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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9月10日SNK宣布了侍魂的新作将在2019年发售并且放出了一条预告片，在这个预告片里的开头一条对于游戏格斗体验本身无关痛痒的背景介绍。关于侍魂这个大龄系列除开回忆起儿时上学午休时候跑去街机上跟小朋友搓一把，并且惨痛的在许多年后知道原来当年拼死拍按钮的初代QTE只是骗人的残酷事实之外；背景介绍里老中松平定信和这个宽政的改革到底是什么？松平定信的一生又经历了什么呢？无聊无用且将浪费读者宝贵时间的本文就来讲述松平定信一生的故事。
本文篇幅略长，可以分开时间段按章节慢慢食用。且为了便于理解来龙去脉，在进入松平定信的故事之前先设置了两个介绍危局如何形成的序章，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选择性跳过，或是跳过后觉得哪里少看了一集再回头观看亦可。
序章之一：火山噬日的小冰河期
游戏开头讲到了天明年间暴乱（一揆）频发，究其原因则是在稍早时候开始的，持续了许久的“天明的大饥馑”，日本人此前曾在享保年间经历过一次饥荒，然而这一次则更加严重。根据《德川实纪》中记载的每隔6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在安永九年（178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中整个日本有2601万人口，而到了灾害中期的天明六年（1786年）则锐减为2509万人，到了宽政四年（1792年）的普查则到了低谷值的2489万人，直至宽政十年（1798年）才开始回升至2547万人。
这一次大饥荒的起因现在研究认为是因为在天明三年（1783年）的阴历三月和七月，岩木山和浅间山两座火山相继大爆发，整个日本东部都降下了火山灰，损毁了农地，同时严重的大气污染长时间的减少了日晒量。并且结合“小冰河期”的研究：类比北欧的火山喷发的综合效应，火山的集中爆发引发了海冰面积的增加，增加了整体地表对于太阳光的反射率，海冰周边地域吸收的来自太阳的热能进一步降低。这种综合效应造成了后来持续十数年的低温，这毫无疑问对当时日本赖以生存，或者说仅有的农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受灾地区的粮食产量整体下降到了不足灾年之前的三成，如此一来，严峻的受灾情况以及将要发生的连锁人祸似乎已经无可避免。
岩木山自1863年之后就未有再次喷发，如今山顶已经常年有植被覆盖，而浅间山泽至今仍然是极为危险和活跃的，近在2015年就曾两度爆发，不过浅间山的暴发也形成了鬼押出和白丝瀑布这样特别的地质景点。
在这个受灾时期，整体人口下降超百万，还要减去新生儿带来的人口，具体有多少人死于饥荒和随之而来的人祸的严肃数字已经不可考，歉收缺粮的日本成为了人间炼狱。除了《凶荒图录》之外，将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写成《后见草》一书的杉田玄白也写到了当时食人的各种惨状，两图中还有其他令人不适的细节，一般口味建议略过。
序章之二：幕府迷茫的经济政策
天灾如此，人祸亦不可忽视。当时的日本因为经济和通货政策的原因造成的金融物流无能，丧失了第一时间对灾难进行补救的能力。幕府，或者说藩—幕体制，首先是一个军事体系，藩根据石高寡多可以看作一个由团至师编制各不相同的军事单位，幕府（将军家）则是他们的头领（栋梁），但由于他们同时统治了作为军事后勤所需的粮食产地的地域，藩与幕同时也架空了朝廷，成为了日本的政治主体。但是作为一个军人行政体，尤其是文明世界最边缘孤岛之上的军人行政体，即便在和平年代的文教上较为重视，却依然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原理毫无理解。
我们只需简单梳理一下日本两代幕府所实行的通货政策，就可见一斑：首先日本是不存在标准的通货，日本当时能够作为货币的有：金货、银货、钱、米、羽书、藩札以及陶瓷器皿书画丝帛武具等贵重物品。而作为货币主力的金银钱米则各有其他隐患。
首先是金银货，他们所用的重量单位就不同了，金货以“两”为单位，与我国相同，而银货则以“匁”为单位（匁是“文目”二字的缩写”）。除此之外各藩以及幕府本身为了填补财政亏空，往往会组织重铸金银，将铅锡融入原有的金银货中重铸降低成色并且规定面值不变，然而今天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拉通胀了。混乱的单位使得经济行为必须经过进行换算业务的“两替屋”来进行，而幕府曾经多次约谈这些两替屋的代表，谴责他们哄抬物价，并且在强行规定物价之后谴责这些两替屋因为止损而停业，甚至用刑逼迫他们重新开张，可以说是非常不友好以及十分的冤枉了，但在当时幕府有限的视角和知识之下这也是无奈。
其次是钱币，幕府对于铸币的意义也并不了解，幕府最早进行铸币活动是在我国的永乐六年（1408年），时值足利义满（就是现在中年人小时候都看过的动画一休哥里面的那个将军）执政以及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永乐通宝进入了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组织了重铸，将黄铜铸成的足重永乐通宝（南京钱）熔炼，并且加入铁铅锡等其他金属造成劣质且重量更轻的永乐通宝（鐚钱、轻钱，鐚：中音Yā 日音あ）。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整个战国时代直到德川家再次统一天下之后的日本庆长九年（1604）年间，日本一直是处于一个疯狂铸币、通货膨胀的年代。
到了庆长九年，将军德川家康制定了金货一两等值于永乐钱一贯的强制汇率，然而永乐钱的质量参差不齐，并且本身金少钱多，四年之后的庆长十三年（1608年），幕府废止了永乐钱，并且禁止流通。那么日本自然突然堕入了严重通货紧缩的情况，这个情况直至宽永二年（1625年）商人情愿重新开始铸造“宽永通宝”之后才得到抑制，而宽永通宝面值上有一文四文十文等等，却与金属价值并不全挂钩。
而这个宽永通宝曾经大量流入我国，到了乾隆十七年（1752年）清宫剧常青树乾隆帝见到了宽永通宝之后以为有人另立年号造反而大发雷霆，当然之后有人上书言明这是日本钱，然而乾隆帝还是下达了《倭钱收买令》，令官府以同价回收之后禁止了宽永钱在我国的流通，而这一笔回收和重铸的人力开销也是很可观的。
最后是米，米的局限性实在是太容易懂，首先它除了是通货之外还是粮食，终究实要吃掉的，越吃也就越少。所以日本的米不但作为通货，同时也因为类似包税制度的《定免法》以及米商的垄断而成为了期货，再因为其重量和储藏方式而天然的流通不便。至此大家大致能够了解在当时的日本，如果遇到了粮食紧缺的情况，想要去买到粮食，那会是何等困难的事情。
此外由于当时武士阶层的俸禄全都是米，所以武士每当领取俸禄之日需要先从藩—幕府的仓库中取出非常大重量的米，搬运至“米问屋”进行转卖成为金银钱，而排队等待办理业务和缓解搬运途中劳累还要在“水茶屋”中休息。这样繁杂的的手续显然很不方便，于是便催生了代办的业务。更是在享保八年（1723年），由米问屋和水茶屋的商家代表们向幕府提出了成立专门代里武士俸禄转卖业务的“扎差株仲间”，即类似于代办工资业务的股份公司的请求。这个请求在次年被接受，于是绝大部分的武士开始让扎差株仲间代为领取俸禄，而自己则从扎差定期领取金银钱。久而久之就如同今日的经由银行代发工资一样，自然与银行一样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扎差株仲间也就开始提供向武士贷款业务来使得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自以为有着稳定俸禄且对于理财缺乏概念的武士们开始过度透支自己的额度用于消费，而贷款的利率则高至每年15%~18%，这也为后世的经济危机和士商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混乱的经济管制之下，幕府本身的民生指导思想也一直在摇摆，将军德川吉宗（松平定信之祖父）时期因为继承了庞大的债务和赤字，实行大体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小农思想，再建财政的方式以类似包税的《定免法》和鼓励开垦为主。而下一个时代直到天明的大饥馑之前则是在荷兰盟友的介绍之下了解了有关柯尔贝尔体系（Colbertism）的相关知识，并且开始试图以柯尔贝尔主义（可以看作重商主义的一个分支）作为指导思想重建幕府的财政，然而灾难的到来终止了这效仿西方经验进程。
将军庶孙：天命究竟在何方？
终于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的视角来到了松平定信身上，饥荒初起之时这位松平定信身为白河藩主，领有陆奥国白河郡（或是写作同音的白川 ’しらがわ’ 郡）岩濑郡、石川郡、伊达郡、信夫郡、越后国的飞地蒲原郡、三岛郡、薙羽郡、鱼沼郡、岩船郡之中的共十一万石领地和其藩厅白河小峰城，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职责的概念我们做一些简单类比：白河藩相当于一支2800~3500人的军队，在当时类比欧洲相当于一个旅，其长官也就相当于一个少将，而其领地大小则不足今天日本的一个县，行政上来说相当于如今日本的市长以上县长未满（类比我国当今则是区长以上市长以下）。我们以周边两个便于定位的城池来做参照看一看白河小峰城在哪。
松平定信的祖父就是以小农和保守政策重振幕府财政而被称为德川家中兴之祖的“米将军”德川吉宗，在序章之二中我们大致讲述了他的经济和民生政策。而松平定信出身于他祖父所设立的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德川家，是当主德川宗武的第七个儿子，小名贤丸。贤丸在幼少期因为出众的才智有望成为田安德川家的继承人甚至进一步被德川宗家期待日后继承将军之位。然而命运的道路并没有走的和他的将军祖父一样熬到了排在顺位之前的继承人挨个死亡，而是走上了庶子的普通道路：成为了分家的养子。他在十五岁时（安永三年，1774年）他的才气被久松松平家当主、白河藩主：松平定邦相中，迎为其养子和白河藩主的继承人。
虽说松平定邦引德川宗家之子为自己养子此举大有提高自己政治影响力的目的，但当时贤丸的风评极佳也是另一面。同年阴历九月初，已经成为养子的贤丸此时依然住在江户，即便在田安德川家因为当主：贤丸之兄长德川治察病死而曾经请求过让贤丸回家继承，定邦也十分强硬，没有将贤丸还给田安德川家。
为了避免田安德川家坚持要人，定邦决定将贤丸接到白河，根据上文的地图，我们知道白河藩的领地处于日本的东北地区，而从1770年代开始这一地区的农业就已经受到了小冰河期的气候变冷的影响。尚在少年时候的贤丸离开了父家所在的车水马龙的江户城和水土丰沃的武藏野，沿着日光街道和奥州街道来到了北方苦寒之地，此时的他心中也许没有想到，他这一生都要奉献给与这即将到来的凛冬的缠斗。
少年贤丸所处的时代，掌握幕府政治的是远江相良藩主、老中：田沼意次，我们在序章二中讲到了幕府试图效仿柯尔贝尔体系，而推行者正是此人。田沼意次与上一个时代德川吉宗推行的小农思想和保守主义不同，他以西方新思潮为指导，试图通过激进的投资殖民（虾夷开拓）、以特产品收益为标的发行股票、由幕府组织专卖的外贸等等措施重振财政。田沼推行的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在这个几乎只有农业的日本开辟和提高可供用于出口的贸易品的产量成为出超国家，从他认为的国际市场的零和游戏中获得更多的通货。然而在即将到来的严冬之前，将大量人力从农业中抽离、不重视粮食产量的政策，在马后炮的视角看来无异于一场豪赌，而这场赌博的结局即将到来。
