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一位湖神,不舍昼夜,时而蜷缩在水边菖蒲潮湿的根茎中,时而附身于在湖心发呆的一条梭鱼身上,她对一个在宁静夏日只身造访湖畔的二十八岁青年,想必是不屑一顾的。对于这片隐身在北美大陆莽莽荒原的小湖泊,她早有自己的规划:春天该让雨雾把泥地弄得松软湿润,以便让土拨鼠大胆地探出洞穴;冬天就把湖水整个冻结了,一点都不留情面。至于这位突然现身定居下来的人类在严冬之中靠什么活下去,她是一点不关心的。好在,后者是一位温柔而富有经验的荒野专家,他相当理解这样一位神明刻板的行事方式,安然无恙地和她相处了两年之多。
亨利·大卫·梭罗,是他在人类社会中的名字。湖神你在他们的口中叫做瓦尔登,据说你是很久以前一位逃亡于此的印第安女人的化身——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喜欢给接触到的一切东西起个名字,杜撰个往事,显得和这一切都很亲近。然而你明白,名字对于你所生养的这些生命原本没有什么意义。潜水鸟每个秋天都来挑战湖水的深度,两个蚂蚁王国在你眼皮子底下打了无数个回合的仗……这些事情一直以来都没人类什么份儿,这个天生好奇、多动的物种总有一天要来掺上一脚,多么讨厌。
这位警惕的神很快发现,梭罗并不像之前闯进自己伊甸园的那些外来者一样,手持凶器,大声喧哗。虽然他也砍了不少树,但神很快明白这个孤单的年轻人和自己庇护的山雀一样需要一个住所,他也比山雀更怕林间的阴风和暴雨。他垂钓,但似乎从不打猎。吃的方面,除了鱼之外,他竟然能让这片一成不变的土上长出玉米、土豆、萝卜等神自己都造不出来的植物。他也控制得很好,没让这些外来植物疯长得赶走原来的住客。
夜晚,木屋门一关,一盏油灯是天上圣雅各之路的繁星之下唯一的亮点,像这到处杀机四伏的荒野黑夜里的一个安心所在。
春去冬来,两年短得就像宇宙中的两个昼夜,亨利·梭罗也只不过是湖岸的一个过客。瓦尔登,很快梭罗会把你含蓄的美介绍给人类社会,写在一本以你的名字做书名,后来成为包括我在内无数人一生精神给养的书中。在短到你还不能理解梭罗所作所为的两年里,他却已经从你身上学到了太多的智慧。
如今想尝试体验一下梭罗在一个半多世纪前的生活,大可不必亲自费时费力进行砍伐、加工和搭建等一整套古典的建筑流程,即使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只要有这样的观光市场需求,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租借到搭建好的木屋。然而这已经与梭罗的“理想住所”想去甚远。对于他来说,深思熟虑并且亲手摆正每一根房梁、窗棂和门板活页的位置,不单单是居住的需求,也是摆正自己深入一片自然荒野中的正确位置。要知道这里原本不存在使用工具和精确计算的痕迹,在高地扎帐篷意味着只是过客般短暂宿营,而设置各种陷阱和警报网络的野外庇护所则代表人在自然的野性面前不可抗拒的战栗。正确的做法是:准备充分,从容不迫地安插一座功能齐全的房屋,向这片荒野宣告一定的主权,然后把智慧之核种在荒莽的中心。
然而,“新梭罗主义”者要挑战的其实并非亲手搭建房子这件麻烦事儿,这种工作,只要兼具了技巧、耐心和体力,想必大部分人都能完成。一直以来,《瓦尔登湖》隐藏在茂盛文段之中,那个不被梭罗直接解答的命题,是关于人如何克服孤独的斗争。野性永远包含着单打独斗的一面,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做好深入自然的准备。
首先你必须了解自己居住的环境。很显然梭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木匠,还拥有极为深厚的博物学和气象学功底。瓦尔登湖尚不属于极端恶劣的蛮荒地,不存在误食毒物或遭遇猛兽的可能,他大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每一种草木禽兽。我们可以想象171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梭罗脚踏轻便的鹿皮靴,套着合身的棉质夹克,敏捷地拓开一条林间小道。这位一直以来的业余鸟类学家第一眼找的就是枝杈之间躲藏的各类飞禽。仰赖林奈早已在1753年发明的物种双名法,梭罗可以精准地记录下这些小精灵的名字和习性。肥胖的丘鹬涉入泥地觅食,而胆大的知更鸟乐意亲近梭罗的房子。这些色彩明艳,在晨曦微醺时最早报晓的鸣禽一定给日渐斑驳的木屋增添了不少活力。如此的赏心乐事,难怪梭罗在离开后不无惋惜地写道:
我的缪斯女神要是从此沉寂,那也情有可原,树林都没有了,怎么还能指望鸣禽歌唱?
