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与政治的路口——浅析维吉尔笔下个体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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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吉尔笔下，纤细的芦管奏响山野的谣曲，作物迎面初升的朝阳，田园牧歌的生活自然美好。然而世外桃源阿卡迪亚所代表的田园，实则浸润在“牧歌的”（bucolic）和“非（反）牧歌的”（unbucolic或antibucolic）复调之中。恰若在《牧歌》开篇，诗人维吉尔借人物之口发问：“是何缘由，如此迫切，使你亟欲造访罗马？”在维吉尔以《牧歌》为核心的文本中，田园牧歌生活的背后是田园与政治的路口，展现着个体心灵世界与外在社会环境的联结之难，而在抉择的最后，则是个体走向社会的虔敬。 
一、个体精神的隐逸倾向
忒奥克里图斯《田园诗》集中所收诗篇主要描绘了西西里牧人的生活、爱情、歌唱竞赛和优美的田园风光，接续其写作传统，维吉尔的《牧歌》一方面加以参照，一方面在取材的范围、谋篇的思路和修辞的技巧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创新，对于后世“牧歌—田园”主题的艺术创作，起到了范本式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维吉尔所描绘的“牧歌诗境”隐含了罗马文明中个人与社会联系的重要问题，展现了个体精神的理想追求和面对纷扰环境的隐逸倾向。
《牧歌》以对话和独白为主要形式，其中一、三、五、七、九章为对话，二、四、六、八、十章为独白，交错有序，富于变化。对话为个体意识的交锋提供舞台，第一章中迪蒂卢斯与梅利博欧斯阐述着自己的心灵选择，二人走向背道而驰的路途，第三章和第七章中阿卡迪亚的牧人们以自然风物为主题赛诗，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把心灵中的自然图景绘入言语。而独白则如同对自我心灵的求索，言说的牧人发自肺腑，以华美的言辞致其所爱，“山林女仙为你携来满篮的百合，白皙的湖沼精灵赠你明艳的紫堇和罂粟的蓓蕾，杂水仙、莳萝之繁葩，结菌桂、芳芷之柔荑，并且用金色的万寿菊将鲜嫩的黑越橘装点得分外俏丽。”维吉尔借对话与独白，描绘个体心灵中的美好自然，把自我意识诉诸文字，人物的心灵也反映了维吉尔的内心。众多学者认为这第一章和第九章两篇作品具有自传的性质，断言“迪蒂卢斯”和“麦纳尔喀斯”乃是作者本人的写照，有人指出，维吉尔在角色的身份设定及其问话对答的框架内制造“摇摆”（oscillating）的效果，因此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而这样的美好自然是世外桃源，内在蕴含着远离政治纷争的隐逸倾向。“这里，在熟识的溪流和圣洁的泉水之间，可以享受清幽的阴凉。毗邻的地界，篱边柳媚花明，春色依旧，绪勃剌的蜂群采食花蜜，嗡嗡飞鸣，催人入眠。巍峨的巉岩下，樵夫临风高歌。咕咕啼叫的野鸽，你的宠物，还有斑鸠，飞落在榆树的顶端，也不会停止絮絮的低吟。”《牧歌》所描绘的自然多为个体感官的表达，而非客观的第三视角描述，自我意识在花果树木、羊羔和牛犊等种种景致中流连，伴着悠扬的笛声与委婉的歌吟，在烂漫春光与夏日清风中呼吸心灵的宁静与美好，维吉尔试图营造的自然是个体视角下宁谧祥和的乡土田园，阿卡迪亚的美好风物处于个体精神的视域之中，而非政治与现实的场域之内。
二 、隐逸的假想与走向现实
然而，田园牧歌表面的美好之下也蕴含着现实世界的紧张，无可逃避的压力使个体心灵隐逸假想的泡沫破碎，人们由静谧和平的心灵世界走出，无可避免地卷入现实世界的危机之中，被政治纷争的环境包围。
《埃涅阿斯纪》中这样写到，拉提努斯的牧人的女儿希尔维亚养了一只心爱的鹿，阿列克托怂恿尤路斯把它猎杀，引起拉丁族所有牧人的公愤，要求报复，战争的火焰一触即发，祥和的牧人生活被因此打破，阿列克托地狱的号角“震动了整座树林，在树林深处回响着”，惊扰静谧的自然，狄斯的不和带走乡民的生命，甚至于“年岁较长的迦赖苏斯，他是在前去劝解的当儿牺牲的”。乡野田园的富足在纷争的现实环境下不堪一击，如同梦幻泡影，那些美好与宁静，在纷争的侵蚀下变得支离破碎。