之所以田沼意次把持幕政的年代就是日本对于虾夷殖民开拓最为积极的时代的原因并非单纯的提高贸易品，同时因为在宝历九年（1759年），松前藩士凑觉之进在调查虾夷人南逃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更北方还有一种“赤虾夷”出没，这些赤虾夷猎取毛皮并且对当地居民课以重税还伴随着强大武力的镇压，觉之进将此事报告给松前藩以及幕府，日本最初按照出没地点把这些赤虾夷的国家叫做加摸西葛杜加国（也就是勘察加半岛，俄音Камча́тка）。而这个“赤虾夷”指的就是俄罗斯人，所以从那时起幕府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实质上卷入了同俄罗斯的殖民竞争，这一场竞赛至今未有双方都认可的结果，遗留下来了诸如库页岛、北方四岛之类的问题。而当时的和歌山藩士工藤平助曾经上书建言田沼意次进行积极的殖民和海军扩张，这次上书被出版为《加摸西葛杜加国风说考》，成为了日本海防书籍的开山之作。
于是就在1773年（安永二年），俄罗斯的一位实业主：帕维尔·塞尔吉之子·雷贝多夫-拉斯托契金（Павел Сергеевич Лебедев-Ласточкин）在自己远东的渔业活动中敏锐的感觉到了远方还有可以获取更巨额利益的机会。于是他用自己的私产以及其他贵族和商人那里得来的赞助购买并且装备了等外帆舰尼古拉斯号（Николай），并且因此行为受到了首相和勘察加当地指挥官的认可，成为了俄罗斯的一名海军上尉。他前往日本冒险在1775年成行，然而首次航行尼古拉斯号就在鄂霍次克海倾覆。为了继续自己的冒险计划，拉斯托契金说服了拥有库里尔列岛（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贸易独占权的商人格里戈里·伊凡之子·谢里科夫（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Шелихов），让他跟随他前往库里尔列岛的一支40人的殖民队中继续他的日本冒险，然而这一次他们在乌鲁普岛（Уру́п，日称得抚岛）附近遇到了台风，前来救援的娜塔莉娅号（Наталия）也一同蒙难。两次失败的拉斯托契金仍不放弃，他经过三年时间为第三次冒险准备了多艘备用船只，但舰队的信息缺乏记录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1778年拉斯托契金的舰队成功航行至了库纳施尔岛（Остров Кунашир，日称国后岛），并且在此地由虾夷人向导带领至厚岸与松前藩展开了内容不详的谈判，但是最终不愿意惹麻烦的松前藩既表示贸易的问题只能在长崎谈也不会为他领航至长崎，而此时的帕维尔·雷贝多夫-拉斯托契金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继续冒险旅程也已经不得而知（但可能就是因为欠下了太多债务，已经无力再负担自己的冒险）。此后他辗转回到圣彼得堡报告了此次行程的细节，虽然这次行动使得他个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但还是受到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给予的高度认可，认为这次失败的行动为往后在日本的活动开了个头。
保全一隅：大饥荒之中的乱世能臣？
成为养子的第九年，成长为意气风发青年的他除了热爱文学和绘画之外也充分了解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但就在这年（天明三年，1783年）秋收时节，岩木山已经持续蒸汽喷发七个月之后又过了一个月；阴历七月八日，浅间山发出阵阵惊天巨响：立时间整个日本的天空都被火山灰笼罩，浅间山北麓成了一片火海，炽热的岩浆沿着利根川和江户川肆意横流，沿岸全是窒息灾民的尸体，就在这一天有记录的死难者就有1624名，火山爆发的火山岩遗迹的一部分成为了序章一中写到的鬼押出熔岩；空中漂浮的火山灰迟迟不肯散去，而流出的岩浆和散落的火山灰毁坏了大片大片的农田（根据当代的调查和计算，这一次喷发的总量有4.5×108立方米）。正值秋收时节爆发的大灾难使得这一年日本的农业收成不足前一年的三成，这其中的重灾区之一，就是白河藩在陆奥国的领地。成为养子的第九年，成长为意气风发青年的他除了热爱文学和绘画之外也充分了解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但就在这年（天明三年，1783年）秋收时节，岩木山已经持续蒸汽喷发七个月之后又过了一个月；阴历七月八日，浅间山发出阵阵惊天巨响：立时间整个日本的天空都被火山灰笼罩，浅间山北麓成了一片火海，炽热的岩浆沿着利根川和江户川肆意横流，沿岸全是窒息灾民的尸体，就在这一天有记录的死难者就有1624名，火山爆发的火山岩遗迹的一部分成为了序章一中写到的鬼押出熔岩；空中漂浮的火山灰迟迟不肯散去，而流出的岩浆和散落的火山灰毁坏了大片大片的农田（根据当代的调查和计算，这一次喷发的总量有4.5×108立方米）。正值秋收时节爆发的大灾难使得这一年日本的农业收成不足前一年的三成，这其中的重灾区之一，就是白河藩在陆奥国的领地。
同时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个插曲，在定信祖父德川吉宗出身的纪州藩所雇佣的一艘运米船神昌丸与她的船长大黑屋幸太夫同水手矶吉、小市、新藏等一行十六人加上大黑屋船长的猫本应该平安无事的行驶在伊势—江户的航线上，他们于正月的时候从伊势国的白子之浦出发，没想到在骏州之冲附近遭遇了风暴，这一漂流就是七个月，直至漂到了浅间山爆发的那一天海没有靠岸，而他们的命运我们下文再讲。
就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年迈（时年55岁）的老狐狸松平定邦决定隐居，将这个烂摊子丢给养子定信，大概他最初的打算只是将今年因为喂不饱家臣和领民所将要受到的非议和责难甚至是面临动乱可能有的生命危险都推给自己的养子，然而定信似乎却不是那么轻易就向现实投降的人。
定信首先想到了以以祖父德川吉宗的保守政策作为最初的应对措施，他带头并且要求家臣和领民施行“检约”，包括减少饮食、娱乐活动和其他商业生产等等，简而言之进入了非常严苛的配给制社会，同时将仅有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到农业的重建中去。但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走遍此地河山的定信发现了一种耐寒的粮食作物：白河荞麦（就是指的普通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普通荞麦原产西亚，在弥生时代的遗迹中曾经发现过它的花粉，大概十三世纪开始才再次在日本有文字记录，十六世纪末才开始小范围的进入到食谱之中。定信发现这种野生的、当时并不算流行食物的作物即便在严寒的凶作之年依然保持了收成。定信除开察觉到这会是度过灾难的救命稻草之外更出于一个儒生的心态感于这种植物傲寒君子的精神，他果断决定将严重歉收的地区改种这种耐寒的植物。
在受灾的第二年（天明四年，1784年），白河藩在陆奥的领地的十七个村出现了更严重的歉收，定信至少还需要一万俵的粮食来让陆奥国的领民都能吃到最低配给。他从受火山灰覆盖较少，粮食收益相对更多的越后国飞地调运了四千俵配给制之外的余量，随后用存款向临近的会津藩购买了六千俵，眼看即将成功度过第二年的节骨眼上，行政面却出了问题：伊达郡和信夫郡的代官严酷的收取年贡，毕竟在他们的眼里如果一个村可以豁免，所有村都会来请求豁免，如果此时不能集中征调粮食施行配给制必将有大量灾民饿死，是以此例不可开。代官最初施行水田稍微减少年贡而旱田每一两金的收入就要上贡十二俵米，而这个年贡其实已经和米价暴涨时的市场价持平了，也就是说税率达到了100%，这使得耕种旱田的村民怒气高涨到爆发一揆的边缘，定信下令逮捕了为首的反抗者将其幽闭在家中并且与其进行了后续的谈判，最终以再次轻微减少年贡为条件安抚了暴怒的村民们，而这一年，田沼政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动摇：田沼意次的嫡子田沼意知在江户城内遭到了保守派政敌的暗杀。
直至受灾的第四年（天明六年，1786年），定信通过规（逼）劝（迫）豪商豪农捐助、从江户、大阪等市场购买粮食等手段维持配给。世间已经在传言白河藩四年间未有饿死一人，这在当时人眼中几乎是神迹，如今后人也认为是有宣传、镇压、官吏瞒报以及身为德川宗家子孙从幕府直接接受了援助才能有财力持续的购买粮食等等因素存在，并且定信购买粮食的行为也遭受了“只是让它藩的人代替自己藩的人去饿死了而已”的质疑。而就在这一年底，柯尔贝尔的信徒田沼意次依然无力扭转饥荒的严重受灾情况，信用和威望都已一落千丈，雪上加霜的是他的靠山：将军德川家治也在这一年的阴历八月二十五日死去，至此田沼政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田沼意次也在两天后辞任老中就此下野。
田沼意次在下野之后就立刻受到了世间的追加恶评，然而也不能掩盖他确实整个东亚最早在经济上进行类似“洋务运动”的先驱，从当代人的视角来看，他首先遇到了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在受灾之后又不肯全面更改自己的民生方针来应对灾难，他大概是一个受到了西方发达商业成果感召并且建立了坚定的经济信仰的改革者，但他终究并没有完全理解柯尔贝尔主义和日本缺乏贸易品的现实是冲突的，日本与坐拥广褒殖民地产品且海外投资已见收益的法兰西王国不同。这让他显得并不适合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和场景。而再往后的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则因为他的“洋务”而对他有更多正面的评价。
善恶难评：救灾政策从地方到中央
田沼政权失势之后，新继任的将军德川家齐此时年仅十三岁却不乏政治手腕，在前代的统治失信于民的情况下，他急需一个德川宗家出身、有威望却也不能威胁自己将军之位的亲戚来协助稳固自己的统治或是代为承担自己不治的罪责。而御三卿出身、因为在灾难中盛传藩领之内无一人饿死（世间也有为了贬低田沼而刻意抬高他的成分）、已是末流分家当主的松平信定恰巧成为了最为合适的人选。
而若是除开水户藩主（有不需参勤交代、随时上殿参政、甚至在必要时刻代理将军等诸多政治特权）之外，以一介大名的身份上殿参政，立场终究还只是地方小吏。将军家齐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身边长期有力支持自己成长至羽翼丰满的人，而老中（相当于今日的常委或是议员）职最为合适。然而以祖宗之法来说，作为德川宗家支配天下而对等让渡给自己家臣的权力，老中职只能在谱代大名中选出而亲藩大名却不可以担任。松平定信虽然作为久松松平家当主是谱代大名的身份，却也因为出身御三卿的亲藩而遭到了政敌的反对。于是经过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疏通，最终走过御三家推选，幕臣和议，将军首肯等等形式主义流程共长达半年有余之后，游戏预告片开头的剧情发生了：时值天明七年（1787年），松平定信走马上任为老中首座（相当于今天的主席或是议长），威风堂堂的回到了自己幼少时期成长的江户城。然而在这表象之下，他接手的幕府赤字深不见底、灾民四处流难；可以说是满满一盆烫手的山芋了。