博物学是梭罗的乐趣所在,而气象学则更好地帮助他了解瓦尔登湖的野性之道。他可以精准地估摸隆冬时节湖心冰层的薄弱之处,穿湖而去时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高音畅快的知更鸟鸣叫如今被猫头鹰凄惨惨的咕咕声取代,预示着万物都在沉降。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地区,生物种类和其稳定性往往最不丰富牢固,走兽之中只有狐狸、松鼠和野兔这样食性多变,生性顽强警觉的动物熬过季节变换。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些小巧的哺乳动物往往毛色单调,没有鸟类或爬行类动物那样随心所欲的色彩幻化。毕竟,在太阳神和雨神无法永恒驻留的中纬度地区,山川草木早已历代演化出最适应动荡变化的质朴颜色,而山雀从林莽间扑出,野狐狸消失在白雾间,它们如何不像湖泊和森林吐出的风一样自然?
我们不无失望地发现,梭罗实在不像一位传奇的探险家或专业求生者那般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也没有为方兴未艾的博物学提供更多新鲜资料,他选择与禽兽为邻,目的是纯个人的。
“我本不会如此唐突,拿自己的私事烦扰读者”,看来他也没有指望《瓦尔登湖》给后世留下宝贵遗产。在林间,他实践一种完全内向的,“完全退缩到自己世界”的极端生活。超验主义者摒弃物质,在万灵中为个人的诗性寻找地位。对于他们而言,万灵提供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并最终将要固化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我想,关于这一点梭罗他们是错的。万灵并非永恒不变,生命因为有太多存在的方式,人的思维也永远不可能圈地为牢。一整代的拓荒者都在向我们展示关于“理想住所”的无限可能,即使在梭罗遁入瓦尔登湖的 1845 年前后,人们的目光也早已穿透了“包围地球的这层迷雾”。
梭罗忧心忡忡。1847 年秋,他离开瓦尔登湖时,南方边境的美墨战争已经打进了第二个年头。这场本质上是奴隶主义进一步向南扩张的掠夺战无法让这位激烈的反蓄奴主义者置身事外,《公民不服从》等政见论著终究先于《瓦尔登湖》发表出来。19 世纪中叶的人道救援如此紧迫,以至于梭罗热爱的博物学在整片北美大陆上都暂缓了脚步。
他或许会懊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生个一百多年,赶上 1753 年林奈发表《植物种志》的生物学黄金年代的那批博物家才是最幸运的,新世界更是如此,双名法给了原生北美的诸多奇异生物一个向旧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那一代的田野调查员目光所及,整片大陆都是神秘花园,也是突破博物学极限的绝佳机会。
梭罗仰慕一位叫做威廉·巴特拉姆的植物学家,曾经信步漫游南部的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州,自称目睹了一种“鼻孔喷烟”的可怕短吻鳄,并且对这些地区繁多的新物种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绘图。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东方的富饶和神秘文明驱使欧洲人航行不息,美洲和大洋洲的发现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国力和野心膨胀的附属品。不过相对于攫取东方的财富,欧洲人更多地将传播上帝荣耀的这一使命用在了这些蛮荒的巨陆上。人类对伊甸园的认识和态度日复一日复杂起来。
