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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神明，总是将无情的命运塞给我们。 这似乎就是这个世界制定的规则。 所以……我要在此时此地，再次宣誓。 啊 神明啊！ 我必将把你切碎做成猪饲料！ 该死的神不适合我们的战场！ 现在就让我们接替神的工作！ 只要我们还有一兵一卒！ 我们就要取缔神的地位！ 让傲慢的神失业吧！ ——谭雅·提古雷查夫的战前动员
世界外的某个角落
世界外的某个角落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屹然不动，宛如一座大山。他用各种动作：用食指扶眼镜、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两手摊开并作出一番无奈的表情——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向我强调他的论点。这家伙，从油光发亮的头发到收拾的干净利落的棕色风衣，再到身上的古龙水香味和昂贵的金丝眼镜都是对“信号理论”的充分运用，怎么看都是在二十年内能做到社长一职的所谓“社会精英”。
这家伙在那里吵吵嚷嚷了半天，大致意思就是人受到的环境规范远超出个人的本质。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所以要不断磨砺自身，让自己成为最适合社会的那枚齿轮。
“考到好的国中，再升上升学率高的高中，最后进入名门大学。以最短的距离行驶在这条轨道上，在所给予的规则与条件下尽善尽美……当身处在这种世界挣扎的他们平安突破考试战争，考上被称为名门也不为过的大学后，游戏规则就变了。不管愿不愿意，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会察觉到，不再依照「优秀成绩」，而是依照「你做了什么？」来进行评价的世界开始了……”
现在他又告诉我说，当他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时是多么觉得理所当然，仿佛里面写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而当他邂逅芝加哥学派理论时，心中涌出的那份狂喜更是让他无所适从。
“他就像这样，往来在工作与兴趣的世界里，过着平稳生活。当然，工作是以有效率的方式进行。为避免自己宝贵的闲暇时间遭到浪费，所以遵从企业的各种要求，极力避免工作上的失败……拜这所赐，让他在年过三十的时候，终于让薪资追上双亲的收入，确实踏上了出人头地的道路。然后，对于企业的忠诚与对上级的忠实获得好评的他，在人事部内顺利晋升，最后被赋予人事部课长一职作为他的试金石。”
然后部长建议他在月台等车的时候小心点，过于冷静，或者说过于冷血的他没能领会到个中含义。于是他的意识就在火车向他袭来的那一刹那中断了，最后一刻他还不忘嗤笑犯罪者的愚蠢和冲动，感慨自己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原本在轨道上一往无前的正常人生，就这么荒诞的——人生本来就应该是荒诞的，只是他在合理的轨道上行驶太久，所有的荒诞都攒到了一处罢了。
然后他到了我面前，我们展开了一番讨论，很遗憾最后他给我的定性是……
「真令我惊讶……没想到恶魔真的存在。」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缺乏信仰，受性欲驱使，不畏惧我，而且还毫无伦理观念……所以问题的原因，就你来说，是活在科学的世界，是个男人，不知战争是何物，以及没有陷入穷途末路是吧……既然如此，那只要把你丢进这种环境，就算是你也会觉醒信仰心喽？」
这家伙开始慌了，他所信奉的那套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会在这个充满战争的新世界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我真的很期待。
赫伯特·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躺在床上，回顾着自己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是可圈可点的人生：1820年出生于英国德比城的教育家家庭、1836年入职铁路工程师并以为工人说话为缘由走上写作道路、1842年开始在叔父指导下参与政治报刊文章撰稿、19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走上职业写作生涯并出版了多部学术论著、70年代声名鹊起被多个学术机关聘为院士、80年代加入了群英云集的X会所、1902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斯宾塞的一生，是一段思想的旅程，也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他在自己所处的年代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之一。
1903年12月8日，维多利亚时代最好辩也最有争议的英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永远停止了自己的思考，享年83岁。
终身未娶的斯宾塞并没有血缘关系上的后代，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等身著作。斯宾塞的孩子中包括开创了形式主义写作潮流的《式样哲学》、开启了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先河的《社会学原理》和以培养和引导学生兴趣为主导的《教育》。这些诞生于将近一百年前的理论，其思想的碎片今日拾起仍熠熠生辉：
“教育之目的，是帮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也应当是快乐的；犹如一根又小又细的芦苇管，假如从这一端送进去的是苦涩的汁，那么，在另一头流出来的绝不会是甘甜的汁。” “要更多关注孩子的思维能力、学习方法，尽量留住孩子最宝贵的兴趣和同样宝贵的好奇心。不要以分数去判断一个孩子的优劣，也不要以此为荣辱。” “衡量一个公民享有的自由。不是根据统治他的政府机器的性质--即不论它是代议制还是其他什么制度形式--而是根据这个政府对带给人民的福祉的多少。” “爱国主义相对于国家，犹如利己主义相对个人——事实上有相同的根源，既有各种好处，又有各种坏处。”
