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y in the shadows”
隐匿于阴影之中
“Cheer at the gallows”
绞刑架下雀跃嘈杂
“This is a round up”
这是一场围捕
“This is a low flying panic attack”
这是场低空飞行恐怖袭击
——Radiohead组合2016年单曲《Burn The Witch》
“20美元的担保费可真不少,对吧?所以我们下次开车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快走吧,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咱们先回总部再说!”
钱尼打开车门,坐进去点火启动,施维纳和古德曼清了清车座上的东西,连忙坐了进去。车灯打开,两道光柱穿透了笼罩在静谧中的小镇的黑暗。发动机的声音渐行渐远,旅行车从警察局门口离开,穿过农场和别墅,向着乡间公路的方向驶去了。
1964年的6月,联邦调查局接到了一起案件。前来报警的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表示:有三名工作人员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向他们报告行踪。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寻找这三位失踪者。以探员沙利文为首,联邦调查局组建了一支调查小组,来到三位大学生最后被人看到的地方——密西西比州费镇。
费镇是个典型的南方自治小镇,在密西西比州的地图上,它只是内秀巴(Neshoba)县绵绵森林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唯一值得一说的是,它的名字“Philadelphia”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城市费城同名。小镇上的居民无一例外全是白人。他们大都笃信基督教浸礼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小镇里纪律严明,拒绝酒类饮品。
联邦调查局来到这里,当然不是为了抓镇上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建设的。按照标准的办案流程,他们开始对小镇上的居民挨家挨户地进行询问,但得到的答复是一致的。包括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副警官塞西尔·普莱斯(Cecil Price)在内的百名居民都表示:三名大学生确实在6月21日来这里调查,但他们晚上就开车走了。关于他们的失踪,镇民们毫不知情。
搜集人证的道路行不通,那就先搜集物证。经过地毯式搜查,联邦调查局在密林深处的博格奇托沼泽找到了三个大学生所乘坐的客货两用车。车胎被烧毁、车窗被炸飞,全车已经只剩下一个外壳。夏天的密西西比森林是毒蛇猛兽的横行之地,怎么看都是凶多吉少。
正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汽车是被焚毁了,那三个大活人又去了哪里呢?
在经过前期的调查之后,FBI很快掌握了来龙去脉里的“来龙”。
其实,“三名大学生”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三人中年纪最大的迈克尔·施维纳(Michael·Schwerner)此时已经24岁,并从纽约康奈尔大学毕业。1964年1月,他和妻子莉塔·班德(Rita·Bender)来到这块南方腹地,从事民权工作。负责驾车的黑人是21岁的当地人詹姆士·恰尼(James·Chaney),来自密西西比州梅里第安(Meridian)社区,是中心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的志愿者。而年纪最小的则是皇后学院新生,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Andrew·Goodman),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一个富裕犹太家庭。
至于他们驱车来到这个偏远小镇的原因,远比他们的身份复杂的多。把这三位出身、年龄、经历都大相径庭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场名为“自由之夏”的民权运动。
“我将南下密西西比,我将踏上南方之路,如果你再也见不到我,记得我曾来过;……我离家南下,不为荣誉,也不想找麻烦;……不要叫我英雄,也不要给我勋章;……我们南下密西西比,只为辨明是非,如果你说时间会改变一切,这样的时间太长太长”。
——美国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首歌唱参加1964年“自由之夏”活动的北方青年学生的民谣。
虽然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5条的规定,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拥有普选权,但确定投票资格的权力则分属各州政府。“确定公民的投票权”这样的巨大权力给了种族主义者以可乘之机,南方各州政府的保守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狂欢,各种条条款款被付诸实施,以限制黑人的投票权——七个州设置了文化考试,如果黑人在投票登记表上有拼写错误,注册处可以拒绝发给他们选票。五个州征收了“人头税”,有效地剥夺了穷人的选举权,而当时的大多数黑人都很贫穷。
