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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衣裳
当我打开《中国式家长》，并点击“新的游戏”的时候，方框里赫然出现了一行小字：
“每一代角色的结局天赋，会传承到您家族属性中，并代代相传。”
这马上使我代入了“中国式家长”的焦虑：我需要培养出最“好”的孩子，这样他的后代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就像游戏里或现实里所进行的“面子战争”一样，在人们相互攀比、相互吹捧“你家的孩子更‘好’”的时候，“好”的涵义是暧昧不明的，有人满足于过平凡生活，而又有人考上清北还会羡慕出国的。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不妨先走入《中国式家长》所搭建的语境里。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款游戏里，每一个新生的宝宝都会被“智商”、“记忆力”、“情商”、“体魄”等等的量化指标衡量着，而要达到父母无止歇的“期望”（“健健康康”、“聪明伶俐”、“考上重点学校”），就得让某项属性达到指定值；而作为父母（或至少是父母的执行者）的我要通过安排他的日程来差异化地锻炼这些属性——“差异化”就代表着我必须有所权衡，并在游戏设置的诸多限定条件（比如学习过多、娱乐太少“压力值”会涨满，产生“心理阴影面积”）下培育出理想的下一代。
在游戏里，我养的宝宝叫“大苗”，为了确保他能成才，我把属性点都点到了“智商”和“记忆力”上，我想这大概类似于现实里的家长给孩子狂灌AC钙奶。
不过我的美好愿景没有实现，在第一个回合里大苗就因为奶奶贪便宜“从网上购买了假冒奶粉”而遭遇了第一次挫折，在他接下来的成长里如此的偶发事件不断发生，折磨着我好不容易才培养起来的属性值。更糟糕的是——这从图里的判词可见一斑——由于我只顾发展大苗的智商和记忆力，他成了一个内向、胆怯、自卑的人。
可是，大苗也没有如我所愿地在学业上取得成就。他考上了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但却差一点点刚好没考上重点高中（记忆力差一回合没及格）——我那时的反应就是：“噢，完了。” 不出所料，他高考考了四百多分，上了个二本，然后相亲失败（只有10%成功率呢！），被安排了一个老婆。游戏结束，大苗的寡淡人生已成无可挣脱的命运。下次再点击“继续游戏”就进入下一代了。
1.2/2.1肤革
对比一下其他大多数游戏，它们都旨在构造一个沉浸式的视域，游戏机和电脑的屏幕就像是横亘在游戏和现实之间的渗透膜，玩家进行着“角色扮演”的时候把他的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叠合在一起，在一个复合的视域中过上另一种或许是未曾预料到的生活；而《中国式家长》则倾向于再现我们曾经的生活，玩家被反复提示“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包装整个游戏的元素也取材自现实，网上的评论也更少指向游戏本身，毋宁说是对于玩家自身的过往和当下生活的唏嘘。
这意味着：它提供的（主要）不是生活的延展，而是一个批判文本：“我们可以对游戏里所呈现的教育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说些什么？
《中国式家长》所呈现的视角（perspective）是家长主义（paternalism）的，这意味着主人公的一切事务都需要玩家去包办、去安排，玩家为他人决定生活。我们在搭建每一个“理想”的、“好”的大苗的时候，其实已经反讽地身居于现实存在着的“中国式家长”角色了。可是一个人无法成为另一个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所描述的“越俎代庖”即指出了用外在的视点去替他人作出决断，会把他卷入常人的同质化漩涡中，从而丢失自己的本真存在——此在（Dasein）应是“向来我属”的，是不可让渡予他人的。
在另一方面，《中国式家长》又是一款秉承科学还原主义的养成类游戏，即通过纯数据化的、纯科学化的方式去理解人的本质和他的成长，大苗是否能考上好学校仅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算（它甚至被赤裸地摆上了台面！）的结果，而游戏里偶发事件的唯一后果就是降低某项属性值，从而使得出高考分数的复合数学式多了一项运算。就连写作文也被还原为堆砌漂亮句子，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狂背作文素材妄图借此“写”（倒不如说是“呕吐”）出好文章一样。
