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神迹，也要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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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
公元 3 世纪，在西西里这片土地上，有一位美丽纯洁的年轻女子，叫阿加莎。
她是一名有着坚定基督教信仰的信徒，当时，基督教正遭受着残酷的迫害，阿加莎自然也未能幸免。
当时的罗马官员垂涎于她的美貌，向她求爱，但是被她拒绝，她已经将自己献给了上帝，哪里还能再接受凡人的求爱？
恼羞成怒的罗马官员，将她放逐到妓院，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在罗马天主教的肖像画中，阿加莎手托被割下乳房的形象，成为了她坚韧不屈精神的象征。

   
    
  
   
    
  
   
    
  

尽管遭受了如此重创，但阿加莎的信仰却愈发坚定，她的伤口据传因圣彼得的显灵而神迹般愈合。
然而，阿加莎苦难并未就此结束。她被判处更多刑罚，包括被拖过燃烧的炭火和碎玻璃。
在这最后的折磨中，上帝的力量如雷霆般降临，引发了一场地震，几名罗马官员在地震中丧生。
不久后，阿加莎在狱中去世。
阿加莎的故事并未随着她的离去而结束。
你想想，一个虔诚的信徒，伤口神迹般地痊愈，在自己受苦时更是降下了地震天罚。
这不是上帝显灵，是什么？
所以阿加莎死后，她被西西里卡塔尼亚的人民尊为保护神和主保圣人。
当地传说，阿加莎去世后的第二年，埃特纳火山爆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们怀着对阿加莎的崇敬和信仰，举起了她的面纱。
神迹再次发生，火山熔岩竟如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引导着，改变了流向，使城市免受侵害。
此后，在多次火山爆发中，这层面纱都神迹般地保护了卡塔尼亚的居民。
一些信徒还认为，1743 年阿加莎还阻止了瘟疫蔓延到卡塔尼亚。
人们坚信阿加莎可以跟上帝进行沟通，上帝关爱着卡塔尼亚人民，因他们与圣阿加莎的紧密联系，会一直庇佑他们。
阿加莎不是第一个圣人，也不是第一个上帝为了她而特意落下神迹的凡人。
除了她之外，上帝还有很多神迹，当然，这些传闻大多数发生在没有摄像机、没有手机的古代，随着科技发展，这些神迹出现的概率越来越低了。
这其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1995 年 9 月在新德里，印度教神像甘尼撒似乎在喝牛奶，这一神迹迅速在世界各地的寺庙中引发轰动，甚至导致英国一些超市牛奶需求激增。

   
    
  
   
    
  
   
    
  