除开惯例先在幕政之中肃清排除了上一代田沼政权的支持者之外，定信上任之后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比起盲目的试图增发或是依靠关税填补财政赤字、大力镇压一揆这种表面政策来说，他明白首先以及根本要做的就是让国民不至于饿死。他首先延续了自己在白河藩救灾时以及自己祖父德川吉宗所提倡的“俭约”政策，同样的打压娱乐和商业活动，试图将有限的人力和其他资源都投入到恢复农业生产上来。他也如同在白河藩所作的一样，在全国都推广配给制度，在粮食中掺入许多以往并不用来食用的杂粮和其他成分。并且同时开始推广家乡的作物：耐寒的白河荞麦。也正是这一次灾难之下的推广使得如今的荞麦已经成了日本饮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白河荞麦更是日本荞麦中的名产，如今依旧寒冷的北海道也就成了荞麦的主要产地。今天生活富足的当代人在用小茶碗吃荞麦的时候也可以大致感受一下，这一小杯荞麦可就是当年灾民一顿饭的分量了。上任初期的松平定信依旧是一个和其祖父一样的小农思想的践行者。而且从其“拨乱而反正，赏善而罚恶”的自勉之词可以看出，当时的他也依旧是一个抱有天真价值观且精力充沛跃跃欲试的青涩而传统的儒者式官僚。经过定信的前期政策，于天命年间在民间发源的“狂歌”中就开始流传“白河清水流世间，刷洗田中污沼泥”这样的唱词，以白河的清水来指代松平定信，而田沼意次的苗字被拆开比作污泥。可见当时民众一时间对于他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进入了幕府权力中心的定信也通过盟友：荷兰共和国，以及盟友的近邻：法兰西王国更多的接触到了国际上最新的知识、流传来的最新的理念，就在这一时期前不久法兰西所出现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思想吸引了这位年轻的东方古旧国家掌舵人的注意。他开始意识到小农思想的不足以及其祖父的时代起敌视工商阶级，认为是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之“恶”才导致经济失败，士农阶层勤于耕读则是“善”的淳朴观念是不太对劲的；进而没有更加的去打压工商阶层，而是开始懵懂的鼓励放任自由的农业与贸易，这种从定信开始接触和探索实践的重农主义思潮会一直持续到天保以及明治时代，指导后世的“殖产兴业”活动。
定信在文艺上的政策较之自己的祖父德川吉宗而言更加封闭：禁止有花纹的衣服、首饰、奢侈品，禁止各类通俗演艺和文学并且抓捕艺人（这其中还包括了赞颂他的狂歌者），同时还禁止小说为主的各类出版物在民间的流传，借阅闲书都成了犯罪。定信本意试图让人们的生活重心远离以往的繁荣，接受灾难和萧条的现实，投入到农业的重建中去。然而他忽视了除了物质上的食粮需要保证以外，灾难中的人们仍旧是需要内心的希望的，而这一点毫无疑问的会被当时的人，以及当代人的观点中都被认为是恶政。
此时我们再度关注一下因为船难而在海上漂流的大黑屋船长，定信上任之时的天明七年（1787年），这位大黑屋船长和幸存的矶吉、小市、新藏早已经过长达七个月的漂流来到了阿留申群岛的阿姆奇特卡岛（Amchixtax̂）并且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四年，他在此地生活的四年间不断向前来交易毛皮的俄罗斯人交流并且学会了阿留申语和俄语。这一年，他们依旧坐在海岛的礁石上望着即将前来收揽毛皮的俄罗斯人，与这些衣着光鲜的洋人一年一度的交流这似乎是他们在这个未知角落里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然而船难显然不止发生在自己身上，今年的俄罗斯运输船也在恶劣的天气下不幸触礁搁浅，只剩下巨大的残骸被冲上岸，颓然横在了大黑屋船长的面前。
俄罗斯船员判定船的受损情况太重已经无力回天，也成为了天涯沦落人，岛上的难民们眼看越来越多了。这时候大黑屋作为一个海难和漂流经验丰富的难民以及船长终于发挥了自己在大洋中学到的宝贵心得，他反过来组织起了俄罗斯船员一同将有限的可用木材建成了可以长期漂流的小船，成功的在岛屿之间跳板式的开始了奔向大陆的旅程，而他故事的后续我们下文再继续讲。
时至天明八年（1788年）发生了另一个插曲：后桃园天皇驾崩，其养子兼仁亲王继位为光格天皇，而光格天皇生父典仁亲王仍然在世。根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亲王的地位实际上比摄关家的公卿更低，这对父子就很不高兴了，于是光格天皇就破例封自己生父为太上天皇。然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德川家康制定的法律，弱势且经济上依赖幕府的朝廷只是傀儡，怎能允许他们违反，松平定信为了幕府的威严只得表示反对。意外的是朝廷居然并不示弱反而组织起了公卿和学者展开“群议”，将这件事扩大到了整个世间舆论之中，这就是“尊号一件”的开端。
到了灾难持续第七个年头的宽政元年（1789年）正月，由于序章二中讲到的武士将俸禄转卖交由扎差株仲间代办、同时透支消费的行为持续了数十年。在这样的高额利率之下许多武士的债务实际上已经到了让他们破产的地步，在这一年定信对88个扎差商家进行了债务统计，他们的坏账总额超过了118万两黄金之多，这都已经稍微超出了幕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而幕府的赤字也很大，本身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作为消费主力的武士没有办法继续为市场带去利益那么许多产业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定信颁布了《捐弃令》，消除了武士们在天明四年（1784年）以前所有的贷款账目，并将此后所借贷的款项利率由15%~18%统一改成6%，这一下扎差株仲间自然是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捐弃令》颁布之后大量的扎差株仲间立刻停止了业务不再向武士们提供贷款，立时间日本的整个市场停摆。同时在这一年底，火付盗贼改役（相当于今日的警察厅长官）长谷川宣以向松平定信建言，希望建立一个将轻罪者转化为重建城市的劳动力的设施。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松平定信于次年（宽政二年，1790年）阴历二月在江户的石川岛设置了“加役方人足寄场”，是一个旨在将轻罪犯人和流离失所之人收容并且提供木工和建筑技能教育的场所，并且由提出此建议的长谷川宣以负责。
时间到了《捐弃令》颁布的第二年（宽政二年，1790年）底，年关之际，武士们又需要钱来过日子了，而停摆的扎差株仲间们终于在此时在幕府的威逼下重新营业，年后的宽政五年阴历四月，由于重开业务之后持续巨额亏损进而导致株价（股价）的暴跌，在这一月内就有17家扎差株仲间宣布破产。而这一举措的失败导致最初对《捐弃令》感激涕零的武士们也开始反思并且对这一政策爆发了不满，但松平定信和幕府终究没有财力来取消这一政令，只得吞下泡沫破裂的苦果。
在颁布《捐弃令》之后意识到失败的松平定信需要尽可能的让市场恢复活跃（结合此前说到他受到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个自由繁荣的市场是他所向往的），为此他开始试图减少商家们的经营成本。经过两年的调查，他终于在这一年得到了每年的地租和房租大约54.7万两金，“町入用”总额约为15.5万两金（町入用类似于物业、行政管理等一系列成本），这些费用相当于幕府年支出的一半，对于商家来说是不小的成本。此后定信算了一笔账，如果精简消防、司法和祭祀活动的经费可以省下来每年3.7万两之多。
在这艰苦的宽政三年（1791年），松平定信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儿子，9月2日和侧室中川氏的第一个儿子出生，由于此时正室隼姬（定信的原配室松平定邦的女儿，她在此前病死，继室隼姬是大洲藩主加藤泰武的女儿）也有孕在身且快要生产了，定信给这位虽然是兄长的庶子取名为次郎丸。数日后的9月13日定信和正室隼姬的儿子也顺利出生了，定信给他取名为太郎丸，这很能反应松平定信受到的儒学嫡庶有序的影响，毕竟在当时的日本事实上是举贤，是一种选举和指名结合的继承制度，包括松平定信日后会在自己改革中对幕臣的子嗣继承所提出的刚性及格线也能反映这一点，而这样维护嫡出子嗣的情况并不多见。
一年后的宽政四年（1792年）也正是序章一之中我们讲到的日本人口总量的一个低谷期，日本正慢慢地从灾难中愈合。定信终于将这一比节省下来的费用交给了由江户町奉行（相当于今天的东京都知事）、勘定奉行（相当于今天的财务省长官）以及两替屋（序章二中有介绍）的代表们所合作经营的基金：“七分积金”。这一个基金确实的起到了效用，在未来几年的经营中积累了数十万石米用于救济灾民，直至十九世纪中期还在发挥作用。
学问吟味：因循苟且还是悬崖勒马？
同样在宽政四年（1792年），饥荒的灾情已经不如天明年大喷火时那洋严峻。这时的松平定信仍旧需要压制军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段将精力拿去探索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事务，以及压制尊号一件中世间逐渐萌发的尊王理念。于是定信进一步在思想上采取了非常严酷又略带自我矛盾的控制手段，一方面他自己也受到西方先进理念的感召以及列强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田沼政权应对灾难的失败问题之一也是这及其有限的国力没能拧成一股绳，幕府的资源投入的领域没有重心导致一事无成。
矛盾的另一面在于定信作为老中首座：一个军人政府的掌舵人，对于军事问题自然不可忽视，他与他祖父德川吉宗同样重视鹰猎、演习以及枪炮。松平定信本人就精通四个流派的砲术（其中有一部分脱胎于西方国家的军事操典）。然而对于昂贵的海军建设松平定信显然是不可能在这个大灾害时期给与足够关注的。与定信视角不同的是，在这国际形势纷乱的时代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也同时首先是军人）萌发了强烈的海防意识，不断的著书立说敦促幕府建设海军，其中为首的就是林子平和他的《海国兵谈》，而负责出版并且给此书作序的人正是此前出版和上书《加摸西葛杜加国风说考》的工藤平助，林子平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时刻准备战争的理念，而如今可能遇到的战争则一定会发生在海上，这一点无论是它用来举例的我国历代名将，还是西方从古典到近代的军事思想家都不断提及，这样老生常谈的观念又谁人不知，此时在松平定信眼下如何度过自然灾害期、重振民生才是第一要务。
在诸如此类的学说不断影响官僚（同时也是军人）阶层的环境下，在定信眼里，他需要遏制这些“既然吃不起饭了，何不造大炮，何不买军舰”式的荒唐学说，于是施行了《宽政异学之禁》，主要针对海军学说以及朱子学派之外的其他学派。定信还整顿了幕臣中文武官吏的比例，在他执政的时期整个幕府有四分之一的武士开始担任文职，更多的从事起了行政和民生建设的工作。他登用了作为武士学问者标杆的宽政的三博士，其中古贺精里和柴野栗山共同教育出的古贺侗庵却成为了一个叛逆不羁的海防作家，其著作《海防臆测》就在日后也成为了禁止出版的读物。
此外他试图开始建立一个更加适合农业建设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以朱子学派的注本为考试纲领，建立了一个二级的考试制度：素读吟味和学问吟味。在这个体系中少年期的幕臣需要以朱子学派的四书五经注本为教材，在14岁之前需要进行素读吟味的考试，内容为教材的熟读并背诵，但是并不需解其意。
