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层故事来看,《蝙蝠比利》没有解释清楚的设定太多太多;它也同样面临着和浦泽直树其他作品类似的“烂尾”指责。这部漫画背后的情怀是感人的,但其表层故事有着重大的缺陷,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浦泽直树对制造悬念的技巧的把握常常会喧宾夺主,吊起读者胃口的往往并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事情。比如《二十世纪少年》“朋友”的真实身份,从一开始就是“被遗忘的人”,即使浦泽直树曾经明确表示这并不是一部推理漫画,“朋友究竟是谁”这个悬念却也一直吊在那里,一直到最后才揭示出来;然而在浦泽直树(与长崎尚志)看来,重要的不是“朋友”是谁,而是造就“朋友”的原因,和反抗“朋友”的过程。《怪物》中的约翰究竟是用什么手法来操纵人心,到最后也没有明确解释;重要的并不是约翰如何做到这一切,而是造就约翰的原因,以及追逐约翰的过程中天马医师所领悟到的一切。
同样地,在《蝙蝠比利》中,那只吊足了读者胃口的“蝙蝠”,以及被所有人追逐的“卷轴”,也留下了不少没有解释的地方。例如,漫画情节里提及的“卷轴”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人类的历史?蝙蝠究竟如何来操控时间?如何解释“师父”和杂风那段剧情中时间旅行的悖论?这种间接的时间旅行和“倒带重来”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何前者可行而后者不可?“全宇宙只剩下这一个地球,因为其他平行世界中的地球全部毁灭了”——如此震撼的说法,为何一笔带过,而完全没有在后续情节和对话中进行展开?为何对蝙蝠的定义那样模棱两可,既是超越时空维度的又是存于人类内心的,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内容?
《蝙蝠比利》对基督教神学“三位一体”等概念的化用,对“多维空间”、相对论理念、平行宇宙概念的使用,与对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拼图一样,牵涉到了一些东西,却又蜻蜓点水——这些元素都为这部漫画的受众定位带来了不小的尴尬——对这些知识了解得比较深入的读者会觉得漏洞较多和仍显浅薄,对它们了解不够的读者又会看得稀里糊涂。
《蝙蝠比利》的晦涩和自相矛盾,除了来自这种大杂烩式的历史拼图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蝙蝠的多面性。就像前面说到的:蝙蝠既是驱使和操控人类历史的外来意志,也是宇宙秩序的修复者,又是超乎世界的高维度存在;既是人的野心,也是人的谦卑,又是人创造世界编绘故事的才能。
这些身份依靠这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叙事,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类自己。
《蝙蝠比利》剧情进行到中期时,作品中的希特勒和爱因斯坦私下里见了一面,并进行了一场谈话。这个情节可能是“历史上的可能性”和“为表达理念而进行的虚构”二者最明显的冲突点。从历史条件上来看,这种会面是绝对不可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早在1932年12月在外旅行时就察觉到了自己可能会遭受迫害的危险,自那之后便一直没有回到德国;而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掌权是1933年的事情。
那么,在漫画中安排这么一场绝对不可能的会面,意义在哪里?
这两个历史人物在《蝙蝠比利》的世界观里,代表了面对蝙蝠持不同态度的两类人:一种人被蝙蝠燃起强烈的野心,一种人对蝙蝠身后的世界表示谦卑。他们二人的会面具有很重要的结构性意义。
唐麻杂风在和爱因斯坦要签名、给爱因斯坦看自己画的蝙蝠漫画的时候,被爱因斯坦如此质问道。爱因斯坦说,倘若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弄清楚,就不要轻易地去寻找这只蝙蝠。结合《蝙蝠比利》尾声处三只蝙蝠的对话,和整部漫画中的相关情节,可以总结出,所谓的“黑蝙蝠”是遵循宇宙规律的“管理者”,对人类的存在抱持消极态度,认为人类是应该消除的、影响宇宙平衡的存在;“白蝙蝠”则坚持人类能够成就更多,不断地激发人类的野心,想要看看人类究竟能做到什么,可以看做是人欲念的催化剂。
爱因斯坦对希特勒说,最好不要被白蝙蝠说的话怂恿了——“眺望着自然的风景,最终就能发现形形色色的答案。所谓的理解自然的真理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你却不打算理解它们,甚至还想去扭曲它们。”“如果你的蝙蝠是白的……这世界就会变成地狱吧。但最后的最后……你也会被白蝙蝠背叛。”
希特勒遇见的正是白蝙蝠。它对希特勒说:“你不想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吗?”也正是这样的欲念,导致了后续的疯狂。
选择希特勒和爱因斯坦这两个人尽皆知的角色,可以利用他们背后庞大的历史潜文本,让“蝙蝠的怂恿会让人做出多么疯狂的事”这一问题由纳粹的疯狂行径默然应答,无需再另耗笔墨。他们是两块拼图,和其他一些拼图碎片(比如传教士沙勿略、弥次郎、忍者、下山事件等等)一起拼成了《蝙蝠比利》中的那个新构建出来的“历史”。漫画中对天主教传教士沙勿略的事迹也有很大的挑选和改动,这些类似的与历史的出入明显并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有意为之。
在对历史事件的把控上,《蝙蝠比利》并未试图做到像手冢治虫的《三个阿道夫》那样与历史紧密衔接,而只是挑选可用的历史碎片,拼接到这个有蝙蝠存在的世界观中。它也因此无法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只能串联起一个个片段的表层;就像人物主要以象征意义出现一样,具体的历史也不是深研的对象,而是某个概念比如“悲剧”“恶行”“疯狂”等的象征。读者与其说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看到了一系列还算有点新意的设定,和一系列包裹着设定的外壳。
在《蝙蝠比利》临近尾声时,凯文·古德曼终于在原始人洞窟通过月光的投影见到了真正的蝙蝠。他见到了三只蝙蝠——其中两只永远在不停争吵,不停地用各种手段影响着人类;而月亮上的那只蝙蝠则一直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这里借用了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形象,但也并没有化用与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道成肉身”的概念,只是肤浅地借用了“三”和“一”的表层形象。在黑蝙蝠与白蝙蝠的吵架内容中,裹挟了关于希特勒与爱因斯坦的二元对立关系——
其中一只蝙蝠说:如果那位科学家(指爱因斯坦)知道了你的真相,一定会失望的!另一只蝙蝠说:真是可惜,我原本以为那位独裁者(指希特勒)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像地狱一些的!——怂恿希特勒的白蝙蝠也见过爱因斯坦,只不过,爱因斯坦选择了无视这只白蝙蝠,放弃“成为英雄”这样的欲念,而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对宇宙真理的把握上——放在倾听黑蝙蝠和世界的声音上。
凯文·古德曼在洞窟中听黑白蝙蝠的对话感到十分迷惑,他终于问道:“你们究竟谁是黑的,谁是白的?”两只蝙蝠异口同声地说:
这里,黑白蝙蝠的界限也被模糊了。白蝙蝠说到底,也只是人之欲念的催化剂;真正做出善恶抉择的,是人的意志自身。哪怕某人见到的不是白蝙蝠而是黑蝙蝠,也仍旧可以像贪恋卷轴的菲尼等人一样产生“只要控制了蝙蝠就可以控制历史了”的欲念,造成与被白蝙蝠怂恿类似的效果。被自己的欲念攫住之后,要如何面对或实现这一欲念,就完全是人自己决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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