作为那个年代最顶级的思想家，斯宾塞的研究涉足哲学、文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遗憾的是，缺少对单一领域的深入研究的研究风格使斯宾塞的思想高度未能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也造就了斯宾塞复杂的历史地位：他是快乐教育先导者，是工人利益捍卫者，还是形式主义文学的先驱。
然而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变迁之后，斯宾塞得到了一个可以说与他的写作初衷和道德信念大相径庭的盖棺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社达起源
社达起源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从时间尺度上来看，《社会静力学》是斯宾塞著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作品。在这部成书于1850年的社会学著作中，斯宾塞第一次对人类社会进行了反思。受当时流行的学术风气影响，斯宾塞利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以突飞猛进的生物科学为依托，斯宾塞提出了“普遍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这两套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形成结构。
所谓“普遍进化论”，斯宾塞给出的学术解释是：“社会也像个体一样，应被看作是以这样方式进化的有机体。”
在斯宾塞看来，社会就像是自然界的生物，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断的进化。社会的科学制度、道德、法律规范、文化习俗就如同生物的器官和习性，在经历了无数次“物竞天择”的淘汰之后，发展到了今天的形态并会在之后继续发展。这其间就产生了文明的“高等”和“低等”之分，部落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是低等的，最直观的体现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前者的粗放和原始和后者的有序和精致有着天壤之别。
斯宾塞并没有详细的描述各种文明之间的高低等级，而是将文明等级简单的划分成了“野蛮的丛林社会”和“道德法律规范下的保障社会”。浓厚的历史决定论思想让斯宾塞做出了一个乐观的判断：社会在“优胜劣汰”中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终有一天会达到“完美的乌托邦状态”。在这个完美的乌托邦中，人性将得到解放，政府和法律也会因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告别历史舞台。
与“普遍进化论”相辅相成的是“社会有机体论”。顾名思义，“社会有机体论”就是把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来研究。斯宾塞认为，社会和生物有六种共性：两者都在不断发展和进化；两者的进化和发展都建立在局部的复杂性发展上；两者的结构都随着功能的分化而分化；两者的存在都建在各部分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整体的各部分都是一个小组织；局部组织离开整体之后仍然可以存活。
建立在这六种共性上，以人体的营养、循环、调节为类比，社会也是一个“人”：工业组织像人的肠胃为社会提供营养，商业组织像人体的血液循环将营养输送到社会的各个部位，政治组织是人的神经和大脑，控制和调节整体。工农、商人和公务人员，三者各司其职，维持着社会这个“人体”的平衡。这样的说法即使是放在今天来看也不无道理，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到的“首脑”、“祸首”、“帝皇之拳”等词汇，就是社会有机体论的一种反映。
时势造英雄，斯宾塞提出的这两个理论并没有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今天的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斯宾塞的思想只是机械的套用了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作机理，有点强行解释的意思。可是在19世纪中叶，此书提出的思想堪称石破天惊，以《社会静力学》等一系列理论为先驱，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出了自己的第一声啼哭。
艰难时刻
艰难时刻
“尊敬的各位绅士们，关于威尔伯福斯先生的提案，我们已经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紧张的威尔伯福斯此时正坐在台下，被身着黑衣的国会议员们包围。下议院议长的一字一句此时都如针尖一般刺入他的大脑，迫使他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去迎接自己争取了整整十八年的胜利亦或者接受苦涩的失败。有多久了？自从1759年与约翰·牛顿进行的那次谈话之后，他便勇敢的离开了福音派圣公会的教堂，走向自己一无所知的英国国会。他还记得牛顿牧师，这位在皈依圣公会之前无恶不作的黑奴贩子对他说过的话。
“威廉…不要放弃政治，神需要你这样的人在国会。”
奴隶贩子和他们背后的势力却不这么想。他们懂得如何玩弄朝政，让初出茅庐的威廉成了“常败议员”。所幸威廉并不孤独，他很快和一群基督教活跃分子组织起了一个名叫“克拉珀姆派”（Clapham Sect，又称克拉朋联盟）的政治小团体——名称来自威廉居住的伦敦南部村庄。这些信仰坚定的政治家决心遵循上帝的教导，用信仰和心灵改造社会。正如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他们所祈祷的那样： “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
“表决结果是压倒性的，最终我们决定…”