与此同时，它还糅合了目标驱动的世界图景（简直是牛顿力学的伦理版本）——大苗从刚出生起就被提醒“离高考还有48回合”，玩家可以通过理性的算计不顾一切地实现着既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在数据的复合运算下可以通过量的增减来实现，但“目标”（复数）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终点的无穷序列：先要“考上重点中学”，然后“考上985大学”，还得“做世界500强企业的CEO”……它只会随着肉身的死亡，或找到一个折衷的满足点（对于信奉目标驱动的人来说，这就是精神的凋零）而完成自相挫败的“人生”，就像每一个终将锈蚀的汽车发动机一样。
一旦科学还原主义与家长主义走向共谋，它们几乎就自我延伸为妄图掌控一切的全知视角。家长主义和科学还原主义的初衷都似乎是对于无序生活的编排：“你还小，我帮你决定了”；“人性笼罩在一片迷雾当中，我用科学识破它的迷局”……人们可以同情性地理解它们，并把家长主义和科学还原主义视作世界之肉所呈现的一层肤质——但人性的幽灵在肉中弥漫，与所有的肤质不可还原地隔绝着。如果“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的意义可以被文字和清单（“开心”、“有奖励”）穷尽，被数据（“面子+500”）转译，那么对人类生活的一切探询都可以通过科学来完成；可是，每个人内心的宇宙是太空飞船——科学主义的荣光——所无法抵达的，我在成长中所遭遇的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位他者都占据着特殊的分量，“我吞食着女朋友的话语，排斥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弄不懂她，我爱她”……这些半明半暗的情感涌动形塑了如今的“我”。
1.3/3.1肉与形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去理解《中国式家长》所力图再现的那个社会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在人类灵魂和城邦阶层中作出了类比，以此来论述哲人王（理性）统治的合法性，正义的城邦与正义的灵魂同构；但柏拉图的二分灵肉难以容纳由大大小小的波流形塑出的复杂的、多面向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人格——而倘若我们要在躯壳的肉和社会的“肉”间搭建桥梁，那它的惟一意义就是揭示出21世纪社会的复杂性。
尤其是在中国。
在学校的时候我学着舶来的哲学，在家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广东人践行着种种传统和习俗；我在贾樟柯的电影里阅读着人们拥抱或拒绝这个时代的姿势，也在支付宝的锦鲤活动中看到资本主义怎样转渡它的暴发户理想（ “我下半辈子是不是不用工作了？”），我在拼多多和三和大神那里发现了这个社会的背阴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揭示了乡土社会和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之间的断层，而更为复杂的是，这两类作为“理想型”的社会模态与其他元素的奇妙姻亲经历几十年的厮磨过后，在同一块大地上——不同的是高楼建起来了！——生孕出一个（这里的“一个”仅仅象征着不可统合的统合）连贯与断裂大量并存的社会。
《中国式家长》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指出了这个社会里人与社会的脱节和“荒谬”感（蕴含着卡夫卡的惊愕与无言），里面有个小游戏调侃了过年发红包的习俗：家长一面塞着红包给我，而我又要故作谦虚地拒绝，而只有我掌握了一个恰当的“度”以后才能赢得长辈的欢心。
这个小游戏基于这款游戏的受众（大多是长期接触国外文化的“游戏宅”）所广泛具有的共同经验，他们无法舒适地融入传统的发红包习俗里，因为发红包作为一种“礼节”仅仅会在特定的社会组合体中显得适宜，而身处断代中国的“游戏宅”则多少会觉得不合时宜——这似乎触及到了相对主义的限度：“我们能要求一种个人层面上的相对主义吗？”
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太强的规范性思想。相对主义的“危险”据称是它规避了普遍化制度的约束，但这样的危险仅仅存在于“接受”（甚至是“被灌输”） 的政治，而在另一种关于视点收敛的政治中，人们欢迎作为彻底的例外状态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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