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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别斯基的“波罗的海政策”
索别斯基的“波罗的海政策”
杨三世·索别斯基结束加冕典礼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包括增强数个世纪以来过分低落的王权，建立稳固强大的中央集权、大贵族更为频繁的接触外国势力、经历洪水和波土战争后空空如也的国库、夺回包括普鲁士、斯摩棱斯克与卡涅缅茨要塞等一系列近期丢失的领土、抗击奥斯曼帝国等事务。索别斯基为此制定了修好并联合瑞典与法国，夺回普鲁士地区雄心勃勃的外交计划，史称“波罗的海政策”。
首先是结束对土战争，因为法国对土关系较好，索别斯基向作为盟友的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of France）求助，后者与索别斯基签署了秘密协定“雅沃洛夫条约”。条约内容包括波兰承诺向法国对勃兰登堡的军事行动提供援助，以换取法国的经济补贴和波兰对普鲁士公爵领法理宣称的支持，路易十四还承诺会调停波土矛盾，以便波兰军队可以北上配合法国全力进攻勃兰登堡-普鲁士。
索别斯基制定这项计划是充分利用了当时波谲云诡的外交形势，彼时法荷战争正在进行，法国需要波兰和瑞典从东方牵制勃兰登堡-普鲁士。瑞典需要夺取波罗的海南岸的土地重新建立她在波罗的海的影响力，波兰自不必说，夺回这块富庶且极具战略价值的腹心之地可以极大优化波兰的地缘形势，还有助于增强他的个人权威。理论上这是个稳健的三赢计划，但许多意外让“波罗的海政策”以失败告终。
索别斯基在1674年主动出击，一路高奏凯歌夺回了许多失地，然而因为立陶宛大贵族米哈乌·卡西米尔·帕奇（Michał Kazimierz Pac） 突然率军回到立陶宛，索别斯基无法进一步扩大胜利果实，只得停下并建立了稳固的防线。1675年，卡尔十一世（Charles XI of Sweden）的13,700瑞典军队登陆几乎不设防的波美拉尼亚，勃瑞战争全面爆发。就在索别斯基准备率军北上一同进攻普鲁士时，法国使节送来了坏消息：法国的调停行动宣告失败，天主孝子的面子让步于穆罕穆德四世的个人野心，对哈布斯堡王朝发动全面入侵（伟大的土耳其战争）早已提上日程，为此，奥斯曼帝国没有理由与波兰修好，反而要进一步削弱联邦。
- （这不是法国第一次失信于对波兰的政治承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 （立陶宛的帕奇家族之后还会多次提到）
坏消息接踵而至，1675年6月18日，瑞军在费尔贝林之战中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败于勃军，尽管双方伤亡差不多。但瑞典的进攻受到扼制，这场失败又导致神罗和丹麦向瑞典宣战，瑞典人被迫撤退进行战略防守。1676年，奥斯曼帝国联合鞑靼人又发动了一次强大攻势，尽管再次被索别斯基击退，但也导致波军被牢牢牵制在东南方，难以北上支援瑞典。筋疲力尽的双方在10月份签署祖拉诺停战协定，波兰收回部分领土并停止向苏丹致敬。
索别斯基没有浪费来之不易的和平，依照早年对法国和瑞典军队的考察，他迅速对波兰军队实施现代化改革。包括整编步兵方阵、规范骑兵编制，显著增强炮兵等等。紧接着，索别斯基再次把目光投向北方，他决定对勃兰登堡-普鲁士宣战，武力强行夺回普鲁士。但法国信使又送来了坏消息，1676年，路易十四因为财政困窘和国际局势不利等原因，决定与大部分交战国停战，其中包括勃兰登堡。
法国态度的转变将波兰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法波关系逐渐破裂。外交局面不利，内政又出了事情，亲法派政党以及以立陶宛帕奇家族为主的反索别斯基势力挑起了新一轮政治斗争，其中，哈布斯堡家族和勃兰登堡对波兰贵族的贿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接下来七年的时间里，波兰都处于激烈的政治内斗状态，无力对普鲁士发动进攻。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帕奇家族。
内部斗争和帕奇家族
内部斗争和帕奇家族
帕奇家族发迹于杨二世·卡齐米日时期，大洪水使原本强盛的立陶宛萨皮哈家族与拉兹维尔家族开始衰落。随着新教势力的衰退，新一批忠于国王的天主教贵族崛起，典型的就是帕奇家族。到索别斯基时代，帕奇家族在立陶宛几乎处于统治地位，影响力高于波兰王室。帕奇家族的影响遍及立陶宛的统治阶层，立陶宛总理、大盖特曼、维尔纽斯伯爵、主教、内阁大臣等等军政要职都由帕奇家族的人担任，史称“帕奇家族统治时代”。
米哈乌早年与索别斯基并无瓜葛，但两人步入政坛后，矛盾立刻显现——索别斯基早期是亲法派，而米哈乌强烈反对索别斯基的政治倾向。作为一位典型的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波兰式大贵族，米哈乌擅长用各种手段反对索别斯基，比较著名的就是在“索别斯基的远征”时期的两次私自撤退，以阻止索别斯基获得更多军事战果和影响力。在1674年的选举中，他为反对索别斯基甚至主张让俄国沙皇就任波兰国王。
索别斯基执政时期，米哈乌的主要政策就是反对索别斯基的大部分政策，同时，他领导帕奇家族及附庸党羽接受来自俄国、奥地利和勃兰登堡的贿赂，接纳这三国在波兰施加影响力，在各个层面与索别斯基针锋相对。米哈乌竭力反对索别斯基收复普鲁士和加强王权的政治诉求，直到1682年去世。
