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里约奥运会也许是21世纪争议最多的一次奥运会。通过媒体镜头和新闻报导,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里约,看到了那些平日隐藏在拉美风情下的危险、暴力与血腥。然而,这一切由何而来?耶稣慈悲的双臂下,是否存在最终的救赎?
But what better place for a miracle to happen than in the City of God?
有个笑话这样讲:上帝创造了巴西之后,觉得对世界其他地方不公平,于是又创造了巴西人。
在全球各大新闻媒体上,本届里约奥运会仿佛一场黑色厄运的狂欢。确实,当人们的记忆还停留在历届奥运会的盛大、华美与精密时,巴西的“上帝之城”却让人们看到了世界真实存在的另一面——混乱、肮脏、黄赌毒与暴力共存。
当承平日久的人们来到这座“被上帝抛弃的城市”,超越想象的震撼可能无以言表。大多数暴力犯罪事件,来自于那些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们。当我们在游戏里扣动扳机时,他们也许正在呼吸底火燃烧后的气体。他们所见的生存法则,就是为了真实的生存而争斗。而对于巴西来说,贫民窟是里约这个城市,乃至巴西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阳光下的黑暗,如影随形,与生长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密不可分。
巴西贫民窟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1800年,2万名在Bahia打过仗的老兵们来到里约州,由于无处栖身,便在Providência建立了第一个勉强度日的聚居地,并用山上的一种树给自己的住处命名,这就是Favela这个词的由来。
随着巴西由种植园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整个拉美的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开始了。在1920年代,大批贫民和外来的新移民们搬到里约附近,却又无钱购置住房,于是便在城市周边修筑简陋的贫民窟。直到1937年,里约市才在一份有关城市建筑规范的文件中正式承认了贫民窟的存在,却并未对那些居住在里面的人们做出任何实质上的支持或指引。
1934年,巴西工党的创始人热图利奥·瓦加斯成为巴西总统。他发动的工业革命,使多达几十万的贫民来到里约,成为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中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的居住地仍然是城市周边的贫民窟。到1970年代,贫民窟已经彻底将里约包围,然而政府可怜的公共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完全不能解决贫民窟的生活需求,包括水电、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状态都处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
在巴西军政府执政期间,贫民窟曾经遭到大规模的拆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迁移、驱逐甚至屠杀,几次臭名昭著的“围剿”事件使军政府遭到万夫所指。军事政权倒台之后,巴西民选政府仍然对贫民窟束手无策,最终只能将迁移计划转化为“优化升级”,力求为城市贫民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与社会服务。
政府的无所作为,实质上是对贫民窟区域治权与执法权的放弃,而潜藏在暗处的黑色势力此时便登上了前台。 以色情、毒品和暴力为营生的团伙开始逐渐控制了一个又一个贫民区,他们用子弹作为筹码,承诺为混乱的社区带来稳定的生活,甚至提供政府所无法给予的水电、通讯、社区服务等基础社会服务内容。于是,奇异的景观出现了:贫民窟里的人们在黑帮的庇护下获得安全,而政府控制的区域则依靠军警带来和平。里约的人们每天在不同的世界中自然地转换着角色,却没有任何微妙的不适,而是将它视作如此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看似平静的世界下究竟掩盖着多少鲜血与梦魇。
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现代社会中,一个人一生不可避免的三件事:出生、死亡、交税 (在韩国是三星)。税款的本质是购买生存倚赖的秩序,而当执政者——国家机器的拥有者无法提供秩序的保障时,税款就换了形式、也换了主人。经年累月的对抗与试探,最终使贫民窟内外的黑与白形成了彼此的默契,达成了力量的平衡。于是,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巴西的贫民窟现象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它折射到文学、电影与游戏中,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们了解到,生命究竟可以多沉重,也可以多廉价。
身外之物,随着贫穷的深入,可以等于性命本身。跨过这条命与物的等价线,搏命换钱就是等价交换,甚至是有利可图的交换。 《上帝之城》是让里约贫民窟蜚声世界的著名影片,堪称一部教科书般的反圣母主义杰作。在里约的阳光下,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孩子们无所顾忌地活,干脆利落地死。
在里约贫民窟,每年超过4000人被杀害,速度堪比战场;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平均寿命比外界的人低7岁,因为非自然死亡率过高;如果一个孩子成为毒贩,那么他会在2年内进监狱,或者满身枪眼地死在街上。
枪声此起彼伏,生命逐一消逝,里约依旧。桑巴与足球,子弹与毒品,都无关紧要,在上帝之城里,自然的法则在上,活着也许只是一种偶然,而死去可能是一种必然——不要奢谈梦想,这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太平生活的世界。只要还生活在贫民窟里,除了以丛林法则和鲜血喂养自己,并无其他出路。
但如果将视角转向里约另一边,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贫民窟里的孩子们未来的天敌。他们是不时发动进攻和围剿的暴力机器——警察、军队与特警。当城市生存的平衡发生扰动,军警便如同食物链最高端的掠食者,张开死亡的羽翼,攻进他们看似固若金汤的城池。
丹度斯山不可侵犯,这里是我们的乐园;
街头巷尾壁垒森严,BOPE来了也要完蛋;
要有信仰,DJ!