如果素读吟味的考试合格且年满十四岁之后，直到到十七岁之前，这些童生就有了三次学问吟味的考试机会，学问吟味就相当于殿试中的对答环节了，题目不再限于四书五经，而是扩大到了各类汉学典籍并且每次考试需要有问、论、策三篇，分别考察对于经书之外的汉籍的了解、对古代名句展开议论、幕府就具体事务问政于考生的反应，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留存至今的考题来看一看，当年的日本儒生参加的考试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学问吟味的考试结果除开担任空缺和新设职位的优先度之外，更是让考试的成绩与幕臣对于家业的继承权挂钩，如果连续三次考试落第，或是年满十七岁之后仍未及第则无权继承自家当主之位，这对于每一个无论是嫡子还是养子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情况，同样，排行二三子或更远的幕臣则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更加努力的应对这样的考试。
定信还将汤岛孔庙（圣堂）及其周边的昌平坂地区建立成了用于考试和集中学习的机关昌平坂学问所。有实力的藩也争相效仿，建立了一系列的藩校，由于考试而发达的应试教育产业也使得日本当时私塾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巨大的升学压力压在了所有武士的身上，一部分武士为了切身利益（继承权和职位）变身弱质儒生；在往后的年代，武士阶层的武艺和兵法开始逐渐衰落。至此包括学问吟味在内加上此前的民生政策的大变化，就被人称作宽政的改革了。
宽政的改革中，《捐弃令》的失败以及文艺、思想上的压制，使得民间也开始丧失了对松平定信原有的支持，此前赞颂定信的狂歌发展出了贬低他的下一段：“白河至清鱼不住，还恋泥田浊沼潭”，此时的民众甚至开始想念田沼意次执政的时代。此外还有一部分军人意识浓厚的人心中，这样朱子学中心的科考举士与武士的天然职责是相冲突的，这些高级武士出身的军人知识分子往往有稳定的俸禄、不事耕作更不知市井人情，一心钻研军事。除此之外他们之中更有一些人在儒学派别上倾向于古学和阳明学派，这也和朱子学派相冲突。在他们（不乏吟味及第者或是补习班的老师）的眼里，松平定信自然成了压制思想进步的恶人。
西风轻拂：盟友衰落与殖民竞赛
事实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自然灾害时期依旧迫切的希望幕府建设海军呢？这也绝非军人的何不食肉糜式思维，而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初次接触到到了加尔文主义者（这些荷兰人宗教上认为谁会得救早已选定，于是并不积极传教也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有一种无所谓式的观察和友好态度，正因如此他们才得到了幕府的好感甚至进一步成为了盟友）以外的西方列强的知识。
就在设立科考举士的宽政四年，有两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接近了自己的祖国，正是此前在骏州之冲遇到风暴失事的大黑屋幸太夫一行。原来，他造好漂流船一路沿着岛屿链跳板式的登陆了勘察加半岛、随着俄罗斯船员们一路走到了雅库茨克，终于至此他遇到了在此开辟运河的探险队以及博物学家：基里尔·古斯塔夫之子·拉克斯曼（Кири́лл Гу́ставович Ла́ксман）。此人师从曾在长崎进行研究的“出岛的三学者”之一的荷兰植物学家：卡尔·彼得·桑贝尔（Carl Peter Thunberg），并且因此对日本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他遇到了大黑屋一行之后一边借此收集日本的情报，一边努力试图促成和日本的进一步接触。
淳朴的大黑屋船长一行向基里尔·拉克斯曼提供了大量有关日本地理、军政的信息，细致到了在地图上提供了日本的防务布置（在经历了近二百年和平日本平民眼里，城廓的所在和强度都只是“观光知识”，对于俄罗斯来说则意义大不相同）。拉克斯曼非常敏感的意识到正处在向远东开拓时期的俄罗斯帝国，需要与曾经有意开拓虾夷（今日的北海道中北部），并且一旦有了余力就将继续开拓的幕府的关系微妙，而自己眼前这个可以流畅交谈，并且带来大量信息的日本人正是打开日本的钥匙。
基里尔·拉克斯曼积极的传播收集到的有关日本的信息以及自己对于远东开拓竞赛的看法，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疆土一直就颇感兴趣，此前拉斯托契金的探索之后也一直仍对探索日本念念不忘，于是在自己的宫廷接待了这四位日本难民，随后同意指派基里尔·拉克斯曼的次子：陆军中尉亚当·基里尔之子·拉克斯曼（Адам Кириллович Лаксман，我们简称为小拉克斯曼，将其父简称为老拉克斯曼吧）其全权负责前往日本进行探索、交涉以及进一步驻日建立关系的计划；并且命令黑海舰队于1783年下水服役的新锐战舰：60门火炮战列舰叶卡捷琳娜一世号（Екатерина）这样的主力舰执行护送和后续可能产生的任务，以免重蹈拉斯托契金前两次冒险失败的覆辙。
1792年9月13日（宽政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小拉克斯曼和大黑屋幸太夫、矶吉、小市等人终于成行，新藏却决定留在俄罗斯，他们搭乘在地等候的叶卡捷琳娜一世号由鄂霍次克出发向南航行了36天，于10月20日（九月初五）到达了根室锚地并且在此休整，由于当时的根室不属于任何政府的管制，仅能偶尔见到一些虾夷土著人，加之此前失势的田沼政权主张北海道扩张方针已然废止，距离此地最近的日本行政单位代表—松前藩主：松前道广，并不想把这个责任往自己身上背，自然就没有第一时间对这艘陌生的船只靠岸作出反应。小拉克斯曼只得主动出击，他向松前道广发去了书信以及信牌，请求能与这一国家的当权者进行沟通。松前道广似乎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百年未有之难局，一面立即将书信快马加鞭送往江户城，一面选择在接到书信的第二天（1792年10月28日）宣布隐居，将松前藩主之职丢给了他的长子松前章广。结合我们前文讲到浅间山大爆发之后松平定邦立刻隐居传位给松平定信来看，继承人用来背锅在当时的日本可以算是常规操作了。收到信的松平定信读过之后，将这封信深深的压在了累累文书之下，并不打算立刻回复，因为此时的他还在等待着他从这一年春季就在观望的，万里之外进行中的一场战争的结果，这个结果将影响他接下来的抉择。
回到天明七年（1787年），也就是定信走马上任的同一年，幕府的盟友以及在国际社会的窗口和庇护者：荷兰共和国，爆发了爱国党人针对僭主奥兰治—拿骚的威廉五世（Willem V van Oranje-Nassau）的革命，两年之后法国也爆发了大革命，时间继续走到了此时的1792年（宽政四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布建立并且逮捕了前任国王：法兰西的路易十六世（Louis XVI. de France），这一事件极大的刺激了欧陆的所有君主，其中神圣罗马皇帝：哈布斯堡的弗朗茨二世（Franz II. von Habsburg）当即向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宣战，并携自己最强大的座下诸侯们，其中包括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共同领着这支奥地利—普鲁士联军向着巴黎开进，而革命法兰西政府也试图先发制人，悍然举兵挺进奥属尼德兰。而此时内部离心离德的荷兰分为两派，横在两股即将交战的大势力中央，眼看将再难以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了。
残酷的自然灾害和国内军人知识分子的反抗已经让松平定信焦头烂额，在异国叩关的同时等待由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令他更为煎熬，终于到了1793年（宽政五年）6月，联军的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在长崎的荷兰商馆的奥兰治派的商馆长和随员已经流亡至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新上任的商馆长带来了最新的消息和建议。这位新商馆长我们如今只知道他是一个名为依斯贝尔·赫米（Heisbert Rémy）的法裔，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则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可以猜想他大致是对于欧陆的革命抱有天真信仰的一个爱国派，甚至可能是法兰西当局安插的人员。他应当把第一共和国在今年一月处决了路易十六的消息和法军的战果添油加醋的告诉了松平定信，并且如一个法裔爱国派的荷兰人所希望的那样去预言荷兰不久即将成为法兰西的一部分，请幕府一定不要与那些他眼里的邪恶暴君通商。
于是松平定信下令让四个藩出动水军护（监）送（视）叶卡捷琳娜一世号前往长崎并且赐给了小拉克斯曼等同于长崎停泊许可的信牌，他会在那里对小拉克斯曼的请求进行正式的交涉和回复。此时的松平定信并不知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面对的局势在眼下并不乐观，革命政府向荷兰共和国的奥兰治派以及不列颠宣战，同时费尔南多七世、若昂六世宣布加入反法同盟，至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实际上已是腹背受敌。
松平定信于6月20日在荷兰商馆召见了由四藩水军护送靠岸的小拉克斯曼。在此前漫长的等待中，随行的船员小市因为缺乏补给营养不良最终没有挺过去，剩余的两名日本难民被松前章广派人送去了江户，这就发生了本章节开头的一幕的后续，有两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大黑屋幸太夫与矶吉久违的踏上了自己生长土地；小拉克斯曼也似乎终于有了尝试在日本获得更多信息的机会。
松平定信和小拉克斯曼的交涉长达十日之久，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探知其细节，松平定信最终决定拒绝了俄罗斯的一切要求，并且命令四藩的水军护送叶卡捷琳娜一世号航行至函馆补给之后立刻离开日本，小拉克斯曼关于通商和进一步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失败了。我们无从得知松平定信究竟是因为什么理由这样决定的，但是有三点线索可以供我们猜测：首先松平定信深知田沼政策的失败，如今一个破产的幕府和忍饥挨饿的国家无法接受列强可能带来的倾销，尤其在俄罗斯的主要产品是毛皮木材这些日本并没有需求的物产的情况下；其次松平定信作为军人敏锐的感受到了俄罗斯人此举对虾夷地的觊觎，虽然幕府目前没有资源支持殖民，但是松平定信也不打算把这里拱手让人；最后他也不免受到了爱国派荷兰顾问赫米的影响，他必然反复强调了德川家康立下的“祖宗之法”（即《朝廷历世之法》，其中规定日本不得与唐山、朝鲜、琉球、红毛之外的国家通信和贸易，唐山即位日本所称的中国，红毛即为荷兰），或许赫米也说服了松平定信使得他最终坚定的站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这一边并且与欧陆的君主制国家划清界限。小拉克斯曼回国之后将用于进入长崎的信牌也带回了俄罗斯，保存在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里，三年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驾崩，这块信牌也就暂时无人记起，等于是被尘封了起来。