要来了，要来了。真的如上帝所讲的那样吗？革命家相信暴力和制度理性，要求的是“从奴隶到将军”。威廉相信的是信念和友爱——他想要的不是让曾经的奴隶成为将军，而是要让曾经的奴隶成为弟兄。“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言书》里是这么讲的，那么威廉的舌头足够柔和吗？现在的英国，属于温德姆·格伦维尔领导的辉格党政府。对于奴隶贸易，格伦维尔是反对的，那下议院的国会议员们有几个人也抱持着相同的想法呢？
“《废奴贸易法案》正式通过，并将成为大英帝国的国家法律！”
赞美上帝！威尔伯福斯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跪在下议院的一角流泪祷告。在已经被眼泪淹没的视野里，他看到了整个下议院的情况：全体议员起立向他和他的战友鼓掌表示敬意。就在今天，1807年2月23日，主张废除奴隶贸易的《废奴贸易法案》成为了靠贩奴和海上掠夺起家的大英帝国的国家法律，威尔伯福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结束，这只是开始。他要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请求两国共同搜捕贩奴船只，他还要让 “克拉珀姆派” 继续发展，把废奴运动推向欧洲大陆。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至少“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社达崛起
社达崛起
在斯宾塞完成《社会静力学》五年之后，达尔文最重要的作品《物种起源》也在伦敦印刷出版。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第一次将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理念深入人心，带来了一场席卷人类思想界的革命。正如罗素所说，17世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世纪，19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纪。达尔文的思想带来的冲击，自然也辐射到了社会科学领域。
众所周知，达尔文的身份是博物学家而非生物学家，这就决定了达尔文和斯宾塞一样是一个跨领域的研究者。虽然目前社会普遍认为达尔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无直接关系。可如果细心阅读，会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冠上的“达尔文”一词并非空穴来风。在《物种起源》中，有不少观点已初具后世社达主义者的风采：
“开化民族和野蛮民族之间的斗争、野蛮种族的灭绝，犹如南美洲的土生原始马被西班牙马取代一样。” “女王蜂出于生存竞争的本能而杀死刚刚出生的新女王蜂的行为值得尊崇，因为它符合整个蜂群的利益。”
《物种起源》作为一枚科学界的重磅炸弹，在击碎传统的宗教神学的同时也粉碎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告别了高举“自由”和“民主”大旗的启蒙思想时代，向崇拜“斗争”和“强力”的新世界前进。资产阶级撕下了最后一块属于孩童时期的天真面具，踏入了它的成人社会。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考前冲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的高考，那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成人礼。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社达诞生于道德哲学科学化的理论背景，且不追溯到古希腊先贤的“理性”主张，早在伽利略和牛顿主导的17世纪，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就试图用力学来解释政治和社会，才有了《利维坦》和《神学政治论》（大家可以联想一下经济学的数学崇拜）。于是到了19世纪这个生物学的世纪，用突飞猛进的生物学知识来解释社会运行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蹭热点的社会学家是屑）。
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旬这百余年间，是资产阶级巩固自身地位和权力的时代。拜工业革命所赐，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然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激增在人口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却带来了更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
“技术”和“资金”进一步强化了二八定律，大多数资源集中到了生产能力强的资产阶级手中。东西变得越来越贵，底层人民和上层社会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工业革命时代资本家和工人的差距远大于中世纪的国王和农民的差距。
而对于还未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来说，社会顶层的上升通道仍然存在，时代的主题是“不确定性”和“紧张感”，人们崇尚的是以“个人主义”、“竞争”和“强力”为基础的维多利亚式精神气质(Victorian ethos)。在这样一个“输了下海干活，赢了会所嫩模”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这些处于紧张中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推动自身阶层上升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支持，这也是社达主义风靡百年而未有颓势的社会基础。
三大信条
三大信条
斯宾塞和达尔文相继去世之后，社达主义就像离开了家长看管的孩子一样进一步融入了这个世界。传统的道德体系仍然存在，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此时已经占据了主导权。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个人都拿起了这一理论武器，开始对其他民族和阶级进行输出。