但科学很快给出了理性的解释，称液体是因毛细作用从勺子中被吸出，然后顺着雕像流下。
科学告诉大家，这不是神明显灵，而是人人都能搞清楚原因的科学原理。
不过一些印度政客并不这么认为，一位右翼印度教政党领袖为神迹辩护时称：“否认这一神迹的科学家是在胡说八道，他们大多是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 
这当然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这背后其实有着他自己的政治诉求。
中国古代这样的神迹也不少，各朝各代都有敬献祥瑞的说法，什么黄河出了“圣人石碑”啦之类的。
历史书上写得也很清楚，都是各地官员在拍马屁而已。
只不过这种事情放到宗教上，那就不太一样了。
不过，对于神迹，就算是宗教的信徒们，也是态度不一的。
一些人认为神迹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这是它强大力量的体现，他们在神迹中感受到了神的关怀和指引，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
而另一些人却因为神迹常被人们认为是欺诈，而非真正的超自然力量，从而感到有些尴尬。
神学家如何解释神迹
面对神迹，其实神学家们也很棘手，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难以解答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为什么上帝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选择行动，展现出神迹，而在更多其他类似甚至更为严峻的情况下却保持沉默，任由苦难和困境持续？
比如，我们肯定听说过一些关于神迹治愈的故事，某些身患重病的人在虔诚祈祷后神迹般康复。
但与此同时，还有无数同样遭受病痛折磨、满怀虔诚之心的人，却未能得到同样的眷顾，依旧在痛苦中挣扎。
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上帝的行动看起来似乎缺乏逻辑，让人捉摸不透。
难以捉摸其实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求神拜佛就是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不管这个好处是实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但是一个捉摸不透的神，你拜了他，他可能还把你干掉，那你还敢继续拜他吗？
再者，这些神迹缺乏证据。
尽管有许多关于神迹的传说和记载，但这些往往难以通过现代科学的验证标准，它们大多依赖于口头传承或古老的文献记录，缺乏确凿的实证依据。
无图无真相，你嘴巴一张随便说，谁敢相信啊？
在现在这样一个追求理性和证据的时代，这样空口白话，实在是难以让人心悦诚服地相信神迹的真实性，这也给神学家们的论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神迹，将神学与科学融合，是神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以来，科学就靠着一套严谨的三段论方法，构建了一套对宇宙和自然现象的系统认知。
而神迹往往被描述为超越自然规律的事件，这与科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似乎背道而驰。
科学告诉我们物体的运动遵循牛顿力学定律，而神迹中却可能出现物体违背这些定律的运动。
只要你不是秉持着“地球是平的”这种思想的反智主义者，让我们放弃相信牛顿力学定律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么神学家们需要在尊重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方式，使神迹与科学不再相互冲突，这是一件很难得事。
如果神学家们选择否认上帝通过特殊的神迹干预世间，那么他们所秉持的宗教信仰很可能会逐渐演变成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在创造宇宙之后，便不再参与宇宙的日常运作，任由宇宙按照既定的自然法则自行发展。
在这种观点下，上帝仿佛成为了一个遥远而冷漠的存在，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失去了紧密的联系。
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这样的上帝形象难以满足他们内心对神圣关怀和救赎的渴望，宗教信仰也因此失去了力量。
毕竟，人们往往希望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帮助，相信上帝会以某种方式介入并改变现状。
如果上帝被认为不再干预世间，那么宗教信仰的核心意义似乎也会大打折扣。
上帝存在是前提，存在的同时还要能够帮助我们则是关键。
面对这一关键问题，神学家们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积极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阐明上帝如何在自然中行动。
其中一种常见的策略是区分所有现实的基本第一因和次要自然因。
他们认为，上帝作为所有现实的基本第一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源头和终极动力。
上帝创造了宇宙和自然法则，为世间万物的运行奠定了基础。
而在具体的自然现象和事件中，我们所看到的因果关系和变化过程，则是由次要自然因所导致的。
这些次要自然因在上帝所设定的自然法则框架内发挥作用，共同推动着世界的运转。
比如一场暴风雨的形成，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由大气环流、水汽凝结等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从神学的层面理解，这些自然因素的存在和相互作用，归根结底是上帝创造和安排的体现。
通过这种区分，神学家们试图在承认自然规律的同时，保留上帝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和影响力。
另一种策略是区分上帝的 “普遍天意” 和 “特殊天意”。
上帝的 “普遍天意” 体现为自然和历史按照神的意志展开。
在这种普遍天意的作用下，宇宙万物呈现出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发展态势，自然法则持续发挥着作用，人类社会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进。
而 “特殊天意” 则表现为罕见的神迹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上帝的力量以一种更为直接和显著的方式显现出来。
圣经中记载的摩西分开红海的事件，就是上帝特殊天意的体现。

   
    
  
   
    
  
   
    
  