另外，在拉克斯曼到访之后，商人出身的天文学家伊能忠敬向松平定信提出了允许由他来精确测量虾夷的请求，但是当时定信认为这位已经隐居的商人年事已高（时年47岁），并不适合这种在冰川中跋山涉险的工作，便还是派遣了其他幕臣前往测量。
引咎下野：锅那么多，迟早一起背上
松平定信在对俄罗斯表达完自己的态度之后立即意识到了接下来国际形势的复杂，在远东有着大笔投资的英法俄三国的公司（我们已经讲过了VOC对于日本外交可能存在的干涉，另外两个公司下文会依次入场）势必将在此进行贸易资源的争夺，甚至是进行无限制的破交作战；日本处在这个战场的一角似乎是无法独善其身的。而此时的欧洲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Vittorio Amadeo Maria）、乔治三世（George III）两位君主也宣布加入反法同盟，并且和伊比利亚的两位君主、以及被放逐并且丢失了奥兰治亲王领的威廉五世一同组成联军发动了土伦战役，松平定信无法捉摸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上将来的立场，自己此前的决断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俄罗斯成为公开的敌人），于是立即开始将自己此前的政策重心完全扭转，放在了海防上；定信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置军舰，只得动员诸藩整备江户湾和其他重要港口周边整修炮台和驻防陆军，并且为了腾出预算削减了许多开销，其中定信曾经在四年前因为无钱接待拖延过朝鲜通信使来访，本应当推迟到此时的来访又被定信直接拒绝了。同时定信设置了“海岸防御御用挂”、各个港口的“警备役”等等职位，专门用于实现他的有限的海防政策。
上文曾提到的“尊号一件”所代来的争论也持续到了此时，定信终于在舆论上压制住了各路尊王派，决定以增加典仁亲王1000石的年俸作为代偿，正式拒绝光格天皇将其封为太上天皇的意图。然而此时羽翼渐丰的将军德川家齐已经19岁了，他决定以今年（宽政五年，1793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面对俄罗斯和朝鲜的外交）、以及此前《捐弃令》的失败为借口，再加上最后一根稻草来指责松平定信屡屡失态进而逼其下野。于是德川家齐效仿光格天皇，将自己的生父一桥德川家的德川治齐尊称封为“大御所”，这一称呼也就等同于幕府的太上皇，这一下朝廷和尊王派怒不可遏，幕府刚阻止朝廷做同样的事情，自己却反过来知法犯法。此招一出，世间的非议立即淹没了此前力阻朝廷的松平定信。随后松平定信和德川家齐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家齐甚至抽出了一旁小姓的刀准备向着定信砍去，在一旁的平冈赖长赶紧劝和，大声喊到：“将军赐你此刀还不谢恩？”定信随即做出了叩首拜领的姿势，德川家齐也只是一时情绪，自然是顺势将这把刀赐给了定信。
然而两人终究无法继续共事，定信也无法继续呆在江户城，找了个考察炮台防备的理由出差去了，家齐不久之后就要求定信主动请辞。此时的定信自然也早有觉悟，痛快的在这一年的7月23日请辞下野了，宽政的改革也就此落幕。这时定信34岁正值壮年，却已经算得上是饱经风霜。定信下野之后的继任者松平信明是松平定信政策的信仰者和曾经幕政之中的同党，松平信明、户田氏教等定信的同党也因此被称为“宽政的遗老”，这也说明了德川家齐并不是反对松平定信的政策，而是寻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此时的人口已经开始回升，自然灾害的影响已经接近尾声）来巩固自己的威望，而虽然下野但是松平定信的影响力也从未离开过幕政。德川家齐也许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事件持续数年所培养出的与幕府对立式的尊王理念会在日后慢慢发酵，直至终结德川将军家的统治。
定信辞任两个月之后，大黑屋幸太夫和矶吉在江户城接受了将军德川家齐的召见，并且被豁免了死罪（当时日本施行国禁，若是离开自己的藩和国土将被视为擅离职守的逃兵，即便平民也是如此），德川家齐令他们协助幕府的学者来编撰有关西方见闻的书籍，最终成书的有《漂民御览之记》和《北槎闻略》。
除了大黑屋船长一行见闻编撰成的两部书的畅销之外，许多军人学者先后跑去长崎和函馆参观叶卡捷琳娜一世号的雄姿，从上文附有的《环海异闻》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周围的日本小船已经是藩主的御座船（相当于舰队旗舰，也是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船）；这种直接的大小对比无疑让热衷于海防的日本军人知识分子大受震动，而此后鼓吹造炮造舰的海防书籍也就如同雨后春笋，其中上文提到过的古贺侗庵的《海防臆测》中写到：“闻谙厄利亚（拉丁语Anglia，盎格利亚，代指不列颠）千八百八年造军舰千百八艘，其大者至设大砲百二十口，而阖国船夫凡十八万人，其盛可想”，他提到的这艘大砲百二十口的船正是一等战列舰皇家海军喀里多尼亚号（HMS Caledonia），然而事实上1808年恰恰是皇家海军的造舰小年，订单中在建的大量舰船中一共只有六艘新战列舰、三艘新护卫舰下水服役，算上数量不明的等外帆舰也远不可能达到“千百八艘”，并且一等战列舰在实战的验证中被认为并非成功的设计只是过度的笨拙而已。所以文中不免危言耸听言过其实，却很能煽动年轻的武士使他们萌发热衷造舰的意识，这一大舰多炮主义以及日后的变体大舰巨炮主义除开被最终验证是舰船设计上的失败之外，还将日本慢慢的拖上了一条豪赌国运的不归路。松平定信和他未来的继任者松平信明对类似书籍的态度也非常简单：出一部禁一部，而从当代人的眼光看来，他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无巧不成书，就在大黑屋船长归国觐见将军之后不久，同样的宽政五年（1793年）十一月，仙台藩的同样是一艘运米船（若宫丸），同样在（从石卷出发）前往江户的航线上遭遇了风暴；船长津太夫、老板阿部吉郎次、水手善六、仪兵卫、左平、太十郎等一行十六人也成为了海上漂流的难民。幸存的六人经过了长达半年的太平洋漂流，最终同样被冲到了阿留申群岛。这一次他们被冲上了了乌纳拉斯卡岛（Nawan-Alaxsxa），乌纳拉斯卡岛是俄罗斯在阿拉斯加的海军基地，当地的俄罗斯人立刻意识到了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是将他们沿着和大黑屋船长返回大陆的相同路线将他们一路带到了伊尔库茨克，因为留在俄罗斯的新藏和他开办的日语学校就在这里，大家开始了在异乡的生活，善六在此受洗，阿部吉郎次则不久病死了。
远岸回声：大洋漂民和文化露寇
松平定信辞任老中首座之后回到了自己的藩领白河，虽然已经离开了幕府的政治中枢，但仍然是一方诸侯和将军的表亲，影响力犹在。他在自己的领地上一面进行引导难民回乡，鼓励生育等等人口政策，一面继续为了实现自己的有限海防策略：整备炮台和驻屯陆军而积极奔走，这一晃，七年又过去了。曾经向松平定信请求测量虾夷的伊能忠敬终于成行，他的天文学造诣和测量成果得到了世间和幕府的认可，伊能忠敬在这一年（1800年，宽政十二年闰4月19日）带着三名弟子从自家宅邸出发前往虾夷，经过大半年的测量和绘制，在这一年12月29日完成了虾夷的精确地图，此后伊能忠敬一直在为幕府进行各地海岸线的精确测量工作。在这一次测量中，幕府的差役间宫林藏向伊能忠敬学习了测绘的技术，并且在日后私自擅离职守前往未知地域（对于幕府而言的未知）进行了一系列冒险活动。
到了1803年3月7日，新一批的日本漂流难民受到了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帕维尔之子·罗曼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 Романов）的召见，新藏和津太夫带领着队伍从伊尔库茨克出发，5月16日到达了圣彼得堡觐见皇帝，皇帝招待他们乘坐新发明的热气球并且让他们在高空中用望远镜观览圣彼得堡的风景，以此笼络他们希望能够派遣他们参加俄罗斯即将进行的环球航行以及未来对日本交涉的任务，日本的漂民们显然被皇帝的热情打动，表示愿意配合。津太夫船长与仪兵卫、左平、太十郎共四人获准任务结束后回到日本，而善六则被聘为翻译。
这一次环球航行任务的出资人的女婿以及对日本事务的全权负责人尼可莱·彼得之子·雷扎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Резанов）早年曾在军中服役，退役之后结婚继承了岳父经营的至高无上陛下赞助的俄罗斯—美洲公司（Под высочайшим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ая-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简称RAC，日本称其为露米会社），RAC是一个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进行皮毛贸易以及探索、殖民活动的，当时已经由俄罗斯皇室和贵族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并且由其开拓的库里尔列岛（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日本称其为千岛列岛）等领地也属于RAC的资产，这让这个公司与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多少类似，这样也就很好理解雷扎诺夫他的个人利益自然也与俄罗斯在远东和北美的殖民扩张活动是绑定在一起的。在出航之前，亚历山大一世取出了自己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宫中尘封了多年的长崎信牌，交到了雷扎诺夫手中。
这一次环球航行的舰队由德裔俄罗斯海军将领克鲁森施滕的亚当·约翰（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带领，舰队由两艘英制三桅武装商船改装的探险船希望号（Надежда）和涅瓦河号（Нева）组成。舰队于1803年6月16日从圣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得港出发，航行了一年有余途经合恩角、穿过北太平洋来到了勘察加半岛，此时正是1804年（文化元年）7月2日。
此时迫切的想要先去日本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尼可莱·雷扎诺夫与希望能够继续向西航行的亚当·约翰产生了分歧，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作为出资人一方的雷扎诺夫让终于亚当·约翰妥协，于是这一年的8月5日从勘察加半岛再次启航，沿着库里尔列岛南下，绕过八丈岛和萨摩，转了大半圈日本，于9月4日到达了长崎，克鲁森施滕的亚当·约翰在结束环球航行之后的游记中将这一片日本以西大陆以东的封闭海域命名为日本海（Mare Iaponicum）。雷扎诺夫与津太夫一行人先行离队准备进行对日本的外交活动，其中雷扎诺夫手持松平定信此前赐给小拉克斯曼的信牌（有了这个信牌的外国船只才能停泊于长崎）靠岸，一上岸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求见松平定信。
