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机核”给出的“核聚变”交通提示,最便利也最不容易发生交通意外状况的抵达方式就是乘坐地铁。
和所有超大城市群,比如东京、首尔、巴黎、伦敦和莫斯科的地下交通网络一样,北京的地铁的交互换乘通道犹都数倍于米诺斯的迷宫,身处其间的人们要么对这些平日里要来往数次的通路过分熟悉所以行色匆匆,对相关提示熟视无睹,要么就似我这般初来乍到之人,时不时的需要抬头低首,观看手机地铁并仔细分辨色彩斑斓的指示标牌以确保没有乘错方向或是因为疏忽而不小心过站。但是在整个里程刚过三分之一的时候,这样的过度小心就变成了杞人忧天,因为几个穿着印着繁体字“机组”黑色T恤衫,身挂“吉考斯工业”背包的人出现在了人群之中。
类似共济会成员那种特殊的握手方式以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刹那之间就互称同志,穿着这件黑色T恤衫的人在人浪中出没就意味着向周遭的同道中人做着无声地宣告“跟着我们走——至少走错了还能一起找路”所幸的是,鉴于交通指南里那只肌肤光洁,更重要的是卓有成效姿势坚决的指路手,和我一同前往的人们没有像某个法国大厂的游戏里那些“脑筋不太好”的路人一般,在地铁通道和墙壁之间来回打转,而是一路顺畅的来到了亦庄会展中心。
如果只是根据体感,2019年5月11日上午北京温度的体感尚可,不过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亦庄会议中心外围人行道到上被阳光直射十分钟,“舒适”的幻觉就彻底荡然无存了。人的生存本能无时无刻都在驱使人面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要保持“厌恶、恐惧和退缩”,感知形形色色负面情绪,或被此所支配其缘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糟糕的状态中脱身而出——然而在此时此刻,这都是徒劳无功的尝试——除非在见到长长队伍的那一刻认为参加核聚变是自己此生中所做出的不明智的决定,不然排队的人不太可能从里外三圈的队伍中瞬间脱出。
因此,所有骄阳下的人都在践行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的最后一句话:“等待和希望”。
一位摄像师站在一个16寸左右的行李箱边上用一台尼康相机对着沙虫一般长长的队伍不慌不忙地校正角度,进行着视频素材的收集。可以想象,在通过光线的镜头里,一支队伍在龟速移动,周围不时有“机组”法披的工作人员来回走动,然后对着手机或是对讲机说上几句。皮肤黝黑,维持秩序的特勤保安手拿着喝干水的空宝特瓶晃来晃去,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我们那些往往在人们焦躁的时候只会适得其反的话:“请—不—要—着—急”。
为了打发时间,更为了减少在被紫外线彻底包围的痛苦,人们一如既往的求助于智能手机,微博、朋友圈、直播APP,抱怨,提醒和毒鸡汤都导致在核聚变活动尚未开始的时候,就消耗掉了设备里至少三分之一的电力,但当人们意识这一点的时候,队伍已经差不多移动到了正门口了,紧接着便是所有的经常旅行的人们所熟识的“电影/游戏化场景”——某个巨大建筑物的入口处,满身防具的安保人员对包裹通过安检仪器的进入者继续着一丝不苟的搜身检查,志愿者给人们带上标志“进出身份”识别物,“千万别丢了,不然就进不来了!”在这一刻,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到了自己曾几何时的想象之中(好吧,我并没有在说迪士尼)。
(注:排队的状况其实在场馆内也很普遍,但因为我本人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游戏体验,因此没有这方面太深的感受)
