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一个最具英雄主义情结与神话色彩的类型里聊“女权”,其实是一件特别容易招人烦的事儿。更何况,“性别意识”与影片质量往往不构成正比关系。作为《荒野大镖客2》的热身,这篇文章原本只是想走一条捷径,去客观、线性地梳理一下西部电影史中的女性角色——这个常常被忽略的类型元素。
然而一旦确定了题目,带着这样一种角度去翻看或回顾电影,那些从前觉得“可以被理解”的“历史阶段性观念”,突然就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女性角色手里拿什么,并不仅仅是“拿着什么”的问题——她为什么拿着?是一直拿着,还是作为剧情转折去拿了,或是被逼迫拿着?在这个最具深层符号与象征意义、寿命约等于整个电影史的类型里,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审视,其实足可勾勒出一个国家思想、文化的变化,以及一套好莱坞机制所孕育的价值观。
问个问题:提起西部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如果不能一下想起来,没关系,让我们回顾一下《西部世界》第一季第一集的前七分钟。泰迪从火车上走下,镜头在他的背后慢慢升起,给了小镇一个大全景:依次映入观众眼帘的,是骑马的牛仔、打铁的匠人,还有正在同手下讨论案情的警长。之后,泰迪进入酒吧,要了杯黑麦威士忌,一个妓女从旁边入画并主动勾引他;当泰迪婉拒,镜头向左,对准了二人身后发话的老鸨梅芙;再向左,我们看到了窗外的德洛丽丝。
至此,西部片中最典型的元素已经呈现完毕(荒原、火车、小镇、牛仔、马、枪、警长、酒吧、女人)。而泰迪所遇见的三个女人,也恰好对应着传统西部片中的最常见两类女性:妓女与淑女。
通常来说,good girl 代表舒适与安定,在秩序化的“文明”与蛮荒自由的“野性”中扮演着前者。她们可能是来自东部的彬彬有礼的淑女,也可能是已经定居西部的勤劳农妇;bad girl则代表野性,她们是经常出现在小镇酒吧的妓女,有时也可能是舞女,但反正,在《海斯法典》[1]统治好莱坞的时代,舞女也不过是妓女的代名词而已。
有时,good girl与bad girl会成对出现并成为对立因素——比如《侠骨柔情》中一路追随男主来到西部的“克莱门”与一直陪伴在男主身边的性感舞女“吉娃娃”,后者因为前者的到来而深感不安、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将对方的衣物扔进行李箱逼她离开;更具象征意味的则是《正午》:刚刚取下警徽戴上婚戒的警长收到电报,得知曾被自己送进监狱的恶棍将在正午抵达小镇寻仇。温柔得体的妻子希望他承担起“丈夫”而非“警长”的职责,热情成熟的墨西哥女人则一脸严肃地质问着面前的good girl:“为什么要离开?如果凯恩是我的丈夫,我说什么也不会离开他的”。最终,妻子选择与丈夫共进退,她甚至拿起了枪、独自在窗边射杀了一名歹徒,文明与野性的天平这次稍稍倒向了以暴制暴的一方,而good girl也完成了一次向bad girl的转换。
但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因为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相对体面的结局:《关山飞渡》中的妓女达拉斯接受了约翰·韦恩饰演的牛仔的求婚,韦恩的求婚台词是什么呢?“我在边界有一个牧场,那里也许可以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以想象,当二人在结尾驱车离去,达拉斯也实现了从“妓女”到“农妇”、从野性到文明的身份转化。
从坏女孩到好姑娘,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令人心酸的:好姑娘似乎总能长命,但坏女孩会通过一颗子弹“救赎”自己——在成为好姑娘的那一秒,赢得英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吻。
至于印第安原住民女性——她们在电影中根本很少有机会说话,有时她们是盗走白人丈夫财产的可耻小偷,有时她们是取悦牛仔的异域妓女,有时则是无尚英雄的灵魂伴侣——只不过大都很快就会被枪杀。是的,印第安女性总是会和白人发生性关系。
无论妓女、淑女、原住民女性各自承担了什么样的象征符号与情节功能,有一点是肯定的,至少是在经典西部时期(四十年代以前),女性角色的存在是完全服务于英雄的。她们被驱逐、被绑架,被枪杀、被陷于险境,只为了给英雄一个拯救自己的契机。说好听点这叫“好莱坞式完美受害者”,说难听点,德洛丽丝为什么日复一日地被奸杀?因为这就是大部分西部片的剧本设定。
那么各位可能要说,“类型”本来就是由一系列被定型的人物所组成的公式化电影,约翰·韦恩的角色不千篇一律吗?伊斯特伍德的角色不模式化吗?