恰如《埃涅阿斯纪》中爆发式的战争与矛盾带来无限灾难，“如今乡村到处是一片骚乱的景象。”公元前42年，屋大维和安东尼与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组建的军队开展战斗，最终战胜了极力维护共和政体的贵族集团，为帝制进行准备。恰如诗中所说，“无法无天的军汉霸占了新开垦的良田，异邦的蛮夷坐享了全部的收成”，当权者不顾战乱和饥荒造成的灾难，在乡村强征土地用以安置退伍老兵，对于原本就不堪重负的自耕农们无疑是火上浇油，“当初何曾想到，外乡人竟能霸占我们的几区薄田，说：‘这里的土地全都归我了，滚吧，老佃户！’”在这一时期，维吉尔已着手进行《牧歌》的写作，他将波及乡村田园的战火与纷争付诸笔墨，描绘那个群雄争霸、律令废弛的动荡岁月所投下的幽暗阴影，诗歌与现实如同二重唱一般，将政治的纷扰与生活的不堪向世人言说。在《牧歌》中，面对迪蒂卢斯离开乡土，乡村女子阿玛吕丽丝所代表的田园哀情切切，“阿玛吕丽丝，你为何如此哀怨地对天呼唤？你为谁任累累硕果空悬枝头？迪蒂卢斯已离家远行。松林、泉水和果园，迪蒂卢斯，都在召唤游子归还。”然而毋宁说是乡村的挽留，被卷入现实政治之人亦在无限追思，眷恋不已。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据说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维吉尔之父遗留的田产被没收，后可能有赖波利奥斡旋，他又重新获得了土地，然而维吉尔却并未回归乡土田园。田园牧歌的自然美好终究并非永恒的处所，它成为诗人心头的回想，是置身政治与社会之人的个体心灵安放之地。此外，有人对《牧歌》中的动植物名物做了全面统计，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可见于庞贝古城的花园遗址或出土的壁画，因而推断维吉尔所描绘的乡野风光源自“人造的自然”，亦即罗马都市中的花园，一如其笔下工于辞令且博闻多识的牧人歌手，维吉尔所面向的正是那些拥有花园和绘画的上层人士。这般人造的自然终究印证了个体心灵的隐逸理想是虚幻的，它异于完全真实的田园劳作与自然风光，更倾向于为身处城市之人提供精神寄托与灵魂安息之地，因而其本身并不等同于真实，它是审美性的精神存在。
在维吉尔对灵魂哲学的思考之中，个体灵魂的超越之难也成为对个体精神隐逸虚幻性的注脚。《埃涅阿斯纪》的灵魂转世说中，安奇塞斯传授了人类灵魂在元气—心智—魂魄间循环的理论，证明了人类现世生命的必然性和以现世生命为起点的可能性 ( 我们可以通过在现世生活中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使之在肉体死亡后最终复归到元气即纯粹理性的高级存在状态) ，这对于罗马帝国政治生活的合法性似乎进行了一定的保证。尽管“维吉尔并未排除净化成功复归为元气的灵魂再次衰减为心智的可能性”，我们在现世的生活却不可避免的成为个体所能够把握的唯一与一切，个体朝向乐土彼岸的超越，却似乎唯有在现实政治和社会中才得以可能存在。
而同时，个人却并不对自身的命运享有着完全的处分权力，在神灵的作用之下，个人或将不可避免地身处于纷争与灾祸之中。维吉尔在第六章借元素的运动描绘了宇宙起源的图景，此处似乎足见其接受了卢克莱修《物性论》所宣扬的无神论观点。但随着时间脉络的推演，诗人落笔于个体命运之时，他书写了因神灵眷顾而侥幸求生的皮拉夫妇，因山泽仙女喜爱而被虏的许拉斯，因未能如约献上牺牲而为神戏弄爱上公牛的米诺斯王后，以及发生着诡谲奇异变形的斯奇拉和忒留斯……凡此种种并非寻常的命运轨迹和理性逻辑所能演绎，在这背后，诗人隐隐展现了个人命运潜藏着某种超越性力量的作用，宛若神迹。
三、复杂的个人境遇与虔敬态度
在田园牧歌的美丽祥和的景致之外，维吉尔所描绘的田园牧歌爱情则显得较为不同，它具有着较为复杂的特性。一方面其象征着某种美好的追求，对个体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却又同时具有着摧残生命的可怕能量，另一方面爱情作为着个体性的强烈情感，却又受到了天神的超越性作用。由此入手，我们或可理解维吉尔所描写的个人境遇，即为着个体心灵世界与外在社会环境社会中的。