——Rap das Armas,《Tropa de Elite》
《精英部队》中的BOPE是一支即使在巴西军警系统中也非常特别的军事力量。它创建于1978年,主要为了应对贫民区日益猖獗的暴力、毒品和帮派问题——和普通警察不同的是,他们最常使用的交流方式是子弹、拳头与刑具。以暴制暴,是解决那些蔓延到城市街头的黑色问题最直观方式,BOPE的黑军装,以及“颅中之剑”的徽章对于帮派分子的含义再清晰不过:逃,或者死。
然而,作为暴力机器,BOPE最终遭遇的却并非打不死的黑帮分子,而是体制自身的腐烂:军警系统与治安无关,从来只醉心于甩锅和收保护费;而当民主政治中的选票成为可交易的筹码,以权钱交易为脉络的统治便以暴力为载体,在贫民窟中蔓延开来,与之相伴的则是有如滔滔江水的巨额利益。
即使《精英部队2》的战斗场景并不如上一作惊心动魄,它对巴西贫民窟问题的挖掘和曝光却达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高度: 人命的价格,取决于利益的边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秩序的崩溃和瓦解,来自于执政者们首鼠两端的交易;贫民窟的生存基本条件,却来自于黑帮的建设和维持。
除了电影之外,以枪枪枪与犯罪故事为题材的各大游戏厂商也盯上了贫民窟这种奇异的文化背景,并将之移植到游戏当中。2009年发售的 COD MW2 中,除了著名的“Remember,No Russian”之外,能够让人记忆犹新的桥段恐怕就是名为 “Take Down” 的贫民窟抓捕行动。
里约热内卢有700多个贫民区,几乎所有的都被武装到牙齿的毒贩控制,他们有AR-15卡宾枪、乌兹冲锋枪、HK步枪等武器。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武器被用在战争中,但在里约,它们仅仅是日常用来犯罪的工具而已。
那时,IW和动视良心尚存,因此整个关卡中的贫民区结构基本来自于实地取材,大量选取了里约最大的贫民窟Rocinha(罗西尼亚)的现实场景。在飞檐走壁的同时面对帮派的强大火力,在鳞次栉比的窗户与破旧房屋之间闪展腾挪,是COD玩家前所未有的体验。后续关卡 “The Hornet’s Nest” 则需要玩家以跑酷般的技巧,逃离贫民窟的追捕人潮,保住性命,在最后一秒跳上救援直升机——这也是对前作 COD MW 序章的致敬。
到了2012年,另一部情怀大作 Max Payne3 就干脆将整个演出舞台搬到了巴西。前作“First Ending”(通常流程中Mona Sax死亡的结局)之后,昔日的硬汉Max远走南美,依靠酒精和止痛片自我麻醉度日。他的旧同事Raul Passos为他找了一份私人保镖的工作,于是在圣保罗的豪宅区与贫民窟之间,一串出乎意料的故事发生,一场新的混乱与杀戮全面展开。
虽然IGN、GI这样的主流游戏媒体给予了Max Payne3相当高的分数(9/10),但来自巴西本土游戏玩家的批评却可能更具备代表性:很多人表示Max眼中有关巴西的混乱、腐败和阴谋,对于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完全不值一提”;另一部分人则表示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对巴西并没有什么帮助;还有一些玩家认为Rockstar只不过是将里约的贫民窟粗暴地硬搬到圣保罗,从气候、植被、建筑到游戏里的口音、黑帮俚语甚至交火方式,根本和圣保罗的本地生活相去甚远—— 对于这些批评,也许其他国家的玩家会庆幸:幸亏只不过是在游戏里体验了贫民区的生活。
——城市安全级别参考,美国海外安全顾问委员会,2015
时光流转,里约奥运会还是来了。当希腊众神的游戏盛会即将在上帝之城开幕时,一切已经不再像2009年它申办奥运会时那样美好。那时,巴西作为金砖五国BRICS的一员,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更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年度GDP增长率屡屡超过5%,一切看似希望无限。然而,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潮中,巴西露出了原本的真实面貌:
在经济全面崩盘的大局面下,如果说贫民窟里的人们之前还可凭一份工作勉强度日,换取一些贫苦中的“小确幸”,那么在此之后,残酷的生活便成为一场无可奈何的挽歌。
2014年世界杯前夕,央视驻里约记者刘骁骞曾冒死进入里约贫民窟的制毒工厂,与毒贩零距离接触。手持步枪的他们,就是上帝之城中的那些孩子。他们确实也曾有梦想,但在里约的贫民窟中,在朝不保夕的街道上,在随时呼啸而来的子弹前,这些梦想最终都将腐烂成泥。
也正因此,里约奥运会便成为了一场暴露绝大问题的丑陋之宴。黑恶势力的公然盗抢、对游客的暴行、寨卡病毒与糟糕的防疫措施、基础设施的破败和残缺,已经成为各大媒体连篇累牍报导的内容,我们无需赘述。单就人身安全而言,巴西政府几乎丧失了对大部分外来者的保障能力:
