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02）*《从高峰秀子想到中日往事》

自从沪返平以来，身体欠佳，因养病整日无所事事，便开始读起高峰秀子的自传。秀子小姐虽然是位大正人，但翻看她的履历，却能直观地感觉到日本作为20世纪亚细亚霸主的优越。让我极为震惊的是，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思想观念，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的日本人已与战后无异。对比同期的大陆，似乎只有上海，那东方的巴黎，能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20世纪”并肩。

有趣的是，秀子在自传中曾谈及日本人十分活络的立场和思想——前脚还在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后脚却已淡然地接受GHQ的接管与改造。

昭和时期的日本，对我这样的战争罹难者后代而言，理应被理解为一个充斥着军国狂热与傲慢的国度。自晚清以来，日本一直充当着重塑中国自我认同的“怪物他者”角色，好似只有把日本放在镜子的另一面，将其视为“贱斥”的“怪物”，才能将这个内亚帝国破碎的民族、边疆和阶级认同重新粘合起来。父辈对日本的恨，既来自媒介灌输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来自祖辈的亲历口述，可当真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遭遇”了日本，他们对日本长久以来的集体想象却又在顷刻间瓦解掉了。

那样的先进、那样的文明、那样的自信——从中日建交后日本援助的尿素，到风靡一时的《追捕》，到十七年明星孙道临和昭和明星三国连太郎合作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子》，再到西单路口东南角矗立的索尼广告，和在北京饭店门口趴活的丰田皇冠，日本通过各类援建和产品输出重新占据了大陆市场，并用文娱品强行地改造了独生子女一代的审美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日关系又回到了民国初年的状态，即经济上的高度捆绑和政治上的若即若离。只不过这一状态，就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并没能维持多久。

该请算的，早就被日本人忘得一干二净，即便是经历过战争的昭和人，对“大东亚战争”的真实全貌也摸不着头脑。南京的悲剧，似乎发生过，似乎也没有发生过，至于那些发生在满洲和冀东、鲁北的血腥往事，就更别提了。

想起之前读到的一段轶事：一名参与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自己在华北的服役经历时，既没有表达忏悔，也没有描绘战事，他仅聊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午夜——在河北寒冷的晚秋，他半夜去牛棚站岗，望着月光下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他哼起了《巴黎屋檐下》的主题曲，这时一名其他部队的日本兵被歌声吸引，跑来和他搭话，一来二去，他们发现彼此都是狂热的影迷，且在战前看过不少法国电影。那一晚，他们围绕《巴黎屋檐下》和雷内·克莱尔聊了许多。

上述经历意外地成了那位老兵关于战争最难忘的记忆，而反观此期也生活在河北的我姥，她有关战争的记忆可谓是糟透了——扫荡时，营养不良的瘦小日本兵会用修长的刺刀挑开门帘，逐屋检查是否窝藏八路。

即便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他们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抢些东西走。有时是牲口，有时是被褥（战争末期驻扎在华北和山东的日本兵过得十分凄苦，不过总比被派去南洋送死的强）。而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我姥的地下党老舅正躲在茅房里大气不敢喘一个。

或许，混乱的华北战事，与淞沪、长沙、武汉和广州相比，根本是一场荒诞的猫鼠游戏，只是其间穿插了许多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