深居亚马逊雨林的印第安人对这个世界有着和亚伯拉罕宗教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守护神,一个以动物形态存在于世的“纳华尔”,某些时候,“纳华尔”和人能一分为二,各自存在不同的时空中。最初,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强迫他们相信耶和华才是唯一一位“纳华尔”,但是,当他们目睹了以“萨查玛玛”为首的亚马逊恐怖巨蟒和秘鲁萨满用“死藤水”提炼出来的梦境后,却拒绝接受这些怪事也是上帝慈恩的造物。相比于北美广袤而温和的自然形态,雨林乃是地球上最狂野和旺盛的生命坩埚。
1848年,英国人阿尔弗莱德·华莱士和亨利·贝茨在短短两个月内发现了亚马逊河口区域多到令人吃惊的物种数,贝茨带回英国的标本显示他们光是昆虫就遇见了超过一万四千多不同的种类。一些体态神秘纤长的甲虫还保留着掠食者的原始本性,另一些则与普通天牛相差无异。
贝茨精心制作标本集,好在研究经费归零前尽可能地复制下亚马逊的神秘造物能力,同伴阿尔弗莱德·华莱士则希望透过现象看本质,缘何亲缘相近的物种能有如此多的分支和习性的差异?这一思考是巴特拉姆一辈尽忠职守于观察和绘图的博物学家所没有的,也将终于影响下一代人对世界的认知。
华莱士和贝茨囊中羞涩,而查尔斯·达尔文则是个有钱的富二代。他完全不用担心从事野外探险会有什么后勤危机,另外,“小猎犬”号船员的整体素质都完爆了同时代甚至上一代的博物探索——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顶着英王查理二世后裔的尊贵身份,是为海军上尉,完整勘探过两次南美水域;船上先后有两名出色的画家,地图制图员数位,以兹互补;三名会说英语的火地岛土著担当向导。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达尔文这位“愿意屈就船上膳宿环境”的科学家显然被寄予厚望。他们希望造访世界更南端那些遥远且鲜为人知的国度。
达尔文并没有养尊处优,相反,在“小猎犬”号因故靠岸期间,他徒步深入南美内陆,两次穿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事封锁,接触到了大量未曾见过的陆地生物。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他发现一种南美蛙能生活在盐度极高的水域中,而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蟾蜍则完全厌水。一种模仿蜥蜴叫声的壁虎,死后会像全身干涸一样迅速变成死灰色。
1833年,“小猎犬”号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接上达尔文,时断时续地在海陆之间停靠。两年之后,“小猎犬”号北上返还英国,但期间仍然有时间造访开普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区。达尔文在新西兰的一个岛上发现了一种全身翠绿的蜥蜴,会发出诡异的似笑非笑的声音。然而他最大的收获却在接近尾声时才得到,在远离大陆的加拉帕戈斯群岛,逼仄严酷的岛屿有着独一无二,别处完全没有的生物体,甚至各个小岛之间同源物种的差异都很明显。海鬣蜥和巨型陆龟宛如怪物,而最让达尔文着迷的则是不起眼的地雀,这些体型相似的地雀鸟喙却有差异,似乎是专门应对某种特定的食物的?