由于被拖欠工资和安保资金不到位,在奥运会开幕前夕,里约警察发动了前所未闻的罢工,公然宣称 “欢迎来到地狱” ; 桑巴、足球与微薄的收入,就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生活图景——以致于巴西政府特别开辟“贫民窟旅游”线路,试图让外界人们改变对贫民区“危险、残忍、无法无天”的印象。游客们带着猎奇的心理,由向导带队,观览贫民窟中的社区中心、桑巴舞学校,与餐厅老板或咖啡厅侍应生交谈,最后带着一点纪念品与美好的回忆,心满意足地离开。
2012年发售的独立游戏Papo & Yo,描述了一个发生在里约贫民窟中的故事。Quico 的好朋友 Monster 是一只有着一口剃刀般锋利的牙齿的巨大怪兽,但 Quico 并不害怕他,反而和他玩得很好。然而 Monster 有一个很危险的习惯:嗜吃毒蛙。只要看到有毒蛙跳过,他就会冲过去吃掉它,然后变得异常暴躁。每当这个时候,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受到威胁,而Quico则希望能拯救并治愈他,让他回归常态。
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皮下,是悲伤而残酷的现实。Steam玩家Skunkie的感想堪称对这个游戏的最佳评测: I don't think a game has ever made me cry so much. Coming from a family with substance abuse, this game hit down to the core. It isn't a difficult game, but it has a beautiful and powerful story to tell.
Qucio的故事,仅仅是贫民窟生活中的一个非典型案例,而里约城中的黑与白、生与死,不过是一种表象。揭开巴西溃烂的皮肤,我们看到的, 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
从加勒比海的甘蔗种植园到中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再到今天以矿产资源与工业原材料为主要大宗出口商品的南美各国,政治的自主与民族的解放始终只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假象。当现代化的潮流席卷全球,拉丁美洲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与经济循环系统时,外来的强大资本便以补贴和倾销,轻松击溃拉美弱小的民族工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赤膊上阵。
死于政变的智利总统阿连德,举枪自尽的巴西领袖瓦加斯,被关进迈阿密联邦监狱的巴拿马总统诺列加,甚至失去马岛、从发达国家落回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都不过是这场悲剧中的过客。这其中,也许只有古巴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是个特例。
一切都在变,不变的只有拉丁美洲虚假的繁荣与实质的贫困。 我们没有资格评判巴西人的幸福感,恰似我们不愿再回到过去的年代。19世纪,日不落帝国的大资本用“面包和马戏”安抚大批流入城市的产业工人,而当今天的巴西失去经济繁荣的面纱时,留给底层的,就只有宗教、毒品与枪支——在2016年,也许还要加上游戏。
2016年巴西仍然是全拉美地区数字游戏产业最高的国家(2015年产业总收入64亿美元),占整个区域的三分之一,其中移动游戏的收入超过总收入一半。移动游戏的蓬勃发展来自于智能手机的旺销:虽然主流机型价格在人民币1500元以下,但2015年度手机销售量却已经突破7000万部,年度增长率达到35%以上。与相对较低的收入而言,巴西玩家的付费能力堪称惊人,每个玩家的ARPU超过70美元,其中手游付费占据约11%。
恐怖主义大行其道、英国脱欧、南海仲裁、败絮其中的里约盛会……2016年,世界的历史如同脱缰的野狗一路狂奔,速度快得让人目不暇接。生存在相对安全一隅的我们,更多时候是作为观众,在工作与生活之外品评世界秩序的变迁。不再随机地走向死亡,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也给予了我们观察的契机与资格。
“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
生命不是游戏,有时却轻如鸿毛,甚至不如一场游戏。 执导本次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费尔南多·梅雷莱斯,就是《上帝之城》的导演。14年前,他的镜头“让魔鬼叹息着背过身去”,不知现在的他看到象征和平与美好的焰火时,还会不会想起Rocinho贫民窟社区里终日缭绕的枪火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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