而俄罗斯人并不知道松平定信此时早已下野多年，他们（尤其是根据此前小拉克斯曼向俄罗斯当局传达的信息有限）甚至可能不知道定信并非日本的统治者，只是代为理政的将军座下之一介家臣。于是几经波折之后，恰巧在长崎出差的老中、古河藩主土井利厚开始了和雷扎诺夫谈话，然而这一次的交流以灾难式的破裂而收场：土井利厚只是出差途中停留在长崎，并没有将军在外交事务上的委任，更没有答应雷扎诺夫贸易条款的权力，同时他也一定不会把这个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是以并不愿意给出肯定答复。在俄罗斯国内身为权贵的雷扎诺夫也十分傲慢，言语胁迫若是不肯答应他的条件，下一次再来就要用大炮说话了。土井利厚怎么说也是个武士，更在这一场交涉中代表了日本的幕府，即整个军人阶层，当即反驳：“若是要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可不会比你差！”如此一来，谈判陷入僵局。
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漫长的幕府官僚不断互踢皮球的时段，终于文化元年（1804）年末时候有一位新的长崎奉行准备赴任，他身上则带着幕府最后的答复。此人在第一回（宽政四年，1792年）和第二回（宽政六年，1794年）学问吟味中以甲科笔头（相当于状元）的身份及第，名为远山景晋，正是松平定信的门生。远山景晋在宽政十一年（1799年）开始就长期负责幕府在虾夷地区的事务，在幕府中应当是对于俄罗斯最熟悉的人之一。另外我们可以猜测，既然俄罗斯人点名求见松平定信，身为学生的远山景晋免不了在这半年间要向老师求教对策。
远山景晋在新年时节到达长崎，并且向雷扎诺夫表达了幕府将坚持执行《朝廷历世之法》，在答复结果上也如松平定信此前一般：拒绝俄罗斯一切的要求。雷扎诺夫不肯在付出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轻易接受这个尴尬的失败。所以一直拖到了文化二年（1805年）初，雷扎诺夫的后院起火：RAC在阿拉斯加领地的特林奈特土著（Тлинкиты）针对RAC的游击战已经发展为阿拉斯加众部族反抗俄罗斯的大规模起义，此时的他才不得已于4月再次从长崎起锚前往阿拉斯加以处理自己公司的乱子。在启航之前，他如约于3月10日将津太夫一行四人送还日本，由于四人和此前的大黑屋一行一样打破了国禁，回到祖国首先接受的是拷问而不是欢迎，随后被赦免并协助学者讲他们的游记写入了《环海异闻》一书中。津太夫一行虽然并没有跟随希望号完成既定的环球航行任务，但是因为他们若加上此前遇难的航线和陆路旅程也恰好完成了绕地球一周，所以被认为是第一批完成环球旅行的日本人。
1805年（文化二年）10月，雷扎诺夫终于得以发动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锡特卡攻势（Осада Новоархангельска），彻底的浇灭了阿拉斯加各土著部族的反抗之火。此后俄罗斯的环球航行舰队才回到了正轨，直至1806年（文化三年）8月7日，舰队才一路途经香港、马六甲、好望角等地后返回欧洲，成功的环绕地球一周之后停靠在了航行的起点：喀琅施塔得港。雷扎诺夫虽然没能在日本取得任何实质上的外交进展，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自然不肯放弃可能在日本占到的任何便宜，于是他授意RAC的商船和捕鲸船以两度送还日本难民的俄罗斯人身份之便利，频繁的假装船只失事来让天真的日本人报恩，提供补给和饮食。于是在1806年初，为了不再对频发的此类事件一一作出指示，将军德川家齐颁布了《薪水给与令》，内容大致为会破例允许中国、朝鲜、琉球、荷兰之外的“遇难”的外国船只提供煤炭、淡水和食物之后再监视他们启航离开日本。
然而心高气傲的雷扎诺夫不满足于此，大概是要在离开日本之前为了争一丝意气，实践他此前夸下的“以大炮来谈判”的海口，进一步授意他赞助的探险家尼可莱·亚历山大之子·科沃斯托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Хвосто́в）和俄罗斯海军上尉加百列·伊凡之子·达维多夫（Гаврии́л Ива́нович Давы́дов）分别率领三桅武装商船朱诺号（Юнона）以及单桅纵帆船阿沃斯（Авось）号，先于1806年10月22日（文化三年阴历九月十一日）对松前藩在库页岛（日称桦太）的哨站久春古丹（kus-un-kotan）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抓走了四名人质并且烧毁了当地的房屋、渔网和船只。船只被烧毁的当地人直到来年的阴历四月才得以向松前藩报告自己被袭击的事情，这也使得科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的私掠舰队在1807年6月5日（文化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再次袭击择捉岛（俄称伊图鲁朴岛，Итуруп）时幕府依然没有足够的准备。
这其中发生了一次令双方关系无可调和的误会，1807年6月1日，朱诺号和阿沃斯号组成的舰队为了补给休整前往在乌鲁普岛的俄罗斯殖民地，他们到达后看到的却是一片人去楼空的废墟，科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显然第一反应认为殖民地的居民们应当是被前来复仇的日本人杀掉或是俘虏了，于是跟随线索在虾夷和择捉岛展开了搜救行动。而择捉岛的搜救行动被日本当地的差役侦察到了，自然当作敌情通报，然而最先到达的由关谷茂八郎率领的箱馆奉行所援军发现两艘船的海兵已经再次上岸抓捕了五名俘虏（事实上他们可能只是被用来问话的）、掠夺了补给品并且临走前又放了一把火之后已然回到了船上，无奈之下只得望帆兴叹继续待援。援军从陆路跟随两舰到了纱那村的锚地，此时户田又太夫率领的箱馆奉行所的主力以及轻津（弘前、黑石藩）和南部（盛冈、八户、七户藩）的援军也已前来合流。幕府军在陆地布阵之后俄罗斯的两舰再次派出海兵乘坐着小艇登陆，幕府军经过短暂讨论之后决定派出箱馆奉行所的俄语翻译川口阳介举着白旗前往请求谈判，然而登陆的俄罗斯海兵自然把这支部队与殖民地的毁灭连系在了一起，进而选择了直接开火，川口阳介腹部中弹之后被救走，幕府只得仓促应战。凭借舰炮和精锐的兵力，俄罗斯海兵很快就击溃了幕府的临时拼凑的防卫部队，户田又太夫和关谷茂八决定撤退，撤退途中因为战败而自责的户田又太夫在当晚扎营时自杀。6月6日（阴历五月一日）登陆的俄罗斯海兵持续掠夺了纱那郡的幕府税所及周边，从仓库中掠夺了补给、财物并且俘虏了一名人质之后放火于之后于6月8日（阴历五月三日）离去。在6月10日，舰队才得知乌鲁普岛的殖民者实际上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殖民地前往阿尼瓦岬（мыс анива）。
幕府方面得知此事之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如同前文所说，藩—幕体制事实上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他们的第一天职就是守卫朝廷和百姓。遭到俄罗斯私掠舰队的袭击一事毫无疑问就是幕府的失职。然而手头没有海军的松平信明唯一的选项是只能依照松平定信下野前就提倡的有限防御策略，在纱那郡受到袭击之后立刻从临近的藩抽调三千陆军用于防御斜里和宗谷海峡。随后俄罗斯的私掠舰队前往利尻岛，摧毁了幕府的一处造船厂并且缴获了一批日产的旧式火炮（石火矢）。幕府新抽调的海岸防卫军大多由阴历五月底出发，六月初到达岗位进行营地建设和警备、训练等工作，其中轻津军中因为工作不堪重负、营养不良和寒冷天候等综合因素病死了七十人，称为“轻津藩士殉难事件”。可能是因为补给问题或是人质没有价值，舰队在7月10日（阴历六月六日）释放了一部分俘虏，留下的俘虏中有一人名为中川五郎治，他的命运我们之后再讲。
此时的俄罗斯，因为首次环球航行的成功而大受鼓舞，更加激励了亚历山大一世寻求海外利益的野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在不列颠皇家海军服役并且师从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海军上尉瓦西里·米哈伊尔之子·戈洛夫宁（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ловни́н）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开始指挥由原三桅木材商船改装的等外帆舰狄安娜号（Диана，此舰名也被传承，其后1852年下水的52门火炮型护卫舰是日后签订《日露和亲条约》的那一艘，1899年下水的狄安娜号是帕拉达级的二号舰，此级装甲巡洋舰都参加了日俄战争，同年下水的帕拉达号被日军俘获后改名为轻津号，而三号舰1900年下水的阿芙乐尔号就是放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那一艘），并于7月25日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开始了俄罗斯的一次以地理测绘为主要任务的长期环球考察。
1807年8月，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俄罗斯的海军部都收到了举报雷扎诺夫所指示未获授权的私掠行为的电报，这样的僭越举动已经超出了皇帝委任给他的外交事务的范畴，几乎等于对一个国家不宣而战（当时的俄罗斯人认为将军是国王，而藩主们则是亲王和大公，至少没有把日本当作阿拉斯加的蛮族部落来等同对待）。而且不久前俄罗斯刚刚在第四次反法同盟遭遇惨败，刚刚与法国签订了合约（这也就捆绑了法国的保护国荷兰王国以及荷兰王国势力范围内的日本），这次行动如果被法国知道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震怒的皇帝一时间却也无法对完成环球航行的功臣以及自己重要财产的经理人做太多处分，只是勒令这一支私掠舰队立刻停火返航。同时由于日本尚不处在由条约构建的“文明世界”的范畴里，并且在远东的殖民竞争也是事实，最后也既没有正式的宣战布告，弱小的日本又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反抗。于是皇帝决定不进行正式的和谈，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科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的私掠舰队在收到命令之后返航至阿拉斯加，幕府自然没有船可以用于追击，连遣使抗议都无门，于是只得在国内施行了《露西亚船打拂令》，大致为优先攻击进入视野的一切俄罗斯船只和格杀一切登陆的俄罗斯人。于是这件事实质上也就不了了之，俄罗斯并没有立刻付出任何直接的代价。
暴风外沿：法厄同号事件始末