而保守势力最为猖獗的密西西比州,在设计种种剥夺黑人权利的方法方面,堪称“集百家之所长”。
首先是法律条文的限制,在1955年,州议会取消了允许黑人在当地选区登记的分散登记做法,黑人往往要长途跋涉到县法院去登记。那些在1955年以前登记过的少数黑人也不得不根据新规则而“重新注册”。然后是设置考试,不同于其他州小打小闹的“拼写错误”,密西西比州干脆直接设立了一个“理解测试”。黑人必须要通过回答一些有关州法律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考试通过后才算获得投票资格。而最后一关是两美元的人头税,这是南方各州里金额最高的。投一个选票要过五关斩六将,密西西比州政府为了打压黑人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样的明枪暗箭之下,南方黑人的投票权几乎作废。直接的结果就是:1964年,美国南方500万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中只有200万人登记投票。
1960 年,面对校园里出现的种族歧视问题,黑人大学生们揭起了入座抗议的浪潮,这促进了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形成。
这一组织的诞生虽然得到了马丁·路德·金的支持,并试图在该组织建立基督教领袖会议青年分部,但由于对马丁·路德·金自上而下的领导作风不满,组织起这一活动的学生激进分子决心自治。于是作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顾问,曾经担任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副主管的埃拉·贝克向其他民权组织代表阐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将仍是一个学生领导的组织。
SNCC虽然有着良好的开局,但其起源带有一丝街头党的气质,而这股气质也奠定了这个组织的活动基调。相对于其他慈善公益组织,SNNC显得十分激进。比如在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活动中,SNNC由于不愿放弃群众性的街头运动,而和其他的民权组织产生了冲突。他们批判其他民权组织虚伪和缺乏立场,这引起了民权领袖联合理事会的反感。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8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中只有1.5万发给了SNNC。
自那之后,SNNC更不愿和其他民权组织为伍。而在活动中,SNNC最初的演讲稿中就发表了诸如:“革命就在眼前,我们必须亲自打破政治和经济上的奴役枷锁…我们不必等到法院开始行动…不用等待总统、司法部,也不用等待国会,我们要自己创造一种权力来源,一种独立于任何国家结构的权力来源。”这样的激进言论。自从1963年开始,这个组织就在激进道路上越走越远。
到了故事发生的1964年,SNNC要求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遭到了拒绝,SNNC对美国政治也失去了信心,转而开始强烈要求黑人权力的必要性。自由之夏运动就在此时拉开了帷幕。
为了改善密西西比州黑人的社会、政治地位,1964年初, SNCC决定召集青年志愿者,南下密西西比,动员、协助该州黑人公民参加政治选举。
于是在那年夏天,一千余名来自各州的青年(以白人大学生为主)在俄亥俄州的牛津接受集中的短期培训,并奔赴密西西比的各城镇展开为期两周的民权支教行动。
“这个夏天不要到密西西比州来拯救这里的黑人,只有理解并真正懂得他的自由和你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你再来。”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组织者鲍勃·摩西(Bob Moses)这样指示着那些想参加1964年6月夏季项目培训会议的志愿者们。
在培训会上,组织者将行动分为了三个大任务:第一,挨家挨户拜访黑人,鼓励他们参与投票选举。第二,利用教堂和学校(黑人的教堂与学校是和白人分开的,黑人的学校又被称为“自由学校”)为黑人开展文化学习活动。最后一项任务则是敦促该州黑人代表参与1964年的全国民主党大会。
整个行动在“撬开密西西比,改变整个南方”的口号下展开,这些年轻人希望靠自己的行动将密西西比州种族歧视的现实从地下翻出来,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正如摩西所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度过这个夏天,这已经很伟大了。”他们相信在组织的领导下,南方地区的选举激进主义会引起重视,从而使联邦政府介入此事。
在集中培训结束后,这千余人乘坐长途巴士,一路穿过田纳西州向边境驾去。当他们看到路边的大标牌上写着“欢迎来到木兰花之州——密西西比”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并不欢迎他们,密西西比州政府在监视他们。
正如所有“自由之夏”的参与者一样,安德鲁·古德曼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优渥家境允许他放弃夏天打工挣钱的机会,而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那些因为要求平等而被高压水枪和警棍袭击的黑人更加深了他对种族不平等的厌恶和对黑人的同情。
