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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Neima Jahromi
October 24, 2017
Illustration by Edward S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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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叫Jon Freeman的诊所心理医生觉得精疲力尽。他从早到晚在一家曼哈顿的合伙公司上班，管理着几十位助理研究员，他们的工作是为那些焦虑、抑郁和失眠的患者进行药物测试。他想方设法拯救自己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女儿在放学之后常常无所事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女儿一般会拿起WII的手柄然后“在电子孤岛的世界”漂流。他多次试图引诱女儿回到社交中来玩桌游。“然后我就想：我们可以玩得更大一点，可以叫我们的邻居一起来玩。”
Freeman辞掉了工作，在不久后的2011年，他曾经的第一位客人——他女儿的朋友——来到了他开的蓬勃发展的桌游咖啡吧：布鲁克林策略家（The Brooklyn Strategist）。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坐下来玩游戏，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小众的。同时他们还可以享用素食拼盘和生姜汽水。结合自己以前在研究所的工作，他将认知能力测试和手头的桌游结合在一起，根据大脑分区的不同将这些娱乐项目分门别类——比如说孩子们每掷一次骰子，他们的大脑前叶就会活动起来。
有一天，一个孩子厌倦了他在玩的体育策略游戏，他问Freeman能不能带他们玩一个叫《龙与地下城》的角色扮演游戏。这个游戏没有纸板和卡牌，有些时候玩家需要借助地图。游戏的最好结局，是玩家们控制自己的角色（精灵、矮人、地精、人类）共同完成一个好故事，其中有一位地下城主负责描述世界观，并用掷骰子的方式决定下一位玩家要面临的环境（“你遇到一群兽人正沿路走来，你打算怎么做？”）Freeman在前两周是拒绝的——但由于这位顾客坚持要玩，他最终还是爬上了父母家的阁楼，翻出了他所有的D&D手册，写下了一次冒险。“我想让他们尝试每一种可能，”他跟我说，“一些地下城的事，一些打怪的事，他们都接受了。”言尽于此。
几个月之后，一位家长眼中含着泪水，在街上拦住了他，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她的儿子有失读症，之前在布鲁克林策略家桌游店玩了几周的角色扮演游戏。在玩《龙与地下城》之前，他连在写作上专注几秒钟都做不到，而现在他可以整晚整晚地写他角色的故事。“无论你们做了什么，请把全部的方法告诉我吧。”他母亲说。
Freeman在2012年得到了终身职位，顺便在店里菜单中加入了法压壶咖啡。
被那位母亲拦下的几个月之后，《吉盖克斯》，一个已停刊的、以《龙与地下城》创始人之一加里·吉盖克斯的名字命名的杂志，选择在布鲁克林策略家举办它的杂志重刊宴会。《连线》杂志的一位记者报道了此事，他采访杂志创始人问，“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在关注主机游戏，而不是《龙与地下城》以及其他RPG游戏的时代，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这样的一个出版物上（并没有说这家店的事）？” 但看起来消费者关注的对象比媒体转变的要迅速。两个著名的角色扮演游戏广播媒体，《勇者空间》和《关键人物》，对Freeman的大佬赞助商屈服，要求在店里增加玩龙与地下城的时间。很快，Freeman就需要雇佣6个人作孩子们的地下城主，其他同事也开始训练志愿者作城主，来引导成人玩家们冒险，在周四晚上与哥布林作斗争、戏弄城堡守卫、饮酒作乐。
在晚上玩《龙与地下城》的风潮已经席卷了这个国家的教室和桌游店。
在俄勒冈的波特兰，花费40美元，就可以让你进一个叫“兽人！兽人！兽人！”——一个以“激情客栈”为主题的饭馆，去玩D&D游戏，享用有角色特点属性的佳肴。（某天晚上的特色菜单是“大酒杯啤酒”以及“烤全猪”）在马萨诸塞州，无论晴天还是下雪，一个叫“全副武装”的角色扮演游戏营都会让孩子们在Burlington的土地上相互追逐，用塑料泡沫剑以及玩具水枪打仗，当然他们也不能忘了学习。每年夏令营，都会有学生以《动物庄园》或《海底两万里》等小说为背景开演僵尸大潮的故事，有时为了缓和一下快节奏的氛围，甘道夫也会出现在跑道旁边上一上物理课。
“很多家长都对我不满，” 刚在哥大旁边开了一家新店的Freeman说道。“他们把孩子送来玩角色扮演，而我的员工一直在把游戏边界扩大出D&D的世界，带他们进入其他独立的游戏中。但家长们就会觉得，‘如果他们不玩D&D，我就不知道其他的游戏对孩子教育有没有帮助。’”