我依旧记得自己拿到第一台任天堂红白机那段时间的复杂心境,因为归根到底,我其实只是一个喜欢“看”别人玩游戏的旁观之人。所有80年代的游戏对我来说都有只能有3个关卡左右的体验,几乎所有的游戏我最多都只能玩到第四关就算是最高纪录了。所以当同龄的小伙伴来我家的时候,我最渴望做的事情就是借机逃离,因为糟糕的游戏技巧会让我无时无刻都觉得处在他人的永无止尽的耻笑之中。这是一个无比尬尴的悖论,我喜欢游戏,但是游戏好像一点都不喜欢我,于是在我堪称平庸的学习成绩之外,父亲指责我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学也学不好,玩也玩不好,废物。
30年后,我在核聚变现场,依旧会想起父亲的话。这里所有的比赛我都不敢于尝试,这里所有的游戏我甚至都没有兴趣浅尝辄止,但即便我自认是一个被几乎所有游戏所“蔑视”的因病医治无效的“手残癌晚期患者”,我依旧能在核聚变的现场感受到别人玩游戏的乐趣,对他们来说,此种玩游戏的快乐是其他人或物能不能给予的,正如我自己这种观赏他们游戏所油然而生的快乐也同样朴实却无以伦比。
机核众人在熙熙攘攘,但井然有序的人群中来来去去。他们若有似无,在需要时出没,其他时候则静静潜伏,仿佛远古城堡中一群礼貌而周到的“幽灵”,一群熟悉的陌生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只是恰好在机核工作。
我通过网络电台这种不见面的方式与他们“熟识”,而当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我面前呈现的时候我则从未如此清晰而深刻地意识到,我对这群人根本一无所知,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实际上恐怕与我无任何相似之处。我因此感到沮丧与虚无乃至无以复加的困惑,但又满怀欣喜——我似乎还是应当感谢游戏这个载体,让形同陌路的人们以一种如此诡秘而不可思议的链接彼此,但又不至于时时刻刻都要互相伤害。
首次机核作者的小型聚会的举办地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私密房间里,长方形的房间像是个巨大的铅笔盒,一个夸张的吊灯给逼仄的房间增添了几分不合时宜的克苏鲁式雅致——一群鬼鬼祟祟的游吟诗人在暗黄闷热的格子间里讲述着莫可名状的故事,但事实上这次聚会更像是一群矮人、地精、僵尸和黑暗精灵的大杂烩:除了没完没了的喧嚣嘈杂和掌声呼啸,就是主办人之间没完没了地互相拆台。从7点到九点的这两小时几乎完全属于“机核老白/“赵姐”,他就像巴格拉基昂行动中的罗科索夫斯基,字字珠玑、汗液喷涌,手舞足蹈,光芒四射。
日行两万余步业已下线的机核主编依旧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而像是龙颜大悦,眉飞色舞的白广大苏丹在贴满金箔的寝宫里面对满着屋的妻妾情妇讲述未来,时而像是自瓦尔哈拉下凡的女武神“白姐”——更多的土地,更多财富以及更多的……赞助,以便让这间“地精的酒馆”在不久的将来升级成为贾巴宫殿,届时,衣衫仅供遮体的助兴舞娘和头小身大的外星乐团也能为这种“蛇鼠一窝、沆瀣一气”的场面提供恰当的助兴。直到身边的“维齐”西蒙告诫她,即使面对最纯粹彻底的拥戴者,也不应该覆水难收地随意画饼,滥施“同情”。
然而,不论这次相对迷你的聚会有多么自我局限,或是它所期望和展示的未来是多么想当然,但它给在场所有人的心境所带来的戏剧化因素依旧不容忽视——任何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都在希冀认同与肯定。
正如机核这个在我看来无法定义的团体本身一样,无论是在核聚变的硕大无朋的现场,还是在“合作无间”荷尔蒙蒸腾的斗室,你都不得不承认,2019年的“机核”尽管已经变成一头它的创始人都已经无法精确辨识的动物,但是在纸醉金迷且充满自我解体倾向的娱乐行业中,无论是表象还是内在,它代表恰恰是人们所渴望的干燥、温暖、光明的那一面。
这一天的正午,我离开亦庄的时候,素面朝天的女王盐单枪匹马风尘仆仆地在路上紧赶慢赶然后消失在刺眼的阳光之中;这一天的夜晚,我离开丰大酒店的时候,dagou老师在的路灯里孑然一身,凌波微步悄然无声地遁入黑暗。
至于我,则会在有生之年都会记起这是事实上平静如常,但心潮波澜汹涌的一场昼与夜,那么,有缘的话,来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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