我们先将时间回溯至1797年（宽政九年），前文我们提到过荷兰共和国爱国派所放逐的僭主奥兰治—拿骚的威廉五世，不甘心的他开始在不列颠的协助下试图从VOC的管制下强行接手荷兰共和国在远东的资产，除了爱国派雇员们仍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如今的雅加达）和长崎的出岛死守之外，其余殖民地全都被收入了威廉五世的囊中，成为了奥兰治—拿骚王朝的私产。而顽强抵抗的爱国派VOC此时因为大量资产被侵占，缺乏足够的船只来维持自己的活动，他们就把眼光投向了偏居北美洲东岸的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此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羸弱小邦，从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就接受了大量法荷的援助自然也就相互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和交流。流亡的VOC于是与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美国商船和捕鲸船可以挂上荷兰的旗帜进入长崎进行对日本的贸易，而荷兰也能搭乘和租借这些美国船只在远东进行自己的活动。于是能与日本进行小规模贸易的国家除了中国、朝鲜、琉球、荷兰之外又多了一个伪装之下的美国，这也造成了身在长崎的日本人久而久之也就开始对红毛人之外的另一种说着英语的洋人习以为常，这会在日后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文化三年（1806年）底，在俄罗斯私掠舰队袭击之前，时任荷兰商馆顾问亨德里克·杜夫（Hendrik Doeff）曾经给日本带来了警示：荷兰一步步由傀儡政权巴达维亚共和国、巴达维亚联邦、沦落为了如今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所统治的荷兰王国。而拿破仑更是利用荷兰的资源作为自己的棋子来对抗反法同盟。亨德里克·杜夫提醒幕府，不列颠的私掠船正在荷属东印度进行破交作战，而日本在未来也有可能受到波及。
回到俄罗斯的私掠舰队离开日本返回阿拉斯加后的一年的1808年（文化五年）7月，隶属可敬的东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EIC）的不列颠海军上校弗利特伍德·佩罗（Fleetwood Pellew）登上了自己临时接管的38门火炮六等护卫舰皇家海军法厄同号（HMS Phaëton，此时的法厄同号已在暮年，是一艘服役了二十余年俘虏了四十余艘法国船只的功勋舰，但因为性能不再优越而被调往东印度），这位海军世家出身的精英子弟两年内屡遭右迁，正处在事业的低谷期，又刚刚交出了此前的座舰皇家海军康沃利斯号（HMS Cornwallis，这条船是1805年才下水的新锐战列舰，这个舰名日后被继承，下一代于1813年下水的康沃利斯号正是用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那一艘）的指挥权，他急需要用一些成功的行动来挽救自己的仕途。经过一番计划之后，弗利特伍德·佩罗上校从马德拉斯（Madras，如今的钦奈Chennai）的基地出发，向着东方驶去。
10月4日（阴历八月十五日），正值长崎的中国、朝鲜、日本人正在准备着各式观赏“中秋之名月”的活动之际，有一艘挂着荷兰旗帜却用英语对答的船只靠近了出岛，虽然预定的航程表里查无此船，但是荷兰商馆顾问亨德里克·杜夫以及时任长崎奉行松平康英（松平图书头康英，并非后世的松平石见守康英，两人同名）只是当作一条计划之外的荷兰所租借的美国商船来应对，并由荷兰商馆的雇员德克·霍泽曼（Dirk Gozeman）和赫里特·舒密尔（Gerrit Schimmel）带领长崎奉行所的差役前往处理。没想到两名荷兰雇员这一去就被船只派出的小艇上埋伏着的皇家陆战队绑架，而这艘船正是经过伪装的皇家海军法厄同号。绑架了两人的法厄同号褪去了伪装，升起了皇家海军和EIC的旗帜，弗利特伍德·佩罗上校向长崎奉行所的差役提出了由自己派遣武装小艇来搜查港内由幕府包庇的荷兰船只的要求。
剩余的长崎奉行所差役落荒而逃急报敌情，松平康英和杜夫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此前的担忧的英法俄三国的公司（即法属保护国荷兰的VOC，俄罗斯的RAC，不列颠的EIC）在远东乱战并先后波及日本一事成为了现实。两人和议之后决定先以被俘的荷兰雇员生命为重，以书信回复了佩罗上校，写到若是先释放人质其他一切好说，佩罗上校眼看幕府只是想拖延时间就索性回信要求幕府先提供补给，于是松平康英只提供了足够一天份的粗劣食物和淡水给英军。暂时稳住了佩罗上校的松平康英赶紧找到了担任长崎警备役的佐贺藩主锅岛齐直以及福冈藩主黑田齐清让他们各率本队从两面夹击火攻法厄同号。根据松平定信此前主张的有限海防路线以及具体的防御方案，原本两藩应当各在长崎驻屯千人的陆军和五艘水军船只，然而在自然灾害过去不久的年代里大家还是处于揭不开锅的状态，佐贺藩主锅岛齐直就因为经济拮据，一直只象征性的驻扎了一百人的兵力在长崎，如今战前无人才露陷，这样一来松平康英的作战计划泡汤，陆军的炮火火力不足，又没有军舰，这样的阿情况下幕府和荷兰商馆此时连对峙的本钱都没有，只得委曲求全，松平康英一面急忙向九州岛的诸侯们发出了援军的要请，一面安排了长崎商馆的杜夫一行藏在长崎奉行所内进行避难，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
于是10月4日（阴历八月十六日），经过讨价还价的松平康英答应了佩罗上校以先释放德克·霍泽曼为条件，进入港内武装搜查的要求。佩罗上校经过一番搜查除了财物之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避难的杜夫已经将航线时刻等重要文件移往长崎奉行所内，此时的他意识到幕府有意藏匿荷兰人的情况下自己很难短时间达成更多效果，如果再拖下去等到援军到达自己也可能难以全身而退，于是威胁幕府提供新鲜蔬菜肉类等质量更佳的补给，如若不从则放火烧了长崎和港内的船只。松平康英虽然送上了猪肉牛肉和各色蔬菜，但仍旧只提供了一日的分量，希望能够继续拖延到援军抵达。佩罗上校在东印度征战多年也算是经验丰富了，岂能不知道松平康英的算盘，眼见这次行动的成果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丰硕，但还是在当晚释放了剩余的一名人质赫里特·舒密尔之后开始整理补给和战利品以备随时出航。
10月5日凌晨，大村藩主大村纯昌的援军率先抵达长崎，松平康英手上终于有了足够的棋子，于是连忙召开军议，决定执行此前的火攻计划。此时早有准备又从瞭望中得知了这个动向的佩罗上校下令法厄同号立即扬帆起锚，在海面上留下了一叶孤影；随着太阳升起，各藩的援军陆续到来，到了这一天傍晚，援军总共集结了八千陆军和四十条水军战船。松平康英身边围着前来救援却扑空了的诸侯大军，望着法厄同号渐渐的消失在海平面上，一时间万般羞愤，在当晚遣散诸侯援军之后切腹自尽。而违反海防政策使得长崎防备空虚的佐贺藩主锅岛齐直则被幕府处罚：被幽禁在自己佐贺城中的牢笼内不得外出。
这一次事件使得日本对于海防变得非常慎重，除了原港口周边的大名之外，即便交通不方便的大名也要按照松平定信此前定下的防御纲领，开始担任驻扎陆军守卫主要港口的职责，这成了参勤交代之后另一个压在诸侯身上的重担，庞大的开支在未来的时间内使各藩的财政情况继续恶化。
幻之国境：面对列强的第一次屈从
经过一年的航行，前文说到从喀琅施塔得出发进行地理测绘行动的瓦西里·戈洛夫宁和他的座舰狄安娜号一路向西南前往特里斯坦-达库尼亚（Tristan da Cunha）、再向东绕经好望角后于1808年5月3日停靠在西蒙斯敦（Simon's Town）港想要进行补给，然而当时不列颠海军中将阿尔伯马尔·伯蒂（Albemarle Bertie）的舰队也在港内，在海上航行了数月的戈洛夫宁并不知道此时俄罗斯的外交立场已经发生了大转变，第四次反法同盟中败给法兰西之后，俄罗斯在戈洛夫宁出航之后不久在原先的和平条约之后又加入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计划”，即俄罗斯海军需要协助法兰西进行对不列颠本土的封锁行动。这时候在伯蒂和他的舰队眼里这艘送上门来的俄罗斯军舰自然看作是敌人。戈洛夫宁也傻了眼，启航之前的盟友现在把炮口对准了自己，当时只觉得这一切只是个误会，武力上有绝对优势的伯蒂俘虏了无意抵抗的戈洛夫宁和他的狄安娜号并且向伦敦的海军部发出了电报，等待上峰对于这个俘虏的进一步指示。经过一年多的囚禁之后，戈洛夫宁意识到这个指示可能等不到了，再也没有耐心的他和狄安娜号的乘员们计划了逃脱方案。终于在1809年5月28日一个大雾弥漫又吹着阵阵西风的夜晚成功夺回了狄安娜号并且借着风势一直向东逃脱。当不列颠人发现并且一路追击，狄安娜号逃到澳大利亚以南才丢失在不列颠人的视野中，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转而向北航行，抵达了勘察加半岛的安全海域内。
说回前文中向伊能忠敬学习了测绘并且前往未知领域进行冒险的间宫林藏，他于文化六年（1809年）6月回到了松前奉行所报告自己冒险的成果，也因为成果丰硕而被免于打破国禁和擅离职守的死罪。间宫林藏确认了库页岛是一个岛屿而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并且抵达了黑龙江，这为日后幕府以及之后的新政府在的黑龙江频繁冒险和开拓活动开了个头，间宫林藏回国之后经他口述由人绘制了《东鞑地方纪行》、《北夷分界余话》等资料并且绘制了大量地图。受个人的地理、汉学等知识所限，或是个人意识的偏见，他并不了解或是认可当时的黑龙江是整个文明世界条约体系（尼布楚条约）下大清国的领土，而称当地的行政机构为“满洲假府”，这个观念在后世被放大，成为了探索活动在未来逐渐升级直至发展成了侵占满洲的拙劣借口。
这时的戈洛夫宁也受领了测绘库里尔列岛的新任务。于是戈洛夫宁再次让狄安娜号从鄂霍次克启航向南驶去，测绘的任务原本一帆风顺，而且此前的1810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因为失去了重要的毛皮出口市场不列颠导致的国内经济严重下滑而宣布退出了“大陆封锁计划”，如此一来戈洛夫宁在远东的活动也用再担心遭遇不列颠的敌对船只。
然而戈洛夫宁的测绘行动都被松前奉行所看在眼里，在幕府一侧看来，几次三番侵扰边境的俄罗斯人似乎要成为愈演愈烈的大患。将军德川家齐即便心中仍有嫌隙，却不得不认可松平定信此前屡次上书提出的不仅要防护长崎和北海道还要防护江户湾的建议，毕竟若是俄罗斯人若是在幕府的核心领地闹事那可是会令自己威严扫地。家齐认为既然是你提议的，那么这个差事就交给你来做吧，于是白河藩承担起了警护江户湾职责的第一个大名，随着日后各国海军装备的升级，对应的驻防升级也会让许多其他大名陆续加入这个行列。
直到1811年（文化八年）5月，他带着测绘人员登陆了择捉岛，并且在此遇到了松前藩护送虾夷人漂流民的队伍。戈洛夫宁再一次遇到了自己对本国外交立场变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他习惯性的按照以前所知的《薪水给与令》而向石坂武兵卫提出了需要补充煤和淡水的要求，他不知道此时的他因为雷扎诺夫五年前授意的私掠行动已经成了日本的敌人。另一面，遭遇了俄罗斯一行的石坂武兵卫自然知道这是敌人，只是他仅仅带着一支难民队伍，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当他得知对方的洋人并没有警觉之后心生一计：他告诉了戈洛夫宁前往驻地（振别郡会所）的路线，希望自己的本队可以处理这些“来者不善”的外国人。