索别斯基刚即位时选择扶持立陶宛萨皮哈家族，本打算让其为己所用。结果萨皮哈家族利用他的保护加强在立陶宛的影响力，羽翼丰满后更是联合帕奇家族一共反对国王。这种反抗行为放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被当做叛国罪来处理；而在联邦中，其所做的坏事却被真正视为是对祖传特权的一种捍卫。
- （讽刺的是，米哈乌去世后安葬在圣徒教堂，他命人在墓碑上刻下“这里埋葬着罪人”的铭文。这本来是天主教的原罪论，但从他生前的许多政治举措看，对于联邦国家来说，他自称为罪人也是非常合适的。）
就这样，外国势力贿赂大贵族，大贵族贿赂瑟姆议员，议员在瑟姆中频繁使用一票否决权等办法反对、拖延索别斯基对勃兰登堡-普鲁士开战的诉求。反索别斯基政党一度密谋废黜索别斯基，重新选举更容易控制的外国人当国王。后来事泄，索别斯基发现许多亲法派贵族甚至法国特使都参与到密谋行动中去，他下令驱逐了法国特使，波法同盟关系解除。索别斯基设法拉近亲奥派的联系，这让他取得了一些贵族的忠诚，暂时缓和了内斗局面。
另一方面，关于奥斯曼帝国即将发起巨大规模攻势的情报越来越多，索别斯基被迫再次将对外战争的重点放在南方。1683年3月31日，他选择与利奥波德一世结盟，双方承诺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都要支援。随着边防压力增加，索别斯基下令增强南方城市的防御，同时开始集结兵力应对可能的战争。战争爆发后，索别斯基不等立陶宛军队到达，率军八天强行军四百公里抵达维也纳，与洛林公爵查理五世合兵一处，将二十万奥斯曼军队打得土崩瓦解。同年12月，索别斯基率军回到克拉科夫。
- （索别斯基有十三个子女，有十个都没活到成年，大部分都在出生不久后死去。）
终索别斯基的一生，他都在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稳固的世袭君主制的中央政府来改革国家的诸多弊病，他还试图改革瑟姆的权力，来限制瑟姆奇（地区议会）的作用。但这些举措包括一开始所讲的索别斯基的大部分政治目标都在内部的掣肘中宣告失败。
在经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后，索别斯基放弃了改革王权、收复普鲁士以及帮持他长子即位的努力，一心将统治重心放在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中。1686年，索别斯基又组织了一次远征，但因为恶劣的天气以及其他原因，这次行动无功而返。在对俄外交中，索别斯基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费奥多沙皇威胁索别斯基，除非他正式确认二十年前的安德鲁索沃协定，否则俄国可能与土耳其结盟对波宣战。
索别斯基再次选择了妥协，让本就混乱的联邦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战争。然而代价是巨大的，联邦让出了基辅和斯摩棱斯克的宣称权，承认俄国对联邦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这实际上就是给了俄国此后公然干涉波兰内政的机会。
1685年，索别斯基试图组建一个国际反土耳其联盟，但受到法国的阻止又以失败告终。1691年，61岁的索别斯基又组织了一次对摩尔达维亚的远征，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没有获得更大的战果。回到波兰后，他修建了一条防线，不再试图出战。
杨三世·索别斯基的晚年是在一种壮志未酬、心灰意冷的情景中度过的。他甚至放弃了许多日常政务，将主要精力放在积累大量私人财富和装修美化宫殿来寻求安慰。1696年6月17日，索别斯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维拉诺夫宫殿里。后来他的妻子于1716年去世在法国，两人的遗体均安葬在克拉科夫的瓦维尔教堂地下墓穴。索别斯基死后，在1699年，波兰人才在卡尔洛维茨条约中收回了卡涅缅茨、波多利亚和右岸乌克兰的领土。
杨三世·索别斯基的统治就此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武双全、具有远见卓识和敏锐战略眼光的统治者在波兰的窘迫处境。与众多的前任一样，索别斯基即位后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国家的致命弊病，他也尽了最大努力试图拯救他逐渐滑向深渊的祖国，然而个人的努力终究要让步于时代背景。
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这个曾经在东欧叱咤风云的巨人已经虚弱不堪，内部的蛆虫掏空了她的身体。而此时，东西方的两个邻居却紧跟时代的步伐迅猛崛起，一位雄主将带领俄国冲向历史的巅峰。索别斯基依靠个人的努力让摇摇欲坠的联邦还能勉强撑起一个大国的架子，然而他去世后，联邦伟岸的身躯将轰然倒下，徒留一个苟延残喘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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