关于社达的定义，说法也是五花八门。但总结起来，可以用法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拉普热提出的“三信条”来概括其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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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越是邪恶极端的思想，听起来就越酷炫，社达主义三信条就是很好的例证：“Determinism，Inequality，Selection”。用中文来讲就是“宿命，等级，优胜劣汰”。
“Determinism”即“宿命”，意指人先天的命运是被决定好的。它首先否定了人与自然云泥殊途的二元论，主张人与自然别无二致的一元论。这一信条主张人与动物没有区别，生来都受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铁律限制。人不能违逆这一铁律，能做的只有去适应它。就连达尔文自己也在《人类的由来》中，主张了“生物进化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适用性：人口的快速增长会诱发严酷的生存竞争，带来的结果便是“优胜劣汰”和“种族灭绝”。
这一信条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个人也好，种族也罢，都有着先天的遗传学特性，或者说生物禀赋。拉普热自己的解释是：种族和民族代表一切，个体受制于此。用勒庞的说法就是：“活力、远见、韧性或不屈不挠的精神、对于工作的热爱、自控能力、开拓精神以及家庭责任感都是通过遗传而获得的优良品性，是任何政制(institution)都无法铸造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在此被否定，一切都是先天的自然铁律所决定的。
“Inequality”即“等级”，脱胎于自然世界的“进化阶梯”和“食物链”。皈依社达主义的社会学家，以此将社会不平等合理化，认为社会不平等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海克尔在他的《创造的历史》中强调：所有的有机个体，从其生命存在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因适应而强化，因遗传来传承。所以，社会不平等是一种生物学问题，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脑容量不足。由于不能适应人类的进化，所以穷人就应该被边缘化。
所谓的阶级种族主义就此诞生，针对穷人的歧视走向理论化和科学化。19世纪中叶英国某政论家著文称：城市中的穷人是“文明社会中的四处游逛的部族”，“带有一切低级种族的特征”。居斯塔夫·勒邦也分析道：统治社会的精英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如同白人和黑人一样大”。这些学者甚至对穷人们的“种族特征”进行研究，如颧骨是否偏高，下颚骨是否突出等。
同样的，性别之间也存在着遗传差异，达尔文就认为：“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心智上，女性都低于男性，女性所具有的长于直觉、富于想象力、短于理性等特点表明，她们是‘低等种群’，处于‘文明发展中的低级阶段’”。对于这一观点，勒庞和斯宾塞也深以为然。
那么在此基础上，既然穷人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富人和贵族是人类进化的适应者，那么民主本身就是对“自然选择”的违逆。关于这一点，勒庞的《乌合之众》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群体的集聚会造成个性的消失和感情的强化，最后让无意识占得上风”。主张“乌合之众的行为源于脊髓（无意识反应）而非大脑（深思熟虑的思考）”的勒庞，其潜台词就是民主会带来灾难。
针对同宗同族的“大众”和“女性”，社达主义者都贴上了“无知”的标签，那就更可以想象他们对待异族，尤其是远逊于自己的异族的态度了。一些社达主义者认为，生物学家寻觅的“人”与“大猩猩”的中间环节就是“野蛮人”。达尔文“野蛮人是野兽”的观点得到了精细化的研究，颅相学、种族演化阶梯等一系列理论横空出世。
拉普热就根据“头颅指数”将欧洲分为两个种群：头颅修长的雅利安人天生优雅、强健、充满活力，相比之下头颅浑圆的阿尔卑斯人愚笨、慵懒、头脑简单。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孔蒂在为奴隶制辩护的时候也表示：“黑人和白人在种族演化阶梯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白人奴役和统治黑人的结果。因为仍处于孩童期的黑人种群还没有学会在文明的道路上独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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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最后的信条“Selection”，可以用“优胜劣汰”来概括。自然界的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投射到人类社会上，也是同样的道理。选择是进化最重要的一环，正如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达尔文认为: 在波澜不惊、祥和而明媚的自然风光之下，常常隐藏着残酷的“竞争”现实，甚至连那些尚未发芽的种子和尚未破壳的蛋卵都未能幸免。
竞争的信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最终的结果是引发对竞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崇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战争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既然战争是一种自然的状态，那么文明程度也高，战争就越激烈。对于战争的好处，社达主义者总结出了三点。