在《牧歌》第五章中，兼具诗人身份的牧人们对“达夫尼斯”的死亡与成神加以歌颂，达夫尼斯在爱火中毁灭却又因此重生。而在终末的第十章中，维吉尔着笔于友人伽鲁斯对女子的爱慕与求而不得的痛苦。面对爱情的困顿，伽鲁斯试图进入阿卡迪亚，在山水桃源中排遣内心的忧愤，在落英缤纷里寻求心灵的慰藉。然而世外桃源般的山水净土无法彻底排解他的内心，“纵使阿波罗来斥责道，‘伽鲁斯，真荒唐！’，‘你所爱慕的吕考莉斯已随他人而去，冒着大雪，走过肃杀的营房。’”他却仍然无法放下，无法抗拒对于心仪女子的思念，然而在层层内心的思考后，伽鲁斯选择顺从于爱情，最后获得了重生的意义。《农事诗》中维吉尔赋予欧律狄克的“二度死亡”则是进一步佐证了爱情所混杂的毁灭与重生意蕴。在阿里斯泰乌斯-俄耳甫斯的微型史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交错的结构关系，即“毁灭-重生”和“毁灭-重生-毁灭”的复调织体，其中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复杂情绪，令人为命运的无常深感迷惘，同时在幻灭的消沉中萌生出新生的期望。
那么田园爱情如何与政治世界相关联？以往的研究中指出，诗中的“达夫尼斯”暗指尤利乌斯·恺撒，第九章中牧人们则歌唱“看啊，神裔恺撒之星，冉冉升起，光华四射”，恰与此处内容进行印证。而在《牧歌》第四章与第六章的宏大叙事之中，第四章维吉尔描绘了天神眷恋的婴孩终结预言的末世，为世间带来和平的福祉，第六章则是借西伦努斯之口，讲述了天地万物的起源及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故事。似乎维吉尔沉浸在弥赛亚式的救世幻想中，期待如同恺撒般雄韬武略的统治者，为世人带来和平的福音。
而正如被视为“遵命文学”的《农事诗》，诗人最后却写到，“以上，就是我献给农耕、畜牧和园艺的诗篇。伟大的凯撒正将战火燃向深深的幼发拉底河，为自愿归顺的人民颁赐胜利者的律法，开辟了通往天国的道路。”诗人清醒地深知，统治者能造就伟大的和平，也可能带来恐怖的纷争，毁灭与新生紧紧相随。维吉尔自身亦然，他依附于屋大维，态度却是矛盾的，他衷心感激屋大维给罗马带来和平，给他本人土地和家宅，敬仰他，讴歌他，但最终却仍然对屋大维有所保留。
面对如同爱情一般毁灭与新生一体两面的现实境遇，身处其间的个人态度显得犹为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心向田园的个人无法持有寂静主义的态度，他应当直面无法脱离政治的现实。无论是如若有着天命加持的统治者，还是无数的个体，维吉尔所给出的答案是虔敬。恰若在第四章末尾他向婴孩这样劝说到，“来吧，幼小的孩子，以笑靥与汝母相认。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幼小的孩子，来吧，如果不肯对双亲展露欢颜，你将不配与天神同餐，与神女共眠。”维吉尔指出神眷的婴孩应去向自己的命运伸出双臂，承担自己的责任，他所强调的正是拥抱命运的虔敬。而在“爱情”与“山林”之间苦闷彷徨的伽鲁斯最终走向爱情，并不意味着爱欲对个体理性的毁灭，也并非意味着伽鲁斯所代表的个人无法回归于个体自持冷静的内心。最终，离开山林的伽鲁斯这样说到，“别了，山林！人间的磨难岂能改变神灵的意志……爱情征服一切，让我们向爱情屈膝称臣。”可以说，伽鲁斯在爱情中困苦不堪，几近走向心灵的毁灭，然而挽救其困苦内心的仍然是爱情，更加确切地说，在挽救的背后是伽鲁斯赋予爱情以神灵的意志，他最终所展现的是顺应天命的虔敬意识。

维吉尔笔下的田园牧歌，所反映并非仅仅为虚构或是诗人个体性的心灵选择，这也折射了古罗马文明个人与社会，田园与政治的道路疑难。面对不可捉摸的天命，神圣的虔敬让人们得以有所适从，恰如第九章中莫埃利斯所说，“且勿多言，朋友，先做好眼前的事情！”
然而，诗人并非忽视了田园与政治的矛盾，他只是在某一个静谧的瞬间，置身于政治与田园的路口休憩，仅仅在此刻“同宿碧绿的茵褥之上”，写下田园牧歌的诗篇，歌唱个体那纷繁复杂的境遇。“此时，我，维吉留斯，由温柔的帕忒诺佩养育，栖隐于不为人知的闲适之境，藻思焕发，戏作牧歌，逞年少的轻狂，歌唱你，迪蒂卢斯，在山毛榉的幢幢翠盖下高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