这一疑问幽灵般不死于心,让达尔文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图样和标本中寻求答案。1859 年,《物种起源》发表,达尔文认为加拉帕戈斯群岛拥有着极为严酷的地理生态变化,强迫着居于其中的生物在竞争中演化出适合生存的一面,其观点是为“天择”。
据说,素未谋面的阿尔弗莱德·华莱士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出了和达尔文相同的生物学理念,逼得后者发狂地抢印著作,让后世关于进化论究竟来源于谁争论不休。幸运的梭罗买到了美国出版的第一版《物种起源》,这一年距离他因为肺结核英年早逝只有短短三年了,可惜这位崇拜巴特拉姆的古典派博物爱好者没有更多时间参透这全新的自然之道了。至 19 世纪末,关于新世界地理层面上的探索,人类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是这新世界从何来,往何去,我们在其中的“居所”又该如何重新定义,还远没有到做总结的时候。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笔法生动地描写过一场蚂蚁之间的战争:
红蚂蚁总是对黑蚂蚁,经常还是两只红的对一只黑的。这些迈密登的军团布满了我伐木场的漫山遍野,已死的和将死的在地上到处都是,既有红的,也有黑的。
崇敬着梭罗的美国现代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一封温情的致梭罗信中,向自己的偶像指出了这场战争的本质——一场奴隶掠夺战。红色的亚全山蚁劫掠黑色的亚丝山蚁尚未孵化的茧和蛹,被抢夺的幼虫会在奴隶主的地宫中发育成虫,然后终身被奴役。很难想像,“就在美国最反对蓄奴的人士家门口,上演着一场奴隶战争”。原来在梭罗冥想着自然和谐之道的同时,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现实已经在他脚下的泥地里进行了千万个回合。
蚂蚁是昆虫的最大宗之一,已经发现的就包括 11700 多种,而昆虫纲的总物种类别已经破了 100 万大关,占所有物种数的 50% 以上,森罗万象里它们无处不在。这个事实就是,人类总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其实不是,昆虫早已掌管这颗星球近 1 亿年了。石炭纪时它们曾是恐怖的巨型怪物,而现今渺小的体型反而给了它们在进化论中最牢不可破的优势:集群的超生命体和稳固的多生态区位,长有翅就能随意散播到广阔且细致入微的地理环境中,而独有的变态过程则让它们能够经历多次生命形态,最关键的是,这些东西不怎么挑食。
果腹是生物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在一些严苛的食物环境中,一些物种会演化出某种独特的进食机制。以达尔文的胜地加拉帕戈斯群岛为例,此地的鸟类中诞生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品种,加拉帕戈斯吸血鸟,这种恶魔般的小型地雀会爬到蓝脚鲣鸟的背上,直接吸食翅膀间的血液。另一种啄木地雀,则学会了使用细树枝或叶柄伸入树洞里勾出虫子来吃。
据信,在正常条件下,鸟类无论经过多少个世代的演替,也不可能真正掌握使用工具的真意。加拉帕戈斯啄木地雀的智慧,很可能只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的试错结果,趋利避害的本性会渗入遗传嬗变,成为遗传特征导致该习性在本族群中逐渐辐射开来。一旦进食习性这样的外部因子大到开始改变生物的生理机能——比如啄木地雀钩爪形而非啄木鸟锥形的喙——就会使物种的“亚种”成形。
众所周知,影响遗传特征的最基本单位是基因,一旦亚种和始祖物种在基因结构上出现差异,雌雄交配的结果将导致不孕不育或者流产,长此以往,该两种的内在基因指令开始指导它们拒绝交配,比如,自然条件下就不可能诞生狮虎兽,亚种之间的分歧也越变越大。加上族群迁徙和自然环境的阻隔,山川湖海可能使两亚种的后代族群永世无法见面,上述所有的遗传辐射将越变越大,最终,亚种变成了和始祖种在习性、生理和生存环境上截然不同的生物,新物种进而诞生。