“这太可怕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号称是民主的国家,但他们却不能投票。”在参加“自由之夏”运动前,他这样对母亲说道。
6月13日晚,安德鲁抵达了“自由之夏”的大本营牛津。他拍了照片,填写了表格,然后开始了培训活动。培训课程除了分配任务和了解工作细节之外,还要学习一些有关法律、民权、防身术的知识。比如一位民权律师告诉志愿者:“如果你开车在路上被警察叫停,并被逮捕,即便你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也要进去坐牢。密西西比州不是给警察上宪法课的地方,许多警察甚至没有读完小学五年级。” 而从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来的约翰·多尔则谈到了联邦政府的能力范围:“联邦没有警察部队,负保护责任的是地方警察,我们只能进行调查。”
讲到这里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活动的严肃性和危险性。很多学生抱怨联邦政府放弃了其提供保护的责任。回到各自的房间后,有的人还私下里哭了起来。
安德鲁并没有被这些危险吓到,而是很快的和两位“丛林战士”(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线工作人员)建立起了友谊。也就是在这时,他认识了来自曼哈顿下城的社会工作者迈克尔·施沃纳——他和妻子丽塔积极参与了北方地区的民权运动,比如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举行的抗议游行。在一月,他们把公寓转租出去,然后从布鲁克林长途跋涉到了密西西比州。
鉴于迈克尔的精英背景和丰富经验,他接到了摩西给他的在梅里迪恩建立一个社区中心的任务。在梅里迪恩那里教黑人阅读并登记投票工作时,施沃纳夫妇和当地黑人詹姆斯·钱尼成了朋友,三人一起到了俄亥俄州参加培训。
在培训会上,施沃纳与安德鲁一起度过了一些时间。迈克尔邀请安德鲁来梅里迪恩和他共事,但最初安德鲁没有答应,他表示自己已承诺在密西西比州的坎顿做另一项工作。然而就在他临行之前几天,三K党党徒持枪袭击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士。五天前,三十名手拿猎枪、身穿军装的神秘男子烧毁了密西西比州尼肖巴县的锡安山卫理公会教堂。这座迈克尔和钱尼几周前才刚访问过的教堂是当地黑人教会的一个社区中心,对它的袭击是典型的3K党报复行为——仅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就有20座黑人教堂被火焰炸弹烧毁。
认识到梅里迪恩更需要人手这一点后,安德鲁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决定和迈克尔、钱尼一起返回密西西比。
于是6月20日,安德鲁·古德曼、詹姆斯·钱尼和迈克尔·施沃纳,还有另外四个人一起乘上一辆蓝色客货两用车,开始了驶往密西西比州梅里迪恩的16小时的车程。为了避免进入密西西比州后在黑夜中行驶,他们于凌晨3点半就出发了。
三人在星期六深夜抵达梅里迪恩,途中只睡了几个小时,并准备第二天一早动身,去调查被烧毁的锡安山教堂。临行前,迈克尔向各位参与者解释了当地的安全规则。
“这里有一条永远不变的规则:‘下午4点以后,谁也不可留在内秀巴’。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到下午4点我们还不回来,你们就应该向在杰克逊的(联合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发出警报,并开始察看从梅里迪恩到内秀巴之间的每一座城市监狱、县监狱、警长办公室、警察局和医院。”
1964年6月21日正是父亲节,三个人驱车45分钟前往梅里迪恩,在下午一点左右时到了当地支持者欧内斯特·柯克兰家中。柯克兰同意帮助他们寻找可能的目击证人,和他们一起乘车到了烧毁的教堂。他们从一些目击者那里收集了证词,并在下午晚些时候返回柯克兰家里,柯克兰太太给了钱尼一块自制的巧克力蛋糕。大约30分钟后,施沃纳说:“现在我们得回梅里迪恩了。”
“联邦没有警察部队,负保护责任的是地方警察,我们只能进行调查。”
令人悲哀的是这句话正在起作用。不知沙利文探员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会作何感想。此时的费镇已经成为全美国的焦点,一百多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云集费镇调查这起绑架案件。来到费镇的,来自全国各大新闻机构的新闻记者更是与日俱增。
来自黑人民权组织的压力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让这起案件成了FBI的头号大案。调查进展每天都会报送华盛顿的FBI总部,局长胡佛亲自过问。他已经向总统保证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在44天的时间里,调查人员请了费镇和内秀巴县的上千居民喝茶,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本来就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抱太大希望的FBI还是更倾向于采取高科技手段——比如出动美军的丛林装备和潜水人员,一寸一寸的搜索内秀巴县的每块荒地、沼泽和池塘湖泊。