围绕着这三点，各种可以充当中二病患者座右铭的言论出现了：
第一，竞争是进步之源，越激烈的竞争带来越大的进步。战争作为竞争的最高形式有着最强的驱动力和推动力，施密特在1895年出版的《社会秩序及其自然基础》中就宣称：战争之所以能成为“最高、最权威的生存斗争形式”，成为“人类的福祉”，就在于它能测度每个民族的相对力量，只有那些最有生命力、最强健、最有效的民族才能在战争中取胜。
第二，战争对人的高强度要求可以极大的提升人的能力和道德。怀亚特的解释是：战争是上帝的法庭，而战争的胜利是道德品质的加冕。一支松散、懈怠、腐败的军队必然败给一支高效、有序、廉洁的军队，所以战争可以减少腐败。
第三，战争推动了社会组织的进步和发展。索姆那认为，尽管人们有时会出于非正义的原因进行战争，但是战争对社会和群体带来的极大动员能力缔造了一个群体的纪律性和凝聚力。人们在战争中学会了“合作、坚忍耐心，所以战争是人类存在的条件”。由此，伯恩哈德称战争是“缔造生命的原则”，缺少了战争，人类将陷于“堕落”和“倒退”。
赞美战争的同时，社达主义者也不忘对“人道主义”、“慈善”大加批判。达尔文就认为，为低能儿、残缺者和病人建立庇护所和救济贫困的行为是文明人在抑制“淘汰进程”。这样的行为对社会有害，会让社会“迅速堕落”。社达主义者眼里，慈善让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低等者大量繁衍，打破了社会的平等和自我调节机制，是万万要不得的。
至于人道主义，拉普热斥之为幻觉，“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所有的动物也都是兄弟。但是都是兄弟并不能阻止被吃的命运...生命是通过死亡才得以维系的。为了生存，必须去吃，而为了吃，就必须去杀戮。”人道主义是一种精神的退化，是“柔弱而女子气的”。
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三信条“宿命、等级、优胜劣汰”正是启蒙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反面。笔者在写这部分时，第一个想到的是《暗黑破坏神》里由三位地狱魔神建立的“三位一体教”，分别掌恐惧、毁灭和憎恨的三魔头在这个教派中分别成了信念、创造和友爱的化身。资产阶级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推翻了封建统治，到头来自己却背弃了曾经许诺的光明未来，向着反方向一骑绝尘，这样的结果不禁令人唏嘘。
进入中国
进入中国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1913年《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撰文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问题。
正当社达在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登峰造极的同时，它也进入了“被宰治”的各个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众所周知，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命名为《天演论》。但实际上，严复的翻译更接近一种“二次创作”：他将原书中进化论的部分译出后，又加入了斯宾塞的思想和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演论》中“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这样的观点，在这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了严复用作号召国人自强保种的口号，而非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借口。
比之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假托孔子之名要求改革的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于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人来说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天演论》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而它对于中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也是深远持久的。对于这一点，可以从胡适的《四十自述》中窥见一斑：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
于是乎，社达这样一个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工具，在深受西方列强之害的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唤醒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在社达的激励下，无数先烈浴血奋战，为了民族存亡而斗争，最终使中国摆脱了阿拉伯地区和非洲殖民地区的命运。
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优秀的思想武器，但这不能改变其本质。社达既可以用作恃强凌弱的护身符，也可以当作强者相残的催化剂。一战带来的巨大破坏迫使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