我们可以像科幻作家般想象,当今世上所有生物全部来源于一个共同祖先,一个始祖细胞,他在永恒的黑暗止境中为了生存尝试了数种进食方式。某天,始祖无性生殖地把自己分裂出了两个子嗣,兄长继承了进食方式 A,弟弟继承了方式 B,而两兄弟在生存困斗中又各自在 A 和 B 探索出了几条新路。数个世代里,他们也进行了分裂生殖,越来越多的后代继承了越来越多的生存模式,而兄弟之间脸面也越来越陌生,彼此都不关心对方靠什么活,最终在生命的长河中渐行渐远。
“天择”规定物种进化的方向并不择优而选,一切都是不断试错,充满概率的后果。饥馑和灾变有可能会导致物种在习性和机能上向一种无法挽回的可怕模样上发展,比如加拉帕戈斯吸血鸟的恐怖恶行,但在生存机会上却给所有物种一个平等挑战的机会,一旦物种乐享其成,趋于懒惰,在剧变面前无法做出适应性改变,那么“天择”才会将其抹除。
最经典的例子无非就是地质年代上的五次大灭绝事件,三叶虫、盾皮鱼和恐龙这些远古霸主相继完全灭种,哺乳类和昆虫在当时是以少数难民的身份存活下来的。亿万年以来,因为我们这颗行星本身残暴的脾气,进化的本质实际上是惊心动魄和无法选择的,如今昆虫的制霸和如万花筒般缤纷的生命多样性其实只是无数次天启的副作用。生命奋斗不息,在不断震荡和逸散的能量中寻找曙光,正如梭罗说的:
智慧和纯洁来自于力行,而无知和淫欲则来自于懒惰。
大约 5.4 亿年前,大气中的氧含量飙升至百分之二十一左右,臭氧层开始覆盖地球外围,阻挡了大量太空辐射。超大陆盘诺提亚逐渐被浅海分割,另一个更大的巨型大陆冈瓦纳出现并覆盖了赤道到南极的世界南端。这时候的大陆地形平坦,浅海滋润着地表,使陆地上形成了旱地和湿地的地理间隔,而海水的温度相对温暖。毫无征兆地,在两百多万年“短暂”的地质年龄中,大量前所未有的生物爆发般诞生在这颗星球上。带壳和骨骼的无脊椎动物如三叶虫充塞了海洋,腕足动物、棘皮动物和腹足动物等奇特生命体集体亮相,高级的脊索动物鱼类也终于出现。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进化史上的一个悬案,无从解释为何在不足一个世代的时间中会突然演化出如此众多,且差异巨大的新物种。达尔文视这个事件为进化论最大的挑战,他担心世俗和宗教界会把这一考古成果归结为上帝心血来潮,以及无与伦比的造物能力,从而否定进化缓慢渐进的更迭。这还没完,紧接着到来的奥陶纪就爆发了第一次生物大灭绝。伽马射线暴击般毁掉了地球上 60% 以上的物种,似乎上帝又想要修正寒武纪时玩过火的游戏。这些生生死死让《启示录》有了很浓厚的现实和预言意义,“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
虽然寒武纪大爆发中的很多物种都被大灭绝掩埋进了深海,但幸存下来的生命仍然淌过长河不断演化,直到诞生出今天地球上众多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生命就像是穿过了一整本《圣经》,从无上的荣光中诞生、更迭、纷争,直到重启。
生物学家相信,能够在灾变这个最极端进化池中幸存下来的物种,是最具进化适应性,其基因也最有突变潜力的生命。这方面,植物和小型动物做得往往要更好,低矮的草本植物能够借助风和昆虫长距离散播种子,如果高大的乔木群在某地区已经灭绝,而大型食草类动物也销声匿迹,那么草本植物将毫无竞争地独享各类养分,从单株到灌木,最终都能演化出参天大树。
1883年,印尼海域的喀拉喀托岛爆发超强火山喷发,一时间毁灭周遭所有生命形式,然而几年之后,这里隆起的新火山灰岛又变得郁郁葱葱起来,这全仰赖第一批登岛的禾草种子。相反,顶级掠食者因为全部依靠那批集中的又数量稀少的能量存活,将在大灾变中首当其中,第一个被毁灭。
生命多样性有着无与伦比的顽强程度,只要没有压迫临界点,它总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关于临界点,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生物生存的最小条件,一般最关键的就是栖息地的健康与否。一个栖息地包含着该物种族群能接受的气候变化和食物来源,后者或许可以像吸血鸟一样进行极端调节,但气候的剧变却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稳定的区域始终都是赤道地区,特别以亚马逊雨林为大宗,在日照、降雨和气温几乎 12 个月恒定的情况下,存活不成问题,而演化的方向也因此多多益善。