通过这种区分，神学家们试图解释为什么上帝的行动在某些时候看似明显，而在其他时候则隐藏在自然规律的背后。
他们认为，上帝的特殊天意行为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神圣目的，这些目的往往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围。
因此，将特殊天意的行为限制在极少数关键事件上，比如仅在圣经中记载的重大事件，或者与极少数重要先知人物的生活相关的事件，这样可以使上帝的干预看起来不那么随意和难以捉摸。
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群体中，都各有一部分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上帝以神迹和启示自我显现的时代已经过去。
他们认为，在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帝通过一系列的神迹和启示，向人类传达他的意志和教诲，引导人类走向正确的道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已经逐渐理解并接受了这些宗教教义和价值观，上帝不再需要频繁地以神迹的方式来干预世间。
在科技不发达的时候，上帝要好好表现，让人们明白道理，科技发达了，上帝就不出现了，因为人们已经懂了这些道理了。
所以上帝是理科老师？当然，开个玩笑。
我们再说另一个宗教信仰的圣地，卢尔德，这座位于比利牛斯山麓的小镇之所以是圣地，是因为 1858 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当年，不识字且患有哮喘的农家女孩贝尔纳黛特在这里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显灵。
此后，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怀着虔诚的信念，从世界各地奔赴卢尔德朝圣。
他们相信，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饮用或沐浴贝尔纳黛特发现的泉水，能够获得神迹般的治愈，摆脱身体疾病的困扰。
对于这些声称自己受到神迹而被治愈的案例，教会知道其中可能存在多种自然原因。
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诊断过程可能会出现错误，一些疾病可能会在没有明显治疗的情况下意外缓解，身心疾病的治愈也常有出现。
因此，为了确保对神迹的认定具有严肃性和可信度，教会建立了一套详尽而严格的调查程序。
卢尔德国际医学委员会指定的医生小组肩负着重要的职责，那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是上帝显灵。
不能你说这是神迹就是神迹，要经过研究，最后才能决定你这个是不是神迹。
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这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神学要融入的必要过程。
他们需要对每一个声称的神迹治愈案例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要确认最初诊断的准确性，排除误诊的可能性。
然后，仔细考察在卢尔德的治愈过程，判断其是否具备突然、完全且持久的特征。
只有那些医生们经过全面评估，确信不存在任何自然或医学解释的极少数治愈案例，才会被提交给教会当局。
而教会当局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们会综合各种因素，包括宗教传统、信仰意义以及社会影响等，来判断是否将该治愈案例宣布为神迹 “上帝的迹象”。
举个特殊的例子，就算你之前按照各种医学科学的判断方式，都认定你是神迹，但如果你不信我们这个教，那对不起，这不是上帝爱你的证明。
所以自 1858 年以来，在数千起声称的治愈案例中，教会仅宣布了 71 个神迹。
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教会在认定神迹时的谨慎态度。
比如 2005 年被列入神迹名单的安娜·桑塔尼埃洛，她在 1952 年参观卢尔德时，突然从严重哮喘和急性关节炎等症状中康复。
然而，教会并没有轻易做出判断，而是对她的病例进行了长达 50 年的考量。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医生小组不断对她的病情和康复过程进行跟踪研究，教会也反复权衡各种因素，最终才谨慎地宣布这是一个神迹治愈案例。
教会实施的这种谨慎且高度选择性的过程，反映了神学家们在面对上帝行动与信仰阐释困境时的努力。
一方面，他们必须维护宗教信仰中关于特殊天意和神迹的传统观念，这是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给予信徒们希望和力量，增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之情。
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在现代科学和理性思维的背景下，保持教会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如果过于轻易地宣称大量神迹的存在，可能会给人留下过度轻信、不严谨的印象，甚至引发外界对宗教信仰的质疑和嘲笑。
在 19 世纪，卢尔德作为朝圣地的迅速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现象，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当时，法国天主教教会正面临着许多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者的诋毁和挑战。
卢尔德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天主教徒表达对教会支持的一种方式。
信徒们通过前往卢尔德朝圣，见证和传播神迹的故事，来强化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也向外界展示宗教的力量和魅力。
所以保证卢尔德神迹的可信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上帝存在于知识的缝隙中？
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与天主教在诸多观念上产生分歧，其中对神迹的看法便是重要差异之一。
彼时，新教徒敏锐地抓住天主教对圣徒，尤其是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以及对圣物神奇力量的笃信，将罗马教会描绘成深陷迷信与偶像崇拜泥沼的代表。
新教神学家们质疑这些非圣经记载的神迹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认为它们偏离了纯粹的宗教信仰本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教内部的观点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
在近代，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新教崇拜中，治愈、说方言等神迹现象再度频繁出现，这表明在部分新教群体中，对神迹的接纳有所复苏。
但从整体新教思想发展脉络来看，始终存在一种强大的传统观点，即坚定认为神迹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持有这种观点的神学家们主张，神的活动不应被狭隘地局限于特殊的神迹干预，而应从更宏观的角度，将其视为贯穿于整个自然和历史进程之中。
他们认为，上帝并非通过偶尔打破自然规律来彰显自身，而是在自然的有序运行和历史的持续演进中，默默展现着他的意志与力量。
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对“神迹”概念进行了大胆且具有创新性的重新诠释。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神迹”定义为“仅仅是事件的宗教名称”。