这些活动可能会吓到一位从20世纪穿越回来的时间旅行者。在上个世界七八十年代，《龙与地下城》的超自然主题，在一场文化大战中，成为新闻媒体异常迷恋的话题。角色扮演游戏玩家在过去一直被视为小透明，他们是最不具创造力的一群geek，只能缩回地下室后打开地图，扔出一把骰子，借着微弱的烛光才能看清他们的中世纪角色小雕像，他们跟谁都格格不入。与他们的嬉皮士同侪们不一样，RPG玩家并没有强行参与某些事务。
在政治的另一方面，信奉基督教的道德说教者在全国各地高喊着“《龙与地下城》玩家被巫术附体了”，这让他们感到诡异而焦虑。更糟糕的是，家长们也很害怕那些穿着黑暗斗篷的德鲁伊和马背上的帕拉丁会把他们的孩子脆弱的心灵拉下现实的悬崖。在1982年末播出的电视电影《Mazes and Monsters》中，当时尚未成名的汤姆·汉克斯扮演一位遇到麻烦的玩家，跟现实失去了联结，并坚信英雄们需要他住在一篇邪恶之森旁边。“他能看到那些怪物，我们没有，”主角的前女友在画外音中说，“我们只看到了希望的破灭，以及失去了一位朋友。”
几十年过去，《龙与地下城》相关的电影和动画片不断出现，游戏本身也一再进行了更新。但是利益正如同一个隐藏在变形剑之后的半兽人一般蠢蠢欲动。游戏的设计者在被山寨模仿的同时，也在困惑如何让这个游戏做成线上的模式。他们做出了一些笨拙的尝试，包括开发模仿电子游戏的新规则手册。加里·吉盖克斯在2008年去世，留下了大量的财产和少得可怜的热情。2014年，龙与地下城第五版手册问世，出人意料的，主流文化又开始重新接受它，大量的人开始购买起了游戏相关产品。“对D&D感兴趣的人比我们预想的要多的多，”在手册一次又一次再版的时候，游戏的开发商负责人Mike Mearls说，“这些人是谁？他们想要什么？”
2017年，召集朋友在一个房间里，把电子设备放到一边，轮流来讲述一个大部分内容只存在你脑中的故事……人们现在做这些的原因，跟他们1987年做这些的原因完全不同。而担忧一个角色扮演游戏有可能伤害到精神世界的念头，也已经被完全翻转。现在的治疗师们用D&D来让那些害羞的孩子在游戏中去表达自己的经历，自闭症儿童可以用这个游戏去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去年，研究者们发现有一个127人的角色扮演游戏玩家团体的同理心指数超出平均标准。2013年，一项巴西的研究表明，玩角色扮演游戏的课堂，对学医学的本科学生学习分子生物学有极其正面的促进作用。
现如今，《龙与地下城》的成年人追随者处处可见。德鲁·巴里莫尔（童年出演《E·T》而红的女星）和范·迪塞尔 （《速度与激情》男主）们，都会定期的扔出二十面骰子（或至少号称如此）。从硅谷到布鲁克林的码农们都会玩长跑战役，而《权力的游戏》背后的通告艺人和小说家们都是地下城主。LA的即兴喜剧表演家中也流行这个游戏，但作为剧院工作者，有些古怪兴趣爱好也稀松平常。
然而，这些粉丝们也承认，他们作为玩家的形象有一些离群索居的感觉。“我们现在把自己排除在99%的人之外了，”去年Stephen Colbert（国内昵称扣扣熊）在《晚间秀》上跟Anderson Cooper（CNN名记）说。他们在节目上回忆那些作为精灵盗贼和巫师的激动人心的回合。“家里蹲让人兴奋，”Cooper回道，“络腮胡”（类似于国内的“肥宅”的意思）Colbert补了一句。
现在“络腮胡”们的数量比他们二位觉得的还要多。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讲述的是一群在CalTech工作的年轻科学家们的故事。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往返于实验室和漫画书店之间。电视剧里的主人公也经常玩龙与地下城。其中有一集，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假装成地下城主，想要减轻一位怀孕的微生物学家的痛苦。她假装在一个晚上，在一个只有男人会怀孕的世界（“你的老公在家里忍着大笑时不把尿带出来”），去用哥布林的头骨喝艾尔酒，吃怪兽肉做的寿司。这一集有1400万人收看。
龙与地下城好像一直在静静潜伏，等待当下这个年代的特定精神追求来迎合它。这种精神追求正是被周围层出不穷的媒体作品引发的对奇幻的狂热。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孩童时代的《哈利·波特》系列开始，在《指环王》电影（以及更多的电影版《哈利·波特》作品）上映后不断升级。到了成年之后，电视上的《权力的游戏》又带动一波同类题材的蓬勃发展。我们还要记得《怪奇物语》的迅速回归，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龙与地下城的游戏模式进行字面意义上的描述，而是让几位主演在作品里真正的玩它。