在今天的地球上,雨林最像寒武纪时候的海洋,也最像神话里的伊甸园,更别说雨林树冠层是第二大未勘探生物圈,其拥有的未知生物种类仅次于深海。
栖息地被压迫的话,一些弱小的个体首先会饿死,另一些强壮的可能会选择逃离该地区谋求出路。这会直接导致该族群数量大幅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近亲交配的盛行。由于亲缘个体之间基因非常相似,它们携带的有缺陷基因也基本是一样的,近亲交配最可怕的后果就是缺陷基因逐渐开始显性,最终导致该族群的生存能力遭遇灭顶之灾。
那些外逃出去的个体也并不好过,它们一旦闯入其他生物族群的领地,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竞争,领地、食物都要和别的强大个体争抢,一旦失败,就会沦为“逃亡物种”,被“天择”狠狠套牢。但一旦获胜,这种竞争又会给原本安逸懒惰的乙族群极大伤害,外来物种的侵略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这些困境的结果要么就是甲族群灭绝,要么就是甲乙全部陷入濒危状态。“天择”的黑暗面一旦显露出来,不赶尽杀绝决不罢休。
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植物多样性的顽强,大部分自然条件下的动物栖息地并不会完全土崩瓦解。不幸的是,人类砍伐原始森林,拉开了栖息地非自然毁灭的序幕。
瓦尔登湖畔的那些白松林,由于木材的经济价值太高,就在梭罗去的那年,都已经被砍伐得差不多了。欧洲人进入北美的时候,把一种真菌带进了这里的原始森林,这种真菌疯狂地感染原始森林,榨干了植物的生命力,留下枯死的残根。垦荒年代,大量森林原木都变成了房屋和枕木,野地则被耕地取代。南美洲的玉米能解决西班牙殖民者的口粮问题,雨林不得不让步。在砍伐和拓荒的进程中,还有两项暴行是并行的。
第一是猎杀,据说 17 世纪的西班牙海盗第一次见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首先被这里的荒蛮吓傻了,但是旋即他们发现龟岛那些巨型陆龟肉质鲜美异常,于是便决定大快朵颐。在这方面,笃信万灵的印第安人一点也不比文明人好到哪里去,古北美雄壮英伟的猛犸象、野牛、剑齿虎和恐狼基本被他们杀光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人种,人类只要踏足某块全新的大陆、岛屿,这里的大型动物就会遭殃。
第二是外来物种,那些跟着舰队有意或偷渡过来的家猫猎犬,山羊,老鼠,将会进一步蚕食原生物种的栖息环境。
就像目前为止生物学家还不知道地球物种总数的具体数字一样,我们也不知道灭绝了的物种到底有多少,总之,非常多。在自然条件下,”天择“虽然让生物有生有死,但其存活率总是能保持动态平衡的。在我个人的观点里,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人会用工具而动物不会,而是人有选择,动物没有。“人择”是一套以单一物种,我们人类为唯一照顾对象的择汰机制。生物多样性或许有其顽强的一面,但远没有人类文明那种可怕的扩张能力。在五次大灭绝里,多样性恢复时间最短的一次也需要 2000 万年左右(白垩纪之后的恢复期),人类仅仅花了几千年,就已经快把这 2000 万年的努力推向启示录的第七印了。
在亚当和夏娃犯原罪之前,所有的飞鸟走兽都是食素的。神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创 1:30)
神学家们在目睹加拉帕戈斯吸血鸟的恐怖面目之后,或许会认为我们的伊甸园已经堕落到无法拯救的地步了。不少生物学家也持相同的看法:即使仅仅估算因为森林缩减而导致的物种灭绝,在 1000 万物种总数的假设下,接下来每年仍然要灭绝 2.7 万种,每天灭 74 种,每小时灭 3 种。
早在 19 世纪末,梭罗和艾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和环保先驱已经看到北美的野地处于毁坏殆尽的状态。那时候的环保主义还没有将其升到拯救物种和保护多样性的高度上,他们着重于保存并恢复荒野的自然资源,“我们不可能将未来投注到一颗变形的星球上”。