无论好男人还是坏男人,至少他们之中处于灰色地带、具有可被解读空间的复杂人物要多一些;
这确实要把问题的源头撸到类型片上——正是因为银幕外女性创作者的缺席,导致了银幕上的女性角色缺乏变化与深度。而女性创作者大批退出电影行业,就是从类型片崛起开始的。
实际上,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以前(默片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间由女性经营的独立电影公司。在那个华尔街财团尚未插手电影业、业内职责还没有性别区分的朴素年代,有像爱丽丝·盖伊-布拉切这样的女性影人导演了300多部电影(这还不包括在其名下出品的数百部电影…),也有像玛丽·碧克馥这样的女演员担当着联美创始人之一的角色[2]。从编剧、摄影,到制片、投资人,女性创作者不仅出入各个领域,她们也制造面向女性的电影:
直至有声电影诞生,电影产业开始转向大制作发展,五大制片厂应运而生,无法凌驾于资本之上的女性影人才纷纷淡出银幕。
其实不光是西部电影缺乏亮眼的女性角色,基本上,四十年代以前,很少有类型片的女主角能逃出妓女、淑女与邻家女孩的设定。
Leo Braudy在《一帧世界》中说了这么段话:
类型片本质上就是在试探观众:“你们依然相信这类故事吗?”大众通常会回答:“是的。”而类型片的变革就发生在观众改口的时候——他们会说,这类电影太小儿科了,能不能来点新花样?这就是类型电影该寻求出路的时候了。
幸运的是,四十年代中期开始,这样的“出路”终于出现了。一方面,战争的动荡使人们将目光移向自身,那种纯粹传奇的故事在战时、战后都不吃香了;另一方面,西部片在战前已经发展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它本身也迫切需要通过改造自身来重新吸引观众的目光。于是,《黄牛惨案》、《正午》、《太阳浴血记》等一批“心理西部片”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而在主题上,也出现了《阿巴奇炮台》、《草莽英雄》与《折箭为盟》这样的为印第安人民平反的先声。
将军:“其实,总统希望与他们签订公平的条约,以维系和平。”
斯图尔特:“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是公平?”
“我认为是平等。”
“阿帕奇人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难道不是平等吗?”
回到我们的主题——西部女性角色的变化,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明显丰富起来,地位也得到提高,有时甚至可以达到智力与能力与男性相匹敌的程度。“农妇”角色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独臂屠龙》中的牧场主之女原本将抵抗恶霸的希望寄托于未婚夫,当男人退出行动后,康妮决定自己踏上复仇之路。
《原野游侠》中的玛利亚更是一个真正的女牛仔,她继承了家族的土地,打败了想要从自己手中夺走农场的男人,从她对男主发表的一席演讲来看,玛利亚是真的为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建立在牛群之上的国家。自从我们定居在此以来,牛群组成了我们的家园,并给了我们生计。为了保护这片牛群,我们的父亲在战争中死去,那么现在有人想要将它们从我们身边夺走,你的忠诚和勇气在哪里?”