去年，《废柴联盟》的主创Dan Harmon和一名狂热的龙与地下城玩家共同制作了一个叫“HarmonQuest”的电视节目，这是一个由名人嘉宾进行角色扮演游戏的节目。他提出了对这个游戏流行的原因的理论：我们一直都是geek，但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与彼此沟通。当一个nerd“并不是因为智商或者性格跟人不同，而是完全在于对待某些事物的沉迷程度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是这样跟娱乐周刊说的。“互联网真正允许每个人意识到，每个人都是nerd。”有些时候互联网揭示这些真相的方式更加直观。在《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的一篇关于在美国的白人特权的文章中，Ta-Nehisi Coates提到了被认为是“半兽人的电视真人秀明星”散发出的“诡异的能量”。当推特上有人批评他的措辞时，他回复：“《龙与地下城》是我的第一本文学书——嘻哈文化也是。人不能逃脱自己的本性。”
当然，毫无疑问的，逃离是对这个游戏认知的一部分。当你观察着这群人倾听着指令，等待用骰子和铅笔开展一场对抗恶魔之王的战争时，你可能会不会觉得这个以前小众的爱好变得登堂入室，而是会觉得他们小众的方式改变了而已。当主流美国文化大部分都是关于工厂流水线、充满呛人烟味的董事会会议、甚至在百人团建中嗑药过多晕菜时，回到一个昏暗烛光的桌旁，跟三四个朋友编造故事，显得就有一些虚无与反社交的意思。现如今，作一个美国人，经常代表你要一个人独处，或者远距离交流——在人行横道焦躁不安的刷着instagram，或者趴在笔记本的面前，任由Netflix的视频流在你身上经过——这时，三四个人面对面在一起，看着对方的眼睛，描绘出一个没有像素的世界，听起来有些轻微的叛逆意味，或者至少是令人愉悦的格格不入。
三四十年前，人们在追求玩D&D时候扔骰子的数学理论时候那种兴奋感，是当时的电视游戏和宏观世界无法提供给他们的。但时至今日，拿在手上的骰子已经令人欣慰的过时了，而且它撩拨你心绪的程度，远远比不上你在Facebook上给别人点赞时候的感觉。在一个晚上拒绝看你的网络订阅内容，跟拒绝窥视你的恐宗教社区不同，但有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跟这种看似粗放的娱乐联结在了一起。
可以确信，最新一代的地下城冒险者们也把最新的科技带进游戏，让讲述故事变得更加自由。地下城主手边要放着一台电脑，用来查那些忘记的规则，以及把奇幻小镇的副本贴在墙上，像移动奶酪条一样把角色移动来移动去。很多玩家会坐在自己单独的屏幕前，带着耳麦，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念出他们的咒语。
但是这个游戏的重点，即使到了现在，也不止步于游戏形式，而是远远超越了形式。20年以前，开发者们试图把龙与地下城游戏带到21世纪，他们给它增加了很多规则，让它看起来更像个电脑游戏，但游戏的粘性，以及把很多人代入游戏的叙事部分不见了。玩家们打死怪兽，捡起宝藏，收集经验值，很酷的走到下一个设置好的挑战中。第五版游戏的策划者们认为，龙与地下城的力量就在于让人上瘾的自由空间（迷失在你的侏儒身份中，做任务或者不做，在帐篷里花时间个人调情）以及抗衡在社会中占主导的人类工业文明。龙与地下城的规则比iTunes的用户协定要简单得多。游戏结构和设计也十分简单和主观。如果有玩家提出了奇思妙想，主持人也不需要翻阅手册而给予它一个特定的奖赏。地下城主不时还需要思考——一个魅力值低、而且其他能力值都不怎么样的侏儒，是否让一个城市的精灵倾慕于他？他最后还需要决定是否给这位玩家一次额外的机会取得成功。
游戏工程师们把龙与地下城描述为一个为青铜器时代诗人而打造的消遣。一位龙与地下城设计师说：“从我们的原始人祖先围坐在篝火前，我们就相互给对方讲述故事，也会听彼此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什么数码手段能够很好的模拟这种场景。” 而吉盖克斯也赞同这一点。今年的早些时候，一本叫《地下城主的崛起》的插画小说问世，这本小说的内容是基于David Kushner给《Wired》杂志写的一篇采访。这篇文章描述了龙与地下城的创始人在去世之前，穿着长袍，坐在王座上玩完了游戏的最后一章的故事。他告诉Kushner：“龙与地下城并不是一个网络游戏，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扮演游戏能跟人实际经历过的事情相匹配。”
我在我自己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个月之前，我跟三组玩家在旧金山玩过龙与地下城。这些玩家会来我家里玩三四个小时游戏作为放松。他们有的在Google或者Airbnb上班，有的在研究他们的苏联电影以及中世纪的生活习惯等博士课题，在游戏里，他们会把精力转移到如何说服一个哥布林废黜他的国王上。某一局游戏中，一个玩家的手机震了起来，亮起了它的屏幕，传来了三千英里外的消息——国家安全顾问Michael Flynn辞去了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席位。“把手机放下，”另一个玩家激动地对他说，“我就是为了逃避这些才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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