工业文明似乎使大部分人已经忘记自己也是从荒野里走出来的,亚伯拉罕宗教的精义里也很少提到人和神之间的其他生命,人类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居所”是位于自然之上,那块介乎荒野和天堂之间的地区。美洲这两块完全由西方文明将其野性“驯化”的土地尤其如甚,因此美洲两大陆的文人一直以来都希望改变人们的这种认知。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阿斯图里亚斯在小说里写过:
根据先辈们的意愿,从每个人呱呱坠地起,野兽和人就共生共存在他身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兄弟更亲近。在这个嗡嗡作响的阴暗的拱形洞穴,经过某种祭礼,人和野兽一分为二,互相认明,就像真人和影子一分为二一样。
拉美土著文化里普遍认为人本身和雨林、众兽不可分,只是进入自然轮回的基础因子之一。但是现代生物学已经证实,人类在进化论中,是一个极端成功的案例,是“天择”不知为何特别眷顾的一个物种。如果“天择”就是上帝的双手的话,我们可以说就是上帝最宠爱的那个老幺。不过这个老幺现在反过来正在迫害兄弟,甚至长辈物种的生存状况,他要么抢地掠宅,要么直接一枪打死他们,甚至对其死状和尸体津津乐道,大啖其肉。试问,上帝看到自己宠爱的老幺这么胡作非为,心里得有多难过?
最可怕的未来是,人类已经认为自己拥有了造物主的能力,可以对生态进行改造,甚至创造新物种了。基因原本是“天择”最基础和关键的一环,虽然转基因的优劣还暂时没有定论,但觊觎这种微妙的能力,很难不触发它的黑暗面。
《侏罗纪公园》对此已有了正确的描写,事实上现在科学家无法掌握大部分生物的进化史,更别说对其进化过程中微小的突变和择汰契机的掌握,我们不可能演绎出一个灭绝物种的整条基因片段,或者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种。即使像电影一样侥幸演绎出来了,那也是一个毫无进化史和适应性的生物,它离开了人类,便注定灭亡。
然而基因技术并非陷入了黑暗绝境之中,只要求我们用到点上。目前,生物学家们相信人所不知的物种仍然占地球所有物种的一大半以上,而即使一些已知物种,我们对其族群分布、数量和习性等也是一无所知。必须要对地球生态圈有个整体认知和详细分类,才能做到在拯救物种的过程中面面俱到。基因技术在此能帮到大忙,序列库能提供所有已知的 DNA 和 RNA 序列和相关生物学数据,尤其适用于界定模糊不清的亚种和相似种。由于人天生有保护自己熟悉和钟爱东西的天性,那么人们对生态系统了解越多,去破坏它的可能性就最小。
包括基因技术在内,大部分现代科学实践绕不开资金和政策两大支柱的支撑。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物种危机,当务之急可以归纳如下:尽快探明、界定整体生态圈的现状,着重对多样性热点地区进行保护和恢复;促使政府力量、市场和科技介入环保;在保护多样性的同时,开发物种财富。
最后一点比较重要。非环保人士会责问,那么多穷人连饭都吃不饱,还管动物活得怎么样?实际上,目前几个极危生态地区都位于世界上较不发达的国家之中,科特迪瓦西南部和坦桑尼亚东部森林,马达加斯加岛和婆罗门洲(加里曼丹岛),喜马拉雅山麓,如果能从这些濒危地区探索出生态 – 市场的平衡之道,对接下来的行动主义将是极大的鼓舞。
梭罗说自己来到瓦尔登湖隐居,为的是找到一种“生活的本质”,我不知道他最后是否成功,但是从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一次浸入自然这口坩埚,纯粹作为一个“人”来生活的探索。“对于大自然,我们永远也不会感到腻烦”,它既是一个狂暴的试炼场,也是所有生命的避难所,我们这个最年幼的孩子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保持清醒,知过则改。在神之下,荒野和众生之间,必定有一个我们的理想住所,能看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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