还有因为某种原因,从妓女/舞女蜕变为拿枪的女牛仔的角色:
两位西部女神枪手——玛莎·简安与安妮·欧克丽的故事也分别被搬上大银幕(《野姑娘奎恩》与《飞燕金枪》)。有点可惜的是,两部电影都为了戏剧效果,让女主在最后穿上了东部的淑女装,玛莎与安妮也似乎并未被塑造成英雄,与喜剧相结合,二人看起来更像是两个未被开化的野姑娘。
或许女性角色在电影中发生的变化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踪迹。伴随第二世界大战的开始,青壮年男性大都奔赴战场,女性劳动力逐渐取代男性,承担了男人过去承担的职责——因此我们发现,在《独臂屠龙》和《原野游侠》中,女性继承农场并扛起了枪,都是源于丈夫或父辈的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一种现象非常有意思,当战争英雄回到家中,惊讶于自己的地位已被拥有社会职责的妻女所取代,于是,一个个风情万种、冷漠无情的蛇蝎美人便在黑色电影里诞生了,这对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西部电影——甚至所有类型电影,无疑有着超强的借鉴作用(甚至诞生了一卦名为Noir westerns的分支流派)。因此,战后十年的西部片中,不乏道德模糊、强大险恶、具有某种自毁倾向的女人,比如《阳光下的决斗》里的裴瑞尔,《荒漠怪客》里的威伊纳德,《月宫浴血》里的艾米,《四十支枪》里的杰西卡,《复仇女神》中的的万斯……
六十年代开始,西部电影逐渐衰落,至八十年代几近休耕,因此没有太多经典的例子可供我们为本文提纯(意大利人的西部片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只能说,在经历了反战、平权、性解放等各项运动后,“骑马拿枪的女人”越来越多,但在重构神话与修正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时间过度到近些年,《米克的近路》、《送乡人》、《无人看护》等一批新世纪西部片从女性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不一样的西部。在这其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大地惊雷》。离家的少女在两个男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复仇,但她还没来得及体验复仇的快感,就被枪的反作用力弹下山洞。被救起来的时候,在马上匆匆看了一眼死去的仇人,然后便混混沌沌地从白天跑到黑夜,累死了心爱的黑马,没机会和同伴告别……骑马、离家、拿枪的代价,是永远丢掉了一只胳膊,这笔交易非常公平,或许这也是新版电影胜于老版的原因之一。
最后,不知道各位玩儿到这儿没有——前段时间R星创始人之一Dan Houser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的《荒野大镖客2》会塑造不同形象不同地位的女性角色,情节方面也会涉及当时新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
初看这条新闻时没觉得有什么稀奇,往下翻了翻评论,发现大部分网友都在调侃甚至讽刺老美的政治正确。
1975年《大白鲨》上映,美国人突然把“鲨鱼”列入他们的“十大恐惧”之中;
1995年,宝马公司赠与詹姆斯·邦德一笔巨款,让他把自己的车换成宝马Z3;这一举动使得Z3瞬间被抢购一空,光是预售宝马就赚了2亿4千万美元;
2012年,《勇敢传说》与《饥饿游戏》上映,射箭类比赛的参赛女性比上一年增加了105%。[3]
幸运的是,当我们——我们的儿子、我们儿子的女儿玩起这样一款经典的游戏时,他 / 她所看到的不止是 whore 与 lady,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名叫“Lillian Powell”的女人,有着丰富的学识和独立的思想,她从纽约回到南方家乡,为这片她深爱的土地写作并参与平权运动。
只有经历了两代、三代人对这样的角色习以为常,两代、三代创作者对这样的角色习以为常——他想添加,或不想加这样的角色,才是情理之中、自然而然的事。
那时不会再有人把政治正确当成是一个滑稽的词语。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名为“Lillian Powell”的游戏角色是百年来成千上万个 Lillian Powell 的呐喊换来的。
也许那时,我们国家女孩的生存权、受教育权,才不会因为她的性别被排除在外。
[1]《海斯法典》:1930年,天主教教士丹尼尔·劳德公开宣称电影正在败坏人们的道德观,并起草了一部电影审查法案。此法案很快被电影工业的巨头们接受,并交由美国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即后来的MPAA)的主席“威尔·海斯”执行,因此史称“海斯法典”。其内容包括:遵守禁酒令,不得宣扬烧酒;不可详细描述谋杀、盗窃、抢劫的方法;不得表现不道德的性关系;不得出现妓女等——因此,《关山飞渡》只说女主达拉斯因某种原因被小镇居民驱逐、并在一路上被正派的妇女挤兑,但对其被驱逐的原因却只字未提。
[2]资料来源:纪录片《Hollywood Women》
https://www.imdb.com/title/tt0382438/
[3]数据来源:TED:What it's like to be a woman in Hollywood
https://www.amoeba.com/blog/2009/03/eric-s-blog/women-of-the-wester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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