在这样梳头式的侦查中,他们终于在通往密西西比河的某处沼泽的水底发现了一具黑人尸体。
迈克尔的话确实起到了效果,在他们迟迟不归后,SNNC的工作人员玛丽·金伪装成记者,以《亚特兰大宪法报》的名义给六个县的警察总部、治安官办公室和镇长办公室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关押了三名男青年。得到的所有答复都和费镇副治安官塞西尔·普赖斯一样:他们都否认关押了三个人。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于第二天早上向有关部门报案。由于失踪者中有两个白人青年,华盛顿的政客们和纽约的记者们突然对此事关心了起来。在媒体密切关注的压力下,约翰逊总统不仅私下会见了失踪者的家属,还定期向他们亲自通报调查的最新进程。总统在电视镜头前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将倾尽全力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一声令下,140 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进入费镇开始搜寻。依据联邦政府1934年出台的林德伯格法,假定任何人在疑似绑架后失踪24小时即已被带过州界线,而将被绑架的人带过州界线就构成联邦犯罪。几天后,从附近梅里迪恩海军航空站抽调的一百名水兵到了,几天后增加到了两百名。
许多当地的黑人带着既愤怒又惊奇的心情看待这次大规模的拉网式搜寻。也就是在这时,军队的调查员找到了那具黑人尸体。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经过法医诊断,这具尸体不是钱尼的。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线索,这具遗体属于谁而他生前又经历了什么,这一切都无从知晓了。但巨大的压力仍然压在从约翰逊总统到FBI探员们所有政府人员的肩上。
这次事件以及调查过程吸引了全美国的注意。舆论场沸沸扬扬,许多民众希望政府派部队到密西西比州,好几家报纸也呼吁联邦政府进行干预以保障黑人权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黑人选举权上,但对于面临大选的约翰逊,要要让国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无异于将民主党的南方白人根据地拱手让给巴里·戈德华特(时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已经因发表强烈的各州拥有自治法权的言论而争取到了更多的白人选票。)对于约翰逊来说,赢得选举之后再让民权人士游行示威的消息见诸报端是最理想的选择。
1964年7月2日,喜提美国第36任总统一职的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案》。法案规定“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这一法案很明显指向了费镇谋杀案,而此时的费镇又如何呢?
在挖掘出那具黑人遗骸之后,案件的侦办就陷入了僵局。政坛上的争权夺利是使得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停滞。在这期间,主要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相关人士的来访,三个大学生的家人和马丁·路德·金在此期间来到了这个小镇,他们切实感受到了费镇里那股恐怖的气氛。马丁·路德·金事后曾回忆到,当他站在费镇面对着周围白人无声的敌视和仇恨的目光时,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恐惧的时候。其次是当地的白人中传出的谣言:这三个外来的“煽动者”是故意躲到某处地方不露面的。一切都是马丁·路德·金的组织设计的一个陷阱,存心诬陷这个安静小镇的住民。
局势愈加不利,但FBI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起三K党犯下的罪案,而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他的副手普莱斯就是3K党的骨干成员。让三名大学生人间蒸发一事绝非几人可以完成,但当地人对此讳莫如深,根本探不出他们的口风。
刚刚由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新的民权法自然不会允许这起事件成为悬案。约翰逊总统给胡佛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胡佛也亲自批准了FBI的新策略:设法招募3K党成员向FBI提供内情,也就是我们说的策反。毕竟这样一场有组织的行动,如果没有线民提供内情是很难侦破的。即使侦破了,没有证人进行指正,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也很难定罪。
于是成百FBI探员一面继续加大力度搜索周边环境,一面持续不断地拜访和约谈3K党成员制造气氛。FBI宣布对任何提供三名大学生下落的人,奖励五千至三万美元。在这个颇为贫穷的密西西比小镇上,这样的一笔钱堪称天价。
7月31日,一位线民向沙利文探员透露了情报:三名失踪者的尸体被埋在奥伦·伯雷奇农场的土坝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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