标究竟记录了什么?大概不是纸张自印刷以来的累积老化,因为它从未印刷过,也不是由木纤维制成的。在任何我们可以触及的、符合法理学的世界里,物体循环在物理学上似乎并无存在可能。
刘易斯的目的是驳斥经常用来反驳因果循环的异议,即允许创造信息*无中生有*。戴维·多维奇认为,在非刘易斯精神下,只有多重世界版本的时间旅行才可被接受,部分是因为在单一世界(或因果链)内的旅行会产生因果循环和信息的*无中生有* [10] 。多维奇援引卡尔·波普尔“知识只有通过进化、理性的过程才会产生”的原则,并将其提升为对因果循环假定的法则式反对。多维奇明确地将波普尔的“进化”原则的资质与神创论进行了比较。多维奇在创造和其他因果性之间的类比时似乎涉及超历史学。对物体循环中年龄指标的证据诉求似乎让人联想到戈斯,后者试图将化石记录与圣经直译主义相调和。戈斯认为,任何被创造出来的、包含了后续生命的真正原型地球,都必须承受一个不存在的过去的虚假痕迹,如伊甸园树的年轮、亚当的肚脐等。也许戈斯也在不经意间表明,这个假设在逻辑上无可指责(或至少对当代的一切观察具有免疫力),但在经验上却无法令人信服,因而有效地从实际考虑中排除了自己。物体循环也可能带有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幽灵”历史的痕迹。
然而,尽管戈斯的假设是一个解释的死胡同,但我们并不清楚波普尔的原则是否为真(更不用说自然规律了),也不清楚就算把它奉为普遍真理,它还具有什么其他的模型力量。刘易斯的“你也一样”谬误疗法似乎对因果循环困境有所帮助:进化/因果解释可能足以解释信息的传递,但似乎没有(因果或其他)解释信息的最终来源(*在永恒的方式下*)。尽管如此,即使人们坚定认为创造、因果循环或其他因果关系几乎只会产生劣质的(甚至不存在的)解释,也许我们所偏爱的解释模型也不应该将它们先验地驱逐出去。
就像我们认为的(即在法理上允许的或然世界)那样,即使时间旅行是可行的,我们仍不清楚在物理规律支配的世界中,物体循环是否可能发生。然而,即便进一步赋予物体循环在(形而上)物理学可能的(非常可观的)特许权,也会出现一个特殊的超历史问题:因为物体循环必须以某种方式演化成它们的早期自我,物体循环的年龄指标不必(也许不能)是真正真实的。物体循环,即使在法理上可能,似乎也很难以任何可靠的方式被赋予年龄指标 [11] 。物体循环似乎受到限制,在其旅程的某处演化回数值上更早的状态。这种重置将涉及物体具有的所有年龄指标的明显覆盖 [12] 。此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会破坏物体循环作为时间旅行者的地位:如果物体循环缺乏(或者只有不稳定/不可靠的)年龄指标,他们就有可能失去连续的个人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走时间之路。因果关系,甚至因果循环,可以在没有时间旅行的情况下产生,例如通过神性/本体性的(或其他超时空现象)中介,其他形式的反向因果或瞬时因果。此外,正如哈里森的论文所指出的那样,物体循环可能在没有人工制品的情况下出现,因为它们从未被制造、加工、塑造或设计过。严格说,一个超历史的未来人工制品是在某一时间被制造出来的,但在较早的外部时间被交付(和研究)。这样的物体在时间上会出现异常,但在其他方面是正常的。物体循环可能是因果反常的,但不可能真是人工制造的。
我们也可以设想其他超历史实验,比如给当代名人夫妇提供他们未来婚姻破裂的明显证据。但这样的预言可能是在没有时间旅行的情况下自行实现的。不论它是否是真实的和未来衍生的,婚姻都可能因这种“证据”所引发的相互间的不信任而解体。比较另一个自行实现的预言:对一个明显在摇晃且自信不足的走钢丝者喊“你要倒下了”。如果预测的跌倒发生了,真正的预言(逆向旅行信息仍然较少)不太可能是预测成功的最佳解释,比如A在六次近距离射击B(无防护)前,预测B即将死亡。对于真正的预言来说,成功地预测未来事件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成功的先知也必须是无法(或者不太可能)通过因果正常的手段造成被预言的事件,或通过正常的归纳手段已经预测了它 [13] 。成功的预测也同样适用于超历史证据:如果成功的预测是时间旅行的证据,那么由其他方法得出的预测的可能性必然比时间旅行解释的可能性要低。无论如何,我们关注的是作为超历史证据的未来人工制品。
然而,基于未来的研究不能没有资源。假设一个旅行者带着哥德巴赫猜想的十行证明从未来返回,证明其是正确的——在这里,即使信息的来源无法证明,也可以直接验证信息的可靠性。但试图通过信息证明是非人工制品的,也不涉及超历史*物体*。同样,将怀疑者带到未来,直接让怀疑者进行验证也许令人信服,但并不涉及*人工制造*的超历史(对时间的其他直接观察既不能提供人工制造的证据,也不能提供超历史的证据)。因此,总体而言,未来衍生的超历史人工制品作为人工制品的证据价值似乎与过去衍生的表兄一样,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们宣扬的主张并未得到言词证据和/或成功的预测等的支持 [14] 。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的超历史,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需要对发生的任意现象做出更完美或更合理的时间旅行解释。但总体而言,“未来”超历史学家面临的困境更糟糕。四个主要问题如下:① 对于过去遗留的人工制品,至少可以独立检查周期指标,即来源是非时间跨度的 [15] 。但是,任何由未来人工制品负载的周期指标都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校准,而这些证据本身必须来源于时间旅行。② 公开未来衍生物体会导致信息循环风险,从而破坏其作为未来发明的地位。即便认为自因信息可能存在,其也不一定是被发明出来的。③ 物体循环回到自身的存疑的演化可能会破坏他们是真正时间旅行者的任何证据。甚至可能会中断它们的个人时间,或使它们无法获得明确的个人时间,从而阻止他们成为真正的时间旅行者。④ 这样的演化也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物体循环中的器物是否能被归类为真正的人工制品。物体循环中的“人工制品”是(严格地)矛盾的:它们或许在能想到的所有程度上与人工制品相似,但仍然是没有人制造的“人工制品”。因此,基于未来的*人工制品超历史学*总体前景黯淡。
非常感谢Ratio的审稿人给出了非常详细和有益的评论,感谢皮特·米利肯提供“哥德巴赫猜想”的例子,感谢杨迪给出了“罗塞塔石头”的例子,感谢法里德·阿尔盖亚特给出了“纳米材料盒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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