   
    
  
   
    
  
   
    
  

在他看来，神迹并非是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违背，而是取决于信徒的认知视角。
一个事件，对于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可能被赋予神迹的神圣色彩；而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它或许仅仅是一次普通的自然或社会现象。
换言之，“神迹”这个词，你们信徒自己玩玩就得了，别来沾我们的边。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其实并不改变我们对于神迹这一事件的根本性理解。
在 1893 年，苏格兰福音派神学家亨利·德拉蒙德在波士顿的一系列讲座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神迹与上帝关系的探讨。
德拉蒙德在思考基督徒对进化论的正确态度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整个缓慢而宏大的进化过程本身就是神迹。
他认为，上帝通过进化这一自然进程，不仅创造出了山川、海洋、天空、星辰等壮丽的自然景观，更孕育出了爱这一伟大的精神力量。
在他的观念里，爱作为进化的最终成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迹核心所在，而非特定的自然或超自然过程。
德拉蒙德还在讲座中提出了 “缝隙中的上帝” 这一概念。
他指出，一些虔诚的人总是热衷于在自然领域和科学书籍中寻找所谓的“缝隙”，并试图用上帝来填补这些知识空白。
他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深刻质疑，反问“就好像上帝存在于缝隙中？”
德拉蒙德认为，将上帝局限于填补人类知识的空缺之处，是对上帝的一种狭隘理解。
他主张，上帝应该存在于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之中，而不是仅仅出现在人类因无知而无法解释的地方。
他进一步阐述道，如果上帝仅仅在特殊和偶然的事件中才现身，那么在大多数时间里，上帝似乎就处于缺席状态。
基于此，他认为一个存在于万物之中，持续推动自然和历史发展的上帝，比偶尔制造神迹的上帝概念更加宏伟和崇高。
卢尔德的医学委员会在判断神迹时，仅在缺乏自然和科学解释的情况下才认定上帝的存在迹象，这一做法典型地体现了“缝隙中的上帝”观念。
同样，“智能设计”的支持者依据所谓进化科学的不足，来论证设计者（上帝）的存在，也是在试图将上帝安置于科学知识尚未覆盖的缝隙之中。
在天文学领域，曾经人们对天体的运行规律知之甚少，许多天文现象被归结为上帝的意志。
但随着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科学理论的提出，人们对天体运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曾经那些神秘的“缝隙”已被科学照亮。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当这些知识缝隙不断被填补，上帝又将处于何处？
当艾萨克·牛顿在面对太阳系中行星运行的复杂问题时，曾假设上帝必须不时干预，以维持行星和恒星的稳定运行。
然而，他天生犯冲的德国对手莱布尼茨，则从神学角度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
莱布尼茨认为，牛顿的上帝形象显得缺乏远见，需要不断地对宇宙进行修补和调整，这与上帝的完美属性相矛盾。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18 世纪和 19 世纪太阳系理论和数学模型日益精确，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始摒弃这种依赖上帝干预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念。
当拿破仑询问拉普拉斯关于上帝在其体系中的位置时，拉普拉斯那句著名的“我不需要那个假设”，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对传统上帝观念的冲击。
在地质学、自然历史和生物学领域，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
曾经被认为是上帝特殊行为的现象，如洪水、火山爆发、物种的单独创造等，逐渐被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所取代。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生物进化理论逐渐成为解释物种多样性和生物发展的主流观点。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生物的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等自然过程实现的，而不再需要借助上帝的直接干预。
这一系列科学进展表明，将上帝局限于知识缝隙之中的观念，在科学的不断发展面前，正逐渐失去其立足之地。 
在我们一无所知时，上帝无处不在，当我们了解越多时，上帝似乎消失了。
神学家们，加油啊，赶紧把上帝从缝隙里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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