一方面，建立在社达基础上的近代西方社会，其伦理思想已经在一战中破产。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的帝国主义，军事主义和战争崇拜，为一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前提。用严复的说法就是“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另一方面，原本被嘲笑打压的中国传统文化此时得到了一轮复兴。面对西方人主张竞争和淘汰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强调秩序与和谐的思想在当时世界显得尤为珍贵。胡适就认为，“弱肉强食”是“禽兽之道，非人道也”，列强“以禽兽之道为人道”，“不知天择之上，尚有人择”。列强把自己拉入禽兽的行列，放弃了人伦道德。自然界是禽兽相食的世界，类比到人类社会，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不奇怪了。
对社达的批判
对社达的批判
虽然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可是社达思想和中华文化中“成王败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类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相比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思想，中国人接受社达的速度要快的多。而社达也就此在中国扎下了根，在社达主义遭到全面批判的今天，即使“宿命”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等级”和“优胜劣汰”的流毒仍在为祸世界。
“等级”强调的主题是“强弱有分”，即强者有权获得他能获得的一切。具体到个人，就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所谓“积极向上”，人人都想骑在别人头上的氛围就造就了“互害型社会”。这样的情况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上升到国际社会，就是强国欺凌弱国，霸权超越主权。万幸的是核武器的出现，给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同归于尽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强者为所欲为”情况的出现。
“优胜劣汰”强调的主题是“结果至上论”，即以结果为上而忽略过程。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简单粗暴地将结果置于一切之上，忽略了环境和竞争的双重作用。环境并非绝对的正确，而是相对的在变化，甚至有时是恶劣的、扭曲的。一个生长在罪犯环境中的人，适应环境的结果会使其变成犯罪分子。人面对环境不应该是简简单单的适应，而是应该去改造，让环境适应人的发展。
竞争也不应该是无限制的。关键在于机会是否公平和规则是否一致。虽然生而为人，但人与人之间天生的起跑点却是有差别的。同样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起跑线也不同，所以更需要公平和正义为主导的秩序，联合国的成立和国际法的诞生就映衬了这一点。
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大的敌人其实是“随机性”。人各有命，有人生来就智商过人，而有人生下来就先天残疾。有些人家庭和睦，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有些人家庭破碎或者经历过飞来横祸——这也导致了不同的成长结果和人生轨迹，过分强调儒勒·米什莱式的成功，是对社会问题的漠视。许多自诩“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人，往往缺乏对自身的有效认识，将自己取得的一切成功看作自己努力的必然结果，这是不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可怜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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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达思想的流毒
社达思想的流毒
按照作者カルロ・ゼン自述，《谭雅战记》是一部“充斥着极端思想和无可救药的扭曲思想的作品......编辑部的人竟然连声叫好还把它出版了，他们的胆子是有多大啊”。《谭雅战记》的主题并非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一部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系作品。但这部作品的成功，和主角的社达主义思想脱不开关系。
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强大就是一切，为了力量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的主张放在文化产品中，其烈性不亚于伏特加。如果受众将自己代入到“拥有强大力量的社达主义者”的身份里，会得到超越人类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的完全自由带来的背德快感。为非作歹一时爽，名正言顺的为非作歹会一直爽。
还有很多例子，这里就不再赘述，各位读者可自行对号入座。
然而反观历史会发现，除了暴君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批人之外，真正处于强者地位的帝王将相们嘴上说的从来都是仁义道德。至于那些满口“消灭劣等民族”“力量就是一切”“弱是一种罪”“弱肉强食乃丛林法则”的都是些什么人，冷静下来进行观察和思考，会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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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一句，谭雅真帅！副官真美！百合赛高！PRPR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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