然而这一行动并没有意义，当时因为风向不利，前往振别郡的航线会有长期持续的逆风。于是返回狄安娜号之后的戈洛夫宁看了看地图决定放弃前往武兵卫告诉他能够得到补给的地方，而是转而前往了当时并未测绘过的根室海峡，计划完成最后一次任务之后绕经那里再返航至鄂霍次克。于是他先将狄安娜号开至库纳施尔岛（国后岛），5月27日，狄安娜号靠近了库纳施尔岛的港口，在此的奈佐濑左卫门率领松前和南部驻屯军一看见狄安娜号悬挂的圣安德烈十字后当即下令炮击。戈洛夫宁见到这个架势以为这些土著人只是很紧张，立刻按照当时对土著沟通的惯例，一面向海面丢弃空桶，一面派出虾夷人翻译送去了书信以示自己此行的目的是需求补给，随后还试图和奈佐濑左卫门谈判，然而濑左卫门仅仅是用整齐的炮口指向他，一面对峙一面继续请求上级的指示。6月3日，全副武装的松前和南部联军邀请戈洛夫宁和随员前去国后阵屋（阵屋大概可以看作比城低一级的军事据点）赴（鸿门）宴，说去了之后边吃边谈，戈洛夫宁竟是欣然答应。从戈洛夫宁两度误判自身立场来看，他确实是一个缺乏欧洲正面战场之外经验的海军武官，他直至此时也没有嗅到任何异样，还认为之前的炮击只是紧张带来的误会。果不其然他这一去，联军要求以前来赴宴的队伍作为人质才肯交换补给，戈洛夫宁觉得岂有此理，自是不从，于是同随员共八人（包括领航员和翻译）试图逃脱但当然也跑不出去，就成了日方的俘虏。
狄安娜号的大副彼得·伊凡之子·利科尔德（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Рикорд）从留英时代就和戈洛夫宁是搭档，见到好友迟迟不归，心中不免有了几种准备。他远比参谋或是学者式的戈洛夫宁更加敏锐（这也是为什么日后的利科尔德成为了舰队指挥官而戈洛夫宁离开一线成为了海军学院的院长）他试探性的和联军阵地展开了炮战之后评估了松前-南部联军的火力意识到自己这艘船没有明显的优势，同时也怕威胁到人质安全，决定立刻驶离了危险的国后岛返航至鄂霍次克，返航后他向圣彼得堡发电报求助希望能够得到一支救援队。之后他指挥狄安娜号返回库里尔列岛海域，伺机打听戈洛夫宁的消息。利科尔德在北海道附近游弋了一年有余，终于1812年8月他等到了圣彼得堡派来的“援军”：此前被朱诺号俘虏的中川五郎治，以及用五郎治和其他难民来交换戈洛夫宁的指示，随着五郎治一同到来的还有两则消息：一是卫国战争（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爆发了，因为俄罗斯退出“大陆封锁计划”，对此不满的拿破仑随即借口解放波兰挺进俄罗斯领土，因此也无力派遣救援队前往；二是身在此地的他被就地任命为勘察加总督，并且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此时的利科尔德没有时间再浪费，他需要尽快救出戈洛夫宁再图切断远东对法兰西本土的经济支持。他向松前奉行所要求谈判，但是虽然前文炮击狄安娜号的奈佐濑左卫门接纳了他交出的人质之后说戈洛夫宁已经被处决，让利科尔德赶紧离开。利科尔德既不愿意相信回答又觉得濑左卫门背信弃义，于是愤而回到了狄安娜号。我们无法知道利科尔德是对友人的生命心存希望还是单纯的报复心使然，他离开松前奉行所之后立即俘虏了满载干鱼的商船观世丸，绑架了船长高田屋嘉兵卫一行，释放了嘉兵卫的弟弟嘉藏和随行的金兵卫去给幕府传递消息，让他们用戈洛夫宁来交换观世丸，随即返航至勘察加半岛。
在松平定信下野后的这十年间，老中首座的位置一直由他的同党，“宽政的遗老”中的松平信明和户田氏教轮流担任。将军德川家齐终于开始对这一势力不再能够容忍，家齐的生活重心看过电视剧大奥的观众们一定很熟悉，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权术和为家族开枝散叶上，家齐一面需要依赖这一党来处理自己没有兴趣的繁琐政务，一面又要维持德川宗家的绝对威望。在这一年他的嫡子德川家庆（他四岁时父亲就急着让他元服为了一个“社会性成年人”）也年满十岁，家齐明白过来为了日后权力的安全过渡，他需要开始逐渐摒除松平定信一党，为自己的后继者培养自己的亲信和势力，而他从大名子嗣中为自己儿子挑选的郎党里也包括了松平定信的庶子次郎丸。将军家齐此举可算是恩威并施，定信又是心领神会，对于他而言如果他想让嫡子太郎丸继承家业就必须在次郎丸伴读将军后继者积累了足够的影响力之前。定信也非常果断，在这一时刻（文化九年）1812年底隐居，令太郎丸元服取名为松平定永，随即将久松松平家当主和白河藩主之位传给了松平定永。虽然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所有人都明白定信依然是整个日本政治的话事人。
视角回到戈洛夫宁这一边，他被俘之后幕府首先派来了此前在黑龙江冒险的间宫林藏来进行审讯，试图了解他与此前雷扎诺夫授意的袭击是否有关联。袭击发生之时戈洛夫宁身处大西洋南端，自然不知此事。然而间宫林藏其人我们前文讲到过，偏见或是心机极重，他一面殷勤的向戈洛夫宁请教航海和测量技术，一面又不愿意认为他无辜，向幕府的报告中始终把戈洛夫宁当作罪人。这也让戈洛夫宁失去了耐心还一度逃跑失败。此后的幕府还让戈洛夫宁负责教授幕臣俄语，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多。
此前被俘的观世丸船员在西伯利亚因为生存条件恶劣而病死了半数，嘉兵卫一直以书信和幕府进行着漫长的谈判，当然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利科尔德知道了戈洛夫宁并没有死。经过长时间的拉扯，幕府同意以俄罗斯正式道歉，并且以送还嘉兵卫等人质为条件交换戈洛夫宁。利科尔德此时只是一个总督，即便他与东西伯利亚其他总督一起达成了共识也无法自行处理外交事务，于是利科尔德让嘉兵卫编造了俄罗斯方面用于道歉以及人质交换的《鲁西亚船江相渡侯谕书》，到了1813年（文化十年）的5月26日，狄安娜号带着当年在伊尔库茨克开办日语学校的藏六和人质们来到了库纳施尔岛开始了人质交换的正式谈判，这一次谈判持续到了10月1日才终于释放了戈洛夫宁一行。
完成了营救任务的利科尔德回到勘察加之后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和幕府进行建交以及正式划定国界线的谈判。利科尔德深知两国此前的敌对关系和行为，明白此行想要有理想的结果并不容易。1814年6月利科尔德来到了择捉岛展开谈判，幕府仍旧不愿意与俄罗斯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但幕府因为在数量繁多的岛屿上按照松平定信的政策驻扎陆军开销太过庞大而觉得划定国界线这事情是时候谈一谈了。最终幕府仅仅保留了择捉岛的所有权并且撤出了泽捉岛之外的虾夷地区，俄罗斯保留了希穆希尔岛（Симуши́р，日称新知岛）以及以北所有岛屿，剩余包括乌鲁普岛在内的岛屿则划定为双方都可以居住但不可驻军不可行政管制的中立区域。这一次的国境划定看似使得日本通过正式条约进入了文明世界的行列，然而两国在库里尔列岛上的冲突至今仍没有解决，这一次国境划定也并没有让幕府和日后的新政府以国界意识代替淳朴的王土概念，导致他们一面谴责列强的侵扰，一面又做着同样的事情。
移镇桑名：守卫海岸和德川一族的忠魂
接下来的几年中“宽政的遗老”们陆续退出了政坛，定信的庶子次郎丸也作为养子继承了真田氏的松代藩成为了德川家庆的支柱之一，将军德川家齐也不再对已经隐居多年的松平定信如此忌惮。文政四年（1821年）定信已经负责了八年的江户湾驻防，大量的陆军从白河和越后的领地百里跋涉前往江户的大笔开销不但使得松平定信此前经营的财政再次变为了负债一万四千两金。长此以往必然不是办法，松平定信于是萌生了请求转封的想法。他首先看上了堀田正爱的佐仓藩。佐仓藩地处房总半岛，与江户隔湾相望，领地的石高也和白河藩相当。然而就算如此，分为三块飞地、处于苦寒之地的白河藩仍旧不是任何人想拿商机富饶的海边领地交换的。堀田正爱得知了这个念头之后动用了自己同族的一切影响力来阻止这件事情，此后定信一计不成又想要密谋把江户警备的职责推给佐仓藩，但是这也没有成功。
知道此事的家齐感念定信对他自小的辅佐以及对自己建立威望所作出的牺牲，觉得自己是时候给定信和定永父子补偿和恩赏了。正当时有两个在本领救灾失败的藩主，桑名藩主松平忠尧和忍藩主阿部正权。当时的桑名、忍、白河三藩整体石高（农业产值）相仿，但是我们从下文的地图可以看出来这些领地的经济和军事价值毫无可比性。家齐认为桑名藩对于松平定信来说一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来桑名藩曾经也是久松松平氏的领地以及一家以及封臣们祖坟所在地，而来桑名港的出海口可以用来建设海军，陆军也能从宽敞的东海道便利的前往江户驻防，可以算得上一举多得了。当家齐和幕臣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受到了不少反对，然而松平定信的门生，前文提到过在长崎带去给俄罗斯人回信的远山景晋以及水野忠成此时已经是幕政的中坚力量，他们最后力排众议促成了此事。
于是文政六年（1823年）松平忠尧和阿部正权都遭到了或明或暗的减封，阿部正权由忍藩转封至白河藩，石高未变但是成了三块分散的苦寒山地。松平忠尧从桑名藩转封至忍藩，但是忍藩的钵形城和周边领地两万石被没收，而忍藩的原六万石领地被重新检定为八万石。定信的嫡子松平定永则从白河藩转封至桑名。这一次转封需要两个其他诸侯做垫脚石，仿佛提醒当时的世间，已经隐退的松平定信的影响力依旧如此之大。
得知转封的消息之后久松松平家的家臣们无不感激涕零，他们终于能够将上几代的遗骨转至自己氏族在桑名的菩提寺（祖坟）中，并且能够回到气候温暖物产丰富的近畿之地去。然而这一次转封对于他们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三万多藩士和家属的搬家大事让定信和定永父子不得不另借了九万两金的债务，这比他们此前十年来因为驻军开销欠下的还要多得多。于是还没有高兴几天的藩士们来到新家第一件知道的事就是俸禄被削减，即使如此节衣缩食，这一笔帐最终定信定永父子二人至死都没有还完。
到了文政12年（1829年）新年后不久72岁的松平定信就染上了感冒高烧不止，到了三月底，江户又一次起了大火，正好波及了当时定信正在养病的藩邸。这一次大火带走了2800多人的生命，而市井传言护送松平定信避难的队伍为了快速脱离火险斩杀挡在队伍前方的逃难町民，第二天的小报就疯狂印刷和报道这个事件，现在的人更多认为这是宽政年间被松平定信打击的出版业的一次复仇，而这件事情本身是否发生则存疑。定信虽然病情一时有过起色，但是最终年迈的他没能挺住并发的各路症状，在这一年的阴历五月十三日心率骤升之后死亡。留下了“如今更有何事悔？历经沧桑乐平生”的辞世诗句。至此有关这位松平定信的故事也就全部讲完了。
定信死后他的一族嫡传只延续了两代，定信的孙子定猷无嗣，遂收了“高须四兄弟”之一的松平定敬作为养子，而四兄弟的另外一人松平容保加上德川庆喜就是所谓幕府最后一代的“一会桑政权”。后世的桑名藩作为幕府最重要和最强的军事力量之一参加了镇压大和-五条起义、生野-但马起义、筑波起义这幕末前三次勤王党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并且在戊辰战争的前期同新政府军斗争到了最后，直至兵临城下之后上层的藩士依旧想要与幕府共存亡。
定信漫长的一生都活在一个危难四起的环境中，如果深究，所谓德川二百余年的泰平盛世也只不过是内战的等级较之战国时代低一些罢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他所奉行的政策在当世的议论中就已经是几经反转的，在文明发展了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眼里的标准看来（尤其是《捐弃令》）也是明显的失败。然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在两百多年的日本，有一位与饥荒和列强做了一辈子斗争的勇士，有一位试图把自己的国家从扩张竞争的不归路上往回拉的冷静的军人领袖。而他，有可能不久就要被玩家们用娜可露露花式凌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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